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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式现代化与社会主义文明之间，既要以“生成论”逻辑从前者把握后者，又要以“目的论”逻辑从后者把握前者。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是“目的论”逻辑历史地在先的，并且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理想，因而自始便使中国式现代化进入社会主义文明的高地。

　　青年毛泽东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正处于世界历史交替的大变局中。近代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1840年以来与资本主义列强战争的屡屡失败，使先进的中国人从“天朝上国”梦中惊醒，前赴后继在现代化道路上奋起直追，但没有一条道路开辟成功。表面上这是在代表西方文明的资本主义列强面前败阵，实质上则是输给了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下的“支配-从属”罗网，沦为了西方列强瓜分和掠夺的对象。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使社会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创立使人们不仅看到了资本主义世界历史被冲破缺口，而且看到了新世纪改变其“支配-从属”局面的新文明曙光，1919年元旦李大钊撰文指出：“这个新纪元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和一九一四年以前的生活、文明、世界，大不相同，仿佛隔几世纪一样。”青年毛泽东从赞颂十月革命到决定“走俄国人的路”，既是其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关键时期，又构成其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高地，具有鲜明而突出的“目的论”逻辑和指向。

　　毛泽东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在确立社会主义文明理想基础上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又通过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奋力实现社会主义文明理想。前者为“目的论”逻辑，后者为“生成论”逻辑。从毛泽东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源头考察，没有社会主义文明理想的确立，中国式现代化就缺少开启的逻辑前提和理论基础。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中国现代文明，是向着社会主义新型文明的历史生成，是有目的有方向有原则有高度的文明实践，因而不能因“生成论”逻辑而淡忘和遮蔽“目的论”逻辑。一是西方列强变中国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胜利”，使近代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必然遭致失败。西方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相反“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二是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标榜人类“先进”文明，却以掠夺和战争暴露出资本主义文明的腐朽。1919年李大钊指出：“这‘大亚细亚主义’不是平和的主义，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三是社会主义文明在俄国从理论变为现实，帮助指导中国把社会主义理想付诸实践。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人民追赶现代化指引了社会主义理想，成为毛泽东毕生探索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高地。

　　第一，树立社会主义文明理想，确立中国式现代化目标方向。

　　青年毛泽东树立社会主义文明理想，是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正式确立，又确定了其毕生事业的发展方向。毛泽东对文明的探索始于青年时期，并经历了从人类文明到社会主义文明的转变。1913年之前毛泽东主要学中国传统典籍文章，了解西方名人、名著和文明。进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习之后，毛泽东受杨昌济影响开始一分为二看待东西方文明，认为东西方文明精华和糟粕俱在，应该进行同时改造。1917年，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时批注“观念造成文明。诚然，诚然”，主张“新理想”“生活理想”。同年毛泽东指出：“大同者，吾人之鹄也。”1920年毛泽东在转化为马克思主义者期间，撰文赞扬“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毛泽东从人类新的文明探究“东西文明会合问题” ，强调取精用宏方能根茂实盛，否定“全盘西化”和“中国文化本位”，初步确立了超越东西方文明的社会主义文明理想。理想固然重要，但关键是找到实现理想的方法。毛泽东就改良主义进行了试错，蔡和森给毛泽东信指引了方向：“俄社会革命出发点=唯物史观。方法=阶级战争+阶级专政。目的=创造共产主义的社会。” 1921年初新民学会召开会议，会上毛泽东赞同“改造中国及世界”的宗旨，赞成采取“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解决了社会主义文明理想的实现问题，标志着毛泽东真正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以实际的阶级斗争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社会前提条件。

　　第二，坚定社会主义文明方向，坚持发展中国革命现代性。

　　立足社会主义文明高地，毛泽东投身中国革命宏伟事业。1925年毛泽东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道：“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社会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文明高地，革命是中国通达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目的是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这正是与启蒙现代性相区别的革命现代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现代民族国家想象，二是无产阶级的立场”，构建起现代性目标与革命手段的本质联系。近代中国军阀割据和混战，正是源于革命现代性的阙如。因而毛泽东即使面对国民党第五次“围剿”，仍坚信人民群众才是真正打不破的“铜墙铁壁”;即使抗战进入战略相持的困难阶段，仍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前途。全面抗战爆发前夕毛泽东提出中国革命“两篇文章”，指出：“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中国革命既遵循人类现代性的一般逻辑，又凸显中国现代性的革命特殊性；既面向现代社会推翻“三座大山”的统治，又探索建立新国家新社会新文明。1940年，毛泽东描绘了新中国蓝图：“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三位一体”推进革命现代性，既形成一种与苏联和西方相区别的文明体系，又找到了一条跨越性通向社会主义文明的革命道路。

