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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普遍性与矛盾特殊性二者之间辩证关系的原理，是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基石。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和内在逻辑，它启迪我们，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绝对性与相对性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对立统一关系。一方面，矛盾的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没有特殊性就没有普遍性；另一方面，矛盾的特殊性又不能离开普遍性而孤立存在，在同类事物中，共性要制约和规范个性的发展，某一事物无论其多么特殊和复杂，都要受到同类事物共同发展规律的制约和支配。正如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指出的：“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中国式现代化深刻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历史进程中现代化的普遍性、共同特征与中国国情决定的特殊性、个性特征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首先是现代化，具有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遵循人类现代化发展的普遍规律，借鉴吸收人类现代化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又具有自己鲜明的中国特色，它开辟了现代化发展的中国道路，创造了社会主义文明的中国形态，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

　　现代化的前提是破除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的因素和环节，是对传统的思想观念、价值伦理、社会制度与行为方式的反思批判与整体超越。通过对不适合时代发展要求的传统思想观念与社会制度的反思与批判，探寻反映新的时代精神、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新道路。从历史上看，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通过长期的思想启蒙、社会革命、制度设计、行为规制，才逐步摆脱王权至上、封建采邑和封闭自守的前现代化状态，推动传统国家与社会向现代化国家与社会的转型。

　　西方国家现代化是从破除传统的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价值体系开启的。先后经历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思想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以神为中心的价值信仰体系和封建专制主义制度被摧毁，以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和社会制度建构起来，开启了资产阶级主导的西方现代化历史进程。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在资产阶级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凯歌行进过程中，“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西方现代化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类历史发展进步的同时，却带来了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的灾难性后果：以物质占有为中心的发展模式造成了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奴役和控制，导致了物的升值和人的贬值，导致物质主义的膨胀以及社会阶级的分化与对立；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造成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分裂与对抗；在西方中心主义和霸权主义基础上，形成“中心-边缘”二元对立的发展格局和国际分工体系，造成广大发展中国家主权丧失、被奴役和殖民化，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长期贫困落后的深刻根源，并且导致国际社会长期陷入动荡和战争的深渊；以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和无度消费为中心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造成了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导致严重的环境灾难、生态危机和发展瓶颈。

　　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困境，中国式现代化坚定不移地站在人类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旗帜鲜明地高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旗，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代化观，坚持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吸取各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规避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弊端和风险，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方向，坚持人民至上和集体主义的现代化价值导向，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在人口规模巨大的社会主义东方大国，成功走出了一条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道路，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观，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超越了资本逻辑主导的以物为本、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科学的历史观和正确的现代化观引领现代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和道路，而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大的力量，民心反映时代精神、历史潮流和发展趋势。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促发展，其根本目的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深厚基础和最大底气。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既是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方向和道路，致力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既追求物质生活的富裕，同时也追求精神生活的富裕，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匮乏也不是社会主义。习近平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人与自然是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中国共产党人牢固树立和切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价值理念，坚定不移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蓝图。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西方式现代化以资本主义制度为载体，遵循对内剥削压迫劳动人民、对外进行殖民扩张和财富掠夺的资本运演逻辑，是导致人类社会长期陷入动荡、战争和各种危机的根源。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而中华民族是与人为善、热爱和平、协和万邦的友好民族，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现代化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现代化发展也需要中国。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一方面立足中国国情，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维护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提供坚实保障，是世界和平安宁的稳定器和压舱石；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借鉴吸收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文明成果，自觉遵守和积极维护《联合国宪章》的根本宗旨以及国际法的基本规则，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主要论述了两个重要问题：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起源、本质以及社会伦理与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该书在肯定精神文化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巨大推动力的前提下，阐述了新教伦理与潜藏在资本主义发展背后的某种心理驱动力即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某些关系。马克斯·韦伯从新教伦理的角度，解释了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现代化离不开具有现代精神的人来领导的观点，“在技术工人中，天主教教徒表现出了非常强烈的留守本行业的倾向，更多的时候他们会成为本行业的师傅，然而新教教徒则大部分被吸引到工厂里成为高级的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在马克斯·韦伯看来，不同于封建贵族的安逸享乐和对于上帝的盲目崇拜，宗教改革后诞生的诸如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等是具有“天职观”的现代资产阶级，他们崇尚人的理性，弘扬人的主体精神，提倡现世苦修，主张“因信称义”、与上帝直接对话，致力于追求知识、真理和文明，发扬艰苦劳动精神和积极进取精神，通过勤奋、节约、守时等个人努力积累财富并回报社会。这种“天职观”改变了当时基督教的伦理模式，令宗教行为具有了现实的世俗主义基础，孕育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理性精神，成为推进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内在精神动力。所谓“资本主义精神”，是指将个人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节俭守时以增加资本的活动视为一种尽责尽职的行动，把赚钱本身作为人生目的、职业责任和美德能力的体现。在马克斯·韦伯看来，新教入世禁欲主义“这种伦理中的‘至善’就是赚取更多的钱与严格避免任何本能的生活享乐的结合”，这为资本主义企业家提供了一种心理驱动力和道德能量，从而成为现代理性资本主义兴起的精神动力，也是现代资本主义得以产生的重要条件之一。但实际上，马克斯·韦伯宣扬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本质上就是个人至上、自我中心、追求剩余价值和效益最大化的资本逻辑运演精神。

