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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在以《新民主主义论》为核心的文本群（还包括1939年10月的《〈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2月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文本）中加以阐发的，《新民主主义论》是其在此问题上的思想集大成。毛泽东在这一文本中除了阐发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之外，还系统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理论，即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理论。把唯物史观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辩证关系问题上的基本原理，与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着力推进在唯物史观具体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层面上的理论创新，这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层面上取得突破的重要原因。他的这些原创性思想不仅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建立新中国的宣言书[1]，而且也凭借其在唯物史观具体化层面上的重要推进，而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地位。

　　在论及《新民主主义论》的唯物史观基础时，学界有不少学者喜欢把它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作文本上的比较，以此来说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不仅很好地运用了《共产党宣言》中的经济基础决定论的观点，而且还从文化对经济、政治的反作用的角度证明了前者对后者的发展。这种观点在总体上是正确的，但在理论层面的剖析上还有待进一步深化。毛泽东的确说过，他在撰写《新民主主义论》时曾多次翻阅过《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少次。”[2]但在笔者看来，这种“翻阅过多少次”的最主要成果，不是毛泽东把《共产党宣言》中所阐发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直接搬到中国现实的分析中来使用，而是把这种基本原理与中国当时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现实相结合，创造性地呈现出了一种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语境中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展现方式。这是一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展现方式，也是唯物史观具体化的展现方式。

　　这是《共产党宣言》1948年德文第1版封面（左）和马克思所写《共产党宣言》手稿的一页，头两行为马克思夫人燕妮的手迹

　　不管是《共产党宣言》，还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第三节“中国的历史特点”中曾经引用过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中所阐述的都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观点。这是在历史观层面所展现的重要思想。应该说，毛泽东的整个新民主主义论都是以此为基础的。对他来说，当时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是妨碍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因素。自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之后，中国军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其本身首先表现为一种政治和军事行为，并且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来说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但这种政治和军事行为的目的无疑是打破束缚中国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虽然这一思想的集中表现是在1944年3月的《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中，“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政治、军事的力量，是为着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目的是为着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经济是政治、军事的基础，政治、军事是上层建筑。地基是经济，根本目的也是发展经济。政治、军事之所以放在第一，是因为如果没有它们，生产力得不到解放，就没有可能谈其他问题。”[3]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已经提到经济是基础的观点，“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4]加上前面提到的毛泽东在撰写此书时多次翻阅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是毛泽东思考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指导思想。

　　在此基础上必须进一步指出的是，毛泽东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坚持和运用，是建立在把这种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前提之上的。他在《新民主主义论》第三节“中国的历史特点”中对经济、政治、文化之间辩证关系的论述是这样的：“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5]从表面上看，这似乎跟唯物史观的相关表述有出入，因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讲的是经济基础对包括政治、文化在内的上层建筑因素的决定作用以及后者对前者的反作用，而毛泽东在此处则把政治与经济放在了一起，并视之为对文化起决定作用的两个因素。但如果我们把眼光放长远一点，站在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语境中唯物史观的具体展现方式的层面来看，就能清晰地看到毛泽东所着力构建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图景。正像他在谈到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方法时所说的，“要学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要精读，读了还要理解它，要结合中国国情，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去分析、去探索、去理解。理论和实践结合了，理论就会是行动的指南。”[6]当毛泽东在“中国的历史特点”一节中说，有关政治、经济和文化之关系问题的科学规定，是由马克思首先提出并由列宁深刻地发挥到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层面时，他想表达的就是像列宁那样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与当下具体国情相结合的自觉意识。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文本中，是在历史观层面来阐述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的。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进程来看，起决定作用的无疑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经济要素，而不是政治等上层建筑要素。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显然不是用来阐述历史观结论的，而是用来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的。这便决定了他必须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指导下来搞清楚对处于新民主主义阶段的中国来说，经济、政治、文化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辩证关系。一旦站在这一解读角度便不难看出，当时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不是一种静态的存在，而处于动态的发展过程之中，或者说正处于革命变革的过程之中。从现实的维度来看，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因而其经济、政治、文化当然也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但从对现实的变革即革命的维度来看，上述这种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形态恰恰是要被革除的对象，“这些统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就是我们革命的对象。我们要革除的，就是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政治、旧经济和那为这种旧政治、旧经济服务的旧文化。而我们要建立起来的，则是与此相反的东西，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7]因此，一方面，当时中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形态，并非是由中国社会的经济形态本身发展而来的，而是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之后所导致的。日本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这不是要让中国本身来发展资本主义，更不是要让中国来发展自身的生产力，而是它要在中国发展它的资本主义。这就说明当时中国的经济形态已经不是经济要素自身运动的结果，而是夹杂着政治因素的干预。另一方面，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形态正处在被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斗争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所革除的过程之中，因此，对于这种正处在变革形态中的经济形态来说，它不仅具有经济要素的特征，而且兼有政治要素的特征。这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经济形态所特有的现象，因此也必然在当时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关系问题上呈现出相对复杂的特征。

