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启之年。全面深化改革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取得了制度建设的历史性伟大成就，推动实现了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在开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邓小平提出了全面、深刻、系统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思想。这一思想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理论基础，在实践上不仅推动局部探索、破冰突围阶段的改革开放取得重大体制改革成就，而且指导系统协调、全面深化阶段的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制度建设成就。在全面深化改革即将进入进一步深入推进阶段这一历史节点和时代高度，重温邓小平制度建设思想，不仅有助于深刻领会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要义，而且有助于从制度、制度建设视角出发理解改革开放，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与目标。
一、邓小平制度建设思想的核心：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邓小平高度重视制度与制度建设。在他看来，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总体上看，邓小平从广义的角度看待“制度”和“制度建设”。关于“制度”，邓小平交替使用或者同时使用“制度”“体制”两个概念，有时候使用“章程”的提法。关于“制度建设”，邓小平先后使用过制度化、建立制度、改革制度、体制改革、体制调整等提法。
1980年，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这是资本主义所绝对不可能做到的”。“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是邓小平关于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长远战略构想，也是关于改革开放与制度建设的重大战略设计。邓小平思考和阐述了什么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能够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如何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什么时候可以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等重大问题，以“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和“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为枢纽，形成了包括制度评价标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中国式的现代化以及改革开放等方面在内的制度与制度建设思想体系。
（一）什么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制度评价标准
十月革命以后，人类社会制度版图的主体是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构成的，两种制度的竞争成为国际关系乃至人类历史发展的主线。因此，“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是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而言的。什么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邓小平提出一系列标准和论断。首先，“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必须是“正确的”。1987年，邓小平提出“三个能否”的制度正确评价标准：“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符合这三条标准的制度就是正确的制度。其次，“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必须是“先进的”。邓小平提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等命题。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就在于它“优于”资本主义。这个“优于”体现在，“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再次，“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必须是“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表现在它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应该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更先进”。“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中国之所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就能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是因为，其一，由于人口规模大，在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上，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即经济规模总量将属于世界前列；其二，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在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上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会两极分化。最后，“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应该是“对人类有贡献的”。中国到二十一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真正对人类做出了贡献”“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二）为什么中国能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是因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好，中国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先进。
首先，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诸多制度优势，即制度优越性。按照前述好制度的标准，“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不够格，但是已经具备和显现出诸多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邓小平从多个层面阐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如，“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我们的优越性”；民主集中制“更利于团结人民，比西方的民主好得多”，“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就这个范围来说，我们的效率是高的”。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其次，中国共产党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1962年2月6日，邓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有五个优点，有五好，即“好的指导思想”“好的党中央”“大批好的骨干”“好的传统、好的作风”“好的人民”。再次，马克思主义思想优越。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邓小平提出“两个优越于”的重要论断，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优越于其他的思想，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最后，正是由于上述三个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大胆吸收和借鉴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的自信与底气。“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这段话虽然是针对大力发展“三资”企业讲的，但也是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的自信与底气。
