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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这一重要论述阐明了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艰苦探索与不懈实践的必然选择，深化了我们党对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现代化的规律性认识，为新时代坚持在和平发展道路上稳步推进现代化取得新的更大成就提供了根本遵循。

　　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华民族既有“强不执弱，富不侮贫”“国与国不相攻”“国虽大，好战必亡”的反战思想和“以和为贵”“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的贵和主张，也有“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公平发展理念。“和平发展”“和合共生”是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的文化基因和思想精髓，是古往今来中国对外交往的经验总结。

　　1.中华文化的反战思想

　　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曾经多次出现山河破碎、混乱动荡的局面，战乱频繁是这些时期的重要特征。为了制止战争，实现社会稳定安宁，诸子百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主张，并将这些思想付诸实践，深刻地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反战思想观念。

　　墨家明确反对战争，其思想主张具有鲜明的反战特点。针对当时的诸侯混战与社会动荡，墨子提出“兼爱”“非攻”，认为人与人之间“不相爱”并且损人利己，导致天下混乱，士大夫互扰封地，诸侯互相攻伐。要改变这种状态，就要“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墨子·兼爱中》），即天下人彼此相爱，封地和封地不互相侵扰，国与国之间不互相攻打，从而实现“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墨子·兼爱中》）。“非攻”则是“兼爱”思想在处理国家间关系时的转化与运用。墨子认为发动战争攻打别国、以牺牲人民和社会财富为代价夺取土地是最大的不义。

　　儒家文化突出人民对战争的厌恶，强调统治者要实行“仁政”和“王道”，“以德服人”。《诗经》中与战争有关的诗歌表现出人民对战争的不满。“土国城漕，我独南行。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诗经·国风》）“哀我征夫，独为匪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 哀我征夫，朝夕不暇。”（《诗经·小雅》）。这些诗歌记载了战争频发年代，征夫四处奔波服役，大战过后不能归乡却要再次踏上新征程，反映出战争和徭役带来的沉重灾难，人民对接连不断的战争和徭役感到极度厌倦，希望早日结束战事。孟子也表达了对战争和使用武力的否定。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仁”的学说，提出“仁政”“王道”的思想主张。他认为，把武力统治假装成仁政其实是“霸道”政策，一国君主如果只凭武力去强行征服他国，无法让他国及其人民诚服。施行仁政、以德服人，才会真的让人民心悦诚服。因此他反对以兼并战争征服他国的“霸道”政策，主张以仁德治理国政，使民心自愿归附。只有真正做到“王道”，不依靠武力征服而以德服人的君主，才是共同认可的仁义之主。

　　中国古代其他经典著作也有丰富的反战思想。老子认为“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指出战争不是君子常用的手段，必须是不得已而为之，喜欢杀人的人无法获得天下的支持。《孙子兵法》提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战争事关国家生死存亡，不能不审慎对待，两军不用交战就使人屈服，这才是最高明的计策，而用兵攻伐是最下等之计谋。

　　总之，中国古代先贤对战争有着深刻的认知和警醒，认为战争破坏生产发展、给生民百姓带来灾难、消耗国家实力甚至导致国破人亡等。因此，中国古代思想流派都对战争持有反对态度，即使必须动用战争手段维护国家安全，也是采取防御性策略，而非肆意发动战争，对外进行扩张。

　　2.中华文化的贵和主张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和合是中华民族处理人际关系乃至国家间关系的理想和追求。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是思想精要和价值凝练，具有超强的生命力与深远的影响。“以和为贵”“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贵和思想在中华民族处理对外关系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一，以和为贵是中华民族处理人与人关系、国与国关系的重要准则。在中华文化中，“和”有“和谐”“和睦”“和平（没有战争的状态）”等含义。儒家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对“和”有着系统论述。春秋晚期“礼坏乐崩”，人民信仰逐渐缺失，社会矛盾加剧，社会秩序混乱，诸侯称霸，战争不断。孔子在“人性”“礼法”“治国理政”等方面提出了“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政以德”等思想主张，但“‘和’是其‘仁’‘礼’学说所追求的最终目的”。孔子提出“仁”和“礼”，是为了劝导人与人之间做到孝悌、博爱、定亲疏、明是非、备道德，从而建立一个良性的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和谐，达到“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在儒家经典中，《论语》以历史典故为例，强调“礼”的运用要以社会和谐最为可贵：“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论语·学而第一》）。《中庸》也强调“和”是天下公认的准则，“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庸·第一章》）。

