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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理论创新都源于实践提出的问题。马克思强调：“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任何真正的哲学总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总是从实践发端到理论创新，对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作出正确的解答。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之所以能够生成，贯穿其中的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之所以能够出场，其根本动力源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源于这一伟大实践在超越以往现代化模式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提出问题，通过理论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深描问答逻辑的主题主线，可以发现，它源于实践而成于哲学自觉。判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之新”，有赖于可供比较的参照系，没有这样的参照系，就无法识别“新”与“旧”。然而，参照系绝非可以脱离历史实际而任意选择。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有其客观过程及必然指向，它主要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旧中国的现代化尝试和苏联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呈现为双重超越的共进线，每一次都经历由“实践之问”转向“理论之问”、从“问题中的哲学”升华为“哲学中的问题”的过程，最终使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得以出场，并在新时代的中国谱写出新的篇章。

　　作为一种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超越的第一个对象是已经建构起资本全球霸权体系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这是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起点，也是曾长期宰制整个旧的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唯一模式。如何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出发，科学地揭示以历史扬弃方式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必然性，是从马克思到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追问的主题。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经历了启蒙现代性、经典现代性、后现代和欧洲新现代的不同阶段，在创造了一系列值得人们汲取借鉴的共同经验的同时，由于受到资本逐利本性的驱使，一贯奉行“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必然导致三大崩溃。一是造成人与人关系的全面异化、冲突和对抗，进而导致社会崩溃。二是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异化、冲突和对抗，导致人类生存所需自然条件的崩溃。三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主张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帝国主义和新帝国主义，导致全球治理体系崩溃。中国式现代化主张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以及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并希望以此来扭转上述三大崩溃的趋势，从而实现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扬弃传统资本形态，更面临21世纪资本新形态的挑战。21世纪资本批判是新时代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出场的根本使命之一。21世纪资本全球化出场形态的根本灵魂即资本创新逻辑。21世纪资本批判即资本创新逻辑批判。资本创新逻辑没有根本改变资本本性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周期性规律，但是试图以超越大工业资本主导时代的后工业资本文明，即金融资本、虚拟资本、AI资本、生命资本、生态资本、文化资本、消费资本、社会资本等来摆脱原有危机，重建全球霸权体系，榨取更多利润。资本霸权为了维护自己的宰制体系，正在竭力围剿代表未来新的文明形态的中国。这一资本创新逻辑在深刻改变历史场域，更在拜物教式地颠倒重塑历史场景，造成更多领域、更大规模、更深层次的危机，而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和拓展，必将使这一状况得到改变。

　　中国式现代化超越的第二个对象是旧中国的现代化尝试。旧中国不仅照抄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而且有其自身的封建劣根性，不免跌入“半现代陷阱”。清王朝经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而在“半现代”途中轰然倒塌。自辛亥革命崛起的国民党统治也在新的“半现代”途中悄然退场。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为了维护和强化自身统治而推行的现代化，无论其目标选择、领导力量和利益主体，都是背离人民大众的，最终只能使中国坠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之中而不能自拔。由此，“半现代”成为中国革命的现实对象，同时也是后来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超越的坐标；不打破旧中国的“半现代陷阱”，就不能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就是要科学揭示新中国如何从旧中国的“半现代陷阱”中摆脱出来，进而以中国式现代化成功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式现代化超越的第三个对象是苏联式现代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毛泽东在明确反对全盘西化的同时，也明确反对全盘苏化。走自己的路，这就是结论。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写下了《论十大关系》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的名篇，随后又结合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对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进行了认真研读，并对其中涉及的问题进行了科学的分析，这些都是从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的高度对开辟中国式现代化所作的重要尝试。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主要表现在三个维度。一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不断完善。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提出“四个现代化”，到改革开放初期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再经过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而到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再到党的二十大全面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战略安排和重大原则，我国现代化实践的目标设计不断完善，道路选择更加科学。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方式不断丰富。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到改革开放初期诉诸感性实践的“大胆试”“大胆闯”“摸着石头过河”，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理性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自觉进行远景规划和顶层设计，成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创造了中国奇迹，大踏步赶上世界潮流。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性大幅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正在实现从“自主输入型现代化”阶段向“自主辐射型现代化”阶段的跨越，在许多方面实现了从“争第一”到“创唯一”的转变，在诸多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飞跃。与此相适应，科学揭示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过程和客观规律的行动指南，也从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与时俱进地创新发展为新时代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的“本质之新”，不仅源于实践的重大创新，而且源于阐释实践的哲学观的重大创新。反思现代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问同样通过“问题中的哲学”转向“哲学中的问题”，推动新时代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逐步出场。

