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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论的坚持、发展与运用，具有高度的方法论自觉。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重要的思想特点”。邓小平始终“从实际出发、从世界大势出发、从国情出发，始终坚持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过程中，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方法论，解决了事关社会主义发展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创新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论，带领中国人民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道路和方法，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在中国的发展迈入新阶段，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论的创新作出了重大历史性贡献。

　　从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邓小平职务到党的十二大之前，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论的主要贡献集中体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方法论，恢复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正确评价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准确概括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揭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论向前发展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指明了根本方向。

　　1.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和方法论的权威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党的思想路线问题的最早提出者是毛泽东。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毛泽东确立和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他指出：“毛泽东同志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缔造我们党的最初年代开始，就一直提倡和实行对于社会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就一直同理论脱离实际、一切只从主观愿望出发、一切只从本本和上级指示出发而不联系具体实际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从1929年为古田会议写的决议到1930年写作《反对本本主义》，再到1936年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1937年的《实践论》《矛盾论》，这些不朽著作奠定了党的思想理论基础。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全党依靠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创造性地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基本纲领及道路问题，引领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最终胜利，并成功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解决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大原则性问题。然而，可惜的是，这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一段时间内由于复杂的主客观原因而一度被抛开，导致党在指导思想上发生“左”的错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林彪、“四人帮”破坏党的思想路线的罪行尚未彻底清算，党内又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方针，长期以来形成的思想僵化、半僵化状态依然未能得到根本改变。在这种历史境遇下，邓小平紧紧抓住了思想路线这个根本性思想方法问题，明确指出：“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这就敏锐地抓住了历史的契机，觉察到要从思想路线、思想方法这个根本性问题入手解决中国的复杂问题。

　　邓小平首先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通过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提出尊重实践标准，恢复实践的权威，进而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思想路线问题。1978年6月，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强调，我们做任何工作都是为了解决问题，“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同年9月，邓小平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后敏锐地指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个问题不仅是政治与思想问题，更是事关实现现代化的现实问题。同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中，又将之提高到防止亡党亡国的高度加以认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完成了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1980年2月，邓小平在十一届五中全会对党的思想路线作了完整的、系统的规定性描述，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使党的思想路线具有更完备的理论形态。这实质上把党的思想路线与认识规律结合起来，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理论权威。科学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一经重新确立，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也顺利地实现了拨乱反正。

　　2.正确评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邓小平是党内比较早地使用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并提出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的领导人之一，也是党同各种歪曲、割裂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进行斗争，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卓越代表。早在民主革命时期，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整风运动会的讲话中就比较早地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他强调遵义会议后，党“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肯定已经形成比较完整体系的毛泽东思想对于全党的指导作用。“文化大革命”前后，邓小平深刻地认识到，正确认识和评价毛泽东思想，绝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更是国内国际“很大的政治问题”，并以深邃的政治眼光和非凡的理论勇气提出“要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体系来看待”。

　　1977年4月至5月，邓小平在尚未恢复工作的情况下给中共中央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的观点，“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要对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进行全面的、系统的认识。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又以“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为题着重论述了这个问题。随后，他更是多次指出，“不能用毛主席的只言片语损害毛泽东思想体系”，有些人“表面上好像是把毛泽东思想抬得很高，实际上是否定毛泽东思想”，反复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由一系列基本理论观点构成的完整的体系，不能庸俗化地去理解，而要完整准确地认识，要善于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去指导工作。这些论述充满了以“求实”和“辩证”为主要特色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精神。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第二个历史决议”。这个决议是由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的，从一开始他就把“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作为重要任务，作为这个决议“最核心的一条”，反复强调要贯彻这一“中心的意思”。邓小平反复强调，“这个决议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第二个历史决议”客观地评述了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特殊社会历史条件，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正确回答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毛泽东个人的贡献与党的领导集体的贡献之间的关系，坚决顶住了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进而正确评价了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实现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3.为提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前提和基础

