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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广洲：从毛泽东哲学透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原则与走向
从毛泽东哲学透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原则与走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已有 80 余年的老话题，1938 年 10 月 14 日，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论新阶段》中提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则用的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是因时因事而做的调整。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一个新的课题。因为“中国化”再次成为理论界关注，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中期，此后，不断被思想界、理论界、学术界，以至于我们党高度关注并提倡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既涉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两个方面的问题，也涉及两者如何结合的问题，还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的走向。本文将从毛泽东哲学角度深入透析与此相关的若干问题。
一、准确解读“两个结合”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论断。今天，我们讲的 “两个结合”即由此而来，要全面正确地理解“两个结合”，在准确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必须对“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一个准确的认识。
1.正确理解“中国具体实际”
马克思主义要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即立足于是时的中国，立足于当下存在于中国的各种现实状况，包括依然存在并影响着中国的现实发展的传统的和现今的、自有的和外来的一切社会要素。
中国社会结构的既有性，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山川物矿、风土人情等中国人民所赖以生存的物质的和自然的条件。其中，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不可忽视，它辐射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渗透于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所有活动中。这是任何理论要解决中国的问题都不可能回避的。
一般来说，中国具体实际其实就内在地包含着中华传统文化。但就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则更应注重于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人民群众的现实实践。
所谓“中国具体实际”，本质上具有主动需求性。这个主动需求性是由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要解决的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目标和方向的问题， 而决定这些问题的根本在于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和解决。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中国社会发展的每一阶段都应该着眼于、 立足于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与解决。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不同时期，我们所面对的中国实际既有不变的、相对稳定的方面，但更多的还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着变化的方面。
自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经过数十年的磨合、发展，人民经济已经日臻完善。其基本内核就是经济成果由全体人民所创造、为全体人民所享有。中国社会的基本构造也是与之相适应的。如在政治结构上，采用“人民民主专政”机制；在文化上也是人民大众的文化；在经济上采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结构。在社会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人民银行、人民邮政、人民公安、人民政府，等等。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从这样的实际出发，必须站在这样的基础之上。
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寄望于以西方经济学再造中国经济，彻底否定中国既有经济基础——经济结构（模式）、经济运行机制。这种再造必然造成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必将否定既有社会主体利益的丧失，从而形成新的特殊利益群体。无疑，“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完全脱离中国社会实际的，也是与我们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目标所背离的。
2.正确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遵循着政治解放、经济腾飞和文化重建的逻辑展开。在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文化重建的任务极其急迫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具体实际其实也包含着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在新时代提出“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有其特殊的现实意义。
对于如何正确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毛泽东曾做过极为精辟的阐释：其一，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做一个全面、系统、深刻的梳理；其二，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那么，何为精华？何为糟粕？毛泽东曾深刻地指出，“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这里讲的“封建性的糟粕”，就是指那些毒害青少年、毒害人民的封建迷信、腐朽颓废、邪恶反动文化等。而“民主性的精华”，主要是那些属于“真、善、美”，促进人民积极向上的、赋予正能量的文化。今天要发展的“民族新文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这样的新文化，无疑是“提高民族自信心”，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必要条件。
要正确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必须明确“精华”与“精髓”的区别。所谓传统文化的“精髓”，是指那些代表了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的东西，是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一种事实判断，它构成了文化最根本的特征，是文化的核心，是一种文化之区别于它种文化的标志，是该种文化之能够成立的根据。
所谓传统文化的“精华”，则是指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一种价值判断，一种评价。这种价值判断和评价必须是立足于现实社会的，是就文化传统的继承问题而确立的。
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与精华，首先，就其存在来说，具有永恒性与历时性之别；其次，在性质上存在着稳定性与变动性之别；再次，在内涵上又表现出绝对性与相对性的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忽略或没有意识到文化精髓与精华的区别，常常混淆精髓与精华的本质不同。
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应该到中国传统哲学的产生和发展中去寻找。中国传统哲学产生于春秋战国之时，但最初的发端却在殷周之际，尽管当时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状况，但在以后的发展中，儒家和道家逐渐占据主流。从《易经》到《易传》已基本确立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精神。这一精神在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中被充分展开。宋代理学家曾提出著名的“16 字心传”作为中国文化的道统、核心精神，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尚书 · 虞书 · 大禹谟》）。尽管他们是从构筑理学体系的需要，而断出己意，大加赞赏，认为这是尧、舜、禹心心相传的关于治理国家和个人修养的原则，但我们从这 16 字中也可以引出“中”这一概念。
