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16岁赴法国勤工俭学，后又赴苏联学习。六年多的留欧岁月是邓小平早期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他建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时期，为他一生的革命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学界既有的关于邓小平留学生涯的研究大多以时间为序，分为出国前、留法勤工俭学和留苏学习三个时期，或回溯其坎坷的个人经历，或寻踪其革命活动，或简析其世界观形成过程。客观来讲，鲜有研究将青年邓小平的留学生涯置于近代中国宏大的历史和20世纪初中国革命面临的现实境遇下，论证邓小平思想发生重大转折的历史必然，也鲜有研究将邓小平留法和留苏的思想演进过程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分析。本文试图在此方面作一些尝试，探讨邓小平早期思想演进的历史背景和基本轨迹，以期从源头上进一步认识其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感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留学生在海外不懈追求真理、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崇高精神。
一、邓小平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条件
青年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是以其所处时代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为背景的，受到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和进步人士的影响。只有回顾和探究其中的历史关联，才能真正从源头上认识青年邓小平找到真理的思想历程。
（一）五四爱国运动：邓小平爱国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是一场大规模的群众爱国斗争，它在北京爆发后迅速影响全国，各地学生、工人和其他群众积极响应，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这场运动激发了广泛的爱国思潮，引发了一场深层次的思想解放运动。一批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先进分子涌现出来，纷纷从空泛的、一般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开始对中国的出路进行思考和选择。与当时的许多进步学生一样，邓小平也开始在运动中思索国家和民族的命运问题。
五四运动时期，15岁的邓小平参加了两次有组织的爱国斗争。第一次发生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初。当时邓小平正在四川广安县立中学读书，他参加了由广安县立中学和县立高等小学堂联合成立的学生爱国分会组织的游行、集会、宣传、罢课和抵制日货等活动，对爱国斗争有了初步体悟。第二次发生在他为赴法勤工俭学作准备期间。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清末就读于成都法政学校，接触过西学，后又与留学日本的同乡共同创办传授新式教育的小学堂，思想较为开化。他让邓小平报考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希望儿子走出国门，学到本事。1919年9月中旬，邓小平作为自费生被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录取，开始学习法语和工业技术知识。此时五四运动的热潮尚未退去，邓小平密切关注运动形势。1919年11月，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学生举行了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邓小平同2000多名学生一起示威请愿，抗议重庆警察厅长郑贤书挪用公款套购并拍卖日货。这次运动最终迫使四川当局将郑贤书撤职。
这两次爱国斗争促使邓小平初步萌发爱国救民的意识。然而，受交通闭塞、信息传播不畅等多种因素影响，此时邓小平的爱国思想尚停留在感性层面，是一种朴素的情感。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初步的爱国意识为其后来深入思考改造国家和社会的道路问题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基础。
（二）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邓小平“工业救国”思想形成的时代影响
邓小平爱国思想的最初表现是“工业救国”理想，其产生是以五四时期发生的声势浩大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为背景的。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最早起源于旅法的华工教育。1909年，旅法的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开始在旅法华工中进行“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的活动。1912年，为推动中国学生赴法勤工俭学，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留法俭学会”，提出“输世界文明于国内”的口号，鼓励有志救国的青年学生赴西方文明的中心学习先进文化。当时的教育总长蔡元培和热心教育事业的吴玉章等人对此也大力提倡。1915年，蔡元培、吴玉章等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以“勤于作工，俭以求学”为目的，号召青年去法国半工半读。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在进步思潮影响下，无数进步青年渴望赴俄寻找真理，但当时的赴俄渠道并不畅通。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众多青年男子在大战中丧生，造成国内生产工人奇缺，法国工厂开始在中国招募华工。