　　第二，亲仁善邻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维持和平的重要途径。中国的邻国众多，地缘政治形势复杂。与周边国家和平共处、睦邻友好是最佳选择，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实践。周朝早期，统治者就注意劝诫后人和睦四邻，和谐兄弟邦国：“懋乃攸绩，睦乃四邻，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济小民”（《尚书·蔡仲之命》）。春秋时期，管仲主张贤明的君主要内行法度，外施仁义，这样才能“有患则邻国忧之，有难则邻国救之”（《管子·形势解》）。唐太宗对皇室宗亲有“怀柔四荒，亲睦九族”的教导训诫。不难看出，与周边国家和睦相处，共同抵御灾难祸患是中华民族处理对外关系的主流思想。在历史实践中，中华民族也是尽力通过怀柔、立约等方式与周边政权“化干戈为玉帛”。汉唐多以“和亲”等温和怀柔手段使周边民族归附，并为其传授中原先进生产技术。宋辽“澶渊之盟”以后，两国边境持续了近百年和平，两国互通有无礼尚往来，促进了贸易发展和民族融合。辽国有难宋国支援；宋仁宗驾崩，辽道宗也为之恸哭。

　　第三，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是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崇高理想。《尚书》记载帝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其中蕴含着从宗族和睦到社会和谐，再到实现国家间和谐融洽的理想，这一理想境界是中华民族“家国理念和价值追求的集中展现”，是中华民族处理国际关系的重要理念。《周礼》有“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的记载，强调“教化”和“礼乐”的作用是使各国和睦，民众和谐，使边远之人悦服。中国古人并不止步于“协和万邦”，真正的最高理想是为全天下人所想，谋求天下太平，实现天下大同。此后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构建下，“天下”成为蕴含无限空间的最大空间单位。在中国历史上，孔子最早提出“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其最高理想就是实现“天下大同”。“天下大同”是一种理想状态，讲究天下是所有人共享的天下，人们各安其职，各得其所，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不损人利己，不自私自利。“天下大同”也不是简单地让全天下千篇一律，而是在“和而不同”的基础上达到一种人与人、人与社会、社会与社会皆能和谐友善的状态。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从未放弃对“和”的传承与追求，“以和为贵，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念在中国代代相传，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中，深深体现在中国人的行为上”。不论是为人处事上“以和为贵”的思想原则，还是对待周边部族和国家的“亲仁善邻”之道，还是胸怀天下的“大同”理想，都是中华民族“贵和”的具体表现。

　　3.中华文化的公平发展理念

　　古代中国不仅强调社会发展既要保持可持续性，做到与自然和谐共生，也要惠及最广大人民，做到“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通过公平发展实现和平稳定。

　　第一，尊重自然规律，坚持可持续发展。中国古人意识到，生产发展需要顺应自然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庞大的人口需要丰富的食物来源维持生计，而地理位置使得中国适宜发展农业，重视农业生产。“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诗经·周颂》），描述了统治者重视农桑，为劝勉百姓躬耕劳作，亲自带领农夫耕种百谷杂粮的情景。而农业生产在古时受时令节气影响较大，播种收获都有相对固定时节，因此，农业生产必须尊重自然客观规律。周朝从国家制度层面规定“不夺民时，不蔑民功”（《国语·单子知陈必亡》），强调不耽误耕作收获的农节，不浪费农民劳力。孔子认为，“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礼记·祭义》）。这些都反映了中国古人重视发展生产、保障民生、尊重自然规律、反对过度利用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观。

　　第二，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天人合一发展。与近现代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工业化不同，中国古代极其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庄子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人与天地万物共同存在，统一于大自然之中。他告诫世人万物没有贵贱之分，万物要相互尊重，不要妄图做大自然的主宰。《论语》中记载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表现出孔子重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与万物和谐共存的仁德之心。秦朝《田律》也有“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堤水”等法律规定。这些体现了中国古代重视天人关系，主张与自然和谐共存、天人合一的发展观。

