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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格斯明确指出辩证法的第一种形态是古希腊哲学，并且强调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从米利都学派的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与阿那克西米尼等对世界本原的朴素唯物主义的探讨，到毕达哥拉斯学派通过数来揭示宇宙规律，再到赫拉克利特提出对立统一的观点和逻各斯概念，辩证法的道路得以开启，但这时的辩证法囿于对世界本原的探讨，与人的现实生活并没有太大关系。将哲学从“物”拉回到“人”的是苏格拉底，他打破了哲学“格言-诗”的原始表达形式，开创了以追求真理为目的的“对话辩证法”。这种“对话辩证法”通过“苏格拉底的讽刺”环节，引导对话者怀疑自己原有的思想前提，进而通过“接生术”环节，使对话者意识到自己举出的只是个别的具体事物（例），引发他们去思考蕴含在具体事物（例）中的普遍思想，最后使对话者意识到“‘我们所知道的东西是彼此互相矛盾的’”（黑格尔，1960年，第63页），在层层递进中抽丝剥茧地逼出真理。柏拉图一方面继承了苏格拉底的“对话辩证法”，另一方面其晚期思想中又蕴含着“思辨辩证法”，因此，“柏拉图的著作中存在着两种意义上的辩证法理论”（王庆丰，2020年，第35页）。与“对话辩证法”通过“对话”的方式探寻真理不同，“思辨辩证法”则“能不用眼睛和其他的感官，跟随着真理达到纯实在本身”（柏拉图，第309页），这种意义的辩证法后来被黑格尔继承，为整个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时代的辩证法理论奠定了基础。亚里士多德通过“潜能”与“现实”两个范畴，第一次揭示了辩证法的否定性的环节。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质料”表明自在的东西只具有潜在的可能性，所以它只是“潜能”而非“现实”，而要实现从“潜能”到“现实”就必须经历“形式”对“质料”的否定这一环节，因为只有“形式”才具有否定性、活动性和现实性的积极作用，因此黑格尔感叹：“如果说在柏拉图那里，最主要的东西是那肯定的原理、那抽象地自身等同的理念，那么，在亚里士多德这里，所增加的和强调的乃是否定性的环节——不是作为变化也不是作为虚无，而是作为区分、规定的否定性的环节。”（黑格尔，1960年，第306页）否定性的环节对后来黑格尔辩证法和马克思辩证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由于社会条件和认识水平的限制，古希腊辩证法至多只能在直观意义上和总体上来揭示真理，细节研究上的缺陷使古希腊辩证法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失语”状态，而不得不让位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在人类认识的发展过程中，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是一个必然环节。在自然科学发展日益需要从细节上进行深入研究时，以经验观察和实验方法为基础的自然科学方法应运而生，它要求与之对应的思维方式亦要深入细节，而这是古希腊辩证法难以实现的，也是其不得不让位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的根本原因所在。要想从细节上深入对自然界的研究，就需要在古希腊哲学搜集材料的基础上，对自然过程和自然对象分门别类地进行解剖、分析与研究，这就产生了抛开总的联系而深入细节，把各种自然事物和其自然过程分离开来和孤立起来，从静态而非动态去考察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进而将事物视为固定不变而非本质变化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因此可以说，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符合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时代需要。这就是恩格斯所表达的：“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436页）随着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其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总体联系日益成为人们需要突破的研究领域，而这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解决不了的，因为“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各种自然物和自然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从运动的状态，而是从静止的状态去考察；不是把它们看做本质上变化的东西，而是看做固定不变的东西；不是从活的状态，而是从死的状态去考察”（同上，第24页）。而要精确地研究整个世界，“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不断地注意生成和消逝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同上，第26页），但这种“辩证的方法”不是古希腊哲学辩证法，而是在经历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中介之后的更高阶的辩证法。

