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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1。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以勇于开拓的非凡魄力，把握历史主动，明确提出并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带领人民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在同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过程中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2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具体实际之“的”的伟大实践，为我们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光辉典范，为新时代提出“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开辟了思想空间，奠定了认识论前提。深入理解毛泽东对“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理论贡献，对于我们更好把握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局面的成功之道，在坚持“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其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图景基于现实又超越现实，是普遍性、世界性的理论，而各国的具体实践具有多样性、可能性、开放性。因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与世界各个民族、国家的“具体的环境”相结合。

　　近代中国在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式微，在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浪潮中衰落。山河破碎、积贫积弱，列强在中国横行霸道，中国人民处于被剥削、被压迫、被宰割的悲惨境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些政治力量纷纷探索救亡图存之路，“你方唱罢我登场”,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相继爆发，但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愈来愈坏。在社会的巨大变革中，西方的思想相继传入中国，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各种思想相互激荡，直到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俄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才逐渐认识到这一理论的实践伟力，最终作出了以马克思主义救中国的历史性选择。

　　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最初的认识并不成熟，出现了“本本主义”的错误思想倾向，曾因照抄照搬、照本宣科、脱离实际而“吃了大亏”。党内有一些同志尚未掌握“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这一真理，奉行教条主义，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有关论述来指导中国革命；还有一些同志长期秉持经验主义，或拘泥于自身的片面经验，看不见革命的全局，或削足适履，照抄照搬俄国革命战争的经验，不了解理论对革命实践的重要性，更不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这两种极端、片面的错误思想，没有也不可能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一度使中国革命遭受极大的损失。

　　毛泽东及时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和教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何以必要”的认识。他批驳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还不彻底，只会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来迷惑大众的人，批驳那些将“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的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3,批驳那些热衷于从书本中找答案并死记硬背马克思个别词句的人。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是不可能有预见的。而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4。无论是教条主义、本本主义，还是经验主义，都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相背离，都不是引领中国革命和建设走向胜利的良方。

　　在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的关系中，毛泽东形成了推进“第一个结合”何以必要的认识。毛泽东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5,从而深谙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形成了科学的理论。这表明了毛泽东认识到实践之于理论生成的基础性作用，正所谓“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6。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又指出：“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还未到来，还无这种实践。”7这意味着毛泽东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是预见性地对未来作了一切规定性，而是提供了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正确立场和科学方法，即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具体理论决不是照抄照搬经典作家的原话，而是要在实践的基础上加以创造、创新和发展，才能更好切入实践、指导实践。毛泽东在阐明“结合”的学理上下了很大的功夫。

　　在《实践论》《矛盾论》中，毛泽东关于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的认识不断升华，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哲理依据，指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8,确立了实践—认识—实践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经得住实践检验的真理，并可以能动地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但毛泽东进一步根据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原理，主张“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9,不应当千篇一律地使用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毛泽东充分地认识到，中国革命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性质，与俄国革命之间存在差异，提出既要尊重苏联的战争经验，又要尊重具有许多特殊性的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只有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的特殊的革命实践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以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可以说，毛泽东从道理、学理、哲理上充分论证了第一个结合“何以必然”“何以必要”的重大命题，开拓并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第一个结合”是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是毛泽东基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深耕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作出的伟大历史性创见，对理论和实践的展开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一方面，“第一个结合”使人们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来对待马克思主义，使之从裁剪一切的教条中解放出来，在中国大地上落地生花。另一方面，“第一个结合”引领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土地革命”等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又符合中国革命战争、中国阶级结构特点等客观实际的道路、方针、战略，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提供了根本遵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回答好“生产力落后的传统农业大国何以走向现代化的工业国”的时代课题，再一次推进“第一个结合”,要求“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在结合上下功夫”,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质言之，“结合”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理论必要性，毛泽东关于“第一个结合”的伟大创见奠定了“结合”的历史传统和思想根基，为形成“第二个结合”、推进“又一次思想解放”打开了思想空间，创造了认识论意义上的可能性。