　　与对内剥削压迫劳动人民、对外进行掠夺和殖民扩张以满足占人口少数的资产阶级利益的西方式现代化领导者根本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是由具有人民情怀、胸怀天下、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具有共产主义崇高信仰的中国共产党人来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秉承共产党人胸怀天下的人类情怀和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具有自我革命的斗争精神和大公无私的政治品格，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中国共产党人超越了资产阶级的狭隘眼界，致力于人民幸福、民族复兴、世界大同、人类进步，以历史主动精神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飞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核心和中流砥柱。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为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东方大国推进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现代化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除了人口规模巨大的难题之外，由于自然历史原因，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比较突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要重点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问题，带领人口规模巨大的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实现“五位一体”的现代化，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现代化的统一，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人民群众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充分发挥和释放亿万人民群众的创造伟力。“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党的奋斗目标，“始终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始终围绕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纵观世界各国，现代化的价值目标都是要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世界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世纪中后期至19世纪中期，第一次技术革命以英国工业革命为开端，蒸汽机被引入生产劳动过程，大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农业人口出现大量剩余向工厂转移，形成近现代城市雏形。正如习近平指出的：“18世纪出现了蒸汽机等重大发明，成就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社会现代化历程。”第二阶段是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期，第二次科技革命以电动机、量子论、相对论的出现为标志，重工业取代轻工业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继而发生了生命科学和信息科学的变革，基于新科学知识的重大技术突破层出不穷，引发了以电子技术、航空、航天、核能、计算机、互联网等为里程碑的技术革命，极大提高了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以及社会生产力水平，引发了农村人口继续向工业城市转移的浪潮，现代城市体系趋于成熟。第三阶段是20世纪中期至今，由第三次科技革命即电子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技术革命，使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迈进，宇宙演化、物质结构、生命起源以及人工智能等一些重大科学问题的原创性突破正在开辟新前沿新方向，许多重大颠覆性技术创新已经或正在创造新产业新业态，制造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以及新能源技术等广泛渗透到几乎所有领域，极大地带动了以绿色、智能以及泛在为特征的群体性重大技术变革，云计算、大数据以及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同机器人和智能制造技术等相互融合步伐加快，数字化、智能化的发展引发城市边际效应不断增强，并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成为世界发展的普遍趋势。

　　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城镇化是普遍建立在主客二元相互对立基础之上的，主要遵循“中心-边缘”“从属于”的资本运演逻辑，即资本主义工业化、城镇化“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城镇化基本上建立在对内残酷剥削本国劳动人民、对外对广大亚非拉国家进行野蛮掠夺和殖民扩张的资本原始积累基础之上。诸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的海外殖民扩张，英国的“羊吃人”圈地运动，西方长达几个世纪的奴隶贸易，以及美国“西进运动”对印第安人的屠杀等，都是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给本国劳动人民和世界人民犯下的“原罪”。而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增进人民福祉、协调城乡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并在广泛吸取人类工业化、城镇化有益成果和历史经验的基础之上，摒弃了西方“中心-边缘”二元对立的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模式，打破了以资本、资产阶级、城市、西方为中心的西方现代化老路，实现了现代化由“以物为中心”向“以人民为中心”的整体超越，引领了人类实现现代化的正确方向与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当然也要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等价值目标，但是与西方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道路根本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实现工业化，又要进行生态保护，创造优美环境，特别是防止和避免走“污染-治理-再污染-再治理”的西方工业化老路，而是以信息化带动和引领工业化，用“数字中国”带动工业化发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美丽中国”。正如习近平指出的：“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实现城市化，又要防止出现西方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城乡“中心-边缘”二元对立，以及“城市病”、城市“贫民窟”的西方现代化陷阱和怪圈，立足于中国国情，以“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美丽乡村”建设开辟新型城镇化发展新道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开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

　　此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普遍走的是一条“串联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基于当代中国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等各种问题交织，以及前现代、现代性、后现代等各种矛盾重叠的基本国情，走出了一条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并联式”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回顾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出，1949年刚刚取得政治独立的新中国，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威胁、经济封锁、政治孤立、外交制裁的严峻局面，国家建设主要是学习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道路，举全国之力优先发展重工业，迅速补齐了第二次和第三次技术革命的短板，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实施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大规模工业化奠定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和人才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实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党在保持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基础上，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对外开放，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通过“对内搞好”与对外开放的共同作用，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了从粗放型为主向质量效益型为主的转变，主要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实现经济发展的全面赶超，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重要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有效解决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以及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叠加的突出问题，摆脱了对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模式的路径依赖，走出了一条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从而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现代化道路的全新选择和中国经验。正如习近平指出的：“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通过“并联式”叠加超越发展，我们顺利实现了现代化的“弯道超车”。

