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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指出：“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1]16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脉”，具有历久弥新的时代价值。实现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需要立足新时代历史方位和“两个结合”重大命题，使其符合时代需要，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中华优秀传统美德代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核心的价值观导向和指导实践的方法论遵循。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要继续前进，就必须根据时代条件，继承和弘扬我们的民族精神、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特别是包含其中的传统美德。”[1]18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传统美德具有独特的价值导向，传递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魅力。在回答“两个结合”理论创新的科学命题、凝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治理智慧等方面，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一）实现“两个结合”的思想道德基础

　　习近平在2023年6月2日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2]中华优秀传统美德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价值的美好品格，也是新时代实现“两个结合”的思想道德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源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与共产主义理想和人民至上的理念主张相契合；“周虽旧邦，其命维新”[3]477与中国共产党人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相互呼应；知行合一、经世致用与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实践观不谋而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理论智慧和实践经验，不仅代表着中华文明的思想结晶，也是传统道德的重要范畴，是承载国运兴衰的人伦天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就是传承中国历史赓续不绝的文化基因。只有在新时代实现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在实践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互成就，“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4]。

　　中华优秀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道德基础。对中华优秀文化的认同离不开对传统美德的认同。习近平指出：“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5]15，传承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就是维系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立足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凝聚中华儿女的精神力量。习近平提出，中华优秀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传承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就是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基础[1]16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离不开传统美德的涵养。树立文化自信，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守正创新，都需要我们理解中华文明具有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理解中华文明的独特价值立场，表达传统美德的价值要求。

　　中华优秀传统美德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思想宝库。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都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6]。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两个结合”的理论创新成果，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理论结晶，体现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不朽魅力。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强调的育德养正、文以载道，体现在习近平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文化思想中；传统天人观对时令制度、万物和谐的尊重，彰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思想；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等观念，为新时代大国外交提供重要的思想根据，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道德和文化基石。

　　中华优秀传统美德为“两个结合”提供重要价值遵循。习近平指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7]18-19一切实践和价值都受到历史文化的影响，立足于特定历史文化背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党和国家理论实践的基本价值立场，蕴含着中国数千年历史的价值理念，也是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时代表达。“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1]168，只有从传统美德中凝聚价值，才能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生生不息的文化滋养，体现核心价值观的中国特色和民族特性。

　　（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

　　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凝聚社会共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精神动力。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习近平指出，传统美德为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8]321。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具备的号召力和精神推动力，根源于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传承，是中华民族文化赓续发展历史经验的总结。通过将个人、社会、国家层面的价值追求结合起来，实现文化共同体中小我与大我的内在统一，“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9]69。“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道德的力量也是无穷的”[1]158，通过思想道德建设激励人、鼓舞人，使传统美德能够在新时代发挥其永恒价值，成为“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1]158。

　　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彰显中华文化最深层的文化软实力，是建设文化强国必不可少的价值基础。习近平提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10]349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奠定了文化自信的精神根基，在传统文化的诸多元素中，传统美德最能代表文化内在要求，具有社会性、个人性和超我性[11]10-14。中华优秀传统美德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创新动力和意识形态定力。通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美德，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健康向上、永远充满希望。”[12]25