　　毛泽东同志深入理论、结合实践、汲取教训，既坚定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冲破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思想藩篱，在与主观主义的斗争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何以必要”“何以可能”的宝贵认识。提出并推进“第一个结合”,是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将人们从教条主义的泥潭中解放出来，为新时代我们党提出并推进“第二个结合”实现“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奠定了历史传统和思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便将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并在这一旗帜下，展开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不同思想的交织碰撞下，毛泽东以革命家的非凡魄力，第一个提出马克思主义要采取中华民族形式表达，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历史传统的典籍。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看似各成一体的思想文化理论融通起来，并创造性地提出和改造了“实事求是”,从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上开创了“第二个结合”的历史先河。

　　长期以来，人们从“第一个结合”意义上来理解“实事求是”,在谈及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哲学基本原理时，顺势提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方法论，在谈及反对主观主义时，往往提出以“实事求是”为思想原则与之进行斗争，导致人们往往只注重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诠释和对“第一个结合”价值旨趣的一般理解，而忽视了“实事求是”之于推进“第二个结合”的特殊理论贡献。毛泽东提出“实事求是”的态度，强调的是树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是为了避免“头重脚轻根底浅”“嘴尖皮厚腹中空”10的理论严重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仿佛“实事求是”只对深化“第一个结合”具有重要贡献，而对“第二个结合”似乎无足轻重。实际上，“实事求是”恰恰是毛泽东开启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标志。正是“实事求是”把“两个结合”统一起来，并为“第一个结合”成为现实创造了认识论条件，从而彰显了毛泽东对“第二个结合”的伟大历史性贡献。

　　毛泽东深刻地懂得中国历史文化，具备推进“第二个结合”的思想积淀和理论能力。“实事求是”最早可见于东汉班固笔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倡导一种做学问的严谨学风，而后作为一种治学态度流传于世，沉淀为中华民族心理深处的追求，塑造了不同于古代西方形而上的哲学特性。毛泽东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知行合一”“经世致用”“躬行实践”的处世之智的影响，拥有“实事求是”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始终注重调查研究，在把握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中研究事物内部联系和本质规律。早在1927年，为了回应党内外存在的关于农民斗争的种种质疑，毛泽东回到湖南，进行了长达32天的农村考察，掌握了广泛的事实材料，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认识到中国农民之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为深化“农村包围城市”“开展农民运动”等认识提供了科学理据。这意味着毛泽东在提出“实事求是”之前，便在中华文化的影响下践行着“实事求是”的理念，为以马克思主义激活“实事求是”的科学品质、为“实事求是”从中国古代哲学蜕变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叙事方式奠定了思想基础。

　　毛泽东准确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为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积极以中华民族形式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增强理论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毛泽东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具有的突出的实践性。然而，曾几何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主观主义、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个别词句的教条主义，却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掌握着中国的命运。在这一时空场域下，毛泽东用中国民族形式表达马克思主义，用中国人民熟知的古语典故来诠释马克思主义真理，使之穿上民族形式的服装，与中华民族积淀的价值观相融通。“实事求是”就是在毛泽东的主张和推动下实现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亦即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赋予“实事求是”以现代表达，超越了中国古代的哲学立场，又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注入其中，既是具有中华民族特性的话语表达，又是符合科学理论、满足实践需要的思想方法，从而为解决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二元对立的问题提供了正确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毛泽东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具有“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态度，在思想深处找到了与“实践的唯物主义”相通之处，也在自身实践中确证着“实事求是”的真理性。中国革命实践的境遇使毛泽东认识到坚持“实事求是”的必要性和提出“实事求是”的紧迫性。毛泽东冲破主观主义的迷思，将这一中国古代的治学态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进而转化为引导中国革命、建设伟大实践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将“实事求是”确立为中国共产党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处理问题所遵循的思想路线，既推进了“第一个结合”,又为以“第二个结合”在历史事实上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这表明，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既没有脱离“第一个结合”的现实需要，又没有离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更没有偏离马克思主义真理，而是以“实事求是”筑牢了“第一个结合”的实践根基，又开创了“第二个结合”的历史先河。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一次思想解放”,其主题是解决“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我们究竟应当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其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那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其主题是“究竟什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究竟应当怎样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两个结合”互为前提，没有“第一个结合”,我们还将束缚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中，而难以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没有“第二个结合”,我们就不仅还可能被束缚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对话、不能通约、不会融通的迷雾之中，而不能解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文化认同、落地生根问题，从而难以为“第一个结合”提供认识论前提，并从根本上阻塞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道路。