　　第三，建构中国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人民共和国道路是党领导人民创造社会主义文明的根本出路，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的康庄大道。1949年毛泽东总结中国共产党28年历史，立足社会主义文明高地得出结论：“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在中国人民心中破产了，唯一的路是“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现代性意义，为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文明理想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再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而以不屈不挠的努力稳步达到自己的目的；被辱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从此开辟中国历史的一个新时代。党在过渡时期“一化”与“三改”同时进行，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建设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奠定了制度基础和工业化基础。1955年，毛泽东提出“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1956年毛泽东“以苏为鉴”创造性提出“第二次结合”，号召为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开启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社会主义文明理想的历史航程。1964年，经毛泽东修改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争取“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经过十年建设，取得了过去百年来所不可能有的伟大成就，积累起了在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国家创造社会主义文明的宝贵经验。

　　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自始便进入社会主义文明理想的高地。因而新征程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务必不忘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确立的初心使命。毛泽东从社会主义文明高地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在避免黑格尔式“历史目的论”的同时，又潜在地蕴含着社会主义文明的“生成论”逻辑，因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不断深入到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腹地。

　　毛泽东探索的现代化属于广义的而非狭义的现代化，它意味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换、传统的人向现代的人转变，塑造现代化、现代性、现代人一体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使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深入并拓展为“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文明。

　　中国革命现代性旨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必然提出人民共和国的现代性谋划问题。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新型国家政权建设迈出第一步。从工农苏维埃共和国，到人民共和国、民主共和国，再到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最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不懈探索“建设什么样的共和国”的根本问题，逐步明确共和国的价值取向。毛泽东借鉴马克思关于人和蜜蜂不同的比喻，指出：“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新民主主义理论描绘了新中国的蓝图，抗战胜利之后，毛泽东提出，建立“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中国”。和平建国因蒋介石政府破坏而流产，但这些美好愿望却在人民心中日渐增强。在成立新中国的世界历史时刻，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1952年毛泽东还号召全国军民“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繁荣、富强的新中国”。毛泽东对现代性的谋划在国家层面不断成熟定型，凝聚形成了独立、平等、民主、文明、富强等现代价值共识，不断推进中国人民实现自由解放的社会主义文明理想。

　　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文明理想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怎么样建设新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毛泽东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探索，虽未根据其“两对基本矛盾”提出相应的文明层次结构，但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提供了原创性理论指导。文明是一定社会形态具体而总体的历史成就，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中华文明进行了概述，进而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文明体系，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后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其一，唯物史观的两对矛盾只是构成一定社会形态的形式要素，而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内容，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则深化了唯物史观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其二，政治、经济、文化三者关系遵循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其三，总结处理政治、经济、文化三者关系的历史经验，为经过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文明开辟蹊径，毛泽东指出：“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因此，毛泽东是从政治上开始，进而从经济和文化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第一，经改造社会关系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现代社会。

　　实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重点在于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关系进行改造，必须从政治上先行和着力解决。人的主体性是现代性最核心的主导原则，构成社会关系改造的根本问题。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社会关系改造的核心，即使依附型个人变为独立型个人，并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平等成员。毛泽东一贯坚持男女平等、人格平等，1958年更是指出：“废除家长制，社会成员平等，男女老少都是社会成员……，这是一个很大的解放。”二是生产关系的变革。这是社会关系改造的根本，即将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过渡时期总路线中的“三改”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变革，“基本上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奠定了经济基础。三是民主政治关系。这是社会关系改造的关键，即实现从封建专制向人民民主的历史飞跃。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进入人民民主时代，进而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各环节、各方面、各层级、各机关、各类型的制度保证。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凡年满十八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两篇”革命持续推进个体、关系、社会现代性提升，深入到了现代文明的权利-权力腹地，使传统虚假的共同体日益质变成为真正的共同体。