　　（三）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历史文化宝库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传承相互成就。中国自古有德治之传统。在儒家文化中，政权稳固的根本在于遵循德治，政权覆灭源于德不配位[13]2。近代中华民族面临深刻的民族危机、文化危机，“天理亡，人伦堕，则社会将散。”[14]276近代一些知识分子或将传统道德视为阻碍民族进步的文化痼疾，或将传统道德作为民族存续的救命稻草，都不能把握社会历史和传统道德的辩证关系。历史唯物主义认为，道德是阶级社会的意识产物。“传统在衰微、分解和消失。那么，是什么在维系并强化这些传统？又是什么在削弱并摧毁它们？扼要的回答是：相关美德的践行或没有践行。”[15]282中国共产党将中华传统美德具有时代性的实践智慧和文化因素与近代中国社会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建立“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中国”[16]304，“这条路线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从中国自己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16]315。他引用《老子》中“不为天下先”，《左传》中“退避三舍”和《礼记》中“来而不往非礼也”等文化典故，将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实践智慧融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中华优秀传统美德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思想智慧。习近平非常重视将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应用于治国理政的实践，认为中华优秀传统美德蕴含丰富的思想精华和道德观念，“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17]5。中国共产党创设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政协制度、少数民族区域自治等制度，都能从华夏大地的历史文献中寻得实践经验和伦理基础。形成以法律为准绳，以道德为基石的治理体系，需要我们准确把握、积极弘扬传统美德的教化治理功能。习近平指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6]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中华优秀传统美德不断内化、深度阐释、推陈出新的结果。只有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才能展现传统美德的永恒魅力；只有将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政治智慧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才能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马克思认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18]470离开个人及其所处的社会关系、离开共同体的道德是无根之萍。根据社会关系和道德范畴的不同，可以将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分为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政德和外交德义等层次。习近平提出：“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8]32。新时代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充分彰显传统美德的独特价值观念，并与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体系相结合。

　　（一）个人品德

　　个人品德是思想道德建设的起点。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一般来说个人品德主要包括谦恭、正直，重仁爱、讲礼仪，严于律己、慎独自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宁静致远、淡泊明志，等等。习近平指出：“中华传统文化历来把自律看作做人、做事、做官的基础和根本。”[19]145个人品德是个人修养的核心和源头，是个人走入社会的首要环节[20]159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为，个人修养为其他道德提供价值动力，具有更加重要的文化地位。通过提升个人修养明确个体社会身份，进而明确个人道德责任和义务，践行道德价值，是传统文化中个人品德的价值导向，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道德建设的思想指南。新时代思想道德建设中，个人修养永远是社会伦理教育的出发点、关键点和落脚点，通过不断锤炼个人品德，自觉传承传统美德，才能过有品味的生活。

　　发挥道德模范力量，推动个人品德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个人道德和能力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21]49个人修养具有更强的个体性、自主性、复杂性，相较于社会约束，培养个人品德更应发挥道德模范的榜样力量。通过道德先锋模范事迹传递道德价值、凝聚道德力量、促进道德实践。习近平在全国道德模范座谈会上指出：“道德模范是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旗帜，要深入开展学习宣传道德模范活动，弘扬真善美，传播正能量，激励人民群众崇德向善、见贤思齐，鼓励全社会积善成德、明德唯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有力的道德支撑。”[22]41道德榜样是传统美德的个性表达，有利于彰显传统美德的时代特色、反映个人修养的现实意义、形成见贤思齐的社会风气。

　　（二）家庭美德

　　家庭是基于血缘关系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格外注重家庭美德，强调百善孝为先，兄良弟悌，夫妻之间相敬如宾，长辈以身作则，和衷共济，长幼有序，等等。传统文化中既包含不朽的家庭和谐价值，也包含陈腐的封建纲常伦理；既包含随着现代化发展历久弥新的人伦关怀，也包含随着社会家庭结构变化而失去活力的传统观念。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家庭美德，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挖掘传统家庭伦理的时代价值，使传统家庭美德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开展家风建设，推动传统家庭美德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随新时代家庭结构变化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把家庭伦理的发展与人的解放联系起来。《共产党宣言》提出：“无产者的一切家庭联系越是由于大工业的发展而被破坏，他们的子女越是由于这种发展而被变成单纯的商品和劳动工具。”[23]418历史唯物主义从推动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角度批判阶级社会异化的家庭伦理。在新时代，家庭仍然具有基本的共同体地位。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是家庭文明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24]2中国共产党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中汲取营养，构建和谐良好的家庭关系，推动传统文化与新时代家风建设相结合。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家庭关系随着社会转型和城市化的影响，已经逐步脱离传统社会血缘大家庭和地域性大宗族的结构，更强调个人生活空间和便利的工作生活节奏，呈现出私人性扩张、规模缩小、结构精简等特征。新时代，传统家庭美德仍然具备构建和谐家庭关系，指导家庭伦理价值的基本功能。推进家风建设应不断顺应时代需要和人民生活条件，体现传统文化的优秀家庭伦理价值与和谐社会的文化要求。习近平提出：“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24]5，“要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认真研究家庭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把推进家庭工作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抓实抓好。”[9]26在家庭文明建设中，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以优秀家庭伦理观念要求自身，在家风建设方面作出表率，“各级党委、机关和广大老干部工作者，要从传承我党我军优良作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高度，尊老爱老、竭诚服务。”[25]在家风建设中，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作用尤其重要。要着力推进核心价值观与传统家庭美德相结合，将传统美德代代相传，使家庭成为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强大力量。