　　第三，“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坚持公平发展。《晏子春秋》记载，齐景公向晏子请教古代圣君的品德，晏子回答说古代圣明之君自身节俭却厚待子民，严于律己但宽以待人，他们取用财物之时会权衡有无，均衡贫富。孔子进一步阐述均贫富思想：“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若财富分配公平合理，便无所谓贫穷；社会和平团结，国家便不会有倾覆的危险。治理国家最难能可贵之处在于让贫穷百姓富裕起来，让富有的人不会过于富有，这样国家就会强大，百官就会清明廉洁。唐代杜甫在穷困潦倒之际祈愿“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表现出他心怀穷困人民，希望天下寒士不再饱受风雨，能够安稳度过一生的博大胸襟。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华民族内外交困、世界局势动荡不安之际，对和平发展的追求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无论遭遇何种艰难险阻，都始终不渝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和平发展基因相结合，不仅自己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而且把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作为重要使命。

　　1.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人类和平发展的崇高事业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不仅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而且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第一，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定传承者和弘扬者，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仰者和践行者，中国共产党的天下胸怀既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思想、世界历史理论和国际主义思想的继承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天下胸怀表现在始终将本国发展融入世界发展之中，不仅清醒看到自身发展对世界的要求，也注意到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统筹协调国内国际发展，做到国内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表现在始终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以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的世界；表现在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襟借鉴吸收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二，中国共产党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以战止战的方式创造和平，带领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爱好和平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先后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帮助周边国家抵御西方国家的侵略，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自主与和平发展事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全面阐述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含义及其与维护世界和平的关系，提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与“和谐世界”的理念。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主张“要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

　　第三，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促进各国共同发展。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接力探索、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认为革命“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要“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等理念，作出“改革开放”的决策，中国在此后几十年间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不仅把国内发展作为第一要务，还关注世界发展大局，努力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习近平指出，“必须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随着综合实力的不断增长，中国也更多地承担起大国责任，积极为促进世界共同发展而努力。“一带一路”倡议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开放合作、和谐包容、市场运作和互利共赢，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是增进理解信任、加强全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谊之路。“全球发展倡议”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进一步凸显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胸怀天下，努力推动世界共同发展繁荣的使命担当。

　　2.中国共产党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实践

　　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西方列强在中国先后挑起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及日本侵华战争等。在国际上，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世界的狂潮，对资源和市场的掠夺日益加剧，列强内部以及它们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激化。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没有真正解决列强间的利益分配问题，也没有解放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人民，国际矛盾依然存在并随着经济大萧条而加深，世界面临新的大战。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走过百余年奋斗历程，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国内军阀和地方势力割据混战，北洋军阀更是轮流控制北京政府，对内实行独裁专制统治，对外向帝国主义列强出卖国家利益以获取支持。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失败，帝国主义列强卷土重来，中国不仅没有摆脱受剥削受压迫的命运，反而被列强重新支配。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统治下，中国政局动荡，国民经济凋敝，和平发展事业无从谈起。

　　党的二大指出：党的任务及奋斗目标是先实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再与贫苦农民联合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等。党的二大及其所通过的文件对中国革命事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这次大会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首次明确提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不仅要打倒国内封建军阀、消除内乱，还要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势力的压迫，为中华民族的和平、自由和独立而奋斗。这次会议也为中国革命事业指明了方向，勾画出中华民族谋求独立、自由、和平和发展事业的光明前景，日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总体步骤和解决的实际问题与这次大会提出的纲领基本吻合。这次大会以后，消除内乱、建设国内和平、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自主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奋斗目标和任务。解放全中国乃至全世界，达到和平、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崇高理想。

　　在解放战争时期，尽管取得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仍然尽最大努力争取全国和平解放，谋求祖国和平统一。经过艰苦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消除了国内军阀混战的局面，赶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成立新中国，使中华民族真正独立自主。新中国的成立本身就是世界和平发展的一件大事，毛泽东指出：中华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新中国的成立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改变了国际政治的力量对比，鼓舞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同时，占当时世界人口1/4的中国实现独立自主与和平稳定，有力推动了东亚地区乃至全世界朝和平、自由和民主的方向发展，推动世界历史朝正确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但是，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境内并没有完全解放和统一，党仍然面临国家如何统一的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了大量工作，争取了云南、西康、西藏和平解放，中国大陆基本实现解放和统一，为日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条件。为解决台湾问题，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实现祖国完全和平统一，邓小平创造性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伟大构想，要“坚定不移地按照‘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积极促进祖国统一”。经过不懈努力，1997年香港回归，1999年澳门回归，推动了中国的和平统一大业，也促进了香港、澳门的长期稳定和发展繁荣。