　　第一，对资本现代性的批判使唯物史观实现了对启蒙现代性的超越。资本现代性以抽象的、大写的“人”代替“神”，以抽象的、大写的“理性”代替“蒙昧”，从而构筑了其文化意识形态。从启蒙现代性、经典现代性到后现代以及欧洲新现代思潮，本质上都是资本现代性的唯心史观。马克思发动哲学革命和唯物史观的出场，不能不是对资本全球化过程中的资本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而在创造新世界观的同时，也就开辟了新现代性视域。实际上，马克思在继承启蒙现代性革命精神的同时，又颠覆了这一现代性赖以存在的两大根基：抽象的、大写的“人”和抽象的、大写的“理性”。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三阶递进的革命。第一阶是由《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倡导的两大基点革命的统一完成的：批判感性直观，进而批判抽象的人，通过实践达到现实的、历史的人；批判抽象理性，以实践理性视域代之，开辟实践理性、历史理性、相对理性、后天理性的先河。第二阶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对以资本全球化为基本形态的现代社会的一般结构作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指明现代性视域的三大变革：其一，社会现代性的基础不是抽象的人和抽象的理性，而是实践的力量；其二，从传统封建社会向资本现代性社会转变是历史的必然过程；其三，共产主义社会是生产和交往发展的高级形态，必然超越资本现代性社会。第三阶是随着《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资本论》的问世，马克思真正进入对整个资本现代性社会的经济社会形态的分析和批判，从而指明超越资本现代性社会的必然逻辑。在马克思看来，唯物史观所要揭示的有其内在必然性规律的人类历史，无非是由前资本社会、资本现代性社会和超越资本逻辑的后资本社会构成的。换言之，资本现代性社会是人类历史演化的中轴，人类历史就是从古代社会走向资本现代性社会，再走向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应当说，没有当年的资本现代性批判，就没有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出场；没有《资本论》对以市民社会为标志的资本现代性社会展开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分析，就没有唯物史观从早期哲学革命抽象原则的表达走向具体、全面、系统的表达；没有21世纪的资本现代性批判，就没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可以说，脱离资本现代性批判谈唯物史观是空洞的，而脱离唯物史观谈马克思主义的新现代性视域也是盲目的。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中重演这一超越资本现代性意识形态的进程，是中华民族最正确的历史选择，从此成功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这一超越历史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行。

　　第二，对当年法国教条派所谓唯物史观西欧逻辑的超越，成功推动了唯物史观中国逻辑的出场。这一超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进程，推动了中国共产党人用中国方式自主回答现代化道路探索中的“马克思之问”和“列宁之问”。马克思不仅在《资本论》等系列著作中深刻分析批判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本质、结构、特征、内在矛盾，揭示了其“规律本身”，即“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指明这一“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然而，晚年马克思坚决反对将这一仅限于西欧的结论僵化教条地演绎为唯物史观的西欧逻辑，即当作是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并进而阐发了关于东方道路可能性的猜想。列宁正是通过破除考茨基等第二国际理论家们主张的经济唯物主义的思想教条而发动十月革命，从而破除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一统天下的原初格局，开辟了通往现代性的社会主义道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破除所谓唯物史观西欧逻辑的束缚，创制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以及开辟中国式现代化，是三位一体的。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表达和思想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是唯物史观中国逻辑的实践主题和本质内容；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正是在中国的场域中破除所谓唯物史观西欧逻辑的束缚，创造性地回答“马克思之问”“列宁之问”，以及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出场的。

　　第三，对苏联教条化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超越，历史地证明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理论创新的出场史将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推进到新形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从体制和制度变革上刷新了“四个现代化”的原初视界。改革的哲学和哲学的改革，现代化的哲学和哲学的现代化，都成为哲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生长点。发展哲学、经济哲学、管理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社会哲学、生态哲学等，都以唯物史观中国逻辑的新时期方式出场，极大地突破了原初仅限于抽象表达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的体系框架。这一进展，展现出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阐释。党的十八大以来，站在新的历史方位继续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内涵和外延，逐渐明确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和一系列重要举措，新时代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揭示了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和规律。这是理论转化为实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实际的不断创新和具体化的过程，走向了用中国精神、中国风格和中国话语自主创新地阐释唯物史观中国逻辑的当代形态。