　　中国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文明形成了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等突出特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这种文明特质和优势，使中华民族具有独特的自我发展能力、回应挑战能力、开创新局能力，从而向世界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旺盛生命力、历史穿透力、精神感染力，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

　　毛泽东具有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具有推进“第二个结合”的主观条件和重要能力。在具体的历史的实践中，毛泽东对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如何使马克思主义“穿上民族的衣裳”有着深刻的体悟和思考，在理论和实践上成为推动“第二个结合”的光辉典范。在探索中国革命之正确道路时，毛泽东曾多次以中华传统思想、理念、典故来表达、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经常引孙子论军事中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唐朝魏征所言“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道理，注重深入事物的内里而精细地研究事物的全貌，要求我们党通观全局、顾全大局，克服主观的、片面的毛病，坚持辩证的、联系的观点。毛泽东曾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诠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认识论，使科学理论更加鲜活、接地气，又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真理与古时的“知行合一”的道德修养、“实事求是”的治学风格贯通起来，提出并最终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矛盾论》则蕴含着毛泽东推动“第二个结合”的学理基础。毛泽东在谈及矛盾诸方面相互转化时，就以古时“相反相成、相灭相生”来刻画。毛泽东虽未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但他自身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开展即是推进“第二个结合”。他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掌握得透彻扎实，善于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来阐释、表达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使二者融会贯通，为中国共产党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契合性奠定了思想基础，将高深理论化为“接地气”的大白话，也使得中国人民更为主动地接受、坚守马克思主义，积极以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毛泽东诸多论述和重要指示为推进“第二个结合”贡献了巨大的智慧力量。在过去革命战争期间，毛泽东将“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和“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11作为我们党学习的两大任务。两大学习任务的确立，意味着在毛泽东思想视阈下，二者之于中国革命的意义同等重要。这在近代中国的思想史上，是一次了不起的历史性飞跃，破除了谋求当代中国之发展就要彻底否定历史传统的迷思，为“第二个结合”创造了思想理论的可能性。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推动了“第二个结合”,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12,同时还强调“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3,鲜明地表达了传承历史遗产的必要性和使马克思主义穿上民族服饰的必然性，并进而提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4。这既表明了以“第一个结合”冲破教条主义的泥潭，又蕴含着推进“第二个结合”的伟大志向，以马克思主义真理剔除封建性糟粕，激活历史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同时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土壤、为表达，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科学理论和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毛泽东在实践中不断形成、深化对“第二个结合”的认识，并出色地加以运用，让马克思主义具有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中国共产党历史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既是因为理论满足中国革命的需要，又因为代代相传的思维传统影响着我们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这与中国革命需要和中国历史传统都是不可分的。如果说中国共产党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的继承者，那么毛泽东就是领导党承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结合”的开拓者、先驱者、奠基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我们说毛泽东为“第二个结合”作出了历史性贡献，甚至开了“第二个结合”的历史先河，并不是说毛泽东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对“第二个结合”具有了鲜明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并提出了这个重大哲学命题，而是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逻辑上，毛泽东已经事实上开启并推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种结合既注重内容，又注重形式，但更注重形式。虽然如此，毛泽东对“第二个结合”的历史性贡献，至少在理论上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可以“被结合”,可以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基于中国共产党人的长期探索、实践和积累，不断深化对“第二个结合”的认识，提出并充分论证了“第二个结合”这一新命题、新范畴。与毛泽东事实上开启和推进“第二个结合”不同，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第二个结合”的哲学命题，本质上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第二个结合”启示我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伟大进程中，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理论创新必须讲新话，但不能丢了老祖宗，数典忘祖就等于割断了魂脉和根脉，最终会犯失去魂脉和根脉的颠覆性错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立党立国、兴党兴国之本不动摇，坚持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停步，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5000多年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掘，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拓宽理论视野，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学习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人类知识的总和”中汲取优秀思想文化资源来创新和发展党的理论，形成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理论大格局大气象。

　　总之，“第二个结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我们对毛泽东的最好纪念，就是继续推进“两个结合”,把他开创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者简介：田鹏颖，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