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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在多个场合就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问题提出一系列重要论断。2016年5月，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引用恩格斯的话强调：“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2022年4月，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贯彻落实这些重要论述精神，要求我们在推动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中必须强化理论思维，发挥理论洞察力、理论抽象力、理论创造力，努力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

　　习近平指出：“面对十分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肩负繁重的执政使命，如果缺乏理论思维，是难以战胜各种风险和困难的，也是难以不断前进的。”那么，理论思维到底是怎样的思维，我们怎样才能增强理论思维能力？

　　理论思维是人类高级的思维方式。作为一种人类特有的精神活动，思维是人脑对现实世界能动的、概括的、间接的反映过程。思维活动的本质，决定了人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把握是一个积极能动的、逐步深化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前后，国内学术界对思维科学研究兴趣浓厚，并就思维分类展开了深入讨论。其中，钱学森认为，从思维规律的角度可以把人的思维分成三种：抽象（逻辑）思维、形象（直感）思维、灵感（顿悟）思维。他同时强调，第一，这一划分不是绝对的，将来可能会变；第二，三种思维在实际生活中往往不是单独出现。也有学者认为，思维大致划分为四大类：经验思维、理论思维、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这些不同的思维类型，实际上也从一定侧面表现了不同的思维方式。直至今天，学术界在思维分类问题上还存在歧见。我们认为，从认识路径和认识层次的差别来看，可将思维大致区分为经验思维和理论思维。一般说来，经验思维主要基于经验事实、依据经验惯性，是一种较为初级的思维方式。理论思维主要通过科学抽象和理论洞察来思考和解决问题，是对理性认识的深化、拓展，是一种较为高级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以理论为中介，诉诸理性反思，以揭示感性材料和经验对象背后隐藏的本质与规律为主要任务，其具体的和最高的表现形式就是哲学思维。经验思维和理论思维各有侧重，又相辅相成。经验是人类适应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产物，经验思维是人类把握自己与世界关系的常用的、基础性的思维方式。在原初生活状态下，人类总是基于日常经验来理解自己与世界的关系，依据共同经验来构建世界图景。经验思维具有显著的直观性，在日常生活中具有应用优势，但因其受到经验事实本身的特殊时空的限制，在超出日常生活范围时就表现出局限性。恩格斯指出：“常识在日常应用的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碰到极为惊人的变故。”毫无疑问，在学术研究、理论创新过程中，我们既要基于经验、合乎常识，又要升华经验、超越常识，积极促进经验思维向理论思维的跃升。

　　实现经验思维向理论思维的跃升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概括起来说，这主要表现为两点。其一，基础在于占有十分丰富且合乎实际的经验材料。只有做到这一点，人们才能既基于经验，又不止步于经验，从而突破经验思维自身的时空狭隘性，从有限中把握无限，从相对中辨析绝对，使思维成果更具普遍性。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深刻阐明了实现思维方式变革的现实基础，即“经验的自然研究已经积累了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然而，仅仅有这许多的经验材料又是远远不够的。恩格斯接着讲道：“迫切需要在每一研究领域中系统地和依据其内在联系来整理这些材料。同样也迫切需要在各个知识领域之间确立正确的关系。于是，自然科学便进入理论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管用。”近代以后的自然科学发展表明，人们往往难以从经验材料中直接得出基本规律。对此，爱因斯坦基于科学研究的体悟和独到的哲学思考深刻指出：“理论越向前发展，以下情况就越清楚：从经验事实中是不能归纳出基本规律来的。”其二，关键在于运用科学抽象。超越经验思维的表面相似性，克服经验思维的机械重复性，必须以科学抽象来穿透对象的外部特征和表面联系，从特殊中认识一般，透过现象把握本质，使思维成果更具深刻性。正如马克思在分析商品的价值形式时指出的：“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这种抽象力体现了黑格尔所说的思辨的思维的特质，而“思辨的思维就在于把握住矛盾，又在矛盾中把握住自身，而不是如同表象那样受矛盾支配，并且让矛盾把自己的规定只是化为其他规定或化为无”。人们运用这种抽象力所得到的认识成果，最初一般表现为概念、范畴。而概念、范畴作为我们“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梯级，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