　　第二，以工业化为核心推进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建设。

　　实现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变迁，关键在于将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必须从经济上推进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中，深刻认识到工业化的极端重要性。1944年，他指出：“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部署了新中国成立后党的任务目标，其中一项即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不断推进，毛泽东重点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核心是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关系，并“以苏为鉴”总结形成基本规律：“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1959年底，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基本形成“四个现代化”战略格局。1963年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号召“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正式确立“四个现代化”的规范化表达。1964年毛泽东在审阅《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强调必须打破常规和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坚定以跨越发展战略推进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建设。以先进科技实现工业化，以工业化实现现代化，以“四个现代化”实现全面现代化，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深入到了现代文明的科技-战略腹地，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并取得“两弹一星”等国防尖端科技重大突破。

　　第三，用先进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时代新人。

　　实现新中国人的素质从传统向现代转变，实质在于培养担当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现代人，必须从文化上用先进文化培育时代新人。“新民”贯穿毛泽东毕生思想和事业，造就了革命现代性伟业。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指出：“我们这支军队为什么成为新型的军队，就是在改造旧中国的同时，也改造我们自己。”旧中国留下来的贫穷和愚昧，资本主义的肆意腐蚀和渗透，使人的改造无比繁重而艰难。社会主义改造既是对制度的改造，又是对人的改造，但对人的改造还没有完成。毛泽东指出人人都要改造成为“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专”指向理智理性，从而“以理格物”，成为专家能手。“靠文盲建设不起社会主义，我们要有上千万的知识分子。”通过全民扫盲、全民教育、经济核算等措施，我国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和科学技术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红”指向道德理性，从而“人文化成”，使其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毛泽东强调共产主义的雄心壮志，批评“懦夫和懒汉的世界观”，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不屈不挠，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用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去克服一切困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等，实质上都是对人的社会主义改造，使之成为有文化有觉悟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毛泽东将传统与现代会通融合，增强个体、相互、整体的现代理性，既使中国式现代化深入到理性-精神的现代化文明腹地，又克服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理性困境。

　　毛泽东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从三个维度初步深入到社会主义文明腹地，而且三者相互补充、相互作用、相互协调，整体创造社会主义文明腹地的广阔空间。这在为中国式现代化开创现代文明前景的同时，又从文明论视域实现了对唯物史观的中国化创新，成为毛泽东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进入到文明要地的根基所在。

　　毛泽东构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既描绘了我国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美好蓝图，又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基本遵循。这在克服中国传统文明、苏联模式和西方现代化弊端的同时，又使中国式现代化探寻到社会主义文明的要地。

　　毛泽东不断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谋划建设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不仅克服苏联社会主义文明的弊端，而且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文明根基。毛泽东艰辛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回顾历史指出：“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倘若没有毛泽东的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还要在漫长岁月中茫然摸索，更不可能深化拓展为新时代的成功道路。问题的关键在于毛泽东是如何探索的，答案显然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56年毛泽东“以苏为鉴”坚定提出“第二次结合”:“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我们党自成立以来一贯的思想原则。在“相结合”的实际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提供行动指南但并非具体方案，而中国具体实际只是主体力量和客观条件。因而离开革命理想的约束性激励和传统文化的观念性支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结合”容易偏向教条主义，或者犯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的错误。克服中国革命历史上的这些深刻教训，不仅必须将“相结合”当作一种创造性的对象性活动，而且必须使马克思主义深深扎根在中国土壤之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一经毛泽东正式提出，就包含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结合”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方面，既解决中国具体实际重大问题，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中国现代文明发展。毛泽东通过“第二次结合”初步找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深层奥秘同样隐含在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之中。其一，中国传统文明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文明基石。社会主义文明是中国传统文明的赓续弘扬，1938年毛泽东即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中国传统文明具有社会主义文明的朴素样态，构成毛泽东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其二，中国传统思想精华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文化养料。传统文化离开中国式现代化不能得到激活，中国式现代化离开传统文化缺少文化滋养。中国传统给我们留下了不少宝贵遗产，“要把中国的好东西都学到”，从而对现代文明有所贡献。其三，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实践智慧。1956年毛泽东指出“中国的东西有它自己的规律”。这些规律体现为中国人自古的主体性特征，源于中国传统天人合一、主客不分的独特道性思维，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造为整体性辩证法。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正是“古今中西”的融合创新，并表现为多方面的文明特质。