（三）什么时候能够建成“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两个百年奋斗”逻辑
在邓小平看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只有到二十一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会“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经过新中国成立后的百年奋斗，中国建成“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不仅是国家制度建设构想，也是一些重大战略的参照。例如，关于改革开放的长期性，邓小平强调，改革开放是个长期的政策，最少五十年到七十年不会变，“即使是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改革不只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再例如，关于民主方式，邓小平提出循序渐进、逐步过渡，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实现普选的构想。“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现在我们县级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县级和县以下的基层才是直接选举。因为我们有十亿人口，人民的文化素质也不够，普遍实行直接选举的条件不成熟。”此外，“一国两制”制度安排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以后没有必要变等论断，也是基于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的战略构想。
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需要分阶段推进。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需要分阶段推进。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我们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全部完成，但是，至少我们有责任为它的完成奠定巩固的基础，确立正确的方向”。国家制度建设也需要分阶段推进。1992年，邓小平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这个制度建设阶段性目标，与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是高度契合的。从建党一百年时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设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将社会主义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内在历史逻辑。
（四）如何建设“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改革开放与制度建设
在邓小平看来，“世界上最好的制度”靠实践证明，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靠实践推进。“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
首先，发展生产力，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奠定物质基础。“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摆脱贫穷，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设想，在20世纪末期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问题。
其次，推进改革开放，为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奠定制度基础。改革既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也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必由之路。通过改革完善社会主义的过程，就是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的过程。邓小平一方面着眼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强调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另一方面着眼于通过制度建设对改革开放进行整体设计。因此，邓小平心目中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具有双重作用，一是立足于现实，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二是立足于长远，“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不仅着眼于本世纪，更多的是着眼于下一个世纪。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不进则退，退是没有出路的。只有深化改革，而且是综合性的改革，才能够保证本世纪内达到小康水平，而且在下个世纪更好地前进。”改革开放，一方面是破除体制机制、政策层面存在的对生产力的制约因素，另一方面是破除制度层面的弊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这两者统一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逐步逼近“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的过程中。
最后，吸收和借鉴人类制度文明成果，为建设“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奠定现实基础。邓小平突出强调高起点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先进经验、好的经验。关起门来搞建设不行，光凭自己的经验和教训也解决不了问题，“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国际的经验”。借鉴和吸收国际先进经验，要高起点。在引进技术方面，“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在制度层面，要吸收和借鉴包括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在内的制度文明成果，作为制度建设的基础。1978年4月底，在听取谷牧率领的代表团成员汇报前往法国、瑞士等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访问的准备工作情况时，邓小平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提出，证券、股市等制度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的问题，强调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
二、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为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奠基
“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从理论上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目标问题。如何达成这一目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运用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思想指导改革开放实践，并在实践中探索出制度建设具体路径和方法。
改革开放作为一个伟大实践，是思想解放和体制变革的过程，但更深层、最根本的，是制度建设过程。改革开放特别是全面深化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邓小平制度建设思想的实践过程。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全面深化改革取得了丰富的制度建设成果。四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综合运用整顿制度、恢复制度，改革制度、创新制度，制度运行、制度集成等各种制度建设方式，初步达成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建设目标，在创立、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的实践中迈出了坚实一步，为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整顿制度、恢复制度：1975年、1977-1978年间在原有社会主义框架内的制度建设