　　毛泽东对这种复杂特征的解读是：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当我们解读这一观点时，首先想到的当然是列宁在1921年的《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中的如下观点：“我在发言里重申，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为我在以前就听到过这种对我‘从政治上’看问题的非难，听到过这种非常荒谬的、完全不应当由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讲出来的话。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8]这是他在批判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把政治和经济割裂开来的观点时所说的话。列宁是想强调新兴的苏维埃政权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那就无法维持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因而也就无法完成其在经济领域中的生产任务。列宁在强调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时，不是想弱化或忽略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而是在1921年这个巩固和发展新兴的苏维埃政权的特定历史语境中，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论的观点与当时的苏联具体实际结合了起来：正因为经济基础是很重要的且具有基础性的决定作用，所以，对当时的苏维埃政权来说，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才显得尤其重要，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就根本没有推进苏维埃经济建设和生产建设的机会及可能性。

　　列宁（1870-1924）。《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是列宁就工会问题的争论向俄共（布）积极分子发表的第一次讲话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上述思想。列宁在提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的观点时，的确是以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的思想为前提的，但他毕竟没有明确地说出来。而毛泽东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语境中，首次明确地把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的观点作为阐释政治和经济之关系的核心观点进行了阐述，在理论形态上更为清晰地推进了唯物史观的具体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像列宁所做的一样，毛泽东对政治要素之现实作用的强调，绝非弱化经济要素之基础性的决定作用，而是要在中国革命的“具体”语境中阐释清楚经济基础之决定作用的表现形式。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来说，历史观层面的经济基础之决定作用，在现实实践观层面上恰恰是以新民主主义政治斗争的形式集中表现出来的。这就是毛泽东在具体化的语境中所呈现出来的理论推进。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把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中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观点，具体化为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文化和政治及经济的关系这两个维度来加以阐释。从第三节即“中国的历史特点”的文本上看，他关于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的观点，是与文化是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文化又对后者起反作用的观点一起加以论述的，并说“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9]。毛泽东并没有把文化仅仅与经济联系起来，而是与政治和经济这两个要素联系起来加以看待，这绝非意味着他弱化了经济的作用，而是意味着他准确地把握住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定语境下中国的经济形态与政治革命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及经济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加入了文化与政治、经济要素之间辩证关系的理论维度，使毛泽东在唯物史观具体化层面上的理论努力显得更加丰富和深刻。他已经不是在某一种理论维度上来推进唯物史观的具体化，而是试图通过构建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更高的理论层面。

　　我们知道，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本来是他于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内容，原题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随后经过整理，在1940年2月15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时也用了这一标题。而在此后不久即当年2月20日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第98、99期合刊上发表时，文章的标题改为《新民主主义论》。笔者认为，此文标题的更改并非无足轻重，而是更为准确地反映了文章的内容，因为毛泽东在此文中不仅仅是解释文化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而是完整地阐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的理论。正像学界有的同志已经指出的那样，“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为题，反映出毛泽东是要通过阐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中国近代历史和革命史、中国社会现实等问题，进而阐述新民主主义文化问题，强调的是社会与文化，尤其是政治与文化的关系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相关问题，同时借阐述新民主主义文化问题及相关问题，相应地阐发新民主主义的一系列理论问题。以《新民主主义论》为题，则反映出毛泽东是要明确将文章的指导思想定位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整体阐发上，而将政治与文化的关系、文化理论方面的内容放在了文章切入点的地位”[10]。

