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我们需要面对的第一个前提性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究竟在什么样的马克思的思想基点上展开?

　　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其中有三次重大转折。

　　第一次重大转折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这是从社会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主要以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文章为标志。在此之前，他是个社会民主主义者、启蒙主义者，或者说自由主义者。他也相信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基本的民主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主要关注政治解放，诉诸启蒙来实现人的解放。之后，他对政治解放产生怀疑，并走向社会解放。追随启蒙现代性、批判专制的德国现实制度、从传统走向理性的现代是青年马克思的基本政治诉求。此后，马克思很快发现了现代解放的限度，认为现代只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形式解放。

　　第二次重大转折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这是从历史唯心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折。在此之前，他的共产主义思想和理论主要是从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推导出来的。他运用德国哲学的成就，推测了社会变革的趋向，向当时弥漫着资本主义是永恒的、合乎理性的迷雾的理论界，投入了一道明亮的光。但是，当时他的社会主义思想还不是科学的，原因就在于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观念主要植根于人本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基础之上。19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马克思和恩格斯清算了德国哲学中的唯心史观和人本主义的影响，完成了从历史唯心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蜕变。他们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发展关系的方法，把人类历史的发展看作一个合乎规律的过程。既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必然性，同时也说明了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被新的生产方式，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生产方式所替代。这一方面从根本上清算了从人的本性、异化及其复归等概念来批判资本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把共产主义的学说直接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

　　第三次重大转折发生在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性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运用它可以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共产党宣言》正是这样做的。但是，这一一般规律不能直接说明特定的经济制度变革和未来新制度的特征。也就是说，要说明人类社会必然要用社会主义来替代资本主义，除了有赖于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之外，还得依靠实在的根据，必须把一般的规律与实在的根据结合在一起。当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时，在一定意义上说是缺少这种实在根据的。当时，他们还没有自己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更没有剩余价值理论，也没有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结构及其运动规律的全面系统认识，这表明他们当时对资本主义制度还没有达到完全科学的理解，这样，他们所作出的关于“两个必然”的结论在一定意义上也只能看作一种科学假设。

　　为了真正达到对资本主义的深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开始致力于着重从经济上研究“这一个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于是就有了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特别是有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这样，马克思、恩格斯的“两个必然”的结论，不仅有了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不仅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支撑，而且还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和发展规律的理论基础。《资本论》以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把一系列的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展现在人们面前，其中有价值规律、剩余价值生产规律、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平均利润率的形成以及其趋势下降的规律等，人们透过这些规律，可以深切知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如何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变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的，如何因为自身的逐渐演变陷入了不可能再存在下去的境地。

　　正是这第三次重大转折，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的结论真正有了科学依据。恩格斯称《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圣经”，认为该书所作的结论“日益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他还说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资本论》“为起点”，以《资本论》“为中心”“发展起来的”;法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尔都塞则这样说道:人们“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资本论》这个茫茫森林中为自己开辟道路”。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墓前演说中，对马克思一生的贡献作出了经典表述，即两个“伟大的发现”，一是唯物史观，二是剩余价值理论。以前我们有时候只强调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而忽视剩余价值的作用，这是错误的。这两大发现是一个整体，应当同时强调两个发现对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作用，不能撇开剩余价值理论单纯强调唯物史观的作用。

　　有段时期，我们学术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从现代性批判的角度研究和认识马克思的思想。刚开始时，我们把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单纯理解为马克思对传统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批判。马克思成长于一种浓厚的启蒙精神的氛围之中，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把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归结为主要是对传统哲学、对形而上学、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显然是对马克思的误解。后来，我们终于认识到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还应包括对资本的批判。问题在于，我们在看到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有着两大内容，即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和对资本的批判时，又把这两种批判相提并论，不愿承认尽管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为后来对资本的批判奠定了基础，但真正代表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的是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