　　（三）职业道德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职业道德体现个人修养、社会生产关系和文化观念的内在统一。培养良好的社会职业道德不仅是创造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手段，也是个人发展进步的现实需要。做人、做事，都要时刻向群众学习，提高自身能力素质，做到见贤思齐。

　　选贤举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要求。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时期，社会格外重视职业素养和能力水平。在中西方早期文明的道德观念中，“善”与能力、素养是相互贯通、相互促进的。“良农不为水旱不耕，良贾不为折阅不市，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26]17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每种活动和技艺中的那个善是什么？也许它就是人们在做其他每件事时所追求的那个东西。”[27]16

　　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对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促进社会生产和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更加强调职业道德中的诚实守信、有序竞争、遵纪守法等，既体现中华文化崇德尚贤的优良传统，也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价值。习近平提出，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过程中，积极开展“四德”教育，并将职业道德放在首位[28]9。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职业道德中追求创新、勤劳勇敢、格物致知的精神与当代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相结合，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提供不竭精神动力，为伟大复兴中国梦奠定文化自信的精神根基。

　　（四）社会公德

　　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在历史发展中产生了层次多样、内涵丰富的社会公德观念，追求以德为邻、亲仁善邻的邻里关系，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的乡里德行，淳朴善良、安居乐业的社会风气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需要立足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尤其是传统社会公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社会公德，最能够体现中华文明生产交往的规律和智慧，最能够反映传统文化处理社会关系的内在要求，最能够表现中华民族独有的精神特质，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指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1]164中华优秀传统美德提供了社会交往的基本价值遵循，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家园的价值观土壤。建设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中华优秀传统公德观结合起来，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展现中华文明包容性和凝聚力。

　　把传统社会公德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中。习近平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学说“都坚持经世致用原则，注重发挥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目的”[17]5。在党领导新中国由旧社会走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对传统社会公德的批判性继承、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牢牢维系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观和文化根脉，并在今天社会转型过程中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结合，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独特作用。

　　新时代党领导的社会建设中，邻里关系建设、乡风建设、脱贫攻坚和社会公益事业，都蕴含着传统社会公德的价值指向，是传统社会公德的现代转化和创新表达。习近平提出：“从耕读传家、父慈子孝的祖传家训，到邻里守望、诚信重礼的乡风民俗，等等，都是中华文化的鲜明标签，都承载着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追求。”[29]294开展乡风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文化工程，立足于传统美德的新时代文明乡风彰显传统价值观的永恒魅力。习近平指出：“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紧迫任务。重点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护和传承农村优秀传统文化。”[30]259在扶贫工作中，党中央同样重视以传统美德凝聚社会力量，“传承中华民族守望相助、和衷共济、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引导社会各界关爱贫困群众、关心减贫事业、投身脱贫行动”[8]136。把优秀的传统美德纳入新时代社会公德培育中，有助于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基础、群众基础和道德根基，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长久的道德力量。

　　（五）为政以德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就有以德治国的传统，君王施行明德，才有兄弟邦国来往[31]332。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政德既包含为政者的政治素养和政治操守，也包含统治阶级以德治国的立场和方法。一般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政德主要包括清正廉洁、仁民爱物、克己奉公、以史为鉴，等等。习近平提出：“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6]