国内不少青年认为，虽然无法去俄国，但到靠近革命高潮地区的法国也能接触进步思想，同时还能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对于改造中国十分有益。与此同时，在五四运动的感召下，青年人从“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中解放出来。青年中开始流行一种叫作“工读主义”的改良主义思潮，主张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做工与学习结为一体。正如周恩来在《留法勤工俭学之大波澜》一文中所描述的：“迨欧战既停，国内青年受新思潮之鼓荡，求知识之心大盛，复耳濡目染于‘工读’之名词，耸动于‘劳工神圣’之思想，奋起作海外勤工俭学之行者因以大增。”基于以上因素，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兴起。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积极促进和领导了这一运动，使其达到空前规模。1919—1920年，先后有20批总计1900多名中国青年赴法勤工俭学。
邓小平在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学习一年后，获得了勤工俭学机会。在新思潮的感染下，他逐步形成了“工业救国”思想，虽然这种思想还未得到实践检验，但他对赴法勤工俭学十分憧憬，认为这是救国的一个出路。正如他后来回忆时说：“这时所谓救国思想，无非是当时同学中流行的所谓工业救国思想。在那时我的幼稚的脑筋中，只是满怀希望地想到法国去一面勤工，一面俭学，学点本事回国。”
（三）中共旅欧党团组织的创建：邓小平建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历史触动
当前学界已有研究大多以两个时间节点划分邓小平在法经历：一是 1921年3月至4月，这是邓小平离开学校，告别“俭学”，开始“勤工”的时间；二是1923年6月，这是邓小平参加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正式走上革命道路的时间。这两个时间节点无疑对邓小平谋事重心和身份转换等进行了准确分期，但从邓小平政治思想的演进轨迹来看，还有一个时间节点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1922年2月，即他到达蒙达尔纪的夏莱特市的时间。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从那以后，邓小平才开始真正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要说清楚这一段历史以及相关人物对邓小平的影响，就应该回溯到当时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中共旅欧党团组织的创建。
20世纪20年代初，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欧洲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形势持续高涨，法国思想界同样非常活跃。在勤工俭学学生中存在着各种思想倾向，并由此形成不同团体。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团体主要有三个：一是新民学会法国分支。该团体主要聚集在邓小平做工的蒙达尔纪市，以蔡和森等人为代表，他们常常聚在一起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洞悉中国和世界的政治发展形势，成为勤工俭学学生中最早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二是由李维汉、李富春等人组建的工学励进会。该团体最初信仰工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后在蔡和森等人的影响下转向马克思主义，并将名称改为工学世界社。三是由赵世炎、李立三等人发起成立的勤工俭学会。该团体发起者最初并不完全信仰马克思主义，赵世炎等人与蔡和森、王若飞等人联系并交流意见后，决定共同行动，一起探讨马克思主义。为了建立统一的组织，进步团体开始由各自为政走向联合，放弃了工读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倾向，走上了“实行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留欧学生中的进步青年信仰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对邓小平的思想变化产生了直接的、积极的影响。邓小平在夏莱特市哈金森橡胶厂制鞋车间做工期间结识了李富春、王若飞、郑超麟、李慰农、尹宽等进步青年，他们经常与邓小平交流关于中国革命的问题，向他介绍社会主义书刊，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书记赵世炎也常到邓小平做工的工厂开展革命宣传活动，邓小平由此接受了关于社会主义的宣传。
1921年，张申府、周恩来、赵世炎、刘清扬等留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建立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它是中国共产党八个发起组之一。1922年6月3日，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为促进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学习与宣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创办机关刊物《少年》，宣传革命主张；建立图书馆，收藏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书籍；举办演讲会，邀请法共理论家沙里·拉波波等人讲授法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萧三后来回忆道：“1922年冬，我们租了个咖啡馆来举行这样的演讲……”邓小平在此期间是否参加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组织的学习活动、是否进入图书馆学习已很难考证，但他已获得了一些理论学习的机会和条件。《少年》创刊不久，邓小平就加入编辑部，成为最年轻的一名成员，由此开启革命活动。