　　体系化学理化的中国道理代表了当代中国人的理论思维。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在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个伟大发现，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运转之道，从而攀登到理论思维的时代最高点，“把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看得明白而清楚，就像一个观察者站在高山之巅俯视下面的山景一样”。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今天，这一科学的理论体系无疑应该具有新的内容和形式。2018年5月，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再次引用恩格斯的名言：“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接着，他强调说：“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也同样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中国道理和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思维成果。其中，中国道理在国际交往中表现为中国申明的主张、中国坚守的原则、中国提出的方案；在文化层面上表现为中国人的生存智慧、思想理念、价值立场；在思维方式上既有经验思维层面的内容，也有理论思维层面的内容，但侧重于后者。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基于中国人世世代代的生活经验、经验思维，更代表了当代中国人的理性自觉、理论思维。马克思主义这一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根脉，为体系化学理化的中国道理和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深厚基础、丰富滋养。作为“两个结合”的重大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其具有时代性的理论贡献，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进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新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具备优秀的思维品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承担起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的光荣使命，必须不断提升自己的思维品格，不断强化理论思维能力。正如有学者认为，优秀的思维品质具有强活跃度与高成熟度的高度统一等特点。我们以为，理论思维水平高的人通常符合这样的品质要求。其一，理论思维有助于提高捕捉问题、分析问题、判断问题的敏锐度，从而有助于提高认识问题的能力。列宁摘引黑格尔的话强调：“思维的理性，可以说是使有差别的东西的已经钝化的差别尖锐化，使表象的简单的多样性尖锐化，以达到本质的差别，达到对立。”相比而言，理论思维水平高的人，更善于从看似平常的现象中敏锐发现问题，从复杂交织的问题中精准锁定关键问题，并展开更深入的分析。其二，理论思维有助于提高历史自觉性、历史主动性，从而有助于深刻反思实践经验、总结客观规律。理论思维水平高的人，更善于使用科学理论的望远镜、显微镜，从而看远一步、看深一层。恩格斯曾说，理论思维“这种才能需要发展和培养，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习近平强调，广大党员干部“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看家本领，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把握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新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自觉提高理论思维能力，必须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努力掌握好这个看家本领，并将之“落到研究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来，落到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上来”。做到了这一点，就有助于防止和克服经验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等忽视理论思维的各种不良倾向，就有可能产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创新性成果。

　　“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正确思想指引。”毫无疑问，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也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离不开理论思维之光的指引。

　　理论思维是解决理论研究外部问题和内部问题的思想工具。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理论需要是否会直接成为实践需要呢？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这一论断从理论需要和实践需要的角度深刻揭示了理论创新的根本动因。从一定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着力回应理论需要和实践需要，从而用理论引领实践、照亮现实，并使之“趋向思想”的过程。而理论创新的难题，归根到底来自理论与实践、新理论与已有理论之间的矛盾。正如有学者指出，理论研究中的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已有理论与新的实践经验之间的矛盾所构成的外部问题；二是由外部问题引发已有理论的内在矛盾所构成的内部问题。理论研究的关键点在于，将外部问题转化为内部问题，再通过解决内部问题来解决外部问题，进而达到理论引领实践的目的。从理论思维之于理论创新的作用来看，“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推进理论创新，离不开理论思维的运用。理论思维是用理论把握现实、引领实践的思维方式，是“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的思想工具，是发现、提出、分析和解决理论问题的理性之光。突破当前理论研究面临的诸多重点难点，解决或者避免哲学社会科学“肌无力”问题，应该凝聚理论思维之光，以资补钙壮骨、强筋健力。

