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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拥有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的辉煌历史孕育了其内在的发展动力和思想资源。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力量，吸纳了近代世界历史发展的器物、制度、思想文化现代性资源而形成的既有世界共同特征，又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模式。有别于“冲击—反应”的外源型现代化模式，有别于“传统—现代”蜕变的现代化解说，以及摆脱了帝国主义论的“中心—边缘”二元对立观念，中国式现代化更多的是“冲击—激发”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其历史叙事应该遵循民族复兴的实践主线，其主导力量是使命型政党组织，其发展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相结合所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此而言，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与中华民族复兴史具有高度同步性，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发展史亦具有高度同构性。

　　学界有关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异常繁富，但从思想史角度的讨论尚不多见。相较于旨在“修正”西方终极价值尺度而寻找各国、各民族走向世界普遍历史过程中的特殊性和本土特色的研究而言，许纪霖主张从自身的历史脉络理解中国现代化，以避免“各种寻找民族特殊性的努力，反而更强化了西方文明作为普遍性的中心地位”。本文试图从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家对于中国传统思想现代转型的认识论角度，讨论基于中国思想史脉络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共识和根本特征。

　　现代化发端于英国，继而在西欧、北美等地展开，然后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推进。从现代化早发国家的历史进程来看，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是现代化的政治前提。近代中国开端于屈辱的鸦片战争。自此之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在19世纪70年代的清廷奏折中，李鸿章说：“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三千余年一大变局”“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等语描述了中国所面临的窘境。

　　为应对危局，清末以来之思想家设法应变。林则徐、魏源等“睁眼看世界”，逐渐形成新的世界观念与自我认知。冯桂芬在发扬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制洋器”“采西学”等建议，以图达到“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的目的。他认为唯有讲求自强之道，“我中华始可自立于天下”。在列强威逼之下，忧患意识所催生的“师而法之”“比而齐之”“驾而上之”的愿景，已蕴含着对民族复兴的追求。只是以富强为核心诉求的洋务运动，在物的现代化实践中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纯粹的世俗性技术改革只是中国现代化的一小步。

　　真正唤醒国人的是民族灾难。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造成创巨痛深的丧师辱国、割地赔款局面。深受中华文化影响、传统上远落后于中国的蕞尔小国日本，今则通过变法一举而为强国，辱华特甚，造成国人极大耻辱感和挫败感。此乃梁启超所谓“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的历史背景。清末的革命运动和戊戌革新都肇始于甲午战败。通过制度的现代化来摆脱列强侵吞、实现国家富强逐步成为国人民族复兴的共同认识。辛亥革命拉开了中国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探索了道路”。虽然这次旨在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而艰辛的探索并没有使中国实现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但此后孙中山思考最多的就是如何将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

　　其时，以思想文化为核心的现代化实践——五四新文化运动正在中国展开，国人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冲撞传统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网罗。这一运动最终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依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具体特征，强调中国革命的目标在于破除阻碍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落后的封建政治势力，在此基础上扫除旧的生产关系并解放社会生产力，为建立独立富强的现代中国开辟道路。党的二大提出对内“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对外“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由此确立。党清醒地认识到，“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

　　在毛泽东看来，革命本身就是以解放、发展生产力为目的和中心的现代化运动。中国必须通过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毛泽东的这种革命现代化思想也是一以贯之的现代化实践：“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毛泽东把民主革命理论与现代化建设构想历史地逻辑地联系起来，并将其发展到未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阶段。

　　马克思主义认为，“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前提是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这是近代以来历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抵御外敌入侵、救国拯民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发展起点和实践共识，它始终是压倒其他的现代性目标。这里既有近代以来西方“冲击”中国传统秩序而形成的应激性反应，又有中国传统经世致用思想的现代发微，具有与西方世界不一样的历史主旋律和思想文化特色。