　　在阐明了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唯物史观具体化的视域中推进对特定语境中经济、政治、文化等要素之间辩证关系的深刻理解后，我们再来看看他是怎样具体地阐释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形态的。就新民主主义政治而言，毛泽东指出，它是通过“国体”和“政体”这两个维度来展现的。新民主主义的政体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此处有两个要点必须抓住：首先，这种联合专政是由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而不是由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毛泽东明确地指出，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到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责任的，这个责任落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肩上。“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11]虽然此段论述中的“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这行字是毛泽东在1952年4月为把《新民主主义论》收录进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而进行修订时加进去的，但笔者认为这只是更加准确地表达了原文中的观点，而不是与前面的文本有本质的区别。其次，这种联合专政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而不是所谓的抽象“国民”的政权。毛泽东指出，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中的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确具有异常的软弱性，因而在五四运动之后无法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但正因为它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下，因此，“虽然处在帝国主义时代，它们也还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官僚军阀政府（这后者，例如在辛亥革命时期和北伐战争时期）的革命性，可以同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它们所愿意反对的敌人。这是中国资产阶级和旧俄帝国的资产阶级的不同之点。”[12]这就是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联合专政，是要把所有具有革命性的社会阶级都联合起来。但与此同时必须明确的是，这种联合专政绝非抽象的“国民”政权。联合专政中的具体的“国民”不包括一切反革命分子和汉奸，这些人不仅不能成为新民主主义“国体”中的国民，而且还要成为革命阶级的专政对象。“资产阶级总是隐瞒这种阶级地位，而用‘国民’的名词达到其一阶级专政的实际。这种隐瞒，对于革命的人民，毫无利益，应该为之清楚地指明”[13]。

　　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体”，毛泽东指出，民主集中制就是这种政体的集中表现。“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但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14]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民主、无产阶级民主等问题都做出过重要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5]，就是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角度为共产主义条件下的民主制度奠定了发展方向。列宁则在苏维埃国家建设的语境中对无产阶级民主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在批判当时的所谓西欧纯粹民主派攻击苏维埃政权剥夺剥削者选举权等政策时，列宁明确地指出，“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回答他们：你们忘记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忘记了你们谈的是资产阶级民主，而我们却已经实行了无产阶级民主。在吸收工人和贫苦农民参加国家管理方面，苏维埃共和国过去几个月所做的事情，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连十分之一也没有做到的。这是绝对真理。”[16]显然，列宁是把马克思主义自由观与苏维埃政治建设的具体实际有机地结合了起来，重点强调了无产阶级民主的革命性及其在内涵上的丰富性。

　　而毛泽东在此处所说的作为新民主主义政体的民主集中制，是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民主的基本观点与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的具体实际辩证地结合起来的结果。对他来说，首先，这种民主集中制是各革命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一部分。在当时的语境中，革命的中国、抗日的中国所需要的内部政治关系，是要服务于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并反对敌人这一目的的。因此，这种民主集中制的革命性是其首要特性。其次，这种民主集中制是与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这一新民主主义的国体相适应的。这就意味着它所内含的集中制的特征，是表现在无产阶级领导这一维度上的。因为历史已经证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不得不落在中国无产阶级身上。毛泽东对民主集中制的这种理解，因其理论上的深刻性以及在实践上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切合性，不仅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的原则，而且也为新中国的政治组织建设奠定了正确的方向。

　　就新民主主义经济而言，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谈得相对简单一些，主要集中在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两个方面。关于节制资本，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在性质上是社会主义的，因此，原来的那些属于大资本家的银行、工厂、商业等经济机构必须收归国有，“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17]关于平均地权，毛泽东指出，“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这就是‘平均地权’的方针”[18]。