　　推动传统政德创新与干部队伍建设相结合。传统美德中严于律己、崇尚清廉俭朴的从政态度，对党的自我革命具有启发意义。习近平指出：“要善于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凝结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来明是非、辨善恶、知廉耻，自觉做为政以德、正心修身的模范。”[32]传统美德包含的政治价值观，为推进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提供丰富的文化营养，为作风建设提供传统美德熏陶，“抓作风建设要返璞归真、固本培元，在加强党性修养的同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33]11。通过自我反思、相互监督形成清廉正直的思想觉悟，坚守清正廉洁的纪律底线。

　　推动传统政德创新与制度建设结合，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可以从传统政治价值中寻找文化资源。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1]156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深挖政治智慧，回答历史问题，推动传统政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论及协商民主时，习近平指出：“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它源自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政治文化。”[34]15中国共产党的治国方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是对传统政治道德独特理念的继承和发扬。

　　（六）邦交德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对外方面的道德内涵和外交德义，主要包括独立自主、以和为贵、互通有无、文明互鉴，等等。发扬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天下情怀，建设睦邻友好的地区关系。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下”由甸、侯、绥、要、荒五服构成[31]185，根据与中原王朝的距离区分政治秩序。中原与周边民族在交往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格局，在边疆地区，尽管民族多样、风俗有别，“中原有道则遵循教化，无道则相互征伐”[35]2531，中原依然采取德化政策，推动文化交流，展现中原强盛，晓喻中原德义[36]3596。通过商贸、朝贡等形式促进民族交往的同时，中原王朝还积极维护边疆稳定，承担大国责任。在新时代，发扬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天下情怀既是促进民族团结、地区和平的重要途径，也是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指出：“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深化文明交流互鉴。”[37]通过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价值，构建互利共赢的地区关系，为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地区安全作出表率。

　　以世界眼光共促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文明自古以来重视国际交流，西汉张骞通西域把沟通风俗、德致四海[38]2037作为目标；唐代交往贯通欧亚，展现中华民族扶弱济困，开放包容的风貌[39]5317；明朝郑和下西洋，也将宣传德化，增进交往作为宗旨，宣布天子教化，赐予各邦君主[40]5200。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尊重他国文化、务实合作共赢是邦交的基本原则。近年来，通过“一带一路”等文化交流平台，党和国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中国方案，将中华传统美德智慧融入国际交往进程，“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10]340

　　弘扬中华文化和合思想，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和合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价值主张，“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41]191古人还将和合观应用于国家治理中，“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42]206在新时代，和合观念既是和谐社会建设的价值指向，也是增进国际交往，促进世界和平的文化润滑剂。实践证明，中华传统美德能够为东西方价值合作提供重要的文化指引，站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立场上，回答人类文明传承发展的重要问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奠定中华文明的价值锚点，助力建设开放包容、和平发展的新国际秩序。

　　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立足于中华优秀文化的价值立场、民族特性和历史传承。推动传统美德的批判性继承和创新，做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将中华优秀传统美德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以中华优秀传统美德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新时代理论创新和传统文化传承提供科学路径和不竭动力。

　　（一）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相结合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美德要立足马克思主义伦理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伦理观立足于古代社会尚不发达的生产条件，相比现代伦理观更强调人的素养与“善”的成功实践，重视道德实践的现实意义。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具有高度的世俗性和归纳性，体现华夏先民对社会生产和历史经验的重视，但并不具备现代伦理观成熟的逻辑推理，需要在当代复杂的社会意识形态冲突中不断完善其理论系统。中国共产党人将传统美德视为中国国情的一部分，重视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态度阐发中华优秀传统美德。毛泽东曾经就孔子的道德观提出，应当以历史唯物主义考察，重视其中关于名与是，文与质，言与行等思想的辩证智慧[43]163。恩格斯指出，不存在适合一切时代、民族和情况的普世道德，每个民族和阶级都有自己的道德[44]247。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在新时代的价值导向和道德判断中的独特功能，在马克思主义伦理观指导下适应时代社会条件，创新道德话语体系，融合人类文明成果，铸牢中华文化主体性。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美德与新时代党的道德建设实践相结合，发展社会主义道德观。传统美德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富的文化价值。毛泽东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中“实事求是”的观点强调重视调查研究[45]237，在延安时期的《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文章多次提到实事求是。党的三大作风等思想理论成果渗透着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智慧，彰显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性。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4]在新时代，传承中华优秀传统美德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辅相成，传统美德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的价值尺度，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文化背景。