　　作为赶超型现代化模式，离开强大领导核心的推动，现代化进程是难以想象的。中华民国肇建，政党政治一时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时尚。其时，梁启超认为中国立国的目标是巩固、统一、经济强盛的“世界国家”。为达此目标，必须建立一个“强固有力”的政党内阁式中央政府，“政体既归宿于立宪，则无论其国体为君主，为共和，皆非藉政党不能运用”，因为“政党之前途与国家之前途，实相依为命”。但梁启超同样强调，政党之党员必须对国家对政党尽政治上的义务，政党则以国家利益为本位，不能成为“朋党”。梁氏此说自然是对民初中国政党之争演变为军阀、政客、绅商谋利的工具而发的不平之鸣。个人的理想本来就关乎利益。民初党争演变成了私利之争，政党亦演变成了“私党”。

　　孙中山对此亦有同样的认识。他强调政党要争政见不争意见：“至于党争亦非不美之事，既有党不能不争。但党争须在政见上争，不可在意见上争。争而出于正当，可以福民利国；争而出于不正当，则遗祸不穷。”他指出了政党政治的关键，为一己私利而争可谓结党营私、蝇营狗苟；为国家民族而争，乃系为使命而争，是使命型政党的特质。此一时期之党争并不具备使命意识。十月革命后，李大钊观察布尔什维克，认定“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他将布尔什维克的性质界定为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打破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党。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始就并非西方政治学意义上的“政党是社会和政府之间的核心中介组织”的萨托利式政党，而是承担历史使命、拥有高度责任感、主动作为的使命型政党，这一点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及其奋斗的过程中是一贯展现出来的。

　　党的一大清晰地提出自己的奋斗目标与革命理想：“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共产党人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不仅负有解放无产阶级的责任，并且负有民族革命的责任……团结组织各种各派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群众，以领导中国革命运动到底，并领导无产阶级得到解放，这即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所应担负的使命，所应有的政治的责任”，“我们全体党员同志应共同起来完成此伟大的历史使命”。

　　民主革命的任务完成以后，党仍然喊出：“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在新时代，党发挥历史主动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以伟大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立志完成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历史使命。有学者因此而称中国共产党这种使命型政党超越了西式政党简单的“代表与表达”功能，具有包括整合、分配与引领在内的新功能，“融性质、价值、地位、功能、使命于一体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种使命型政党(Mission­oriented Party)，其所致力于建构的政治已经成为一种使命型政治(Mission­oriented Politics)”。

　　使命型政党的特质使党能够承担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任务。28年的筚路蓝缕，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前人未竟之事业，在于其坚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找到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革命道路；坚持和加强党的建设，建立了一个全国范围的、群众性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高度巩固团结的政党，团结带领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群众路线，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革命信仰和理想信念，在生死斗争和风险挑战中始终不忘初心使命。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党给中国人带来一个信念：“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现代化建设事业需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形势复杂多变，风险挑战严峻，唯有坚强的领导核心，方能行稳致远。在革命时期，“领导我们革命事业的核心是我们的党”，在建设时期，“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锚定奋斗目标行稳致远，激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动力，凝聚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

　　以何种路径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一直是国人思考的问题。从清政府主导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再到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的军事驾驭、政治控制，以及官僚资本主义的主导，都未能使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走上正途。

　　1920年，孙中山曾这样描述中国现代化的实现路径：“发展中国工业，不论如何，必须进行”，那就需要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不能照搬照抄地因循西方文明之旧路径，而是“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也。”虽然此时孙中山强调三民主义的发展道路，但他亦提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吸取西方现代化实践过程中所走的弯路教训，确保中国现代化的正途等思想，表现了孙中山的现代化思考。