　　因此，如果停留在第一次转折前的马克思，那马克思仅仅是个启蒙主义者。如果停留在第二次转折前的马克思，那马克思还是个历史唯心主义者。如果停留在第三次转折前的马克思，那马克思在一定意义上也只是个理性主义者，甚至是乌托邦主义者。总之，不能停留在把马克思说成主要是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最一般的规律，亦即停留在马克思以“抽象劳动”为核心的现代性批判上。作为马克思主义创立者的真实的马克思，是实现了第三次转折后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思想的核心，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留给我们最重要的理论遗产。我们千万不能抛开了马克思的这一核心思想而侈谈什么马克思主义，更不能用马克思的其他理论来消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因此，学界不应把《资本论》首先当作一部哲学著作，对《资本论》作单纯的哲学的、存在论的解释。我认为《资本论》主要是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只是它全面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如果把《资本论》主要作为一本哲学著作，甚至所谓存在论的著作来解读，必然要把经历第三次转折后的马克思的思想重新倒退到第二次转折，甚至第一次转折之前的理论观点上，或者说，必然要用马克思第二次转折前的唯心的人本主义的观点，第三次转折前虽然是唯物的但缺乏经济的、实证依据的历史观来曲解《资本论》。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对待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守正创新”。他指出:“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做“守正创新”的事。“守正”是我们必须要做的。这就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紧紧抓住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精髓，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脉”。那么，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的“正”和“脉”?这就成了问题的关键。这涉及我们究竟应当在什么样的基点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创新的问题。而当真正把握了马克思本人思想的三次重大转折，我们就会知道，不能把第一次转折前的马克思的思想、第二次转折前的马克思的思想，甚至不能把第三次转折前的马克思的思想，当作马克思主义的“正”和“脉”，当作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基点”。我们今天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必须在马克思完成第三次转折后的思想的基点上展开。

　　我们需要面对的第二个前提性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究竟如何正确对待20世纪以来的主要马克思主义思潮?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主要存在着三大思潮。

　　第一种思潮是第二国际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潮的主要特征有两点。一是否定马克思主义是哲学，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政治理论、社会理论。第二国际传统的理论家一般都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科学社会主义，注重把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化、实证主义化，他们认定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经济理论、社会理论。他们抓住马克思在1843年以后一些关于“终结哲学”“消灭哲学”的论述，论证马克思是在消解哲学以后才创立自己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与哲学无缘。二是强调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对它不能实行革命，而只能加以改良。他们直言不讳并不想推翻资本主义，而只是关心它的变化，有的甚至提出只要当“资本主义病榻前的医生”，要与资本主义处于“共生的状态”。这一对资本主义的基本态度自伯恩斯坦提出以后一直被社会民主党理论家所坚守。这样一种思潮有时也被称为改良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第二种思潮是第三国际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潮的主要观点是:第一，马克思主义有三个组成部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应用。第三，人类社会是“第二自然”，在人类社会中也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即所谓“人类社会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第四，坚持反映论，认为认识就是人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在政治上，这一思潮坚持批判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相对立。他们主要是从马克思的社会矛盾运动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出发来批判资本主义。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这一思潮以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的共产党为代表，形成了所谓“欧洲共产主义”，“欧洲共产主义”改变了对资本主义对立、批判的态度，也主张对资本主义实施改良，走议会道路。

　　第三种思潮是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第二国际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相对立，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哲学。在他们看来，第二国际传统的理论家之所以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见物不见人”的经济理论，原因就在于他们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于这样一种基本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强调要重新探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并提出要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通过探讨马克思所说的“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能最后消灭哲学”等论述，竭力说明:马克思实际上不是要“消灭哲学”，而是要促使哲学回到人们的现实生活中，使之成为现实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在提出“消灭哲学”时，已经赋予哲学以新的功能、新的特征。他们认定，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哲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力量也来自哲学，只是这种哲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旧哲学。

　　“西方马克思主义”又与第三国际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相对立，在他们看来，第三国际传统的理论家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还是恩格斯所说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是物质本体论、唯物主义反映论，这是用近代哲学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是错误的。他们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经过哲学革命已经超越了近代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现代哲学而不是近代哲学范畴。马克思主义哲学经过哲学革命已不再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超越，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思维与存在的统一，统一于人的实践活动。