1974年至1975年间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是改革开放的预演。这一时期制度建设实践主要采取整顿制度与恢复制度的方式。1987年10月，邓小平指出，“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
1975年2月，邓小平开始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7月，开始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当时的情况是，“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不仅从思想上搞乱了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而且破坏了各个方面的制度。特别是制造派性、挑动武斗，导致铁路干线阻塞、一些工矿企业停产半停产；军队出现肿、散、骄、奢、惰五个问题；此外，科技、农业、党的建设都面临制度被严重破坏的局面。从制度层面看，派性破坏党的集中统一制度，破坏民主集中制领导制度，破坏生产经营岗位责任制度，破坏生产经营管理制度，是对制度的反动。因此，这一阶段制度建设主要采取整顿制度、恢复制度的方式，试图全面恢复历史上行之有效而被破坏的各项制度，以恢复秩序，发展生产力。
首先，恢复铁路运输和工矿企业各项管理制度，恢复生产秩序。铁路是经济的动脉，工矿生产是经济社会发展物质基础。通过召开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出台并实施《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调整领导班子，消除派性，恢复了铁路运输的生产管理制度和岗位责任制度，初步实现铁路运输畅通无阻、四通八达、安全正点。铁路运输制度与秩序的恢复为冶金、电力等各行各业整顿制度创造条件。制度整顿因此向工矿企业延伸，通过恢复和建立规章制度，迅速恢复了工矿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制度，推动工矿生产的恢复。
其次，从制度上解决军队和军工生产企业问题。肿、散、骄、奢、惰五个问题的根源在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和派性泛滥。派性破坏了军队优良传统和纪律性，破坏了军工生产秩序。从制度视角看，军队优良传统属于“软制度”范畴，而纪律属于“硬制度”范畴。派性破坏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破坏了军工企业的生产管理和质量保障制度。通过加强对军队的领导，加强纪律性，消除派性，解决“散”的问题；通过加强和实施编制制度，实施缩编方案，解决“肿”的问题，推动军队建设进入正规化、现代化轨道；通过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推动解决军队各个方面的问题；通过建立总工程师、总会计师责任制等制度建设，保证了军工企业正常生产秩序和产品质量。
最后，谋划和推进以整党为核心的“全面整顿”。1975年9月15日邓小平指出，现在全国存在各方面要整顿的问题，“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邓小平提出“党也要整顿”，并部署1975年冬到1976年春开展以整党为核心的“全面整顿”，指导起草了工业和科技两个条例，指导起草了关于以“三项指示为纲”全面整顿的社论，由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发动，“全面整顿”没有展开，于当年11月被迫中断。
1975年整顿虽然被迫中断，但取得了显著的制度建设效果，取得了初步的制度建设经验，是改革开放的预演和制度建设的试验。1975年全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74年增长11.9%，粮食产量、进出口贸易额创历史最高水平，是十年内乱中经济发展状况最好的一年。之所以说1975年整顿是改革开放的预演，是因为，一方面，整顿制度与恢复制度实际上是一次制度上的拨乱反正，在实践中初步认识到制度与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整顿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初步实践，积累了改革和制度建设的初步经验。例如，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掌握理论创新和思想舆论主动权；制度建设从薄弱环节入手，环环相扣，逐步推进等。
从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一方面沿着推进拨乱反正、思想解放、开启国门逻辑，推动改革开放决策的形成，为制度建设拓展思想和实践空间；另一方面，切实推进具体制度建设。这一时期的制度建设，仍然以恢复制度为主，辅之以改革制度。“林彪、‘四人帮’把合理的规章制度也破坏了。现在合理的要恢复起来，不好的要改进”。邓小平着手进一步恢复原有行之有效的制度。首先，推动恢复民主集中制。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大”闭幕词中指出，要“把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和党的一整套作风恢复起来，发扬起来，那末，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就一定会达到”。其次，恢复科技教育领域合理制度。“十年动乱”对科技教育事业制度和管理制度冲击最大，邓小平把科技教育改革发展和制度建设放在突出重要位置。一是恢复科技工作统一领导制度。1977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决定》，统一规划和领导大学科研、国防科研。二是恢复高考制度。1977年10月，国务院批转《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从应届生中招生的高考制度。第三，恢复企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等单位管理制度，包括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等领导制度，恢复科研人员和教师职称评定制度，恢复大专院校长、系主任等岗位设置，恢复企业总工程师、总设计师、总工艺师等岗位责任制，恢复奖惩制度、按劳分配制度、奖金制度等规章制度。此外，恢复部分重点企业、重点大学的部委与地方双重领导、以部委为主的领导体制，恢复设立中央统战部和中央侨务机构，恢复统一战线工作和侨务工作制度。军队方面恢复野战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体制等。
总体上看，1975年的制度整顿和1977-1978年间的制度恢复，都是在原有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的制度建设。1977、1978年两年，“中国还处于徘徊状态”。尽管如此，1977、1978年，邓小平推动批评“两个凡是”、支持真理标准讨论，打开了党和人民的思想解放空间；推动一系列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出访考察，邓小平本人出访日本，发现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发展上的巨大差距，发现了发达国家一系列符合社会化生产力要求的具体制度，为制度建设提供了新的参照；提出了“一心一意搞四化”的中心任务，为制度建设提供了新的实践基点。更重要的是，邓小平提出一个新的视角，“总不能说什么都是‘四人帮’搞的，有些事情还要自己负责”。所有这些，推动形成制度建设指导思想上的一个重大转变，即认识到原有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存在“不适应生产力需要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仅仅靠整顿制度、恢复制度，难以适应现代化的要求，“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1975年整顿被迫中断、1977-1978年两年“徘徊”的重要启示，就是在原有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是难以推进制度建设的，遑论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必须以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突破原有社会主义，探索社会主义新的道路与模式。
（二）改革制度、创新制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立与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重大决策。改革是对原有社会主义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因此，制度建设从整顿和恢复制度为主转向改革和创新制度为主。这一时期的制度改革和创新，创立和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奠定了坚实基础。