1923年2月17日至20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郊外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决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将其名称改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又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大会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第一章《团员》的第一条规定：“凡旅欧中国青年愿加入本团为团员者，必须：对于共产主义已有信仰……绝对不信奉宗教，不属于任何宗教性质之团体。”周恩来强调，我们的组织是新建的，党团员的思想水平不高，因此应当着重进行思想建设，即加强对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习。据周恩来记录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报告第一号》（以下简称《报告》）记载：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规定，“本团旅欧之责任及今后应有之活动——大体规定为共产主义的教育工作，换言之即是列宁所谓‘学，学共产主义’”，同时强调内部训练问题要“以进行共产主义研究为最重要之事”。1923年6月，邓小平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在组织的领导下进行共产主义研究。
可以说，留法勤工俭学期间是邓小平思想发展的关键时期，他从一名爱国学生成长为革命战士，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这背后的历史线索就是中共旅欧党团组织的创建。
（四）留苏运动：邓小平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条件
如果说邓小平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具备了初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成为一名具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革命者，那么他真正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一名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在苏联学习期间。学界已有的关于邓小平留苏学习的研究较少关注到邓小平留苏学习的历史因素，只有少数研究关注中国革命形势的变化、苏联对中国问题的态度等对邓小平留苏学习的影响，即邓小平赴苏学习的历史背景。但关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对邓小平思想变化的影响，即邓小平得以开展系统的理论学习及其历史背景，目前还鲜有研究。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十分重视并积极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1920年10月中旬，苏俄红军击败了盘踞远东地区的高尔察克、谢苗诺夫白匪军，并在远东地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随着满洲里秘密交通线的开辟，封闭的中俄通道被重新打开。1921年5月，共产国际创办东方大学（全称“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培训苏联境内各少数民族干部和东方各国共产党干部。东方大学主要从两个渠道招收中国学生：一是国内渠道，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选拔的，比如1921年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从上海外国语学社选派的20多名青年团员，其中有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等人；二是国外渠道，即来自中共旅欧支部的成员。从1923年3月至1924年9月，中共旅欧支部成员分三批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其中包括邓小平、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等人。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之后，东方大学已经不能满足中国对培养干部的需要，俄共（布）决定创办中山大学，为中国国民革命培养干部。为适应大革命发展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开始从各个渠道选派干部赴莫斯科系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1925年5月，在法国的邓小平被中共旅欧支部执委会列入首批拟定的赴莫斯科学习的16名人员名单。按照中共旅莫支部的要求，邓小平于1926年1月动身离开巴黎赴莫斯科，先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很快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