　　康德拉开了辩证法第二种形态的历史序幕——德国唯心主义辩证法。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人们日益察觉到自身虽然是生活的主人，却不能完全掌握自己双手创造出来的世界，这一问题表征到哲学理论层面就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问题，即理性至多只能把握生活的一些形式，而不能深入其内容。面对这个问题，康德认为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对世界进行划界，即把世界划分为现象世界和本体世界，因为人的理性通过感性形式和知性范畴只能把握到现象世界的真理，一旦进入本体世界就会陷入“矛盾”和“幻相”，而这种“矛盾”和“幻相”突出地表现在康德所谓的宇宙论的四个“二律背反”之中。与古希腊辩证法在一正一反的形式中逼出真理的逻辑，从而肯定辩证法的积极意义不同，康德在一正一反的形式中看到了难以解决的矛盾，进而以消极划界的方式来处理生活中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黑格尔承接康德没有解决的难题，开创了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思想的内涵逻辑的辩证法”（孙正聿，第31页）。黑格尔辩证法超越于古希腊辩证法与康德辩证法之处首先体现于其外在形式，黑格尔将辩证法“正—反”的方式创造性地发展为“正—反—合”的方式，从而在观念领域解决了被康德发现但是没有解决的矛盾。黑格尔指出，现象世界和本体世界之间不存在难以跨越的鸿沟，其区别仅在于现象世界是人类理性能够把握的，而本体世界是人类理性尚未把握的东西而已。换言之，在黑格尔看来，康德所谓的本体世界的“自在”之物只是现象世界的“潜在”之物或“尚未发现”之物，“自在之物”不是不能被认识之物，而只是由于目前的社会条件和认识水平限制尚未被认识。问题的实质是要深入事物的真实内容，因为不深入事物内容的方法只是一种先验地强加到任何内容之上的教条主义与形式主义，它至多只是一种外在反思，而不能真正认识事物的本质，因此黑格尔在对以往形式逻辑的批判中开创了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思想的内涵逻辑的辩证法”。在黑格尔看来，全部生活的内容是“现实”，而“现实”是“本质与实存或内与外所直接形成的统一”（黑格尔，1980年，第296页），而“本质与实存”“内与外”的统一具体呈现为绝对精神的自我演进与发展，因而全部生活的内容是绝对精神的自我演进与发展，生活的形式遵循的是以“意识决定存在”为原则的唯心主义。这种以唯心主义为形式、以“绝对精神的自我演进与发展”为内容的形式与内容相统一的“思想的内涵逻辑的辩证法”，必然是一种头足倒置的辩证法。换言之，虽然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在黑格尔这里得到了解决，但黑格尔只是在观念领域实现了矛盾的和解，“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1页）。更为重要的是，黑格尔强调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的肯定“合题”，从而将整个哲学体系封顶于普鲁士国家观念，这就又复归到了形而上学对绝对真理的追求上，因此“黑格尔的体系作为体系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流产，但也是这类流产中的最后一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27页）。