　　在争取国内和平解放与国家和平统一的同时，中国共产党积极支援广大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解放与和平发展事业。新中国成立时，适逢民族解放浪潮席卷全球，广大亚非拉国家谋求独立自主的运动兴起。中国共产党力所能及帮助周边新生政权和广大亚非拉新独立国家抗击侵略者，捍卫其独立自主，并积极援助这些国家的建设事业。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纠集“联合国军”干预局势，严重威胁中国国家安全。周恩来指出：“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中国人民志愿军应朝鲜请求奔赴战场，保家卫国，抗美援朝，改变了战争局势。越南战争爆发后，美国增加在越南的军事力量，威胁中国的安全利益。中国应越南请求决定全面援助越南的抗美斗争，最终以美国撤军、越南取得胜利而结束。中国共产党还积极援助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事业。1950年，中国应朝鲜和越南的请求提供物资、技术和人员等援助，帮助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1963年年底至1964年年初，周恩来访问亚非14国期间，“介绍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坚持国家之间和平共处，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主张。1953年12月，周恩来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周恩来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同印度和缅甸两国关系的指导原则。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呼吁与会国家消除疑虑，寻求世界和平合作的共同基础。1956年波匈事件后，中国政府发表《关于苏联政府1956年10月30日宣言的声明》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相互关系的准则。社会主义国家以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团结在一起，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就更应该建立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可以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在反对霸权和强权方面，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20世纪60年代之前，中国主要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党的八大报告指出，“美帝国主义利用二战后的有利地位，在战后进行疯狂的扩张活动，夺取势力范围，力图树立世界霸权”，并且仍然在“扩张军备，反对发展东西方的关系”。进入60年代，由于中苏两党关系交恶，中国开始采取“反帝反修”“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政策，主张亚非拉国家团结起来，反对“苏修美帝”以及各国反动派。这一时期，即使面临极其复杂的国际形势与巨大的国际压力，中国也不曾放松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党的十大报告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特别是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成为中国正式提出“反对霸权主义”的标志。1975年，“霸权主义的危害”被写入宪法，“反对霸权主义”在宪法中保留至今。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已经成为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任务。

　　纵观西方现代化的历史，其过程充斥着对亚非拉地区国家和人民的剥削与压迫。虽然西方现代化曾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亚非拉地区的工业文明进程，但是西方的入侵也给当地带去了疾病、杀戮、生态环境破坏等灾难，造成土著居民人口锐减、文化遗产被破坏以及栖息地被剥夺占领等。相比于西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起步晚、水平低，面临的挑战大，但是走和平发展道路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

　　1.西方现代化充满扩张性、掠夺性与破坏性

　　西方现代化因为起步时间早、对工业文明进步具有深远影响而一度被标榜为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道路。但是，西方现代化道路在当今世界并不可复制，因为西方国家进行现代化的资本原始积累是依靠殖民扩张和野蛮掠夺等方式实现的，在对外关系上奉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实力增强后谋求称霸世界，建立世界霸权。

　　第一，资本积累充满扩张性、掠夺性、野蛮性。地理大发现让欧洲商人发现了更广阔的海外市场和原材料产地，并开始以殖民扩张、发动战争等方式掠夺财富资源，完成资本积累。在美洲，欧洲殖民者对当地土著居民实施大屠杀和种族灭绝，导致土著人口锐减。为了解决美洲殖民地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欧洲殖民者又以奴隶贸易方式将大量非洲青壮年人口掳掠到美洲殖民地。第一次工业革命推动生产力大发展后，西方资本主义对于原料与市场的需求急剧增加，凭借强大实力和先进技术，开启了全球资本扩张和殖民活动。英国完全占有印度，并对中国发动两次鸦片战争使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法国伙同英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并入侵东南亚半岛；美国占领菲律宾，并主张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等。在西方现代化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亚非拉国家基本上沦为西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西方殖民者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大肆掠夺、奴隶贸易，甚至对一些原住民部落的灭绝等行为随处可见。马克思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一论断深刻反映出西方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残酷和野蛮。