为什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这所以培养中国国民革命干部为目标的学校，邓小平能系统学习到马克思主义知识呢？一个原因是该校开设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同时也有大量俄文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和相关资料供学生学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邓小平留苏学习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中国留学生是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理论学习的，对学习的任务、目标等有了明确的认识。1923年4月28日，中共旅莫支部书记罗亦农在中共旅莫支部大会上作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的同志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目的“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学习马克思的革命经验，训练自己成为很好的共产主义者”，回国后“代表无产阶级活动”同年5月7日，中共旅莫支部临时大会通过了《旅莫党团训练具体方案》，其中罗亦农对如何开展马克思主义学习提出了具体建议。他指出，鉴于支部党员已有了社会科学根底为研究之基础，今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须“专门注重一门”，研究内容包括唯物史观、经济学、农工运动史、各种社会主义派别、殖民地问题、各国革命现状、无产阶级之艺术及青年、妇女、军事、宗教问题等。中国共产党早期留苏学生正是按照党组织的要求系统开展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在党的领导下找到了学习方向和方法。邓小平也在这样的思想环境和学习条件下得以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断夯实共产主义思想基础。
二、邓小平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演进轨迹
青年邓小平在思想上经历了从工业救国到革命救国、从接受社会主义到建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从研究共产主义到传播共产主义、从粗浅认识共产主义到充分认识共产主义的发展过程。
（一）从“工业救国”到“对资本主义社会性的痛略有感觉”
五四运动爆发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在工读主义、实业救国等思想的影响下，邓小平将朴素的爱国思想转化为“工业救国”理想并走出国门，将思考与认识付诸实践。
1920年10月21日，邓小平在华法教育会的安排下，与20多名中国学生一起来到距离巴黎270公里的法国北部诺曼底大区的小城巴耶，进入巴耶中学开始寄宿制学习生活。巴耶中学为中国学生单独开班，学习的课程主要有法语和商贸。邓小平在巴耶中学学习两个多月后，华法教育会发出通告称该会与勤工俭学学生在组织上没有关系，并且明确表示要与勤工俭学学生断绝经济关系，不再向其发放维持费用。由于无法支付学费，1921年3月13日，邓小平离开了巴耶中学，开始走上勤工的道路。邓小平做了好几份苦工，先在法国南部重工业城市克鲁梭市的施耐德钢铁厂轧钢车间做杂工，负责在高温炉前拖送钢条。施耐德钢铁厂的工作十分艰苦，而且工资微薄，邓小平赚的钱连饭都吃不饱，还倒赔了100多法郎。辞去施耐德工厂的工作后，邓小平赴巴黎，开始领取中国驻法使馆发放的每天六法郎的生活维持费。这点钱只够维持最基本的生活，他每天只吃两顿饭，主要是面包加自来水。在此期间，邓小平还从事过饭馆招待、火车码头搬运工、清洁工等杂役工作。
邓小平在法国的五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真正在学校学习的时间不到五个月。虽然学习理论的条件有限，但他在资本主义工厂中进行了大量的实践，直接接触和了解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同时也初步认识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等。他后来回忆道：“生活的痛苦，资本家的走狗——工头的辱骂，使我直接或间接的受到很大的影响，最初两年对资本主义社会性的痛略有感觉。”做工实践促进了他对理论问题的思考。1985年4月24日，邓小平会见访华的美国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代表团和美国工会领导人时谈到自己在法国工厂的劳动经历时说：“我在法国呆了五年半，其中在工厂劳动了四年，干重体力劳动。我的个子低，就是因为年轻时干了重劳动。当时工资很低。但也有个好处，这样的生活使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邓小平还与法国工人建立了友好关系，对他们受压迫受剥削的苦难处境深有体会。1985年8月31日，邓小平会见法国对外关系部部长罗朗·迪马时说，我在法国工厂“同工人关系很好，但你们的资本家也教训了我，使我和我们这批人受到教育，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信仰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在五四运动中受周围人影响萌发的“工业救国”思想实质上是一种改良主义思想，主张通过向国外学习先进理念和技术来改造经济科技落后、制度黑暗的中国。到法国后，他感受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黑暗，逐渐认识到用“勤工”方法来“俭学”是不现实的，继而抛弃“工业救国”“学点本事”的幻想，开始寻找新的思想出路。
（二）从“总是站在社会主义这边”到“有了参加革命组织的要求”
20世纪初，在法国留学的上千名勤工俭学学生有向往共产主义、倾向马克思主义的，也有信奉工读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国家主义的。然而实际上，绝大多数勤工俭学学生倾向的工读主义是带有空想社会主义意味的；虽然他们受到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但他们了解的无政府主义是粗浅的；虽然他们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但他们也只是从国内报刊和法国报刊上看过报道十月革命和赞颂十月革命的文章，缺乏对理论和实践的完整系统的理解。当时，旅欧的进步青年普遍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知识，正如萧三后来回忆的：“在蒙达尼的时候，虽然我们分头读了些马、恩、列的书，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和第三共产国际的状况，还是模糊不清的。”