改革开放推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出场。1979年7月，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究竟如何搞，还要积累经验”。1980年4月，邓小平提出“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蕴含着一个重大思想转变，即从否定“文革”十年到反思党的“八大”以来的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邓小平讲的“有些事情还要自己负责”，很大程度上是指原有的社会主义还不够格。一方面在发展生产力、消除贫困上不够格，另一方面制度上不成熟。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指出，党的十二大“是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一次最重要的会议”。党的八大尽管提出了正确的路线，但由于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党的“八大”的正确路线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多了，经验丰富多了，通过总结长期经验，形成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结论。党的十三大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确定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继找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之后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以原有社会主义为改革对象，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改革目标，为制度建设提供了新的基点，要求制度建设超越整顿制度与恢复制度，进入到改革制度和创新制度的层面。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召开，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建设全面展开。党的十七大提出和系统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八大提出并系统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各项具体制度四个层面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及其内涵，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是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最鲜明特色”。党的十八大正式提出和阐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度改革与制度创新成果的集中体现。
首先，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法制化。改革开放以来，有计划有步骤的改革实际上最先是在政治体制领域展开的。1978年10月11日邓小平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改变上层建筑”，实际上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进行民主政治建设的任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围绕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提出一系列原则和要求，包括：实行党中央和各级党委集体领导；充分保障党员在党内对上级领导直至中央常委提出批评性意见的权利；把立法工作提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议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司法审判机关保持应有的独立性；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权威性等。
这些原则和要求的确立，拉开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政治建设序幕。一是党的领导制度改革，包括成立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确保从党的领导者到每一个党员在党纪和国法面前人人平等；设立顾问制度作为过渡形式，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实行干部退休制度，改变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状况；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委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形成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三个层次中共中央领导体制，改变权力过分集中于少数人甚至个人的状况。二是实行党政分工，增加地方权力，扩大基层民主权利，切实保障司法、检察机关依据宪法享有的审判和检察权，探索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实现形式。三是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推进机构改革、权力下放、政府职能转变、政企分开等行政体制改革，不断增强党和行政机构以及整个国家体制的活力。党的十三大系统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方法、目标和具体方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着力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共产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重大制度。党的十四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吸收此前政治体制改革成果，对民主法制建设、党的制度建设做出重大补充。党的十五大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实现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完善民主监督，维护安定团结。党的十六大强调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党的十七大围绕扩大人民民主、发展基层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等六个方面部署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措施。党的十八大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其次，改革经济体制，创新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经济管理体制中存在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端，要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是改革开放的重点。在经济体制改革领域，有计划有步骤有领导的改革和制度建设最先发生在对外开放领域。围绕对外开放，逐步推进外汇管理体制、审批体制改革和有关外资、外贸的法制建设。农村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比较薄弱的环节，改革得以率先突破，并从放开政策迅速转向制度建设，形成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社队企业（乡镇企业）政策、政社分设制度等新的制度安排和制度规定。在城市，通过向企业下放经营自主权、试行企业基金制度、恢复奖金制度等举措，构建了企业权责统一、监督激励约束相协同的制度安排。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集成对外开放、农村改革、城市改革的制度创新成果，围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部署一系列制度安排与制度创新。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制度框架。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出台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围绕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围绕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途径和方式做出一系列新的制度安排。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到党的十八大召开，通过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创新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四梁八柱”基本确立。