　　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评价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之上。他一再要求全党注重把握贯穿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习、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活的灵魂。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运用于党和国家建设的全部工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邓小平把实事求是概括为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他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也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确立了实事求是在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根本地位。邓小平也把群众路线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方法、党的优良作风加以提倡，指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这就指明了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路线、作风、方法在毛泽东思想中的极端重要性。此外，邓小平也十分注重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法论意义。他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在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命题的同时，高度重视独立自主。他指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这不仅高度准确地概括了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科学内涵，而且指明了这一思想的重要地位。邓小平关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历史地位的概括，为“第二个历史决议”提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方法论的深刻揭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论的理论宝库，在赓续、发展毛泽东思想方法论的基础上，带领人民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道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新的飞跃。

　　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致力于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新路径。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主线，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性理论成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论实现向上提升。

　　1.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主线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贯穿于邓小平理论体系的一条根本主线，是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路径，揭示了理论应与实践实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深刻哲理。任何真理都具有一定的适用条件和范围，马克思主义作为揭示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一般真理，如果脱离了发展的具体的、历史的实践，就只能是蛰居于现实之外的空洞的、抽象的理论。邓小平深刻指出，“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否则，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没有生命力。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客观实际、时代发展特征涌现出新的情况和特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要同新的、变化了的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具有深刻的道理学理。邓小平从历史和现实发展维度，详细地阐发了这一“结合”是历史必然、实践必需。他指出，党的七大正式确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是党根据过去革命中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总结起来的，并在第七、第八两次党的代表大会上加以肯定。但这一原则在具体运用中还会遇到许多新的问题，“一个国家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不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如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是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问题”，事实上就讲明了“结合”的内涵必须与时俱进、马克思列宁主义要与中国建设实际相结合的道理。邓小平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本身就是普遍真理。“普遍真理”究竟抓什么？在中国共产党看来有这样一条，“就是消灭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将来还要实现共产主义”，如果离开这一条，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失去存在的理由。那么，如何来实现这一真理？就必须研究本国实际和特点。为此，“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这里把中国的具体实际具体表达为“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指向了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使“结合”更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进一步深化了“结合”的内涵，增强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指导中国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邓小平既从中国的历史出发纵向把握“结合”的深度，也从世界形势和时代特征出发横向把握“结合”的广度，强调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还要同时代特征相结合。时代特征内蕴于“实际”之中，同时又具有自己的显著特点。面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格局和国际局势风云激荡的变化，邓小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研判时代特点，敏锐地对时代主题的转换作出了科学判断，强调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维护中国独立和主权、处理对外关系的重要指导方针和方法论。对于国际局势，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用“一国两制”的方法解决港澳台问题，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政策来解决部分领土争端问题，用“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来解决意识形态的争论问题，以务实、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法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正是由于邓小平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命题的提出和邓小平理论的创立，也才有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论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及持续发展。

　　2.创造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主题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结合”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是贯穿于邓小平理论及其方法论的根本主题。无论是进行革命还是搞建设，中国都要走属于自己的路。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会议开幕词中指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创造性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科学命题。这一崭新理论命题既强调了党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守，更表达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大胆创新的主观能动性，为党在新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论提供了科学的思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理论”与“实际”有效结合的典范，深刻体现了邓小平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科学方法的重大贡献，凸显了他对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方法论的坚持和创造性应用。从独立自主方法论意义而言，他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条件，以自力更生为主”，“中国本来是个穷国，为什么有中美苏‘大三角’的说法？就是因为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为什么说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就是因为我们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充分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坚守发展的“主义”并不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翻版或附庸，而是具有完全的自主性、独立性；从实事求是方法论意义而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践行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和方法。邓小平一再强调，“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中国正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要掌握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党的十二大以后，邓小平反复强调“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党和国家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标志着党对中国社会主义认识的飞跃，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指导。

　　3.创立邓小平理论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性理论成果

　　邓小平留给我们最重要的思想遗产，就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性理论。邓小平理论所蕴含的丰富方法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论的重要宝库。如同对毛泽东思想体系的认识一样，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也需进行全面系统的把握。尤为重要的是，融会贯通地掌握贯穿邓小平理论的一系列最基本的观点，掌握其内在的联系、基本精神和方法。邓小平理论最基本的观点主要有三个方面：“即重视实践、重视生产力、重视群众创造性，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的统一，解放人民群众的创造力与关心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统一。这三个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基本观点，不仅组成了邓小平观察和解决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问题的基本思路，而且体现了其理论方法论的鲜明特色。”