　　第一，倡导统一与特殊成一体的文明样态。

　　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要求统一与特殊成一体，打造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既是全国一盘棋的现代化，又是全国各地各具特色的现代化，从而造就社会主义的现代文明格局。1956年，毛泽东指出：“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统一”意味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由中央统一谋划和部署，“特殊”意味着各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特殊”要求各地从全国统一出发，在巩固社会主义基础上创造地方现代化“特色”。1956年，毛泽东指出：“美国这个国家很发展，它只有一百多年就发展起来了。”但这种脱离统一的“特殊”，却又加速国家内部分裂。“统一”是中华文明优良传统，中国自秦即实现全国统一，创造了优秀的农业文明。新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统一”构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提条件。但地方不能因地制宜办事，也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58年，毛泽东指出：“中国自秦至今，一统天下，统了，地方就不发展。”新中国地大物博、民族众多而又发展不平衡，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依赖于发挥中央和地方积极性，必须“统一计划，分级管理，重点建设，枝叶扶持”。中国式现代化统一与特殊成一体，集古今人类文明样态所长，探察到了社会主义文明长效发展的要地，不仅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统筹推进，而且促使各地方争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示范，共同造就统一而多样的现代文明建设共同体。

　　第二，推行民主与集中相结合的文明实践。

　　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要求民主与集中相结合，塑造社会主义文明实践共同体。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障，1959年，毛泽东指出：“什么时候都不允许破坏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不仅具有认识论意义，而且实现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凝聚起创造中国现代文明的磅礴力量。“集中”源自中国政治传统，由党委担当“集中”责任，消减认识差异、利益冲突、权力斗争，又反对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包办主义。同年，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民主”属于人类现代潮流，人民行使“民主”权利，实现各方面、各环节、各层次参与，又反对个人主义、本位主义、自由主义。“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民主集中制与极端民主、极端专制相对，确保人民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在列宁主义基础上融合了古今中西政治智慧。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强调民主与集中相结合，使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个人与集体、少数与多数形成“一种合理的、活泼的关系”，进而像家庭一样凝聚成一个整体。1962年，毛泽东指出：“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就不会有无产阶级的集中，没有无产阶级的集中就不会建成社会主义。”民主与集中相结合的文明实践，探索到了社会主义文明的要地，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社会主义文明的重要保证。

　　第三，营造个人与集体同发展的文明秩序。

　　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要求个人与集体同发展，营造社会主义文明共享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参与的整体现代化，现代化成果合理分配促进集体和个人共同发展。1957年，毛泽东指出：“集体与个人两样东西，不能只有一个。”集体发展是个人利益的保障，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会随着改善；集体利益依赖于个人发展，个人获得了发展，就有更大力量壮大集体。传统儒家伦理偏重“集体”，但又限制和压制人的个性，“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也没有社会主义”。西方主流伦理强调“个人”，但又放任和放纵人为私利而作恶，把人引向“为个人不为社会的道路上去”。如何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是一切文明秩序的基本问题，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协调好的一对重要矛盾。毛泽东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始终坚持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统筹推动国家、集体、个人事业共同发展；强调服从集体利益、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反对“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公私兼顾、各得其所，调动一切积极性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个人与集体同发展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实际，是融合古今中西的伦理文明形态，使中国式现代化探测到了社会主义文明的要地，不仅“避免重新把‘社会’当做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而且沿着共同富裕道路不断构建社会主义文明共同体。

　　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虽然艰辛，但不是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外国割裂，而是汇聚人类优秀成果创造中国现代文明，在彰显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化的主体性的同时，日益展现出相对中国传统文明、西方文明、传统社会主义文明的优势。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以我为主”的思考，使“古今中西”通过“两个结合”相会通，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社会主义文明的智慧密码。

　　毛泽东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文明的开启者和奠基人。他用社会主义文明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又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文明，自始便使中国式现代化向着社会主义文明理想，不断深入到社会主义文明的高地、腹地、要地。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揭示毛泽东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境域，既是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礼敬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文明的实践贡献，又是从社会主义文明的高度体悟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奠定的理论贡献。新征程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必须从文明论视域深层次汲取毛泽东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智慧，使中华民族不断走向富强和文明的全面复兴。

　　（作者简介：黄显中，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袁红娟，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