首先，创立和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制度。在推进国有经济、集体经济改革的同时，大力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党的十二大第一次把个体经济确定为公有制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1988年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指出，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党的十五大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五大以来，一方面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另一方面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其次，创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和完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特别是把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一方面通过完善市场制度、健全市场体系、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手段机制化建设，完善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推进财政、税收、金融、贸易、劳动等领域改革，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经济制度，党的十六大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通过分税制改革、构建现代金融体系、建立适应国际经济通行规则的运行机制等改革，不断完善各个方面的部门经济制度。第三，创立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按劳分配这一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在“文革”期间被破坏。党的十二大提出“改革劳动制度和工资制度”。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在企业内部，要扩大工资差距，拉开档次，以充分体现奖勤罚懒、奖优罚劣，充分体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党的十三大确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原则。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规定，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首次承认生产要素在收入分配中的重要地位。党的十六大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通过改革的深化，党的十八大确立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
最后，改革各领域体制，创立和完善各领域具体制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一开始就具有全面性，即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加快推进教育、科技、法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与制度建设。例如，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经济体制改革决定后，1985年，先后出台《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科技、教育领域的改革逐步展开，初步形成推动科技、教育、人才支撑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布局和制度体系。在法治方面，一方面加强民法、义务教育法、外资企业法等法制建设；另一方面加强普法教育，出台《关于向全体公民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五年规划》，到党的十八大召开，先后实施七个普法规划。在文化建设方面，出台和实施《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确立了精神文明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和相关制度安排。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历史性转折，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和制度创新，创立、发展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在中国建设“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确立了制度基础，回答了将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的问题。
（三）制度集成、制度运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回答中国通过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建设“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的问题之后，接下来需要用实践推动“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的建设。党的十八大提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明确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这就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制度建设的基本途径，即制度集成和制度运行。制度集成，就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改革集成和制度系统集成，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制度运行，就是执行和运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2020年年底，习近平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成就做出如下判断，“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确立，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为推动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奠定了坚实基础，全面深化改革取得历史性伟大成就”。2021年开始，全面深化改革开启新发展阶段改革进程，围绕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展开，改革向更深层次制度建设推进。
首先，推进制度集成，推动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围绕制度建设这一主线，工作重点逐步演变。2020年12月30日“中央深改委”第17次会议将这一演变过程概括为“前期夯基垒台、立柱架梁”“中期全面推进、积厚成势”“现阶段系统集成、协同高效”这三个重点不同的时段。
第一个时段：2014-2016年，夯基垒台、立梁架柱，构建全面深化改革主体框架。改革的主体框架，就是制度建设的基本架构，即制度建设的“四梁八柱”。构建改革主体框架，就是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顶层设计，推出基础性、支柱性改革，搭建改革的基本框架。这一期间的改革重点，是立柱架梁，即优先推进在各个领域具有基础性和支柱性的改革，推出具有结构支撑作用的重大制度建设。例如，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推出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鼓励和规范国有企业投资项目引入非国有资本、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性改革。再例如，在科技体制改革方面，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建立公开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计划体系、管理制度和新型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管理体制，为科技领域其他方面的改革向纵深推进奠定基础。总体上看，2014-2016年三年间，改革聚焦国有企业、财税金融、科技创新、土地制度、对外开放、文化教育、司法公正、环境保护、养老就业、医药卫生、党建纪检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基础性、支撑性改革，推出一批具有标志性、关键性重大改革方案出台实施，全面深化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
