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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清晰描述，明确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理论的重大创新，也是中国共产党对不同国家实现自身现代化的重大实践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要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演进、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历程中探求其理论来源和生成根基。毫无疑问，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是诸多历史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写就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蕴含着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思想资源，事实上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初步构建的理论根基。

一、《新民主主义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初步构建

　　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追求的根本目标。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用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将还处在封建社会末期的中国强行拖入西方“现代化”的时代潮流中，中国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洋务派”“维新派”轮番登场，从器物的“现代化”到制度的“现代化”，但本质上，是不改变封建专制政体的改良式现代化，所以最终均归于失败。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最终也没有保住革命胜利的果实。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前期，社会上充斥着各种建国主张，总体上看大都是以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为指导，探索建立资本主义国家，走西方式现代化道路。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早在‘五四’时代，我国报刊上经常谈论的‘西化’与‘欧化’，指的就是现代化”。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以来世界革命形势发生的深刻变化，走一条西式的、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已经不符合中国的现实国情以及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蓬勃发展的世情。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逐渐传播开来，一条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被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关注和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开始在中国生根，并逐渐开花结果，为中国的现代化指明了新的符合国情的方向”。20世纪30年代，围绕“中国本位论”与“全盘西化论”的社会争论，中国共产党人也开始探索和使用“现代化”这一概念。1931年秋，瞿秋白在《苏维埃的文化革命》一文中提出了文化革命的目标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罗马化”。1933年11月，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在告青年书中也提到了“现代化”一词。1938年后，党的文献开始广泛运用这一概念，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周恩来的《怎样进行持久战？》等文章中均出现了发展国防军事现代化的相关论述。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这一概念的最初运用，尽管其概念的表述范围没有今日的广泛，但是其中已经蕴含了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实现中国社会进步与发展等含义。

　　1940年初，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这篇文章提出由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新的革命发展前景和社会变革前景，指明了革命发展的方向，极大鼓舞了共产党人继续奋斗的信心和决心。然而，从今天的视角来看，这不仅是一篇指明方向、凝聚人心的雄篇巨作，其中所蕴含的关于国家和社会建设的一些基本理论观点，客观上已经建构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素。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我们要革除的，就是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政治、旧经济和那为这种旧政治、旧经济服务的旧文化。而我们要建立起来的，则是与此相反的东西，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新民主主义论》以鲜明的立场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领导权、革命前途等内容的认识，探索建立一个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国家。其中蕴含的国家和政权建设思想、经济文化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后不断坚持、完善和发展，并构成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特征和丰富内涵的组成部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能不审视《新民主主义论》之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价值。

二、《新民主主义论》鲜明提出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新民主主义论》是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展开，指明了中国共产党努力奋斗的方向和目标。其中，毛泽东关于“建立一个新中国”、分“两步走”实现社会主义等论述，鲜明提出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一）“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政治前提

　　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主题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中国现代化没有也不可能取得成功”。没有一个政治上独立、经济上自主、文化上自信的新中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只能是一句空话。对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了“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的目标。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新国家，是开展现代化建设的政治前提。他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自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在帝国主义列强的瓜分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一直是进步人士探索救亡图强道路的主题，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承担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党的一大明确提出用革命的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消灭剥削和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此后的二大确立了反帝反封建的最低纲领和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接续上述思想的发展，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剖析了中国为什么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他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不再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而是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战线。同时，在中国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建立一个西式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被帝国主义国家所容许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也在客观上断绝了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但中国的革命是被世界无产阶级阵营接受和支持的，必然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和援助。在那个年代，“中国要独立，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

　　从国内条件来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明显的“两面性”。因为他们也是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发展起来的，所以他们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在一定条件下是能够参加革命的。但另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异常软弱的，他们又保存了另一种性质，即对于革命敌人的妥协性”。因此民族资产阶级无法领导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也无法带领中国人民走向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大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互勾结，不但不能领导民主革命，而且他们自身也是民主革命的对象。在当时的中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毛泽东指出：“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或已经觉悟或正在觉悟，他们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起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国家。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描绘的新中国，就是实行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是完成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任务后建立起来的独立自主的人民共和国，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政治前提。回顾历史可以看出，“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照搬外国模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没有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现代化只能是依附于帝国主义强权的“虚假”的现代化，无法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建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前提之上，没有一个新国家的建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也就无从谈起。