　　第一，尊重实践的权威性，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这是贯穿邓小平理论内容的精髓，是邓小平科学世界观最鲜明的特征。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阐发实事求是方法，把实事求是作为解放思想的根本依据，把解放思想作为坚持实事求是的重要前提。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冲破各种禁锢、砸碎思想枷锁、实事求是地认识和解决问题。邓小平把二者看作思想路线的两个互相联系和渗透的基本观点，这就为我们把对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认识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第二，重视生产力，坚持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的统一。从党的八大后不久邓小平提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到20世纪60年代初明确提出应该根据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来确定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的观点；到70年代中期推行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中心的整顿；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逐步制定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内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再到南方谈话中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正是凭借重视生产力，坚持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统一的基本观点，才澄清了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上的种种不科学的乃至错误的认识，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从而为新的社会主义观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三，尊重群众，坚持解放人民群众的创造力与关心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统一。邓小平坚持解放人民的创造力，从人民创造历史的活动中吸取力量，强调群众是党的力量的源泉，“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告诫党员、党组织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否则就一定要失败。同时，邓小平密切关心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就是为了增进人民福祉，南方谈话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把人民利益标准与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统一起来，把帮助广大群众摆脱贫困、实现经济上的彻底解放，走向共同富裕，作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这不仅大大深化了人们对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而且为真正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在上述三个方面的观点中，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解放群众的创造力，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人民利益标准，应该说是更具特色的思想。这些基本观点之间的有机联系和统一，充分体现了作为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一致性，而且也为我们全面理解和掌握邓小平理论及其基本精神提供了科学的思路和方法。

　　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放在一起，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这强调了，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如习近平所评价的：“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

　　1.创造性运用实事求是的基本方法，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依据

　　邓小平没有停留在对实事求是的一般性含义与地位的把握上，而是将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相衔接，创造性运用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论的精髓，厘清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传统认识误区，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依据。

　　邓小平坚持以解放思想为先导，以实事求是为旨归，坚决批驳搞社会主义急于求成、急躁冒进的“左”教条，以及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照搬照抄外国经验的“右”教条，明确指出，“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强调对思想认识问题必须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具体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建设必须要认清中国的实际特点，不能超越或脱离中国实际。对此，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集中表达了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是不发达阶段的社会主义，任何政策的制定都不能脱离这一最大实际。

　　推进中国式的现代化，也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出发。邓小平强调，“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并着重对“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这两个特点进行了分析。他忧虑地讲道，“比方说，现代化的生产只需要较少的人就够了，而我们人口这样多，怎样两方面兼顾”。这说明，他已经充分认识到，人口规模巨大而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要找出适当的办法来妥善解决。邓小平以实事求是思想方法准确定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阶段，充分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为新时代党判定发展方位和历史坐标、继续推进符合中国国情特点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根本依据。

　　2.创造性运用群众路线的基本方法，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动力

　　邓小平始终坚持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一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并在理论和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群众路线，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立场、依靠力量、领导方法等基本问题，从而科学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动力。

　　首先，邓小平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的根本立场。他指出，“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党的工作在于为人民群众指明方向、帮助人民群众创造自己幸福生活。这就决定了要坚持人民利益至上，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邓小平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而在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因而要“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再带动大部分人、地区加速发展，而大原则始终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同时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党领导人民建设的现代化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是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显著标志。

　　其次，邓小平始终坚持一切依靠人民的基本观点。人民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力量源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依靠人民力量的结果。邓小平曾回忆道，“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时候，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在解放战争的时候，人民为了支援军队，把什么东西都拿出来了”，“只要我们真正依靠人民，跟人民讲清道理”，人民是识大体、顾大局的，都相信跟着党走是对的。改革开放新时期，在推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现代化建设中，同样也必须要依靠人民。他强调，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对贪污、行贿、盗窃以及其他乌七八糟的东西，人民是非常反感的，我们依靠人民的力量，一定能够逐步加以克服”，提出了依靠人民力量克服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面风险和弊端的基本思路。