第二个时段：2017-2019年，全面推进、积厚成势，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全面推进，就是在各个领域全面展开改革。积厚成势，就是拓展制度建设的厚度，为推进改革系统集成和制度集成积蓄动能和势能。重要领域，包括国企、财税、金融等支撑全面深化改革纵深推进的基本领域。关键环节，就是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中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重点难点部位，保持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的重大举措，以及金融、减税降费、营商环境、科技、法治、政府管理、教育、医疗、就业、环保等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牵肠挂肚、急难愁盼问题。与前期主要出台基础性、支撑性改革相比，这三年推出一批关键性、引领性改革。如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出台的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先导性和引领性。科技体制改革方面围绕难点、堵点，出台的深化科研项目评估、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研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改革，对于破解教育、科技、人才的深层次问题，具有针对性和引领性。总体上看，这一期间的改革全面展开并深入拓展，为全面深化改革进入系统集成、制度集成阶段创造了条件。
第三个时段：2020-2023年，系统集成、协同高效，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系统集成、协同高效，就是巩固和深化前一阶段解决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梗阻、政策性创新方面取得的制度成果，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处理好顶层设计和分层对接的关系，搞好上下左右、方方面面的配套，注重各项改革协调推进，使各项制度相得益彰。这一期间，一方面推出《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科技体制改革三年攻坚方案（2021-2023）》等一批攻坚性改革；另一方面，推出加强和改进国有经济管理有力支持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等一批战略性改革，推动各个方面改革和制度建设向中国式现代化聚焦。总体上看，这一期间一方面通过制度系统集形成了《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深化农村改革实施方案》《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等一系列总体性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对制度规定进行新的概括。例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做出新的概括，第一次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共同明确为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将基本经济制度从所有制制度拓展到分配制度和经济体制，体现了三者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体现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者之间已经构成紧密联系、运行有效的体系，体现三个方面制度以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成熟与定型。
总体上看，到2020年，经济体制、生态文明体制、民主法治、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党的建设制度、纪律检查体制等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已经基本确立，到2023年，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在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建设方面，国有经济等领域制度实现历史性变革，科技等领域制度实现系统性重塑，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制度实现整体性重构，呈现出多样态的制度变迁图景。由此形成的制度体系初步呈现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格局和特征。
其次，推进制度运行，统筹制度改革和制度运行，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制度的优势和效能要在实践中检验。制度建设最终是为了国家治理，制度的成熟与否和巩固与否需要治理效能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不仅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且通过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运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制度优势有效转化为治理效能。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进行新的概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优势进行全面总结。全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科学制度体系，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指出：“严格遵守和执行制度”“必须强化制度执行力，加强对制度执行的监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只有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才能更好彰显制度伟力、发挥制度根本保障作用。这就将制度建设提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新高度，体现了以改革完善制度、以制度运行推进国家治理、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障制度实施的治国理政新思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全面深化改革推出一批促进改革与发展融合、制度建设与治理效能转化的改革，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例如，推出提高政府监管效能、统一规划体系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构建数字政府建设制度体系等改革，有利于完善政府宏观治理体系，提升政府宏观治理能力，促进政府改革转化为宏观治理效能。深化公共资源平台整合共享改革，推广北京“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和浙江“最多跑一次”审批服务便民化改革经验，有利于推动基层改革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面对突如其来且前所未有的新冠肺炎疫情，一方面充分发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理念、强有力的中央指挥中心和联防联控机制以及军民、医地、平战结合形成的“举国体制”等制度优势；另一方面，迅速启动分级诊疗、医防协同、公立医院、医保支付方式、医保基金监管、公共卫生应急物资保障体系、乡村医疗卫生体系、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力、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等方面的改革和制度建设，加快完善了疫情防控体系、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和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推进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和医疗卫生体系的制度集成，将制度优势有效转化为应对疫情的治理效能。
只建设制度，不运行制度，难以形成制度效能。全面深化改革注重制度的执行，强调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强化制度执行力。针对长期以来制度运行中抓落实不够、执行力不强的问题，全面深化改革一开始就把制度落实放在突出重要地位，强调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在改革进程中，针对一些改革举措落实不够的问题，构建了全覆盖的制度执行监督机制，把制度执行和监督贯穿区域治理、部门治理、行业治理、基层治理、单位治理全过程，保障制度效能与治理效能转化融合。