　　第二，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与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天人合一，尊重自然”等思想不同，西方国家贪婪追逐资本利润，忽视对自然的尊重与对生态的保护，对自然过分的索取与征服导致资源的快速枯竭和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激化，造成生态环境破坏。20世纪初，西方国家陆续出现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破坏事件，例如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伦敦烟雾事件、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以及日本骨痛病事件等。在全球范围内，酸雨、臭氧层破坏、生物多样性锐减、海洋污染以及全球气候变暖等生态环境破坏问题凸显。在应对环境污染问题上，西方国家采取“先污染后治理”甚至是向外转移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等方式缓解国内环境压力。美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制定相关法律治理环境问题，欧盟在内部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形势下于70年代开始出台环境治理政策。但是，欧美发达国家在治理国内环境问题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导致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这一做法不仅以一种新的方式将发展中国家固定在产业链末端，还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灾难性破坏。

　　第三，热衷于以战争等暴力手段攫取更大利益。长期以来，西方对世界主导地位的争夺从未停止，逐渐形成一种由信仰中心扩展至文明中心、经济中心等的“中心主义”思潮。在这种优越感的驱动下，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为代表的现代化在生产力上的长足进步，主导世界成为英国等欧洲强国的一种扭曲的信念。从15世纪末到20世纪末的500年时间，西方国家为了争夺地区甚至全球霸权展开了一次又一次战争：为争夺欧洲西部海上优势的英西战争、为争夺海上霸权的四次英荷战争、从欧洲大陆蔓延到美洲殖民地的英法争霸、为争夺欧陆霸权的普法战争、两次世界大战等，列强争霸战争一直是其历史发展的主线。这足以表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逻辑在西方政治思想中的根深蒂固，也反映出通过大规模战争攫取和分配利益是西方强国的一贯手法。

　　2.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鲜明特征

　　和平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鲜明特征。这一特征体现为通过改革开放实现经济增长，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维护世界和平，通过党章和宪法确立和平发展道路的地位。

　　第一，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自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自此，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第二，坚定不移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中国武装力量的发展和运用始终是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1998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指出，中国正致力于现代化建设，基于和平与发展的愿望，以及中国的国家利益、社会制度、对外政策和历史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必然坚定不移地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此后每两年都发布《中国的国防》白皮书，第二部分“中国国防政策”开头表述均为“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2004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将这一表述完善成“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定不移地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进入新时代，虽然国家实力显著增强，但是中国仍然坚持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不动摇。2019年《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重申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抉择、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及“和为贵”的中华文化传统，这些都决定了中国始终不渝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中国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部队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拥核国家中唯一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家。在解决国际争端时，中国始终坚持协商对话、和平解决。“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中国的发展得益于相对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随着自身的发展，中国又不断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第三，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写入党章和宪法。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一致追求，将其写入党章和宪法，突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和意志。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仅连续被写入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和二十大报告，并且党的十八大还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党的二十大对党章进行部分修改，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仍然保留不变。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写入党章彰显了和平发展道路在党的新时代对外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在国家层面，2018年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等内容写进宪法，标志着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通过法律途径从党的意志正式上升为国家意志，也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把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写进宪法的国家。

　　和平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实现人类现代化的最优路径。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历史大潮浩浩荡荡，走和平发展道路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和时代主题，也是对全人类文明进步的响应，更是造福世界最广大人民的共赢之路。

　　1.和平发展道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习近平指出，“现在国际上保护主义思潮上升，但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开放、合作、共赢胸怀谋划发展，坚定不移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为实现世界永续和平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懈奋斗！”推动经济全球化、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实现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主要内涵。

　　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是中国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尊重历史、重视历史的表现。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以史为鉴”、重视历史教训的意识，从悠久历史中吸取教训和总结经验，以求准确而深刻地把握历史发展大势，这也是历代中国仁人志士所努力追求的。《新唐书》中“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告诫后人要从历史兴衰中吸取教训、积累经验；《阿房宫赋》中“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警醒人们不但要知史，更要以史为鉴，切莫重蹈覆辙，令“后人复哀后人”。“以史为鉴”是中国正确对待历史，运用历史对照当下，思考未来的重要智慧。因此，强调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是在把握历史发展规律、正确认识历史发展前进方向的基础上，从全人类的视角和高度出发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做出的正确选择。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另一方面，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是中国对历史发展大势的深刻把握，也是对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的准确判断。当今世界，不论局势如何变化，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始终是人心所向，也始终是历史发展前进的正确方向。对过去那种通过损人利己、以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破坏他国生存发展权益等手段攫取资源的发展方式，必须予以坚决反对。面对保护主义思潮上升，中国始终坚持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致力于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面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横行、和平发展赤字加重，中国呼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继承了“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超越和摒弃了冷战思维，无疑是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重要体现。