　　马克思的任务是要将黑格尔颠倒的辩证法颠倒过来，在现实生活中解决黑格尔没有解决的问题。“所谓‘颠倒的颠倒’，绝非‘头足倒置’意义上的翻转，而是一个理论上的跃迁，用比较熟悉的语言就是:一个更高层面上的对立统一”（崔唯航，第9页），也就是说，马克思辩证法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更高层次的超越。在《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明显是站在自我意识的立场上，但他又十分清楚自我意识的局限性，即自我意识强调的自由是主观的自由，而非现实的自由。在《莱茵报》时期，物质利益的问题使马克思从黑格尔哲学的“迷梦”中惊醒，即他曾经相信的黑格尔的理性哲学，那个通过绝对精神推演出整个人类社会的辩证逻辑，不仅不能用来为摩塞尔地区的农民辩护，反而成为论证莱茵省议会法律合理性的工具，为此马克思开启了批判黑格尔的哲学之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肯定黑格尔辩证法中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同时，也批判了黑格尔将否定之否定的肯定环节当作唯一真实肯定的东西，揭示了黑格尔辩证法因最终与形而上学合流而没有实现对形而上学的超越。黑格尔认为人的本质是“自我意识”，马克思则认为人的本质是人的有意识的能动的活动，将人的本质从黑格尔的“自我意识”颠倒为“人的有意识的能动的活动”，将黑格尔绝对精神自我实现的辩证法还原为“人的自我实现的辩证法”（王福生，第127页）。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不是用“物质”对黑格尔的“精神”进行简单的词语置换，而是从本体论基础上将黑格尔哲学连根拔起。黑格尔辩证法的突出贡献在于将古希腊超越性和能动性的努斯精神发展为具有推动性和创造性的否定性原则，赋予辩证法创造性和能动性的力量，但黑格尔坚持“意识决定存在”的唯心主义，从而使“否定性”成为通向绝对精神思辨肯定的中介环节，进而导致其辩证法在追求绝对精神的思辨肯定阶段陷入神秘主义的泥淖。“一言以蔽之，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才是马克思首先要加以颠倒的对象”（俞吾金，第3页），但问题的关键是“旧唯物主义的‘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是否已完成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孙利天，第15页），或者说，以“物质”来替换“意识”是否就实现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指出：第一，“意识［das Bewuß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ßteSein］”（《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5页）；第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同上）；第三，“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同上），从而向我们证明了以“物质”置换“意识”只是形而上学的旧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马克思将社会现实的根基奠基于人的现实的生活过程，从而开创了以唯物主义为形式、以现实的人的现实的历史发展为内容的形式与内容相统一的“历史的内涵逻辑的辩证法”（孙正聿，第98页）。“当黑格尔把所谓‘现实’的内容转变为理性的抽象思辨的形而上学本质时，马克思将它导回到理性前的社会现实生活过程之中”（周丹，第30页），从而剥去了其追求绝对真理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神秘外壳，拯救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5页），并创造性地将辩证法的否定性具体化为“批判性”和“革命性”。马克思对辩证法“批判性”与“革命性”的阐释极其深刻地体现在《资本论》中，正如有学者所言：“正是在《资本论》这里，黑格尔神秘形式的辩证法才得以实现华丽转身——最终获得了合理形态和完全的客观性意义。”（白刚，2022年，第32页）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马克思鲜明而又深刻地指出，“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2004年，第22页），向我们揭示了辩证法是一种批判的和革命的思维方式。

　　首先，马克思辩证法是一种批判的理论思维方式，集中体现为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批判。这种批判的理论思维方式“并不是把事物‘分解’为‘肯定的方面’和‘否定的方面’，而是在对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包含着对事物的‘否定的理解’。这才是辩证法的‘批判本质’，这才是辩证法的‘哲学智慧’”（孙正聿，第5页）。马克思看到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因其自身的“绝对性”“终极性”“非历史性”，最终变成“一种统治性的、充满权力意志的意识形态，成为了一种控制性、压迫性的权力话语”（贺来，2007年，第71页）。马克思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批判不是简单地拒斥和否定，而是要将“绝对性”“终极性”“非历史性”的形而上学解释原则与“批判性”“自由性”“超越性”的“形而上”维度区分开来。换言之，马克思主张终结的是“绝对性”“终极性”“非历史性”的形而上学解释原则，力图拯救的是“批判性”“自由性”“超越性”的“形而上”维度。（参见贺来，2009年，第4页）

　　其次，马克思辩证法是一种革命的理论思维方式，重点体现于在批判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过程中，将它变革为以实践为核心的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是从永恒正义和绝对真理的抽象原则出发，而马克思辩证法“所贯彻的是一种从现实生活条件出发的实践原则”（王庆丰，2013年，第11页），从现实的人的现实生活出发，主要是从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出发，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现实生活中的生产方式的变革，从而变革了传统形而上学以绝对真理来建构和预设抽象原则的思维方式，不再以绝对真理、永恒正义作为改变世界的唯一法则。这意味着，在批判世界之前没有一个完美的批判真理，在改造世界之前也没有一个万能的永恒不变的革命真理，评判一切的标准只能是人的实践活动，一切要以具体实践为依据，而不是以永恒真理为根据。

