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提出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这是我们党在新时代从文明高度对我国国际传播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深刻理解这一战略部署，需要突破传统的国际传播视野，将其置于人类文明史的视野中，从当前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的大变局和世界不同文明交往的新形态着眼，深刻剖析其历史必然、核心内容和传播方略。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领悟重要意义
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并为此进行了一系列理论探索和战略部署。党的二十大从“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角度对国际传播提出了新的目标和内容，将其提升到文明传播的层级。把握这一战略部署的重要意义，首先需要从人类文明史的视野深刻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实质。
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学界有多种解释。但从人类文明史这一长时段历史视野来看，其实质就是“东升西降”，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占绝对优势的历史正在发生变化，非西方文明不但整体实力迅速增强，而且与西方文明实力对比的差距也日渐缩小。伴随文明实力对比的升降，全球文明秩序与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全球不同文明和国家开展文明对话、文明互鉴将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在这样深刻的世界格局演变中，中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100多年的奋斗，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从根本上摆脱了近代以来贫穷落后、任人欺凌的文明衰败境况，正日益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迈进。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不仅完成了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而且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这既“是彪炳中华民族发展史册的历史性胜利，也是对世界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性胜利”。
伴随综合实力的增强，我国在国际事务和世界文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从人类文明史的视野来看，中华民族的日益复兴无疑是全球文明秩序与国际格局深刻演变的主要推动力之一，这为我国不断提升文化软实力，着力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提供了珍贵的时代机遇。
我国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位，综合国力大大提升，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但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尚未形成。从文明史的视野来看，其根源在于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凭借其发展优势和领先地位使西方话语成为世界主流话语。
西方国家依靠这套话语不仅定义了“文明”的概念，塑造了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史观，而且在此基础上建立和传播了一套将西方地方性知识普遍化的社会科学话语，极其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和表达方式。
在这套话语体系中，西方处于中心地位，这造成了非西方文明在文明传播中的失语状态，也使得正在复兴的非西方文明在阐释自身发展理念、展示自身发展成就、传播自身声音、塑造自身形象时面临话语权和影响力受限的问题。因为我国走在非西方文明复兴的前列，扭转这样的局面在我国显得更为紧迫。
正是基于对不断演进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质的深刻把握，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的准确判断，对中国国际传播面临形势的透彻认识，党的二十大突破了传统国际传播的视野，站在文明的高度审视相关问题，明确提出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并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
这些部署真正站在了文明平等对话的立场，既适应了时代的需要，也反映了我国充分的文化自信和文明自觉意识。推动中国国际传播走向文明传播的层次，不论对讲好中国故事，还是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经验基础上把握主要内涵
“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是在文明层级对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作出的重要部署，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准确把握中华文明的内涵和特征。党的二十大强调，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这为我们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涵指明了方向。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既有历史传统的厚重感，也有鲜明的时代特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其血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其建设和发展的着力点。因此，传播好中华文明，增强中华文明的影响力，需要从传统和现代两个维度提炼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
要深刻把握和阐释好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和突出特性。现代中国从传统中国发展而来。提炼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与文化精髓，首先必须高度重视对中华文明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优秀传统的提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
作为唯一从古至今延续不断的文明，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优势和显著的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将其概括为五大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放眼世界文明史，这五大突出特性不仅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显著特征，也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延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因此，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关键之一在于深入准确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明特质，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发掘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与文化精髓，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文化与文明自信。
需要说明的是，重视对中华文明传统特性和优势的提炼和传播，并不意味着“崇古”或“复古”，也不意味着过分夸大中国的特殊性，而是强调在对自身文化深刻、理性认知基础上的可信、可敬的传播。从文明史维度看，这一路径重视对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延续历程中内核的探寻，以寻根的方式不断加深对自身文明的理解和认同，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底气。
要深刻把握和阐释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光辉成就和鲜明特征。与五千多年文明史相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100多年的奋斗，中华民族不但日益接近伟大复兴的目标，而且在奋斗过程中创造了成就辉煌、特色鲜明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意义、中国现代文化的鲜明特征是我们需要把握和阐释的重中之重。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体现出与西方现代化截然不同的特性，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最大底气。
中国现代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两个结合”具有伟大的文明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这样的“结合”，不仅创造出了以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理论成果，而且探索出了一条融通中西古今的文化建设之路，为世界其他文明提供了有益经验，是必须重点传播的内容。
在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的视野中谋划传播方略
“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不仅要在传播内容上下功夫，明确传播什么，还要在传播方略上着力，思考如何传播。从文明史的视野来看，长期以来西方文明在全球的输出，深刻影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所以，突破西方的文明叙事体系，创造性地开展传播活动，就成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首要选择。
要围绕开创诸文明共存新模式确立传播目标。从人类文明史来看，西方的文明传播，主要是为西方国家的扩张和掠夺服务的。西方国家形成了一套以西方为中心、由传统到现代线性发展的文明观，并将其以人文历史、社会科学等多种知识样态输出到世界各地。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出现和不断演进，给我们反思和超越西方文明观，推动世界文明共同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就要适应人类文明史发展的这一新局面，围绕推动全球文明平等对话、交流互鉴、共同发展确立传播目标。
党的二十大提出要“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就指明了这一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则更为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的文明立场。概括而言，就是坚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推动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要构建自主的中华文明现代话语体系。党的二十大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这一论述明确揭示了构建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在国际传播中的极端重要性。
从人类传播实践来看，近代以来，西方文明正因为建立了基于自身文明的强大的话语体系，并将其传播到全世界，才得以在传播中占据了明显优势。加快构建中国的话语和叙事体系，也是中国获得传播主动的关键所在。
需要强调的是，从人类文明史的传播实践来看，中国的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必须以中华文明的历史和实践为主体来建设，而不是打着与世界接轨的口号，简单挪用西方概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这是对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建设思路的精辟概括。只有这样建设起来的话语体系，才能在话语层面获得平等对话的资格，并进而掌握传播的主动。
要积极探索现代文明传播新模式。从人类文明史来看，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在“西方中心论”和“西方优越论”等西方文明观指导下，将西方的价值观和文明发展模式强加在其他文明上，形成了西方文明传播模式。
不论从时代背景，还是文明特性来看，中国都要探索一种建立在文明平等、文明对话基础上的现代文明传播新模式。既尊重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文明特性，又致力于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文明互鉴和文明共同进步。
古代中国奉行他者“自愿效仿”，将影响力建立在自身文明高度发达形成的吸引力之上，不仅有效传播了中华文明，而且长期维持了东亚地区的和平秩序。这是与西方文明完全不同的传播模式，也反映了中华文明的特性，值得我们在开创文明对话、文明互鉴的新传播模式中继承，进行创造性转化。
“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是我们党在深刻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世界文明交往新阶段基础上作出的战略部署。这一战略部署不仅适应时代之需，将中国的国际传播提升到文明传播的层次，为破解其困境指明了方向，而且致力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力求在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同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人类文明走向新未来。
（作者：白文刚，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传媒大学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袁千惠，中国传媒大学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前线》杂志202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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