　　2.和平发展道路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也是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的正确选择。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世界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意义重大。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西方现代化模式自我标榜为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选择。但是历史证明，后发国家和地区简单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尝试大多以失败告终。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习近平指出：“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信仰信念、政策主张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别的什么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本身就是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演进的成果。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也证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世界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各个民族的共同愿望。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东西之间、南北之间围绕道路之争、制度之争、利益之争日益激化。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面对的重要问题。中国式现代化不是破坏和毁灭其他文明的现代化，也不是敝帚自珍保守封闭的现代化，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现代化。其进步意义在于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走出了一条既有中国特色又有世界各国现代化共同特点的道路，鼓舞着后发国家从自身文化传统和发展目标出发，按照自己意愿、结合自身国情，独立自主选择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至关重要。中国式现代化不走战争、殖民、掠夺和剥削等暴力手段的现代化老路，摒弃了西方现代化中不合理不正确的消极因素，摒弃了“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和“国强必霸”的称霸思想。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不仅推动中国实现和平发展，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极大壮大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力量，还做到了将谋求中国自身发展同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相融合。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证明，和平与发展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只有实现和维护好和平，发展才可继续，“只有各国共同发展了，世界才能更好发展”，和平与稳定的状态才能长久维持。

　　3.和平发展道路是造福世界最广大人民的共赢之路

　　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担当世界和平发展的中流砥柱，努力将自身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地惠及世界各国人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建设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第一，中国始终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当今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狭隘的国家主义上升，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涌动。在传统全球治理体系功效减降、西方国家内部危机叠加的背景下，美西方国家从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蜕变为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推动者，试图维持和复兴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不论是特朗普政府发起的对华贸易战，还是英国脱欧，近年来的逆全球化事件极大地挫伤了加强经济全球化、提振世界经济的信心。与此相反，中国则积极推动和引领经济全球化。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持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近十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30%。中国坚决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坚定支持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中国坚决反对少数国家控制和操弄标准的制定，努力推动世界经贸合作和现有经贸机制的改革与发展，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和共赢的方向发展。

　　第二，中国努力将现代化成果惠及世界更多人民。实现现代化要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秉持独立自主原则、弘扬立己达人精神，突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增强现代化成果的普惠性。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2023年1月，中国已与151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合作文件，涵盖互联互通、贸易、投资、社会、电子商务、科技、民生、人文等领域。从2013年到2022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从1.04万亿美元扩大到2.07万亿美元，年均增长8%；与沿线国家双向投资累计超过2700亿美元，为当地创造了42.1万就业岗位，与共建国家贸易和投资规模稳步扩大，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不断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水平持续提升。据世界银行研究显示，预计到2030年，“一带一路”倡议每年将为全球产生1.6万亿美元的福利收益，占全球GDP的1.3%，并将促进全球贸易增长5%，其中绝大多数成果都将适用于倡议共建国家；这一倡议还能够帮助全球760万人摆脱绝对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不仅如此，“一带一路”倡议还对世界银行等机构的官方援助形成补充，通过贸易和投资等方式带动共建国家的经济增长。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逐步付诸实践，让中国式现代化的成果造福更多人民，促进了与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

　　第三，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造福世界最广大人民贡献中国力量。中国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了各国现代化的价值共识和人民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全人类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超越种族、文化、国家与意识形态界限，站在全新高度思考人类未来，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顺应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为世界发展提供机遇，为解决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博弈加剧，南北矛盾进一步扩大，地区动荡与局部冲突不断，全球性风险与挑战日益复杂严峻，破解和平赤字与发展赤字的任务变得更加紧迫。作为爱好和平的负责任大国，中国基于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人类根本利益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出发，成功走出了一条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这是中国对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主题的积极回应，也是对人类实现现代化的历史性创造。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将继续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伟业，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走深走实，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促进世界共同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简介：吴志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