　　客观地说，列宁在谈到苏维埃俄国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过程中的国家资本主义阶段时，也提到了与上述观点相类似的思想。在他看来，凡是能用革命的办法一下子就做到的事情，譬如无偿地剥夺大资本家的资产、无偿地剥夺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等，苏维埃俄国都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做到了。但这只是俄国无产阶级需要完成的革命任务的一部分，而且还不是最困难的部分。“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19]列宁甚至还对苏维埃政权条件下国家资本主义的活动范围进行了清晰的说明。“要用一切办法坚决发展流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因为在我国（经济上剥夺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政治上有工农政权）给予资本主义活动的范围，是相当狭小而‘适度’的。”[20]这充分体现了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问题上的基本思想，与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迈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经济建设问题上推进了重要的理论创新。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经济论与列宁的上述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论在有些具体观点上有类似之处，他们都强调了无产阶级政权条件下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在经济建设思路上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在以下两个方面有重要的思想创新：首先，他强调的是处于新民主主义阶段而非社会主义阶段的中国所需要建构的经济发展道路。因此，当他说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在保证国营经济的领导力量的同时，并不没收和禁止其他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和生产发展时，除了有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考虑外，还有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无产阶级领导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的缘故。既然新民主主义政治主体中包括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革命性的阶级，那么，相对应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当然就会有与这些阶级相适应的经济发展形式。其次，毛泽东用“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社会主义的性质”等概念，清楚地凸显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经济形式发展的必然性。在谈到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计民生时，他说“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21]；在谈到新民主主义的土地政策是耕者有其田时，他说：“在这个阶段上，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22]列宁在谈到苏维埃俄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式时，他强调的是这种经济形式与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的区别。而毛泽东在谈到新民主主义经济时，尽管也说明了它与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不同，但同时也特别强调了它与后者之间的关联性。[23]这是由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特点所决定的，这一革命虽然按社会性质来说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但它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此，当毛泽东在解读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形态时，当然就会特别关注这一时期的经济形式与未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的关联性与前后相继性。这也是他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时在理论内容上所推进的创新之处。

　　就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而言，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给予了重点的关注与解读。在他看来，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在内容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性质上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关于无产阶级的文化建设，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有过相关论述的。马克思、恩格斯由于没有经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文化实践，因而，他们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对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是以无产阶级这个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和文化是具体的历史的等观点的阐释中。[24]结合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语境对无产阶级文化建设展开具体论述的是列宁。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等文本中，列宁明确地给无产阶级文化建设定下了两个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整个教育事业，无论在一般的政治教育方面或者具体的艺术方面，都必须贯彻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精神，这一斗争是为了顺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即推翻资产阶级、消灭阶级、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现代历史的全部经验，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发表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都无可争辩地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正确地反映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25]二是必须吸收和改造人类文化史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在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剥削的最后的斗争）的实际经验的鼓舞下继续进行工作，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26]列宁是针对阿·瓦·卢那察尔斯基于1920年10月7日在全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讲话中提出要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具有最完全的自治等特殊地位时说出这番话的。显然，他在此番论述中既阐明了无产阶级文化的革命性和社会历史性，又突出了它对人类文化史的传承与创新。这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思想与苏维埃俄国文化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

　　毛泽东继承了列宁的这种“相结合”的传统并把它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层面。对他来说，当下的具体实际还没有达到列宁的那种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实际，而是无产阶级领导下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尤其是当下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斗争这一具体实际。因此，无产阶级的文化建设必须以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形式表现出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就是他把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首先，毛泽东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由中国无产阶级来领导，这是由中国革命（包括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所决定的。针对当时资产阶级顽固派在文化问题上提出的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的观点，毛泽东指出，这是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国文化革命在新时期的历史特点所导致的结果。“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们还有领导作用。在‘五四’以后，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至于盟主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这是铁一般的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的。”[27]由中国无产阶级担任盟主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之所以能将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斗争进行到底并推向胜利，就是因为其指导思想是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这是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无法替代的。

　　共产主义文化思想的这种领导作用，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来说，主要体现在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并有步骤地在农民和其他群众中开展社会主义文化教育，同时用共产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强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化思想的这种领导作用是有社会历史依据的，也是符合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在毛泽东看来，因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在政治和经济上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因此，反映到新民主主义文化上也必然有社会主义的因素，“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28]而在当下的新民主主义阶段强调共产主义文化思想的这种领导作用，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走向胜利，而且在于引导当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向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发展。