总之，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通过制度集成，推动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通过运行制度，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
从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党的十八大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回答了将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的问题，改革开放特别是全面深化改革，回答了如何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的问题。在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的进程中，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八大期间创立并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进的制度集成与制度运行，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奠定了基础。
三、“新发展阶段改革”：建设“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的关键步骤
2020年12月，习近平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取得历史性伟大成就。要坚定改革信心，汇聚改革合力，再接再厉，锐意进取，推动新发展阶段改革取得更大突破、展现更大作为”。“新发展阶段改革”是一个重大命题。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立、发展和完善，为建设“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奠定了基础，“新发展阶段改革”将是建设“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的关键步骤。
“新发展阶段改革”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关键步骤。“新发展阶段”命题蕴含着一系列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阶段性的思想。关于新发展阶段的定位，新发展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新阶段。“新发展阶段，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同时是其中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关于新发展阶段的时间节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可见，根据党的二十大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新发展阶段包括从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以后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期。关于新发展阶段的内涵，新发展阶段是彰显社会主义生机活力的过程，是社会主义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是社会主义发展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总体上看，新发展阶段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阶段，推进“新发展阶段改革”，是建设“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的重大举措和关键步骤。
以“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为导向谋划和推进“新发展阶段改革”。2024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研究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2024年将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顶层设计和开局之年。“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既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接续，又是“新发展阶段”的具体体现。新发展阶段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遵循邓小平“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战略构想，进一步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深化和拓展。
首先，聚焦制度体系，深化制度建设，进一步推进制度建设“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并“日益接近质的飞跃”。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与“质的飞跃”两个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也是如此。改革开放启动到党的十八大召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党的十八大提出并阐释“社会主义制度”，是“质的飞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与“质的飞跃”两个阶段相结合的过程，新发展阶段是其中“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过程。体现在制度建设上，就是要推进制度发生“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使之日益接近“质的飞跃”，即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社会主义新的发展阶段。这种“质的飞跃”的制度基础，就是“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而要“日益接近”这种飞跃，关键是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年全面深化改革，已经基本确立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实现了思想理论、改革组织方式、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人民广泛参与四个方面的深刻变革，为推动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奠定了坚实基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一方面要在已经确立的基础性制度框架和已经发生的深刻变革的基础上，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系统完备，就是根据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具有系统性、全面性，制度之间具有协同性、融通性。科学规范，就是合理合规、于法有据。运行有效，就是制度具有实际可执行性和执行有效性。三者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运行有效是根本标准，系统完备、科学规范是运行有效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既要按照系统完备、科学规范的要求全面改革、深化改革，更重要的是，按照运行有效的要求推进制度建设与治理效能的转化融合，增强制度的活力与效能。
另一方面，要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是制度体系运行有效的基础。制度成熟，就是制度符合生产力、经济基础的客观要求，切合现代化和现代治理的现实需求；制度定型，就是制度规定稳定化和制度执行法治化。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围绕到二0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的要求，提出了党的领导、人民民主、法治体系、行政体制、基本经济制度、先进文化制度、民生保障制度等十二个方面的制度建设部署，这是各个领域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需要实现的制度建设目标。