　　（二）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步”，明确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目标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基础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这一论述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特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既吸取了世界各国在探索现代化进程中的有益经验，与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具有共性；又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百余年来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总结，具有中国特色现代化的特性。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致力于探索一条与西方式现代化道路不同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分析中国国情，提出先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进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特点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中国的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从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来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彼时中国社会的性质，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是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要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完成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任务，使中国社会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并且不是一般的民主主义，“而是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毛泽东指出，今日所进行的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胜利后所建立的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而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只有完成了第一步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建立起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政权，才能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条件。

　　将国家的前途引领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展革命的重要目标。1922年，党的二大就明确区分了革命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明确了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是实现党的更高奋斗目标的前提。但对于两个纲领之间的关系、如何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中过渡到社会主义等内容并没有给出明确回答。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回答了这个议题，即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既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而是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他区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阐明了两个革命之间的关系，说明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条件，鲜明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归宿是社会主义。这是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出发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前途作出的正确判断，也是一种符合中国国情、走向现代化的战略安排。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客观上为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开辟奠定了理论基础，为未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指明了方向。

三、《新民主主义论》关于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重要论述及新民主主义实践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演进路径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详细阐释了什么是以及怎样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并围绕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独创性论断和新民主主义发展的基本原则。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论述，以及新民主主义建设实践，对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领导现代化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演进路径。

　　（一）关于新民主主义政治的重要论述及其实践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基础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的历史经验。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政治作了清晰的描述，鲜明地提出了无产阶级（经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问题。他指出，在这个新民主主义国家里，“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其有关坚持党的领导的阐发蕴含于《新民主主义论》的全文论述逻辑之中。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不断深化并最终确立的根本政治原则。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合作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却因受到右倾思想的影响，放弃了在革命中的领导权尤其是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而导致失败。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掌握中国革命的主动权和领导权，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大革命失败教训和同党内错误路线斗争的基础上，逐渐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党领导革命发展的新道路。在1930年冬季写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专政”，“谁要是想撇开中国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就一定不能解决中华民族的命运，一定不能解决中国的任何问题”。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坚持这一思想，强调现在要建立的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延续这一思想，毛泽东不断深化对坚持党的领导地位重要性的认识。他在党的七大上强调：“所谓无产阶级领导，就是共产党领导。”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强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些论述进一步明确了在中国发展社会主义事业、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回顾历史，坚持党的领导作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一个基本论断，在新中国成立后始终构成我国政治生活的最根本原则，也是我国一切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所指出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今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更加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中国共产党始终牢记初心使命，为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行了不懈探索，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领导力量。

　　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政治架构的阐述，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基础的又一重大贡献。毛泽东强调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既不是“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也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它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在争取民族解放的过程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是第三种形式，是一种过渡的“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国体”，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新民主主义国家在政权组织形式上表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毛泽东在文中指出：“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即在真正普遍且平等的基础上通过选举制，实行不区分性别、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选举，选举产生从全国到省、县、区、乡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由他们选举建立起民主集中制的政府，真正体现“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精神。这些思想事实上阐明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架构和运行逻辑，充分体现了新政权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属性。

　　《新民主主义论》有关政权建设的基本思想在党局部执政时期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制度不断得以实践，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为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民主也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习近平进一步把人民民主同中国式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使命联系起来，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创造性地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全新民主发展理念。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通过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可以更好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从理论上看，这是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民主政治思想的重大发展，升华了人民民主的境界；从实践层面看，《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设想并最终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构成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