　　“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也像第三国际理论家一样批判资本主义，但是他们批判的理论出发点不是剩余价值理论，而是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理论和异化劳动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思潮各式各样，但最有影响的无疑是以上三种思潮。这三大思潮之间的相互争论和批判，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主要内容，它们各自从特有的理论视角出发影响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正视它们的存在。无论是20多年前推出的由黄枬森主编的8卷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还是近年出版的由顾海良主编的9卷本的《20世纪马克思主义》和由庒福龄、梁树发等主编的10卷本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都把这三种思潮纳入了，只是重点都放在第二种思潮，即第三国际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把第三国际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视为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发展的主流和正统。但与此同时，均不否定其他两种思潮的客观存在和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要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发展，毫无疑问不能回避这三大思潮，必须对它们作出正确的评价，在这一基础上分别加以恰当的取舍。第三国际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构成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正统”绝不是偶然的，我们应当充分肯定其积极作用，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承当然首先传承的是第三国际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但无疑其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理论和实践上的失误，这需要认真反思和吸取教训。对于第二国际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我们则不能简单视为“另类”，应当看到，在其理论体系中存在着某些真知灼见，它们也可以从正面、反面、侧面启示我们。总之，对于这三种马克思主义思潮持科学的态度，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获得成效的一个先决条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无论如何是“甩不掉”这些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留下的“遗产”的，无论如何是“割不断”与先前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的联系的，我们要对其持科学的态度。

　　我们需要面对的第三个前提性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的过程中所出现的激烈斗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究竟怎样充分估计和面对这一斗争在当代中国的继续存在?

　　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有三种不同的思想指向:第一种指向是文化保守主义。尽管无论是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都不断地否定和冲击中国的封建主义，但是固守中国的封建主义，对中国的封建主义只能实行改良不能加以革命的文化保守主义的指向，在中国从来没有绝迹。在当代中国，有一些人喊出“回到康有为”的口号，主张让中国回归封建制度和意识形态。从根本上动摇中国人民对“德先生”“赛先生”的追求，更不要说对共产主义的追求。所谓“回到康有为”的目标所指和当代“康党”的根本追求，实际上就是推崇康有为晚年提倡孔教为国教和维持君主制的顶层设计，试图以此来指导当代中国的国家建设和制度安排。他们主张，中国应该重提“夷夏之辨”，特别是要“卸掉马甲”，放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全面回归“中华道统”，复兴儒学或儒教。他们力主中国必须走以“儒家为主”“儒道法佛”互补的道路，使之成为当下和未来的前进方向。

　　第二种指向是全盘西化的民主主义。正如毛泽东指出的，近代以来，一些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拯救中国，一直在向西方看齐，恭恭敬敬地作为“学生”向西方资本主义这个“先生”学习，也就是说，把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主义作为中国的前进方向。他们认为，这是时代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先进分子不懈追求“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五四运动后，有一部人竭力阻挡“德先生”和“赛先生”走向“康门尼斯特先生”，而是要让中国加入资本主义的洪流。前一时期，与“回到康有为”相对应，还有一股“回到康德”的思潮，“回到康德”就是一种力主中国必须走民主主义道路的主张。他们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主宰全球，宪政民主、市场经济的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中国走出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就意味着要汇入这一人类文明发展的洪流。那些主张中国要走宪政民主道路的人，一直强调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走的都是这条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处于主宰地位。但他们不仅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相关国家走这条道路所导致的后果含糊其辞，而且对世界上走资本主义道路、正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和外围的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发展状况躲躲闪闪。至于目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面临的总体性危机，对作为世界资本主义核心地带的西方各国的状况，特别是这些国家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他们更是三缄其口。