　　新时代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是中国式现代化内蕴的一系列独特的哲学观的出场形态与理论表达，呈现出理论创新的体系化和学理化特点。它聚焦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具有鲜明的时代创新特色。

　　第一，新的时代观。新时代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作为新时代精神的精华，厚植于新时代的历史方位，自觉揭示新时代的本质和问题，肩负新时代新征程的新使命，表达新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国道路与强国规律。关于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党的十九大报告已经科学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新时代观也表明了新使命观。党的二十大庄严宣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思想旗帜，新时代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就是要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科学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战略安排和重大原则，深刻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国道路和强国规律，让中国人民在实现站起来、富起来之后，继续实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式现代化强国道路和强国规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建设规律的延续，也是其更高形态。纵观整个新中国历史，可以更全面、更系统地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演进规律，进而呈现完整的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

　　第二，独特的世界观。如果说当年马克思发动哲学革命、创立唯物史观，是开辟了新世界观的先河，那么中国式现代化内蕴的独特世界观则是主导新时代唯物史观中国逻辑的思想纲领。这一独特世界观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重新思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源、形态、本质和趋势，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走向。这里需要着力阐明和把握两个重大问题：一是全球大变局的根源和本质，二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关于前者，主要是着力阐明这样一个事实：在21世纪，新科技革命、资本创新逻辑和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引发了全球大变局。而要揭示当今世界历史格局的根本变化，必须要首先阐明21世纪新科技革命如何推动资本逻辑从过去的以大工业资本为主导转向虚拟—金融资本主义、AI—数字资本主义、生命—生态资本主义、空间生产资本主义、文化—社会资本主义、新帝国主义，等等。这一批判必须是跨界的，要深刻揭示资本创新逻辑何以通过联通经济领域与技术领域来创新资本主义，何以深刻改变历史场域和历史场景。可以说，没有21世纪资本创新逻辑批判，就没有21世纪的历史唯物主义。全球大变局的趋势是中国式现代化推动的多元主体、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文明互鉴的新全球化体系正在取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宰制的单边主义霸权体系，即旧全球化体系。这一新旧全球化体系转换的必然性、合法化、正当性正需要新时代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加以阐明。就后者而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着历史性的大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不断为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这也推动了新时代唯物史观中国逻辑的必然出场。应当说，新时代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思想标志。

　　第三，独特的价值观。唯物史观不仅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以深邃之思揭示历史之为历史所具有的价值向度，坚持历史规律性与历史目的性的有机统一。聚焦中国式现代化，也必然要深刻揭示其价值指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之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由此，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就成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谱写唯物史观中国逻辑新篇章的核心理念和价值准则。

　　第四，独特的历史观。思考中国式现代化问题，需要有大历史观的眼光，将其放到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史中加以深入研究，搞清楚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发展逻辑，深刻认识厚植其中的历史文化底蕴。其实自宋朝以来，中华民族某些地方自主的、内生的、有机的现代化探索就已经开始，不过因为历史原因进展缓慢并屡遭挫折，自1840年之后更是被西方列强的侵略彻底打断。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反复证明，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共同富裕，这是历史的选择。

　　第五，独特的文明观。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有三重含义。一是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来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导致的人与人关系的全面异化和对抗；二是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来解决由于资本逐利本性导致的人与自然全面对抗的生态危机；三是以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来取代那种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必然要同步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让新时代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成为这一文明的哲学表达。

　　第六，独特的民主观。民主观是唯物史观指导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对象，现在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内蕴的一个关键问题。世界现代化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先发现代化国家，以英、法、美等为代表，从自发的资本逻辑造成的自由市场推动工业革命起步，进而与传统政治国家上层建筑发生根本冲突，由此引发革命。这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阐明的唯物史观的社会变革图景。另一类则是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至少需要走出两步。第一步是推动国内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政府直接成为支配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并与市场高度结合。然而，从德、日开始，第二步即民主化进程却屡屡失败，直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逐步走向正常化。拉美陷阱、韩国政权更迭风波，都与这类情况相关。苏东剧变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没有解决好这一世界难题有密切关系。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探索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努力超越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带来的若干弊端，为解答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丰富了新时代唯物史观中国逻辑的科学表达。

　　第七，独特的生态观。生态危机是全球性问题，解决生态危机是全人类共同肩负的责任。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将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与生态为民、生态富民的价值理念相结合，创造了独特的新生态观，既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也超越了生态中心论。只有在中国新现代性主张的意义上，在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境界中，才能建构、发展、实现生态文明。这一主张站在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最前锋，成为新时代唯物史观中国逻辑的特色之一。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