一些先进分子经过艰辛求索，率先认识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比如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等人。他们充分利用自共产国际成立后欧洲各国共产主义运动高涨、马克思主义书刊在欧洲十分流行的条件，大量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阅读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英国共产党机关报《共产党人》以及国内出版的《新青年》《时事新报》《解放》《改造》《建设》《新潮》等进步刊物，同时考察欧洲无产阶级运动和各种社会思潮，由此对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法国的工团主义、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等进行推敲比较，同时考察欧洲无产阶级运动，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在这些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进步青年的影响下，开始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逐渐接受科学社会主义。他后来回忆道：“我自觉那时是有进步的。因为我起初在看关于社会主义的书报了。最使我受影响的是《新青年》第八、九卷及社会主义讨论集。我做工的环境使我益于陈独秀们所说的话是对的，因此，我每每听到人与人相争辩时，我总是站在社会主义这边的。”
除了邓小平自述中提到的《新青年》以外，我们很难考证他在当时读了哪些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著作。当时法国警察的记录可以为我们了解他的学习活动提供一些线索。邓小平在法国时长期处于警察监视下。警察在监视报告中称：“他是共产主义的活动分子，经常在共产党的各种会议上发言，并极力主张亲近苏联政府。他还拥有许多共产主义的小册子和报纸，并收到过许多寄自中国和苏联的来信。”邓小平等人离开法国后，法国警察对邓小平等人在比扬古市的住址进行搜查，发现了法文、中文的宣传共产主义的小册子《中国工人》《孙逸仙遗嘱》《共产主义ABC》和莫斯科出版的《进步报》等中文报纸。可见，邓小平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仍然坚持积极组织革命活动，努力学习共产主义知识，展现了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邓小平后来对他从爱国主义者到自发参加党组织的革命者的思想转变及其动因进行了总结，他说：“一方面接受了一点关于社会主义尤其是共产主义的知识，一方面又受到已觉悟的分子的宣传，同时加上切身已受的痛苦，有了参加革命组织的要求。”他自己表示，在加入党组织、确立共产主义信仰后，“从来就未受过其他思想的浸入，一直就是相当共产主义的”。
（三）从“进行共产主义研究”到“解释战略并传播共产主义学理”
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少年》和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赤光》的工作，并在杂志上发表宣传革命主张、批驳错误思潮的文章，是邓小平留法期间的主要理论活动，也是他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初的理论活动。当前学界鲜有对邓小平最初的理论活动进行具体分析的研究。邓小平当时写作的文章既反映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最初运用，也体现了他作为一名初步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革命者的素养与风貌。因此，这些文章值得我们今天进一步关注。
1922年8月1日创刊的《少年》是中国少年共产党在海外出版的第一份刊物，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少年》改名为《赤光》。周恩来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报告第一号》中指出，要继续出版《少年》杂志，“我们少年团体在此实有为第三国际和国内共产党解释战略并传播共产主义学理于不甚能读外国文主义书报之勤工生和华工中之必要”。周恩来撰写了《赤光》第一期的宣言，指出，“我们改理论的《少年》为实际的《赤光》”，《赤光》所认定的唯一目标便是“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赤光》更加具有战斗性，由此与以宣传主张、阐释主义、解读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少年》有所区分。邓小平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参加了《赤光》的工作，按照组织要求努力从“进行共产主义研究”转换到“解释战略并传播共产主义学理”。他开始在《赤光》发表文章，批判倡导国家主义的《先声》周报捏造事实、误导旅法华人的情况，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进行英勇无畏的斗争。以下列举几篇文章简要介绍。
1924年9月至10月间，邓小平因患伤寒住院，他在病中撰写了批判中国青年党的《请看反革命的青年党之大肆其捏造》一文，于同年11月1日在《赤光》第18期发表，署名为“希贤”。中国青年党于1923年在巴黎成立，是以李璜、曾琦为首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组成的国家主义派，鼓吹国家主义，宣扬国家主义、国家至上，主张超历史、超阶级的国家观念，否定阶级斗争，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反对国共合作。邓小平在文章中揭露中国青年党捏造1924年10月10日他们在法国的聚会主要由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的虚假新闻。他指出，这次聚会并非“旅法华人”的“国庆纪念”，并非如《先声》周报报道的以“国庆筹备处”“旅法各团体联合会”“旅法各救国团体国庆纪念会筹备处”的名义开展的聚会。邓小平称，这次聚会实际上是中国青年党的“跳舞会”，青年党所谓的联络法国人民的感情，实际上就是“与二百多名法国娼妓和房东跳舞”，由此揭露了国家主义派抹黑中国共产党的事实。