　　其次，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在现阶段的任务并非是领导人民去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和文化革命，而是领导人民大众去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这是由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特征决定的。在毛泽东看来，尽管由于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新民主主义文化中的确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还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但就整个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情况来说，它还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新民主主义的。“因为在现阶段革命的基本任务主要的是反对外国的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不是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的革命。就国民文化领域来说，如果以为现在的整个国民文化就是或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国民文化，这是不对的。这是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宣传，当作了当前行动纲领的实践；把用共产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去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当作了中国民主革命阶段上整个的国民教育和国民文化的方针”[29]。

　　对毛泽东来说，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这种辩证特性（即一方面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另一方面，其基本任务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由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的辩证特性所决定的。因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一方面已经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但另一方面，就整个社会来说还没有形成整个的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还只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因此，由这种政治和经济所决定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便理所当然地具有了上述辩证特性。由此，新民主主义文化在内容上便是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确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部分，并且的确也已经包含了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因素。但就整个国民文化来说，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文化的资格，只是具有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资格去参加的。

　　在准确地解读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容之后，毛泽东对这种新文化的特征进行了详细的阐释。他明确地指出，这种新文化在性质上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是他在《新民主主义论》的最后一节即第十五节中加以阐述的。就此段文本的具体内容来看，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三个特性的阐释，分别对应了关于这种新文化在“反帝”“反封建”以及这种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运动的主体即“人民大众”等三个维度上的具体内容的分析。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论述在内容与特性这两个维度上的辩证统一。

　　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科学的”特征，毛泽东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33]对毛泽东来说，这种新文化之科学性的最重要特征，就在于准确地反映客观实践中的具体内容。当时中国的客观实践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实践，只有准确地反映和体现这种客观实践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才具有科学性，而无视和扭曲这种客观实践之具体内容的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便不具有科学性，而只是一种完全错误的文化思想。把这种解读思路延伸到对中国长期封建社会所创造的古代文化的分析中便会看到，古代封建统治阶级所主张的文化思想，是跟封建社会在政治和经济维度上的腐朽的东西相呼应的，因而是在清理古代文化的过程中需要剔除的封建性的糟粕。而古代社会中优秀的人民大众的文化因其对政治和经济维度上的积极和进步内容的反映而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因而是需要吸收的文化精华。“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34]毛泽东在对新文化之科学性特征的解读上，很好地把“科学的”特征与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的精要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

　　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大众的”特征，毛泽东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35]此处需要提及的是，这种把大众的和民主的放在一起加以强调的做法，是毛泽东后来（大约在1942年春）对《新民主主义论》进行修改时所使用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目前学术界有一项引人注目的研究结论，即毛泽东在新文化的认识上，有一个从使用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的‘四口号’提法到使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的‘三口号’提法的变化。后来，毛泽东对放弃‘民主的’的‘三口号’提法显然又觉得不很恰当，于是在这次修改时，就在‘大众的’之后加上了‘因而即是民主的’，以示充实‘民主的’含义。”[36]笔者以为，毛泽东此处的这种用法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大众的”和“民主的”这两个特性提供了最好的注解。对他来说，这种新文化的大众性所指的，不是劳苦民众身上的其他特性，而是其革命性，是这些人民大众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的特性。这一维度上的“大众的”，直接表现为人民大众对“民主的”目标的革命追求，因而是“民主的”。而新文化的“民主的”特性所指的，也不是与人民大众的革命斗争相脱节的抽象民主性，而是人民大众的革命斗争所追求的那种民主性。正因为如此，毛泽东特别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面向人口占比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大众，并明确指出，“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37]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不仅对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运动起到极其重要的指导和推进作用，而且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想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高的理论成就，一方面跟他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基本原理与新民主主义阶段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直接相关。对毛泽东来说，不管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观点，都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通过中国的民族形式展现出来。另一方面也跟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有关。尽管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我们能直接找到的相关素材并不是很多，但只要仔细分析，仍然能看到毛泽东在此文本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熟练运用。譬如，在第十一节《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谈到新文化对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等旧文化的彻底批判和决裂时，他借用了韩愈在《原道》中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的观点，“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38]在中华传统文化方面的深厚功底，使毛泽东在把握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革命性等特征时，能始终站在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角度，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涵做出深刻的解读。

　　（作者简介：唐正东，哲学博士，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研究”（22ZDA005）研究成果）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阅江学刊》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