　　1933年7月，《申报月刊》第2卷第7号就曾刊载“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专门讨论中国现代化的出路问题。其出版广告写道：“‘中国现代化’也已成为一般人的呼声了。”但是，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是什么？要促进中国现代化，需要什么样的先决条件？中国现代化当采取哪一个方式？“个人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外国资本所促成的‘现代化’？或国民资本所自发的‘现代化’？又实现这种方式的步骤怎样？”这个问题是“怎样救中国的危亡？”“中国究竟往那里前进？”的大问题。舆论提出，中国是要走已经产生“空前的经济恐慌，破绽百出，正在那里发生动摇”的资本主义组织的老路，“抑另寻新路？”一连串的疑问表明了国人心中的疑虑和焦虑，现代化的方向和道路在哪里？

　　正是基于近代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困境，共产党人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这个责任。毛泽东说：“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早在1920年代，李大钊和陈独秀都对中国现代化的实践路径进行过思考。李大钊指出：“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陈独秀亦设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联合发动的国民革命一旦成功，就可以“采用国家社会主义，由中央或地方(省及市)政府创造大的工业、商业、农业”，“采用国家社会主义开发实业”。不过，这些讨论在当时的中国并无实践的机会，当时的中国，处于官僚资本主义的垄断和政府的军事政治独裁之下。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命题，坚持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的形式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党为此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团结带领中国各族人民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其时，世界已经形成了以美苏对抗为主要特征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国人只能从自己受侵略受歧视的记忆中和受敌视受威胁的感受中，认识资本主义。

　　按照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拥有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就是体现在比资本主义经济更有效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内外危机和紧迫的发展任务，使优先发展重工业成为现实选择，这是赶超型战略的保障。此时全国财政经济的统一、国营经济的日益强大、资本主义经济的弱小和发展困难等，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地走上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道路。这一发展现实和共产党人的执政理念高度一致，“中国共产党从来把实现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政纲。它认为，中国要确保国家的独立和统一，发展国民经济，实现繁荣富强，使劳动人民免遭剥削和贫困，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唯一的出路”。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开辟了现实的道路和广阔的前景，并使中国的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由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成有深刻的中国历史逻辑和现实实践关照，它是生长于中国实际的、符合中国实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照搬西方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这提示我们，一方面，要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两大阶段的现代化进程进行关联性分析，既要看到二者间的历史连续性，又要看到二者间的本质区别，从而厘清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起源及相关特征；另一方面，发生在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样受到近代早期现代化进程中诸多不利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例如，资本主义近代化并没有为中国创造出大工业生产力和相应的市场经济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得不白手起家搞建设，这也是今天中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原因。

　　社会历史的发展是连续性和贯通性的存在，而“连续性是一种跨时间的一致性，它取决于同一性在某种程度上的稳定性”。作为轴心文明之一的中国思想文化从未中断，它并非仅仅是被动的客体，而是具有非常强烈的主体能动性。在外部条件的刺激之下，在外部思想的冲击之下，仍能结合自身的现实和历史的传统而独立思考和自我调适，以适应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发端、发展、路径、指向，都是基于中国思想文化的历史基因。因此，必须立足于中国实践，“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才能“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才能够解读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

　　如果仅仅依据看似合乎理论逻辑的西方现代化理论范式，来解读中国式现代化，就难以摆脱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甚至陷入“现代化＝西方化”的解释框架和理论逻辑。这一范式的最大弊端，“乃是以西方或西学的尺度来衡量中国近代历史和思想的变化和进步，预设世界历史包括中国历史都遵循既定的目的论逻辑，往一个方向发展进化”。这就是以西方为中心，留声机似的、机械的生吞活剥地照搬西方的理论，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基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本身的逻辑而展开的。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在近代以来的实践结果，并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所证明。这些实践有着明显的中国思想的内在发展脉络和内在理论逻辑，显然并非西方冲击的全部结果，而是更多地体现了中国的主体地位和使命型政党的主动追求。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实践，不仅仍然处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史发展进步的历史延长线上，而且在这一过程中积累的历史经验、思想能量和理论升华，必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打下坚实的基础。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