　　第三种指向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中，深刻地阐述了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五四运动以后，“德先生”“赛先生”发展到康先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五四运动作为一场历史运动有其时空范围限制，但它所高扬的“德先生”与“赛先生”的精神长久地贯穿在中国现当代史的生动实践当中。中国人的历史实践又反过来证明了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的康门尼斯特(共产主义)派理解，是对“德先生”“赛先生”的真正具有“现实性和力量”、具有“此岸性”的理解。百年来的历史潮流表明，康门尼斯特这一派真正是把“五四”一代国人的救国救民、强国觉民的梦想变为现实并不断推进，康门尼斯特扎根中国大地，真正贯彻和推进着五四运动关于“德先生”“赛先生”的要求，落实到中国人民的伟大社会革命当中。就像恩格斯自豪地宣布说“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一样，我们也可以断言，康门尼斯特是“德先生”“赛先生”的继承者。五四运动既涵括自由主义西化派，也包含中国马克思主义派，历史不但已经证明与两者均对立的“回到康有为”的文化保守主义不可能继承五四运动的精神，而且也已证明在中国只有后者即马克思主义派，而不是前者即自由主义西化派，才能真正光大和推进“五四”精神，才是指引中国前进的正道。

　　尽管历史已经证明了唯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但实际上五四运动以来代表另两种指向的声音在中国从来没有消失过。关于当今向何处去的三种指向之间的争论甚至斗争一直在进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仍然面临着其他两种指向的挑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面对另外两种指向的挑战不可能也不应该持“鸵鸟”态度，必须有充分的思想与理论准备，与另两种指向展开富有成效的争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是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是为了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所以，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要做的事情，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基本前提。具体地说，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其一，了解五四运动以来三种指向之间争论和斗争的历史，充分认识这一争论和斗争的实质与意义;其二，认识这三种指向之间的争论甚至斗争在新的历史时期不但仍然存在，而且有时还十分激烈;其三，把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化保守主义和全盘西化的民主主义的新内容和新形式，以及这三种指向之间新的争论内容和争论方式;其四，寻找适合新的历史条件的新的手段和方式与另两种指向展开争论和斗争。

　　我们需要面对的第四个前提性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各种解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如何对40多年的中国学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加以反思并吸取经验教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有三种不同的解释路向。

　　第一种解释路向是以西方近代哲学为资源，对马克思主义作一种“启蒙主义”式的解读。这一理解路向是同启蒙运动以来西方近代哲学的基本立场一样，主张一种人本主义的理念，推崇“人性”和“人”的地位、意义、权利、尊严、价值等。在论证方式上，这一路向往往表现为对“青年马克思”的格外倚重，或者虽然关注和援引马克思成熟时期以及恩格斯、列宁等其他经典作家的学说，但实质上以马克思青年时代的一些思想和表述为核心。同时，这种解读方式往往又引入如康德等西方近代思想资源，解读、补充、融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用以反对其所认为的旧哲学和旧政治意识形态教条，乃至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回到康德”。用“启蒙主义”范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其现实基础可以是归结为对西方业已实存的那种“人的自由”的表观形式即实存的现代化道路的推崇。而在哲学上的具体表现，则是回到了西方近代哲学的某种形态，不同程度采纳其具体观点内容或其根本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是被看作西方近代哲学大潮中的普通一脉。

　　具体来说，启蒙主义式的理解路向可能表现为:第一，主张在思想文化、法权观念领域实现关于“人性”“自由”等的启蒙，以及在政治的上层建筑领域对近代西方式的要素进行模仿乃至移植，从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的理论高度，退回到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政治解放”。第二，作为对“人”这种抽象的主体力量的推崇，成为抽象的“实践哲学”，去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的本质规定，也失去了其共产主义的实践向度。第三，不加区分地拥抱西方实存的那种现代性，主张在中国的现代化当中再现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包括再现西方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再现资本的原则和逻辑，再现经济理性和资本理性。第四，虽然主张对资本原则加以限制乃至批判，但“启蒙主义”式理解的历史观基础和哲学思维方式，也只能是从人本主义出发，是设定了某种抽象的、非历史的、非唯物主义理解的“人”“人的本质”之类概念，将之作为本原性的存在，试图以此来解释历史，批判资本的“非人性”，事实上成为某种道德伦理批判和纯粹概念演绎。