1924年12月5日和1925年1月1日的《赤光》第21、22期合刊上，邓小平以“希贤”的名字发表《请看〈先声〉周报之第四批造谣的新闻》一文，揭露该刊的三个不实报道：一是第59期所称的“苏俄欲实行遣兵压迫中国”之事，即苏俄军事委员杜洛茨基已到达中俄边界指挥苏维埃军队以及苏维埃军队五万人已被杜洛茨基调至中国的虚假新闻；二是第64期关于四川、湖北等七省勤工俭学学生会在华侨协学社召集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报道；三是关于11月30日旅法各团体谈判会议组织旅法各团体临时代表团的报道。在以上三个报道中，一个涉及中俄关系，两个涉及中国勤工俭学学生和中国旅法团体活动。邓小平在文章结尾处指出：“为看新闻而读《先声》底人，应知反革命派就在迎合你们的需要，捏造新闻来宣传你们，欺骗你们呢！”邓小平用确凿的证据和事实充分揭露了国家主义派的嘴脸，避免旅法华人受到反革命派的欺骗，维护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正确宣传了党的主张，展现了敢于亮剑、敢于斗争的英勇气概。
1924年12月5日和1925年1月1日的《赤光》第21、22期合刊上，邓小平以“希贤”的名字发表《请看国际帝国主义之阴谋》一文，揭露“国际帝国主义以统治德国底道威斯计划来统治中国一事”。道威斯计划是美国道威斯委员会提出的解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赔款问题的计划，企图用恢复德国经济的办法来保证德国偿付赔款。计划实施后，以美国为主的大批外国资本源源不断流入德国，因此，该计划实际上是要把德国变为美、英获取利润的殖民地。邓小平认为，当时帝国主义对待中国的方式类似道威斯计划，是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他说，“梁士诒曾声明中国处于财政极苦难的状态中，必向美国借二千二百五十万元（美元）”，这是中国版的道威斯计划，“帝国主义者，尤其是英美，想一方面改变包有四万万居民底大国为殖民地”。邓小平揭露了帝国主义要铲除一切“异己”力量，阻止其他国家发展的霸权主义本质。他分析了帝国主义国家为与苏联这一社会主义国家斗争而欲采取的措施：第一步是“从苏俄势力中把中国拔出来”；第二步是“用经济封锁从更经济上扑灭那正在充分发展低地方（苏俄）”。他还回顾了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的若干手段，包括“四国银行团到新银行之包办借债，关税、盐税之外人管理，铁路航路之利权丧失”等。面对帝国主义的阴谋，邓小平痛心疾首地说道：“这简直是要把穷乡僻壤都殖民地化！简直是要想吸尽全中国人民最后的那一点血！”他号召，“全中国人民反抗起来啊！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全世界底无产阶级要空前地大叫：‘勿犯中国’”！这篇文章揭示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剥削本质和霸权实质，是一篇充满批判精神、斗争精神和革命精神的战斗檄文，同时也反映了邓小平对于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阶级斗争理论、人类解放思想的理解。
在中共旅欧党团组织工作期间，邓小平还积极投身现实的政治斗争。1924年7月，不满20岁的邓小平当选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届执委会书记局成员，负责旅欧共青团的日常工作，并转为中共党员。国共合作后的革命形势发展急需大批干部，周恩来等人因此回国，邓小平、萧朴生等人开始接手旅欧党团组织工作。1925年初，邓小平被派到里昂地区工作，担任里昂党团组织负责人，作为组织骨干开展工作。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英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游行群众的五卅惨案，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负责人被捕后，邓小平回到巴黎接替党团组织领导声援五卅运动的工作。同年7月2日，邓小平在旅法中国行动委员会召开的抗议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暴行的会议上发言，提出为反对帝国主义，应同苏联政府联合；9月15日，邓小平参与组织召开有1000多名旅法华人参加的声援五卅运动的反帝大会；10月24日，邓小平在伊希—莫利诺市主持了一场25人参加的会议，讨论重建在法国的中共组织机构和创办刊物的问题。
在复杂的革命工作和艰难的斗争环境下，邓小平不断实践马克思主义，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开展意识形态斗争，他的政治斗争能力、组织工作能力大幅提升，革命思想愈发成熟。到1925年底，邓小平已经充分展现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职业革命家的形象了。
（四）从“对共产主义的研究太粗浅”到“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联对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有莫大的吸引力，富有理想、向往真理的中国共产党人都渴望前往苏联学习。邓小平也非常向往。他认为自己“对共产主义的研究太粗浅”，“过去在西欧团体工作时，每每感到能力的不足，以致往往发生错误。因此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不过因为经济的困难，使我不能如愿以偿。现在我来此了，我便要开始学习活动能力的工作”。邓小平希望自己通过学习最终使“思想行动都成一贯的共产主义化”。为此，他决心从两个方面努力。一是提高思想认识。正如他曾在《旅莫中国国民党支部党员调查表》中的“来俄志愿”一栏中填写的“学习革命工具”中所写：“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二是提高党性修养，得到“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是邓小平提高思想认识的主要途径。他在学校上了俄语、经济学、历史、现代世界观问题、俄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民族与殖民地问题、中国的社会发展问题、语言学等必修课，具体学习中国革命运动史、世界通史（革命运动部分）、社会发展史、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资本论》为主）、经济地理、列宁主义、军事等课程。