　　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科技进步与资本积累互相影响，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到资本积聚与集中，再到资本主义社会产业后备军的形成、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规律，都含有科技进步的影响，同时资本积累又反过来不断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有利于进一步开拓世界市场，因而资本的增殖与市场、科技密不可分，正是由于科技、资本、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推动力，才促成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随着三次技术革命的发生和广泛应用，这三要素之间的杠杆作用越来越显著。第一次技术革命时期的英国，不仅促进了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而且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继而通过几个世纪海外贸易和殖民统治积累了大量资本，通过圈地运动进一步掠夺了大量雇佣劳动力，使广大农村人口加入产业工人的队伍，这些廉价劳动力为推动生产技术的革新、酝酿英国国内市场化以及开拓国际市场，贡献了巨大力量。第二次科技革命使资本主义制度在全世界范围内普遍确立起来，资本在全球的野蛮扩张和对广大亚非拉殖民地的肆意掠夺进一步加深。在此时期自然科学取得突破性进展，一系列高新技术获得了广泛的应用，不仅进一步开拓了世界市场，而且世界市场又因此进一步扩大了对商品的需求。与此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国内外市场的广泛开辟，科学技术被资本家采取各种手段应用于剥削工人劳动的过程之中。马克思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作出如下深刻评述：“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资本不创造科学，但是它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用做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大力推行福利制度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使得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劳资矛盾有了一定程度上的缓和，但是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二者的矛盾和对立并没有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成为资本主义制度无法解决的痼疾。在资本逻辑驱动下，一方面，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其结果就是导致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家所能获得的平均利润和投机概率大大下降，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生产的停滞；另一方面，在资本的操控下，科学技术作为剥削劳动的手段和奴役人的工具，使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越来越成为没有主体意识的单向度的人。

　　既然科技、资本、市场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密切关系，我们就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将三者的长处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使之相得益彰，特别是中国式现代化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发挥科技、资本、市场等生产要素的作用机制来推动现代化发展。在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科技、资本、市场三者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科学技术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体制下遇到了难以逾越的制度瓶颈，这就给以社会化劳动为基础、由广大劳动人民掌握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扬弃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利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双循环，使社会生产力获得了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综合国力得到大幅度跃升，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就被迅速释放出来。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制度性质保证了科技的进步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和丰富的精神产品，为全体人民服务，解决社会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带来的矛盾，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把高效的市场配置与有效的宏观调控有机结合起来，最大程度上保证科技更好更快发展，从根本上避免了科技成果被个人或者少数利益集团独占的可能性，使得科学技术成为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而这恰恰是在以资本增殖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做到的。中国式现代化充分地把握住了后发国家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以发展高科技作为核心杠杆和驱动力，大力发展信息、数字高科技，提出“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的网络强国建设目标。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除了大量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之外，还采取多种行之有效的措施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国内投资环境，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大量吸收外资来华进行投资，取得了积极效果。中国式现代化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增强国有资本雄厚实力，同时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民间资本的积极作用。我们既壮大和利用资本，把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国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使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发挥积极作用，“促进各类资本良性发展、共同发展，发挥其发展生产力、创造社会财富、增进人民福祉的作用”，同时，我们又驯服和遏制资本的疯狂任性和无度张扬，规范和引导各类资本健康发展，“坚决打击以权力为依托的资本逐利行为，着力查处资本无序扩张、平台垄断等背后的腐败行为”。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要发挥资本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必须认识到，资本具有逐利本性，如不加以规范和约束，就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市场与政府相结合、效率与公平相统一，既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实现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良性互动和辩证结合，在做大蛋糕的同时还要分好蛋糕，打造橄榄型的分配结构，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着力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准入体系，并下大力气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和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我们“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对外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对现代社会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批判继承与辩证扬弃；而同时，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因始终关注全人类共同利益和公共性福祉，与“西方文明中心论”和“西方文明优越论”的偏狭与弊端形成鲜明对照。中华文明正是以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兼收并蓄的宽容心态，同世界其他文明在求同存异中寻求和谐共生，才使得中华文明历久弥新，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尽管当今世界动荡冲突不断、经济全球化面临挑战、遏制打压行为频发频现，但未从根本上改变人类文明对话和文化互鉴的基本格局和主流趋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需要保持充分自信、保持战略定力，一如既往地积极融入世界文明体系之中，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为人类文明事业继续作出独有的、不可替代的、载入史册的伟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