我以为这个“中”应视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以“中”为和，为一、为大、亦为正。“中”非“中庸”，中庸多作折中解，折中非和谐、非正、非一。“中”是哲学范畴，也是伦理学和美学范畴，还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范畴。“中”具有和、一、正、大等特征。
“中”为“和谐”，讲事物的关系，各得其位，井然有序，处理方式是协调各方，力争双赢；
“中”又为“一”，具有源出和归宿的寓意，是核心，是中心，是万事万物之趋向，世界万物各有不同，但终究是统一的；
“中”还为“正”，所谓持中守一，代表公正、正义、正气，坚持原则，反对极端，是伦理意义上的最高的价值追求；
“中”也为“大”，礼仪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谓中国、中土，不仅求诸于中，而且求诸于大，大而巍巍然。
“中”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体现于中国传统哲学的不同层次，并同时渗透于古代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封建社会中，就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所注解，而在社会主义社会则应该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所遵循。
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上有这样一种说法——“经济人假设”。先假定人都是自私的，由此确定所有制的人格化，进而论证私有制的合法性、合理性。从而极力将改革开放的航行引入歧途。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它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的，是在后天的社会实践活动中逐步形成的。我们也知道，中华传统文化也强调：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我们今天要讲“中”，则是从它所孕育的和、一、正、大、美这个基点出发的。当然中国传统文化的“中”或“求中”的精髓表述也是在与西方文化的“异”或“求异”的精髓表述的对比中揭示的。
可见，认识和理解传统文化的精髓和精华十分重要，如何正确对待传统文化更为重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通性及相融性是存在的，当然还是需要我们去深刻把握。
二、正确实施“两个结合”的几个基本原则
正确处理“两个结合”面临着一系列复杂的情况。“两个结合”不是口号，必须从实践上采取切实可行的方法进行落实。
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几个基本原则与着力点
第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相结合，要明确“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首先，任何真理都是具体真理。因为任何认识都是具体认识，同样，任何正确的认识都是对具体事物的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正确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由一个个具体的真理构建的博大的思想体系。
其次，所谓普遍真理是指，认识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即主观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事物。这样一个认识，无论在何时何地只要论及针对这样一个事物，这个认识都是正确的，都应被视为真理。这也就被认为是真理的绝对性，又称绝对真理。
但是，真理的运用却是有时效性的。列宁说过，真理再往前走一步就会变为谬误。任何真理都既不可能在任何时候也不可能对任何事物都具有正确的指导性。
因而，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首先即要明确，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所有真理不加选择地拿来运用于中国具体实际，也不可能将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一个真理可以不加选择地运用于不同时期的中国具体实际。
第二，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着明确的立场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最根本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个世界观和方法论即是以唯物的辩证的观点和方法去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
尽管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今天在全球范围内，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有人在，而非马克思主义更是占居多数。本来，马克思主义是为绝大多数劳动群众谋利益求解放的学说，而当今世界上还有多数的群众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这种状况随着世界的发展与变化是会有所改变的。但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时俱进，才能引导世界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之一是对当下社会主要矛盾的揭示，之二是对人类社会发展根本规律的揭示。
前一个揭示主要体现在，马克思对其所生活的西欧社会资本主义初期到中期的发展现象的揭示，在进行了大量的分析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思的《资本论》从商品的二重性到劳动的二重性，再到资本的本质的揭示，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态的极具二重化特征。这时的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社会的劳动大众中获得了极大的认同，并呈现出迅猛发展的趋势。从理论走向实践，从一国走向多国。但是，由于随后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失误与偏差，丧失并错过了这样的时机。于是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开始了新的探索，解决时代提出的新的问题。
后一个揭示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的长远未来，即人类社会的根本生存方式的揭示，探讨人类究竟应该怎样生存和生活。而要实现这一远大目标乃是极其遥远的未来，从而减弱了现时代人们的迫切感、参与感。
我们认为，以上这两种现象可能是导致今天非马克思主义占居多数的主要因素。
至于反马克思主义，乃至敌视马克思主义，则大多是曲解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说乃是具有不同的立场所致。持有这种立场的人，一种是属于统治阶级（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一种是寄望于成为统治阶级的人。如最近在互联网上所发的一则帖子，是一位在德意志银行工作的华人谈《资本论》，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资本积累、生产过程、流通过程、资本再积累、剩余价值，再到财务再分配，正确地分析了市场经济的过程。但马克思的错误在哪里？错误在于，他是从公平分配开始，而没有像凯恩斯那样，是从资源利用最大化、资源效率最大化开始，因此他认为社会主义、中国革命穷人造富人的反是不对的，因为富人的财富是当时的制度、法律所允许的。还有一个帖子，说我们追求的公平应该是起点的公平，而不是最终结果的公平。认为起点公平，后来的结果的差距、不公平，是因为一些人勤奋，一些人懒惰所致。所以不能以结果的公平作为追求的目标。
他们恰恰忽略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认为，正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保护了人吃人的社会，而将社会的发展，尤其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视为起点的公平，不仅不符合历史的真相，而且遮蔽了人类社会的良心。因为，资本主义的财富积累一开始就是“羊吃人”。
我们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虽然包括了实践的过程和结果，但最终还是要以实践的结果来检验。因此，社会的公平与否，既需要起点的公平，更需要结果的公平。仅只有起点的公平，在一定意义上说，其实是一种虚伪的公平。所以，具有不同的立场，必然具有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解。