　　但马克思辩证法不仅仅是一种批判的和革命的理论思维方式，而且还是一种批判的和革命的现实力量。正如有学者所言，“马克思辩证法使现实得以开显的两种方式即批判和革命：理论上的批判为实践上的革命寻求必然且合理的道路，无产阶级作为主体爆发的革命让具有未来指向性的现实获得实现”（王福生、丁文华，第32页），因此不仅要对一切不合理的理论思维方式进行无情的批判，还要对现存世界的一切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进行无情的批判；不仅要在对一切不合理的理论思维方式的批判过程中创造新的理论思维方式，使人从思想上获得解放，还要在对现存世界的一切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批判中变革现存的世界，使人从一切被压迫、被奴役和被束缚的关系之中解放出来，获得真正的现实解放。这是马克思辩证法革命的更深层目的。

　　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2004年，第22页）辩证法作为一种理论思维方式，为什么会让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代言人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这种理论思维方式具有现实的批判力量，在对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人类文明的肯定理解中包含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所掩盖的不平等社会现实的否定的理解，即对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理解，向人们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不是永恒不变的终极阶段，而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暂时性的中介环节，“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就是在对事物肯定的理解中包含着对事物否定的理解，从事物的运动中、暂时性中去理解”（郝贵生，第97页）。因此，马克思辩证法不只是要进行理论上的批判，而且要将批判的矛头对准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7页）。由此可见，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性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批判性，更是现实上的批判性，即对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旧世界”进行无情的批判。

　　首先，马克思辩证法作为一种批判的现实力量，表现为对将人之为人的能动的实践活动降格为谋生手段的无情批判。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动物是一种单向尺度的存在物，只按照它所属的那一物种的尺度进行生产从而适应自然；人是一种双重尺度的类存在物，可以按照任何一个物种的尺度和人的内在的固有的尺度进行生产从而改造自然；“任何一个物种的尺度”赋予人“合规律性”，“人的内在的固有的尺度”赋予人“合目的性”，人正是在这种“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中“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世界、塑造自己。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使人的“内在的固有的尺度”不能支配“任何一个物种的尺度”，反而被“任何一个物种的尺度”奴役，使人只从某一物种的尺度来规定自己或他人。这样产生的结果是，工人不是首先依照“人的内在的固有的尺度”进行生活，而是从工人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工人只能首先是“工人”才能使自己生存下去，而这种“工人”的尺度日益削减了他们的“人的内在的固有的尺度”，从而使其丧失了人之为人的本性，日益成为“非人”：工人生产的产品越多、创造的价值越多、生产的产品越完美，工人就越成为消费得少、没有价值、低贱、畸形的人；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越有力量、越机巧，工人就越变成野蛮的、愚笨的自然界的奴隶。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社会将本来是人的第一生活需要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降格为维持人类生存的谋生手段，工人丧失了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就意味着丧失了人之为人的本质。丧失了人的本质的工人，也就丧失了人按照任何一个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的能力，即不懂得如何做到“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3页），而只能和动物一样“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3页）。