其次，聚焦制度需求，优化制度供给，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改革和制度建设是一个制度供给的过程。现代化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过程，也是国家制度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过程。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程度是衡量制度优越性的根本标准，中国式现代化深入推进和全面展开也将衍生出巨大制度需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聚焦新的制度需求，优先建设急需制度，及时供给必备制度，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例如，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注重推动共同富裕，但主要是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下进行，主要集中在收入分配政策层面。伴随现代化进程全面展开，需要把公平放在更加重要位置，需要超越政策层面，全面构建共同富裕制度体系。再例如，高质量发展是现代化的支撑，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新质生产力不仅是生产力量的跃升，更是生产力质的迭代，需要形成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社会系统。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一方面要进一步落实推进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办法；另一方面，需要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全面深化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国家治理领域的改革，构建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体系。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还需要根据新的形势改革和优化制度供给方式，确保供给有效制度，有效供给制度。2024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做到三个“更加”，即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三个“更加”要求在推进制度建设和制度供给的同时，对改革本身进行改革，即进一步完善改革组织方式，优化制度供给。更加注重系统集成，要求将系统集成纳入改革顶层设计，协同推进改革设计、改革实施；要求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统筹顶层推动与基础改革分层对接；要求加强前瞻性制度设计和制度储备，加强改革接续和配套。更加注重突出重点，要求整合改革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统筹安排改革项目优先次序和接续跟进，优先安排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急需制度、必备制度和基础制度。更加注重改革实效，需要落实“民生为大”理念，聚焦民生发展制度建设，提升改革措施“含金量”；提升人民群众改革设计、改革评估参与度，推动第三方评估，将人民群众的评价作为改革实效基本评价标准；提升改革举措“穿透力”，破除深层次利益固化藩篱；回应现代化进程中的不确定性，构建更具“韧性”的制度，推动制度体系更具适应性和灵活性；构建制度设计、制度落实、制度执行、制度评估改革与制度建设闭环系统，确保制度落地见效。
最后，聚焦制度开放，扩大制度借鉴，进一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际竞争比较优势。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最大的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从国家间制度竞争视角看，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的过程，就是增强制度竞争优势的过程。增强制度竞争优势，依靠改革，更依靠开放，特别是制度开放和制度借鉴，即邓小平提出的“两个大胆吸收和借鉴”：大胆吸收和借鉴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
在现代化进程中，可以也必须以更大的力度推进制度开放和制度借鉴。其一，社会主义是符合社会化大生产发展规律的社会制度，应该是比资本主义更开放的制度，更能够借鉴和吸收一切先进的制度元素和制度文化。其二，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正在走向成熟、稳定和完善，与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主义相比更具有抵御资本主义侵蚀和干扰的能力。其三，制度开放是国家间开放的前沿。当今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经开始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其四，更重要的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如果不能站在人类制度文明制高点上推进开放和借鉴，是难以建成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的。
要做到“两个大胆吸收和借鉴”，关键要进一步打开思想空间和实践空间。在此，有必要重温邓小平“两个弄清”思想，即除了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外，还“要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必须明确“有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先进的管理“对任何社会制度都是有用的”，而先进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制度范畴。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有必要站在现代化高度，运用制度建设视角，在进一步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增强“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的制度自信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将资本主义根本制度和具体制度区别开来，将其具有阶级性的制度和没有阶级性的制度区别开来，将具体制度安排和深层制度文明区别开来，打开制度开放和制度借鉴的思想与实践空间，切实做到“两个大胆吸收和借鉴”，让“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的道路越走越宽广！
邓小平关于“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的思想，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实践，形成了科学的实践指导；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中国国家制度与国家治理理论的创新发展，做出了深刻的理论贡献；对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深远的思想引领。邓小平“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的思想的贡献与价值是巨大而深远的，当辟另文专述。在此引用习近平如下一段话作为本文结尾：“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有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在革除体制机制弊端的过程中不断走向成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充分显示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强大自我完善能力。可以预期，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推进，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必将在国际竞争中赢得更大的比较优势，展现出更为旺盛的生机活力。”这段话概括了中国共产党人40多年来建设“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的实践过程，揭示了当代中国在“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征程上的历史方位，展示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建设“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的坚定自信，是邓小平“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思想及其价值的最好诠释！
（作者简介：赵凌云，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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