除了在课堂上系统学习理论知识，邓小平还利用课余时间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关注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最新进展，关注国内思想界的新动态。他在《旅莫中国国民党支部党员调查表》关于“读过何种社会科学的书籍”一栏填写：“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孙文：《建国方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先生演讲录》、《国民党演讲集》二集、《陈独秀先生演讲录》”；在“过去常看的书报和杂志”一栏填写：“《新建设》、《新青年》、《向导》、《中国青年》、《广州民国日本》”。邓小平在学校过着十分紧张的生活，他填写的《每周活动研究成绩表》记录他的时间安排：平均每天上课六至八小时，不上课时则召开团体会议；每天阅读报纸和党团出版物等30分钟至一小时；直接用于组织谈话和个人内务等。通过课堂学习和对马克思主义著作及相关书刊的研读，他在较短的时间内对马克思主义有了较为系统的认识。
邓小平认为，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还需要接受严格的党纪训练，不断提高实际工作能力，使思想和行动统一起来。为此，他积极参加党务工作，努力提高思想觉悟和求真务实的品质。作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九班中共党小组组长，他多次组织成员讨论中国革命和时事问题。1926年6月16日，邓小平在填写的《党员批评计划案》中自评道：“在组会中亦能积极参加讨论各种问题，且能激动同志讨论各种问题”，“努力学习可以影响他人”。这展现了其较强的组织能力和党员表率作用。邓小平在纪律上对自己严加要求，他在《党员批评计划案》的“党员问题”一栏自评道：“一切合于党员的身份，无非党的倾向”，“守纪律”，“对党中的纪律问题甚为注意”；在“党的工作是怎样的”一栏自评道：“党的大会和组会从无缺席”，“党指定的工作能切实执行”。他还经常向身边同志强调守纪律的重要性，并做好督促工作。比如，他在《党组工作调查表》中记录了本组同志守纪律的情况：“指导员、翻译员、组长及其他参加会的人对党组的工作都还热心，很少迟到。本组同志对纪律都还能够遵守。”
邓小平的表现得到学校和党组织的肯定。1926年10月19日，邓小平在向莫斯科中山大学联共（布）党支部提交的申请书上写道：“我本是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过去也曾在‘中大’做了一些工作。现在自己愿意加重自己的责任，请委员会允许我成为一个正式党员。”莫斯科中山大学联共（布）党支部书记阿戈尔签写了鉴定书，评价邓小平是“一个十分积极、精力充沛的党员和共青团员（联共（布）预备党员）。他是该大学共青团委员会的一名优秀组织工作者，组织纪律性强，有克制能力，学习能力强，在团委会的组织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进步很快。……学习优秀、党性强”。1926年11月，应之前访俄的冯玉祥提出的选派干部到国民军工作的请求，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决定选派20多人到冯玉祥的部队做政治工作，邓小平被列入选派名单。同月，邓小平从莫斯科启程回国。
在莫斯科的一年时间里，经过系统的理论学习和严格的纪律训练，邓小平达到了“思想行动都成一贯的共产主义化”，“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的目标，这为他日后形成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观、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此后，他始终坚定地朝着“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路上走去”。
三、结语
15岁到26岁是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最重要时期。当许多中国青年正在为探索救国之路感到困惑和迷茫时，邓小平毅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本文对邓小平留学的历史背景、理论学习和革命活动进行了考察，从中梳理了他从一个质朴的爱国主义者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者转变的历史脉络。实际上，邓小平早期思想演变既受到当时的历史环境、其本人在海外的坎坷经历、其所接触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在欧洲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受到一批留学海外的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留法、留苏运动培养了周恩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李维汉、蔡畅、邓颖超、何长工、蔡和森、王若飞、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罗学瓒、张昆弟、瞿秋白、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等一大批中国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家。要进一步认识邓小平早期思想演变轨迹，需要继续拓展视野，比如对影响邓小平思想形成的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思想演进脉络进行个别研究、比较研究和整体研究，总结以他们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留学人员为党的创立和发展壮大作出的重大贡献。这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方向。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四研究部）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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