　　其次，马克思辩证法作为一种批判的现实力量，展现为对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关系的无情批判。在资本主义社会，物与物的平等关系的背后深度掩藏着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资本每一步增殖的背后实际上都是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关系的扩大。资本主义社会的确打破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等级关系，这是资本主义社会较之于封建主义社会的进步，对于这一点马克思从来都没有否认。然而，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企图以等价交换原则来标榜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历史上最平等、自由和博爱的社会，马克思则运用辩证思维方式，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说的基本经济事实出发，揭穿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用经济范畴掩盖的真相——资本主义社会实现增殖的秘密就在于在市场上找到了自由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在于其使用价值高于价值。马克思不是要对资本主义社会作出道德指控，而是要科学地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因自我发展而走向崩溃与瓦解的辩证逻辑，从而深刻地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指出：“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马克思，2004年，第877-878页）“正是这种以‘物与物’的形式掩盖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既构成了资本逻辑存在和展开的根本‘关系形态’，又造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和交换的全部神秘性，使商品生产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笼罩和充满了‘幽灵般现实性’的魔法和妖术。”（白刚，2018年，第37页）这种社会关系的不平等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颠倒。在资本主义社会，一切黑的都被颠倒为了白的，一切丑的都被颠倒为了美的，一切恶的都被颠倒为了善的，一切错的都被颠倒为了对的。资本主义按照这样一种颠倒的关系塑造了一个颠倒的世界，这个世界的“颠倒”体现为不是人统治物，而是物统治人；这个世界的“颠倒”体现为不是“活劳动”支配“死劳动”，而是“死劳动”支配“活劳动”；这个世界的“颠倒”体现为不劳动的资产阶级越来越富，劳动的工人阶级越来越穷；这个世界的“颠倒”体现为人们追求的不再是崇高的道德品德，而是资本的无限增殖。这种颠倒的社会关系又直接引发了意识的颠倒，正如马克思所言，“由于这种被歪曲的关系，必然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出相应的被歪曲的观念，颠倒了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第258页）。

　　再次，马克思辩证法作为一种批判的现实力量，体现为对资本的无情批判。以往对形而上学批判和终结的方式都只是对形而上学的理论批判，但“形而上学作为‘抽象观念’，在实质上是现实社会生活中使人的存在陷入抽象化的现实力量和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贺来，2018年，第64页），形而上学这种“抽象观念”根源于现实社会的“抽象权力”，在资本主义社会，“抽象资本”是现代社会形而上学“抽象观念”在现实社会的“抽象力量”，因而解决问题的根本是要深入人的现实生活，对其内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抽象资本”——进行批判。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理论表征，只有解除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与资本合谋的现实关系，才能在根本上实现对形而上学理论思维方式的超越。马克思正是在对资本的社会权力的揭示中，展开对资本的无情批判。马克思指出，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现实力量是“资本”，把资本主义社会推向价值虚无主义的现实力量也是“资本”。资本主义社会消解了前现代社会建立的一切“神圣形象”，人们从前现代社会的“神圣形象”的异化中解脱出来，却又落入了“资本”这一现代社会的“非神圣形象”的异化之中，“资本”虽然不具有“神圣形象”的外表，却与一切“神圣形象”一样受到现代人的顶礼膜拜，因而这种不具有“神圣形象”外表却与“神圣形象”一样具有“神圣性”的“资本”，必然成为人们争先恐后追逐和信仰的、比上帝更权威的“神”。在“资本”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页），或者说，在“资本”面前一切东西都只是“商品”而已，当然也包括“神”在内，更何况是工人。因此，整个世界除了“资本”是独立的以外，其他一切人和物都不具有独立性，一切人和物都处于“资本”的控制之下。正是因为这样，在资本主义社会，“我是什么和我能够做什么，决不是由我的个人特征决定的。我是丑的，但我能给我买到最美的女人。可见，我并不丑，因为丑的作用，丑的吓人的力量，被货币化为乌有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44页）。

　　最后，马克思辩证法作为一种批判的现实力量，体现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非历史性与非现实性的无情批判，并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绝对真理和永恒正义的批判中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和暂时性。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阶段，虽然现代社会是由资本逻辑开创的，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绝对不是现代性逻辑的唯一形式和最终形式。人类解放不是将哲学家对解放的美好理念生硬地裁剪为社会现实，妄图不立足现实生活就把解放真理应用于现实社会的实践终将导向虚无主义，而是使人摆脱资本逻辑的束缚和奴役，将人从一切非人的境遇中解放出来。“马克思把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分析与辩证法的批判有机地结合起来，使辩证法摆脱抽象观念的形式，从而实现了对辩证法现实意义的澄明”（白刚、那玉，第11页），他睿智地洞察到，人类解放的根本路径在于回归到当下的现实生活，既要从理论上批判现代性解放逻辑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又要揭示现代性解放逻辑背后的资本的虚无力量，即在形而上学的理论批判与资本主义的现实批判的双重批判视域中，寻求人的解放的现实路径，继续现代性解放未完成的事业。