　　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握新时代思想道德理论创新。民族精神的发扬源于人民群众对中华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理解接受[6]。新时代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求我们了解中华优秀传统美德作为中华文化价值观的思想背景。“国之功德，崇于城墙”[46]729，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把文化自信作为国家统一和长治久安的文化基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文明共同体建设，都必须明确中华优秀文化的主体地位，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价值基础。

　　（二）中华优秀传统美德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华优秀传统美德丰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底蕴。习近平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1]16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源泉，传统美德与核心价值观在思想上前后呼应。在中华文化中，无论是治国理政、风俗教化还是人生成就，都是道德修养的重要环节，具有相通的价值观内核和实践要求。这些优秀价值观念，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启发意义。例如，“教顺成俗，外内和顺，国家理治，此之谓盛德”[47]642体现的中华“和”文化，是和谐社会建设的文化动力；“辨法辟法，不治则刑之，尊法故也”[48]642彰显的法家思想，代表中国古老的法治传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49]708抒发的家国情怀，是宋朝士大夫对个人价值与社会国家命运相联系的价值认知。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理论精华，历来都是把个人、社会与国家的道德相连通，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3个层次相互贯通，代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伦理特质和价值魅力。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美德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环节。在儒家思想中，立志是学习的根本、实践的根基[50]133。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价值导向是推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动力因素。习近平指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勤学，修德，明辨，笃实”[1]172-174。核心价值观从了解到掌握、从认识到认同、从思想到实践的过程，亦体现中华优秀传统美德修身养性的方法论，包含中华圣贤知行合一的谆谆教诲。

　　（三）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实践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美德

　　把握传承传统美德的人民立场。传统美德的主体是特定文化共同体中的个人，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传承和发展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指出：“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让13亿人的每一分子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1]160-161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在中国社会有其文化渊源，社会道德建设必须立足于传统美德的形式和思想本质。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在传世文献中通常表现为符合传统文化内在要求的实践经验，往往以历史人物、事件、故事和言论为载体。因此，与西方现代伦理学强调社会意识形态和理论体系不同，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传承离不开历史语境、人物事件和道德言说，更需要在当代道德建设中发扬历史经典、道德模范和先进事迹的作用，以中国故事承载道德魅力，以道德楷模诠释道德价值。新时代，我们党格外重视对道德模范的激励和宣传。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自觉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善于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汲取道德滋养，从英雄人物和时代楷模的身上感受道德风范。”[51]11-12在思想道德模范中，党员干部发挥了先进表率作用，成为了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传承者、践行者和创新者。党员干部做好廉洁自律表率，不断推动传统美德发挥时代价值，使人民群众如沐春风，使中华传统美德潜移默化、深入人心。

　　创新宣传理念助力传统美德赓续。“道德不同于习俗，后者只考虑外观、爱好、便利方面的问题。”[11]14在中华文明历史演进中，只有彰显文化价值、指导观念与实践的文化要素才成为美德，价值功能淡化的道德则演变为风俗习惯，逐步消失甚至成为糟粕。传统美德失去生命力的原因，根本在于不能适应社会实践发展，从思想本质上说，则是失去了作为灵魂的道德情感[52]93。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应当推动传统美德内化为人民群众的价值认同，激发道德主体主动实践道德要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传统美德中具有生命力、体现时代价值和社会需要的部分传承发扬，做到批判继承，发掘和创新传统文化中的美好价值。发挥中华优秀传统美德陶冶情操、培育价值观的独特作用，明确传统美德的生命力在于其感染力、感召力，切忌灌输道德条目和教条式宣传，“完善人文交流机制，创新人文交流方式，发挥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作用，综合运用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多种方式展示中华文化魅力”[32]202。通过拓展宣传渠道、建立道德奖惩机制，形成崇尚道德的社会风尚，使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印刻在百姓心中。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思想教育研究》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