　　强化主体性、原创性、系统性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当务之急。一是增强主体性。世界历史表明，一个弱小的国家和民族往往无法自我主张，只能依附他人、随声附和。近代以来，随着国门打开、西学东渐，中国学术似乎进入了唯外国学术权威马首是瞻的学徒状态，在思想理念、思维方式、话语表达、学术规则等方面缺少自主性。如果说以往这种状态的形成还算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今天我们决不应该再甘居这种状态。强起来的中华民族，需要强起来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摆脱学徒状态、获得自我主张，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正当其时。增强主体性，就是要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就是“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二是增强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总是带有一定的时空属性，并反映一定的利益需要。现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生长于西方社会土壤，伴随着西方现代化进程而生，服务于西方国家的利益。1944年7月，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指出：“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决定了一切搬用、套用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做法都是行不通的。“一切刻舟求剑、照猫画虎、生搬硬套、依样画葫芦的做法都是无济于事的。”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极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原创性的中国实践，必然催生出原创性的中国理论。一般而言，原始创新“意指取得原发性的、突破性的发展，即那种实现所谓从0到1的发展”。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理所当然地要扎根中国大地、反映中国实践，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体现中国人的理论原创性。三是增强系统性。“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形态，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在思想资源上具有综合性，在知识形态上具有系统性。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项极其繁重的任务。经过长期努力，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长足进步，但还存在诸如学科体系不够健全、学术体系活力不足、话语体系影响不够等问题。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当下尤其应注意避免和克服理论研究碎片化、零散化的倾向，着力突出优势、拓展领域、补齐短板、完善体系，注重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协调发展，促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之间的良性互动、齐头并进。在这方面，中央办公厅2022年4月印发的《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以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主题，以提升学术原创能力为主线，把“三大体系”建设作为核心任务，作了系统谋划和明确部署。

　　理论思维是强化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主体性、原创性、系统性的有力思想工具。如果一个民族能够引领世界历史发展，那么很大程度就在于其优秀的民族精神、思维特质、知识体系。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给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诸多新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具有内生性、原发性、耦合性。理论思维反映主体的自觉性认识，具有深刻性、抽象性、逻辑性、创造性等特质，在思考和回答这些问题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习近平深刻指出：“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要推出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就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新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善于学习和运用理论思维，用基于中国立场、富于中国创造的体系化学理化的中国道理和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深入观察、深刻解释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总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经验，进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这为以理论思维促进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基本遵循。

　　以理论洞察力促进对中国实际的真切把握。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重要前提在于把准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有助于我们从过去与现在、中国与外国的比较中认清现实的中国，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领域了解中国的实际，分清主流与支流、个别与一般、现象与本质，进而反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挑选任何能够佐证某一观点的个例都是毫不费劲的。如果主观、片面地举例论证，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列宁曾说过：“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理论是思想中的现实。任何重大的理论问题都源于现实的经济社会生活。“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把准中国实际，目的在于从真切的实际中捕捉真实的现实问题，这就是理论研究所需要注意的真问题。习近平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研究者要在浩繁的现实材料中找到它们的内在联系并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着实不易。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的理论洞察力，直接决定理论研究所能选定的问题的深度和价值。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必须思考和回答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必要、如何可能、怎样推进以及具有哪些世界历史意义等重大问题。习近平指出：“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理论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

　　以理论抽象力促进标识性概念的提炼。从认识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来看，概念的形成往往标志着认识发生了质的飞跃，而概念的提炼离不开概括、凝炼和升华问题的抽象力。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发挥理论思维的抽象力，就是要“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从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来看，术语的革命往往伴随着理论的革命，成为重大理论成果产生的重要标志。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以理论洞察力真切把握到的中国实际，为我们蒸发表象、提炼概念、实现术语的革命提供了丰富材料。习近平指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可以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标识性概念，它不仅反映了一种哲学意义上的人类关系性存在，是一种崭新的关于当代人类社会的世界历史观，也反映了一种新型国际关系状态，为处于不同社会形态的国家提供了普遍交往的新答案。同理，“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质生产力”等一系列新概念、新范畴，也都是新时代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亟待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深入研究。

　　以理论创造力促进理论的系统建构。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应该充分发挥在思维中分解、改造和重构对象的理论创造力。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理论的系统建构，就是在概念形成的基础上，实现“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形成“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即以思想的方式将“具体”再现出来。列宁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商品交换“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萌芽）。往后的叙述向我们表明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的总和中、从这个社会的开始到终结——的发展（既是生长又是运动）”。这深刻揭示了《资本论》这一“艺术的整体”的内在逻辑。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总结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的过程，就是在真切把握中国实际、提炼标识性概念的基础上，不断形成作为“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的理性具体，进而生成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艺术的整体的过程。从思想资源融合的角度来看，我们要善于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特别是要把握好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外哲学社会科学三方面的思想资源，彰显综合性。从知识形态体现的角度来看，应该“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增强系统性。促进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各自学科领域，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发挥理论创造力，着力构建多层次、多角度、有学理性的理论体系，共同为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作出自己的贡献。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