　　综上，辩证法作为一种批判的思维方式不仅在理论层面对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进行无情的批判，而且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进行无情的批判。但对旧世界的批判不是目的，批判是为了发现。在对资本主义旧世界的批判中发现通向新世界的解放道路，是辩证法作为一种现实的批判力量的价值旨趣。

　　马克思辩证法现实的革命性充分体现为不仅要“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而且要对旧世界进行改造，在对旧世界改造的过程中创造新世界，即“在改造旧世界中创造新世界”。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70-471页），因此人类解放道路必然是在承继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建设共产主义。

　　首先，马克思辩证法作为一种革命的现实力量，表现为形成能够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革命理论——共产主义理论。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1页）可见，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必须有共产主义理论的引导，才能成为现实。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开篇就对共产主义进行了定义：“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同上，第676页）革命运动的实现不会像耶稣创世一样神奇，要想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必然要有一定的条件为依托。《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一段引用颇高的话：“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同上，第539页）以往我们的关注点都集中于这段话，而总是忽略这段话后面的一句话，即“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同上），而这一句话其实很重要。在这里，马克思清楚地表明共产主义运动的实现需要产生运动的条件，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是确立无产阶级得以解放或者共产主义运动得以实现的条件的学说。第一，政治经济学批判确立无产阶级得以解放的客观条件。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极其清晰地阐述了无产阶级得以解放的客观条件，即阐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历史及其因内在矛盾的发展而走向自我崩溃与瓦解的辩证逻辑。第二，致力于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的理论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得以展开的主观条件。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得很清楚，“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4页），因而马克思通过《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等文本揭示了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的无产阶级理论。第三，对各种错误的社会主义思潮、共产主义思潮的意识形态的批判确立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思想条件。为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进行清算，使无产阶级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定共产主义的革命信仰，马克思通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本，在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意识形态和当时流行的形形色色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的清算中，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展开扫清了思想的障碍。

　　其次，马克思辩证法作为一种革命的现实力量，表现为在展开共产主义的现实运动中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无产阶级革命要“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1页），“是为了多数人的真正利益而进行的革命”（马克思，2018年，第9页）。无产阶级革命要推翻一切剥削阶级，废除一切剥削制度，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而是最深刻、最彻底和最伟大的社会革命。第一，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展开需要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即资本主义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互矛盾。马克思指出：“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176页）第二，形成无产阶级革命主体。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不是现实生活中直接就有的现实经验主体，也不是西方学者断言的一种缺乏现实经验的神话与想象，而是组织起来的“自为的无产阶级”，是需要在现实经验主体的基础上形成与建构的革命力量。正如有学者所言，“无产阶级这个概念不仅仅是直接性的,而且是建构性的,它当然指称现实中的工人群体,但在理论的意义上却又不能仅仅当作全部工人无产者的一个总名称,而更主要是用来表征马克思政治理想的一个理论规定”。（张盾，第41页）因此，问题的关键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4页），形成为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但要解开锁链的阶级，形成为一个受到等级压迫但要力图推翻一切等级压迫的阶级，形成为一个自身遭受普遍苦难但要从一切苦难中解放出去的阶级，形成为一个遭受普遍不公正但要追求公平正义的阶级，形成为一个丧失人的本质但要使其本质复归的阶级，形成为一个不解放自身就无法解放社会的阶级。第三，这种现实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追求的是“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其中最闪耀着人性光辉的是“每个人”，它的真谛在于自由的发展并不只属于那些富商巨贾，也不只属于那些名流政客，而是属于“每个人”，无论是什么身份和地位的人都有资格和权利获得解放。