　　第二种解释路向是对马克思主义作一种“后现代主义”式的解读。以西方现当代哲学，特别是海德格尔哲学为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后现代主义正是以启蒙主义为理论代表的西方现代性的反题，它反对近代西方哲学史上的理性主义传统，主张消解主体性，消解关于普遍性、历史进步等在西方哲学史上或至少近代启蒙以来的主导性理念。在一定意义上，后现代主义的一些目标和做法的确与马克思主义有某种相似性，马克思主义也真切反思和批判现代文明社会中的消极后果，并在哲学领域表现为反思和批判西方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抽象性、思辨性，主张新的世界观，主张回到人的现实生活，重新认识人的本质、意义和价值，等等。由于这种相似性，当今一些论者即采纳了后现代主义很多思想资源。这是另一种以“西学”解马，是将某些西方现当代哲学“接续”到马克思主义传统之下，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融入西方现代哲学的一般立场之中。

　　这种后现代主义的理解路向具体的可能表现为:第一，在批判启蒙和近代理性世界观的过程中，对人类理性、对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的理论范式也加以否定，表现出某种虚无主义、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倾向，表现为拒斥对历史的理性认识，特别是对其规律性的认识。第二，批判乃至拒斥“现代性”，特别是消极地看待现代性当中工业文明维度的积极成果特别是其物质成果，认为其起到了消极的压迫作用，否定工业文明的历史进步效应，否定其发展观和价值观，主张反经济增长、反科学技术、反物质生产，然而与此同时，也就往往忽略了现代性的另一个维度即资本主义，远离了资本批判这一现代性批判的关键。第三，他们想从现代性的牢笼中寻求人的解放，但由于前述两种理论观点的制约，其逻辑上可能导致的思想结果是:要么导致某种末世沉沦的悲观主义，要么转向寻求某种空想的个人“诗意栖居”;或者停留于某种改良主义，或者以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作为抗衡资本主义的武器，乃至与前现代主义合流，又或者诉诸群众的非理性热情或乌托邦式的理念设定，诉诸革命的唯心主义。

　　第三种解释路向是以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为核心的解释。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并没有因为坚持“马”的名义而陷入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而是在“解马”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了创造性的发展。首先，突破了长期以来以经典教科书为代表的理论框架，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宏观框架和关注重心的种种新理解路向。特别是凸显了“主体性”“实践”“人化自然”等理论元素的地位，产生了以“实践唯物主义”为代表的一系列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切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理论需要。其次，全面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社会形态演进的规律性和复杂性，特别是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阶段的性质、条件和任务的认识。这种哲学层面的认识深化，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紧密结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及其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的具体建制紧密结合、互为表里。再次，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谱系，形成了具有马克思主义自身特色的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等，同时，也广泛参与到经济哲学、科技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等学科交叉的发展和建设中，密切关注现实社会生活，对现实热点难点问题发出马克思主义的声音，在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解过程中，接触、吸收和深化了文献考据、语义分析、文本诠释的理论成果和方法论路径。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广泛地与古今中西，特别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哲学思想进行学术对话，思考现实和思想本身，在其中积极主动地“出场”，多角度地进行交换和比较、砥砺和切磋，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

　　前两种理解路向是从当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中生发出来的，当然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必然性和内在理路。但总体而言，它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存在着诸多片面性甚至错误，这一点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识。从理论上看，把马克思启蒙主义化和后现代主义化之所以是错误的，是由于这些思潮的立脚点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中都已经被一一超越。因而，虽然各种错误思潮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貌似都可以找到“依据”，但实际上都是基于某种片面的立场对马克思的误解。马克思的思想中确实不乏貌似启蒙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词句，但把它们放到马克思著作的整体中就可以看到，它们都是以被扬弃了的形态存在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中的。不能把马克思已经扬弃了的观点当成马克思本人的观点。

　　最后一种解释路向是在同前两种路向碰撞和交锋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它实际上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流。越来越多的学者清醒地认识到，无论从当前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来看，还是从未来科学社会主义的吸引力来看，无论是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来看，还是从排除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来看，中国都必须抛弃对马克思主义的前两种解释路向，坚定地选择第三种解释路向，将其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继续光大和推进的解释路向。但与此同时，千万不能忽视前两种解释路向在当代中国的继续存在，并仍然产生着影响，从而必须花精力继续探讨上述三种解释路向的现实基础和内在逻辑究竟是什么，它们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划清它们之间的合理界限，将之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基础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