第三，要充分认识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以及社会主要矛盾的变迁。如何理解中国具体实际？要认识中国社会存在的根本性质和面临的主要矛盾，只有是从社会根本性质出发，抓住主要矛盾，并解决之，才是对中国社会具体实际的真正认识和理解，才可形成“两个结合”。
因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其中所说的“中国具体实际”，指的是中国社会当下所存在的主要矛盾及其社会性质所决定的社会具体状况。
如果只是从片面的或者是局部的层面出发，是不能真正全面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实际的，更加不能把握中国社会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只有深刻认识和正确把握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与主要矛盾，才是真正地认识和把握了中国社会的实际。
关于新中国 70 年的成就与挫折，如何看懂 GDP、国民生产总值、工农业生产总值三者间的不同？如何看懂国民平均收入水平的变化？新中国 70 年纪念期间，央视“数说中国”中关于新中国 70 年经济规模发展图表，将 1952—1979 年的增速归零，曾在网上掀起巨大波澜。还有，将 1949、1979、2018 三个年度的经济总量相比，以显示后 40 年的跨越与优越。但这些数据从何而来？GDP 与工农业生产总值之间的差别是什么？物价上升指数与通货膨胀水平是何关系？特别是购买力的变化，等等，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如果不能够充分地认识这些，是不可能对中国的具体实际有一个准确把握的，那又何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呢？所以，我们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认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与变化。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定位（包括政治层面和经济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涵盖了两个概念，即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一方面，要处理好唯物辩证法的普遍与特殊的关系，也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另一方面要处理好中国特色的“特色”；还要处理好社会主义的本质与属性的关系问题。
一般来讲，都是把中国特色作为特殊、个别、个性，而把社会主义作为普遍、一般、共性。但是，无论是中国特色还是社会主义，都分别具有自身的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共性与个性的关系。而且中国的“特色”与社会主义的共性，如何对应，即如何结合的问题更加是一个难题。
同时，中国特色实际是对应于他国特色而言的，那么，如何既坚持社会主义的一般性、普遍性、共性，又坚持与中国实际相契合的社会主义原则，则需要进行中国特色的选择。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两者如何相结合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或者说，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研究探索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并将这种探索中所产生的经验加以理论的提升，从而形成较为系统的体系化的思想理论，才能够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
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及要注意避免的几种倾向
第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及其方式方法。
一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第一步要面对的就是如何区别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毛泽东给出的态度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传统文化的“糟粕”与“精华”主要是视其对当下的中国发展是否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所以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处于从封建社会转型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和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历程时提出，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新时代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依然要视其是否有益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益于最广大人民的幸福，即立足于“人民至上”这个最根本的理念。
二是批判继承，推陈出新。中华传统文化说到底是服务于封建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基础的，所以从根本上已经不适合现代社会，但中华传统文化又是中华民族在求得生存与发展中凝练出的智慧，因而必须通过批判性的改造而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而达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这种批判性的改造，即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的、精华的部分进行改造，而不是简单地直接地采用拿来主义的方式。例如，毛泽东对“实事求是”成语的辩证唯物主义改造。当然，对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也是可以进行批判性的改造，以提取其中有益的成分，进行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转化，实现推陈出新，达到对其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的。如本文前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尽管有着“和、一、正、大”等特征，但在封建社会中，就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所注解，而在社会主义社会则可以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所遵循。
三是厚今薄古，古为今用。中国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绵延数千年，其所沉淀下来的优秀因子汇成一条璀璨的文明长河。这些优秀成果，有些已经因时代的变迁而不再具有现实的影响力，如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在历史上就多次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那是在封建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态下，才对恢复农业生产产生了积极有效的作用，今天的农业生产力发展已经远远不需要这样的治国之道了；有些则需要进行批判性改造才可以在现实社会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如对“仁”“义”“礼”“智”“信”的批判性改造；当然有些在今天依然还存在着巨大的、有效的指导价值，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如何正确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体有效地运用于现实时代的发展，就需要坚持厚今薄古、古为今用的原则。
四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956 年 4 月 28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同年 5 月 2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通常用来形容艺术和科学领域中的多样性和竞争性。而毛泽东则更看中在多元化的环境中，通过竞争和交流，可以激发更多的创新和进步。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还需要鼓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近现代文化的批判性借鉴与吸收，以及从科学技术的发展新成果中获得新的文化发展动力，同时也期待通过“两个结合”使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以更多种的形式、更多层面的特征、更宽广的领域展现出来，接续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
