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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如何有效调控"资本"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成了关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成败的关键环节之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以资本问题为核心对象，对于当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始终具有一种理论上的指导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说，以增值强制为其内在驱动力的资本，催生出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进步强制，资本也因此成为其内在的逻辑基础。随着西方现代化进程向全球的蔓延，资本的增值强制本身直接成为架构社会发展的演进规律。由此，“资本”自身仿佛具有了某种逻辑，它表现为以增值为目的的生产在不断遭遇其之界限的同时，不断克服其之限制的趋势。

　　本文将回溯到“资本逻辑”的历史生成脉络当中，梳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资本逻辑的界定及其内在规定，探寻“资本逻辑”与西方思想及现代化进程的内在渊源。在此基础上，从阐述“中国式现代化”和“资本逻辑”之间的关系出发，尝试回答中国式现代化在何种意义上区别于西方现代化，以及如何在扬弃资本逻辑的基础上进行“现代化”的现实实践。

　　20世纪以来，被学界自觉到的“现代化”实践所试图描述的是一个现代社会的生成过程。但这一预设了全部现代化进程的“现代”（modern times）却从来不是一个时间维度上的概念，它成为较之此前全部过往的一个"新的时代"。它因此拥有了一个独特的时间起点和初始过程，社会批判理论家哈贝马斯将这一新的时代界定为：“大约1800年之前的那三个世纪。1500年前后发生的三件大事，即新大陆的发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则构成了现代与中世纪之间的时代分水岭。”伴随着历史哲学的诞生，现代性意识被黑格尔第一次所自觉和研究，而其对于现代性问题所做出的重要推进，则是在“现代性概念与从西方理性视野中赢得的现代性的自我理解”之间建立了一种内在的联系，由此现代性的演进程成了整个社会日益呈现其内在合理性的过程。正是在逐渐践行这一合理性的过程中，西方展开了它独特的现代化道路，其所包含的一系列过程也渐次得到思想家的自觉：“现代化概念涉及一系列的过程，诸如：资本的积累和资源的利用；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政治权力的集中和民族认同的塑造；政治参与权、城市生活方式、正规学校教育的普及；价值和规范的世俗化；等等。所有这些过程既相互累积，又相互转化。"严格说来，哈贝马斯对于现代化概念的列举是不周延的，带有一定程度的随意性，并未能触及现代化进程的核心逻辑，也无法表明在平行列举的多个维度中是否存在着主次抑或派生的关系。

　　在此，我们或可尝试用以下两个显见的维度来概括这一现代化进程：在现代性的意识维度上，围绕着“理性”这一核心概念，盘旋着启蒙、自由、自我意识的自觉等价值观念；而在现代性的社会生活组织维度上（即现代化过程中），则显现为一种由社会生活领域内无处不在的生产和交换发展出来的经济联合体，即黑格尔所谓的"市民社会"的兴起，黑格尔关于"法哲学"的研究在本质上完成了勾连这一"意识维度"与"社会生活组织维度"的工作，在其关于法哲学的体系化过程中完成了对现代社会合理化的规范性研究。

　　黑格尔的法哲学包含抽象法、道德和伦理三大环节，其中市民社会是“伦理”概念实现自身之普遍性的过渡环节。黑格尔把"伦理"的矛盾发展过程分为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一方面是以"具有法的意义的伦理性的爱”所维系的一种直接的、自然的主观伦理精神——“家庭”；另一方面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代表了一种能够调和公民社会内部不同利益的绝对精神——"国家"。而在"伦理"普遍化和客观化的过程中，处在家庭和国家之间、作为中间环节而存在的"市民社会"则是一个由"需要"占据主导地位的领域。而这一以"需要的体系"为特征的市民社会，所意指的正是被墨格尔称为现代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它所彰显的是有待“现代化”（合理化）的现实生活本身。黑格尔这样来描述这一生活图景：“一切癖性、一切秉赋、一切有关出生和幸运的偶然性都自由地活跃着；又在这一基地上一切激情的巨浪，汹涌澎湃，它们仅仅受到向它们放射光芒的理性的节制。"