　　最后，邓小平始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群众路线方法决定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只有正确地实行此方法，工作才能得到成功，而一旦违背，工作、人民的利益就一定会遭受损失。对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也是同样如此。对于现代化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邓小平强调，“只要我们信任群众，走群众路线，把情况和问题向群众讲明白，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任何障碍都可以排除”。这就指明了群众路线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领导方法，必须要一以贯之地坚持下去。尤为需要注意的是，邓小平还科学地辨析群众路线与群众运动的关系。他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中强调，群众路线不等同于群众运动，群众运动“只是群众路线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唯一形式。如果群众运动不是群众自愿的，那是违反群众路线的，变成浮夸、形式主义了，只会脱离群众、使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蒙受损失。邓小平这些关于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深化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群众基础、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指导。

　　3.创造性运用独立自主的基本方法，规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

　　邓小平将国家发展奠立于主体自身实践活动之上，创造性运用独立自主方法论，在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经验、与资本主义国家建设现代化经验的比较中，解决了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现代化的重大问题，科学规划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的独特发展道路。

　　对于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准确地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才是真正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中心，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要从自己的条件、能力出发，自力更生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现代化建设的道路问题，同样要以独立自主为根本方法论原则。邓小平在与西方现代化相区分的语境中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崭新发展道路，深刻指出：“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邓小平后来又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的提法简化为“中国式的现代化”，明确表达了“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与西方式现代化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其塑造和发展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充分彰显了其独立性、自主性的价值意蕴。

　　在话语表达和现代化建设标准方面，邓小平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表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小康”，强调，“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国家技术水平存在较大差距，要把现代化的标准放低一点，“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来说不会很高”。用“小康”概念诠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自主地确立中国式现代化的标准，不仅体现了邓小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更深刻地彰显了对中国式现代化诠释的独立自主性和历史主动性。邓小平创造性运用独立自主方法规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举旗定向、持续拓展和深化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道路和内涵指明了方向。

　　4.创造性运用辩证思维方法，谋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布局

　　邓小平创造性运用辩证思维方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谋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布局，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性质和本质特点，提出了一系列“两手抓”方针，解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领域建设的重大问题，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

　　邓小平明确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布局，深刻指出：“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不会改变。十三大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我们十年前就是这样提出的，十三大用这个语言把它概括起来。这个战略布局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永远不改变。”这个战略布局既体现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又蕴含了深刻的辩证思维，是一个有机整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内在地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尤为需要注意的是，必须要深刻把握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地位和意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政治保证。邓小平明确指出，“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中国共产党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根本道路、制度、政治和理论前提，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性质和本质特点。

　　只有站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战略布局的高度，才能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一系列“两手抓”的方针。针对改革开放新情况新问题、多方面的现代化建设任务，各方面需要综合平衡，邓小平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辩证思维方法。如“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稳定；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等等。在这些“两手抓”的战略方针中，邓小平更为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应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他明确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一方面，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突出精神文明的重要意义，强调“精神文明建设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保证”。只有坚持“两手抓”的方针，才能完整地体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布局，进而全面准确地贯彻党的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和三位一体战略目标为主要内容的基本路线，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发展。邓小平创造性运用辩证思维方法谋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布局，为新世纪持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同时也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布局和战略目标的筹划产生了深远影响。

　　总之，邓小平始终秉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既立足中国又面向世界，既总结历史又正视现实、放眼未来，既继承传统又跟进时代，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过程中提出创造性思想方法，进行锲而不舍的实践探索，为不断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崭新局面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基本的方法论遵循。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赓续发展、创新运用好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创立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论，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学深悟透用活新时代“六个必须坚持”这一党内“共同语言”，领会党的创新理论精髓要义，驰而不息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论理论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创新。

　　（作者简介：田克勤，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