五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这也是最为重要的原则，就是在“两个结合”的每个环节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也是“两个结合”的最基本的原则。前面四种是“结合”的一般原则，也是如何实现“两个结合”的基本方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鉴别精华或糟粕、批判与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真正落地生根发芽，另一方面使中华文化获得新生再创辉煌，从而接续中华文明这条璀璨的历史长河。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一个严密完整的思想体系，在实际的运用中必须根据时间、地点和条件的不同，进行有针对性的选择和处理。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所说，“《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呈现出不同的理论层次：揭示整个客观世界最一般规律的原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辩证唯物主义所包含的那些基本原理；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原理，这里包括阶级社会和无阶级的社会形态；我们是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实际来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因此还必须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原则，这些原理是在中国具体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适用于中国的实际，但对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要注意避免的几种倾向。如何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结合？这里想就其中几个问题谈点想法。
问题一：要避免把“第二个相结合”视为同等的两种文化之间的融合，有观点以“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来加以表述。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一理念出自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总结。1990 年 12 月，他在“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主题演讲中，对处理不同文化关系的原则进行了阐述。大同美，究其本质而言，就是不同文化中的不同人群对自己传统的欣赏，从而达到美的一种平衡。坚持个体美与追求大同美之间并不矛盾，也就是说“各美其美”和“美美与共”是相辅相成的，而且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保障。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广义的文化，并不排斥人类有史以来的各种文化，而是积极主动地以其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批判地改造和汲取其优秀的成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但这里却不能从同等意义上去理解。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学说，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所说的相结合，是指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批判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使其有益于今天的社会发展，使其汇入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
问题二：要避免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曲解为“儒学的复兴”的“文化复古主义”的倾向。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把“中国梦”定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中，出现了一种曲解、误读“伟大复兴”的倾向。
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批判与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不分青红皂白、不辨真假对错，不论轻重缓急地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必然会为中华传统文化中封建糟粕的还魂提供氛围、创造条件。
因此，要对中华文化的全部历史有所自觉，有清醒的认识，有自知之明，有自信，且有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和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问题三：要避免把习近平文化思想仅仅解读为与“第二个相结合”相关，并将传统文化与道统相联系。
自从2023年10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概念以来，学习、宣传、研究，以及解读习近平文化思想成为理论界的热点和重心。什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其内涵是什么？有哪些内容？其中，大多数文章聚焦于“第二个结合”，集中探讨、解说“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意义，以致似乎从“第二个结合”中才能悟到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真谛，甚至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
在这些议论和探讨中，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也存在着远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担忧。其中最需要注意或避免的就是，将习近平文化思想仅视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进而将中华传统文化视为中国文化的道统，于是易被理解为与道统相联。
显然，这是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曲解。我们知道，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结合，从而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中丰富与推进了智慧现代文明的发展，而且更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从领导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中强调，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他还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繁荣发展起来，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发展繁荣起来。这些都明确地显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系统的思想体系，绝不是仅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更不是对所谓中国文化道统的延续。否则，将置马克思主义于何处？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走向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行理论阐释，需要从理论上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逻辑和从实践上探索其发展走向。从理论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后实现中国哲学的全新形态）中国的新哲学，是一种逻辑发展必然。从实践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是或主要不是书生们在书斋子里面就能够完成的，只能是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大实践中来实现的。