　　（二）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重要论述及其实践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基础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构想是在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过程中产生和不断完善的。1934年，毛泽东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中指出：“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国家经营的经济事业，在目前，只限于可能的和必要的一部分。”他指出，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经济要素促进根据地的经济发展，满足革命战争的需要，同时要使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的地位”。1939年，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提到新民主主义在经济上“是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并不废除富农经济”。他明确表示这种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这一思路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毛泽东指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认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经济应该由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将大银行、大工业、大企业等影响国计民生的经济行业收归国营，保证国营经济占据国民经济的主导。同时强调“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这些论断事实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要均衡发展的思想。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构想及实践发展奠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基础。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不是少数资本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资本主义经济，更不是旧的半封建性质的经济关系，而是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经济关系。发展国营经济是毛泽东构想和推进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一条基本方针。这一思想在党的七大、七届二中全会上被继承和发展，并成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1949年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了国营经济在新中国的经济地位，指出“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凡属国有的资源和企业，均为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为人民共和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再次确认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在此后发展中，国营经济为新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论述，也蕴含着推进共同富裕的思想。一方面，毛泽东提出的关于“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思想本身就包含着推进共富的重要理念。另一方面，就发展国营经济而言，新中国成立后，从“国营经济”到“国有经济”，从党的理论构想到实践发展，国有经济不断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也成为共同富裕的坚实物质基础。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明确表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习近平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国有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主导，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主体力量，对实现共同富裕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三）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设论述构成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建设的重要方向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如何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百余年探索中的重大命题。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设进行了明确论述，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明确提出了要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任务和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任务所在、目标所系。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建设的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文化建设的重要指向。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文化。作为民族的文化，要“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坚持民族的文化，也要不断发展民族的文化。毛泽东指出，要采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中华民族漫长历史中创造的辉煌的中华文化，将传统文化中带有封建性和腐朽性的文化糟粕剔除，将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优秀的人民文化予以保留和进一步发展，“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要采用批判继承的方法创造中国的新文化。作为科学的文化，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这种科学性体现在，一是在发展民族文化的过程中要科学对待其他一切民族的文化，采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方法，既不要“关门主义”，也不要“全盘西化”。二是要实事求是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三是“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要尊重历史的辩证法，正确地看待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毛泽东的这些论述，科学地阐释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问题。

　　毛泽东所阐释的民族的、科学的文化发展，一方面强调了保持民族文化的文化形式问题；另一方面强调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并呈现中国的民族形式的问题。这为中国共产党人推进文化建设明确了重要方向。从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推进文化建设的题中之义。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文化要素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结合，提出了“小康社会”这一具有鲜明中华文化特色的概念，并将其作为发展社会主义、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阶段性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要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实践者，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中的精华，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维系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纽带。中华五千多年的灿烂文明，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的鲜明体现。基于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这是对毛泽东关于民族的科学的文化内涵的进一步发展，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树更好植根于中华优秀文化的沃土，在中国牢牢扎根。2023年6月，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再次强调“两个结合”，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尤其是“第二个结合”，“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从而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式现代化也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习近平关于“第二个结合”的重大论断，强调要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交融中，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是对毛泽东关于民族的、科学的文化的新的重大发展，极大升华了毛泽东关于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的民族形式的认识，厚植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同时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文化，强调“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他在文中指出革命文化之于人民大众的重要性，强调：“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革命文化，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文化只有贴近民众，才能产生力量。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再次诠释了发展人民文艺的思想，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立场就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要从为最广大人民服务的立场出发去发展民族的科学的文化。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发展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1980年7月，在邓小平关于开展文艺工作的讲话精神的指导下，《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明确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从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文艺创作要坚持人民立场、必须面向人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根本立场。2014年10月，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是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新的历史方位，“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方向，从新时代的现代化实践中总结文艺创作的现实资源，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

　　总之，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阐述，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也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方向和基础。

　　习近平强调：“现代化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是要通过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干出来。”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凭空产生的，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其生成有特定的理论和历史逻辑，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探索的理论和实践总结。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建立一个新国家，通过“两步走”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作了整体论述，蕴含着中国式现代化的诸多理论要素。《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论构想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出场。

　　（作者简介：李华，男，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毛泽东研究》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