　　再次，马克思辩证法作为一种革命的现实力量，表现为在共产主义的理论指导下与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展开中建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承认“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同上，第36页），但“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同上，第37页），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也在积聚着否定自身的力量，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有能力创造巨大的财富，但没有能力保存自己的果实，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要想保留自己创造的巨大财富就只能改变生产方式，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过渡到下一个更高级的阶段——共产主义社会，而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4页）。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第一，要扬弃异化劳动，改变将劳动视为谋生手段的异化现象，复归劳动作为人本身生活第一需要的本质特性，从而使工人并非首先是作为“工人”来谋生，而首先是作为“人”来生活，使人能在人之为人的这种有意识的能动的活动中获得快乐；第二，要废除一切非自愿的分工，因为只要分工不是出于自愿，就是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限制，就是对人的奴役和蔑视，“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7页），人可以凭自己的喜好选择做猎人、渔夫、牧人或者批判者；第三，要通过废除私有制来实现无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因为只要生产资料还与劳动相分离，无产阶级在劳动关系中就处于从属的地位，依然难以摆脱“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被蔑视”的境遇；第四，要分阶段、循序渐进地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明确地将共产主义分为两个阶段，即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因此必须根据本国发展的社会实际对本国社会的发展阶段进行清楚的定位，从而制定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其实，共产主义社会的真实意义并不在于它能否实现，而在于它为当代人类社会的发展以及人如何生活提供了一种导向，从而使无产阶级能在对当下社会生活境遇的批判与革命中不断趋向之。

　　最后，马克思辩证法作为一种革命的现实力量，充分展现了共产主义社会不是人类社会的终极完满社会。在罗素看来，马克思辩证法并不比黑格尔辩证法更革命，黑格尔辩证法最终终止于普鲁士国家的绝对观念，而马克思辩证法最终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一拜占庭式的静止状态——共产主义之后似乎没有再听说还有什么革命了。（参见罗素，第167页）对于罗素的质疑，我们必须给予有力的回应，澄清马克思辩证法与共产主义社会的真实意蕴。资本主义社会是对封建社会的否定，而共产主义社会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这深刻体现了马克思辩证法批判性与革命性的现实力量。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明确指出共产主义“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7页）。恩格斯也明确指出：“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70页）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是共产主义社会，因此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态和有效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7页）。但是在共产主义社会之后，仍然会有新的更高的社会取而代之，这是马克思为我们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马克思也明确指出“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态”（同上）。正因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以对私有财产的否定为中介，而不是直接从人自身开始的真正的肯定，所以共产主义的目标是实现人的本质的真正复归，共产主义之后的阶段将不再从私有财产出发，不再需要中介，而是从人自身开始的真正的肯定，是人的类本质的充分实现，是共产主义社会之后必将进入的人类社会历史的下一个环节。因此，马克思辩证法比黑格尔辩证法更具批判性与革命性，马克思辩证法也没有终止于共产主义社会，这种批判性与革命性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批判性与革命性，更是现实上的批判性与革命性。

　　综上所述，辩证法从古希腊辩证法、德国古典唯心主义辩证法到马克思批判的革命的辩证法，实现了从自发到自觉的辩证发展历程。批判性与革命性是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论本质，这深刻地体现出辩证法是一种批判的和革命的理论思维方式。这种批判的和革命的理论思维方式具有坚实的现实力量，从而使马克思为人类解放找到了出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与“在改造旧世界中创造新世界”。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要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与改造中发现并创造共产主义社会，为人类描绘了社会的历史发展必将在披荆斩棘之后看到万丈光芒。要注意的是，批判性和革命性不是辩证法的两种全然无关的属性，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与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也不是两条道路，而是人类解放道路的两个发展环节。这就是马克思为我们指明的方向，即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关系。

　　（作者简介：朱雪微，1990年生，黑龙江尚志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南开大学“百名青年学科带头人培养计划”）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哲学研究》202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