1.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走向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种理论目标，也是一个实践过程。它首先要求的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来转换表述形式，掌握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其次要求把原理转换为可以操作的具体的路线、政策和策略，并进一步化为具体的工作方法。从而使中国革命实践走向成功，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过程中，以其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概括、提炼在这一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经验，形成新的理论，从而融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随着中国革命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运用也日益成熟，同时，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也越来越系统，当这些理论的概括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时，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过程便走向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2.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上在理论形态上仍然保持着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形式，从一定的意义上讲，它还只是在具体形式上以及内容上体现出中国的特点，如在形式上主要是实现了一定的语言的转换，即实现了语言的通俗化、大众化和民族化；又如在理论上主要是指实现了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但是，在理论的形态上即在整个体系结构上，在内部的逻辑结构上，在外部的表述方式上，还没有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中国化”过程的进一步深化中，理论形态的转变也提上了日程，即主要是对体系结构、表达方式以及内在逻辑结构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并逐步实现了这种要求。这样，便完成了由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转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是完全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即在历史的任务、时代的主题、现实的条件、实践的要求等方面，完完全全是中国社会自身所产生的，而且这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也发生了变化，它可能在外部表现上应该体现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坚持、创新和发展。例如，在理论的出发点上就可能不尽相同，而理论的出发点的差别，所建立起来的体系大厦也要与时俱进。
也就是说，在表现形式上尽管有新的特点，但这一理论的实质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不能改变的，这个魂脉是不能改变的。这里讲的理论出发点主要是指其逻辑起点而不是理论本身的基点，在根本的基点上仍然是客观的社会实践，是从事着物质资料生产的人的实践，这是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建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完全一致的。但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则可以不尽相同，这种不同最主要的根据当然还是来自客观的实践本身的特殊性，即它所总结、概括的实践经验是发展了的中国社会时代的实践。如毛泽东哲学思想就是总结概括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里如何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经验，邓小平理论则是总结概括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国度里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进行理论探索、理论创新的伟大成果。
3.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中国的新哲学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从比较系统的、具有独特的理论形态角度而言的，这一哲学已经建立了比较完整的自身发展的机制，它已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本的精神融会贯通了，成为自身的命脉。但是，它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主体大厦的一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表现形式，更是众多哲学学派的一种。
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其传统哲学是以其独特的表现方式存知于世的。这一中国传统哲学不仅在一般的范畴概念上有自己的特殊表述形式，而且在哲学思维的形式和论理表述的方式上也不同于西方哲学传统。
再就是从观察事物的角度讲，认知事物的立场以及解决事物的问题的方法等，也大大有别于其他哲学。由于这些区别，常常使得人们在对中国传统哲学作出其短于理性、只重悟性的结论之时，又对它所蕴含的对事理的深邃把握而惊叹不已。其实，这种惊叹就是源于不同的思维架构的结果。中国传统哲学不仅成为中华民族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特有方式，也是现实中国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不论是从批判的角度还是赞扬的角度都不能忽略它。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已占据中国社会哲学社会科学的主导地位，但主导地位并不能代替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存在，甚至发展。长期以来，对中国传统哲学缺少科学认真的态度，使得批判没有达到深层，从而总是有批而不倒之感，而吸收又没有抓住精华，总是流于一种空洞抽象的形式。这样，所谓的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同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精华相结合，也只是表现在形式上，并没有在实质上真正展开。这就使得在整个世界大势发生剧烈变动之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严峻挑战面前，人们往往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寻找解释。这恐怕也是现代新儒学不仅在海外得以生存，而且在国内会引起极大的反响的原因之一。
当然，还有其他的解释，都想对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起程度不同、能量各异的攻伐。这种客观的情势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以更加博大的气度去融汇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去吸收整个人类认识发展过程中的优秀的合理的成果。我们所说的中国的新哲学，就是这种融汇了全人类精神成果中的优秀的精华，尤其是中国传统哲学之精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不仅在理论上达到了比较完善的程度，而且在现实实际中也真正成为最大多数的中国人所信服的哲学。
很显然，要实现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中国的新哲学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这又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的必然趋势和目标，它是寻找近代以来“中国向何处去？”历史课题的最终解答的必要一环。简要概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与中国哲学的走向必将达到一致，融合为一。而毛泽东哲学思想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向新的时代。
习近平在视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指出，当前，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提出了大量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迫切需要回答好“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题。
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走向首先要依据习近平提出的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要求，致力于延续中华文明、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目标。
文章来源：“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公众号 2024年9月5日
网络编辑：静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