　　在此，黑格尔借助于其对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区分来建成这一现代化逻辑的内核：在其中，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矛盾，尤其是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张力以及社会与个体之间的紧张关系，使黑格尔将自己关注的重点投射到从偶然性到必然性、从特殊性到普遍性的过渡何以达成的问题之上。市民社会完成了具有特殊性的“主观需要”向客观性和普遍性满足的转化。这一过程依托于一种被称作“理智”的过程，其表现为诸个体间各自特殊的主观需要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手段达到调和与统一：一是对于外在物一致的感受或认识；二是建基于此而采取的活动和劳动——实践在此充当了主观通往客观的桥梁，特殊的主观需求由此获得了发现及证明其客观性和普遍性的通路。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强调"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由自私利己的个人所结成的市民社会“必须有一个国家作为独立的东西在它面前"，而市民社会是通往"普遍性的形式的中介"，需要在国家中实现自身。

　　黑格尔希望通过区分国家和市民社会来最终构建一种能够调和，甚至是消除国家同市民社会二元对立的方法。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黑格尔所提出的这种二元对立，但反对其对于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处理：市民社会被黑格尔赋予了特殊性的地位，其最终需要通往作为普遍性的国家。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将黑格尔所建立的"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关系颠倒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在黑格尔那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被理解为观念的内在想象"，将事实本身变成"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因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自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对国家来说是必要条件”。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揭示出"国家"根源于作为现实基础的"物质的生活关系"，即市民社会。

　　要想解开黑格尔和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的抵牾，我们需要更深入透彻地对市民社会进行梳理。马克思指引我们“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古典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创立与市民社会的诞生和发展本就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黑格尔指出，市民社会是私人需要的体系，而政治经济学的诞生正是从“需要和劳动”的观点出发，在纷繁复杂的特殊性当中探寻事物的原理，进而产生普遍的规定。黑格尔曾对政治经济学有高度的评价：“这门科学（引者注：政治经济学）使思想感到荣幸，因为它替一大堆的偶然性找出了规律。”政治经济学通过研究经济现象，将现象上升成经济规律。换言之，政治经济学是在人类自觉地、有意识地组织生产和交换的过程中探究各参与主体与其关系的作用，发现事物间是如何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并总结和提炼出其中所蕴藏规律的一门科学。

　　市民社会这样的经济联合体诉求着一种世俗化的总体解释，以替代之前占据统治地位的基于神学的世界观。这样的诉求指向了肇始于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斯密在黑格尔之前便从经济的角度关注和研究“市民社会”这一“需要的领域”。他认为，利己主义构成了社会强大和繁荣的基础：个体的需要无法由该个体独立决定，他者的劳动是满足主体需求的手段，而主体也通过劳动满足他者的需求，只有社会性的活动和劳动才能满足诸个体的普遍性需求。斯密建构了一个"理性利己—社会利益"的模型：理性自利的个体行为，通过“看不见的手”的引导，最终实现了社会的利益。斯密以肯定个体之自由为前提，召唤着一种对个体利益的维护，将理性经济人促进普遍利益的实现作为现代性的景况。换言之，个体在利己主义的驱动下所完成的经济行为，经过一种整体性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平衡的运动过程，神秘地带来有效的、良性的社会秩序。斯密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将人本质上是以理性的方式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的观念，确立为一种顺乎自然、合乎人道的过程，于是任何阻碍这一过程的阶级、政策和措施都不具有合法性。因此，对“看不见的手”（即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的鼓吹，对政府放松管制政策的支持，以及对政府调控经济的谴责都被隐含在斯密的理论之中。而这一理论的诞生所昭示的正是资本主义的勃兴。资产阶级亟须挣脱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对“资本”发展的桎梏，渴求着贸易的自由发展和私有财产得到保护，呼唤着一种自由主义经济的科学体系。政治经济学的诞生正是担负着资产阶级的殷切希望和这样的历史使命。

　　围绕着这一核心观念，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现代生活的合理化阐释，彰显着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市场力量的强大优越性。颂扬理性和利己主义等价值观念，确立了私有财产的神圣性和契约精神在经济领域的绝对地位，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观念提供了理论支撑，赋予资产阶级的特殊价值观以普遍性，这也在一开始就注定了政治经济学的阶级属性。通过这门科学所建立的资产阶级总体性叙事，资产阶级所主张的思想精神和价值取向成为社会的共同价值，将资产阶级的观念上升为绝对真理和根本性解释，并在道德、文化、法律、历史等层面蔓延开来。正如马克思指出，“这些经济学家把社会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表现出来的这种一定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说成是一般的、永恒的形式，说成是自然的真理，而把这种生产关系说成是社会劳动的绝对（而不是历史的）必然的、自然的、合理的关系”。这些观念植根于公民的道德情操，将资产阶级的利益上升为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

　　由此可见，市民社会是“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而成的概念，不论是“市民社会”，还是与其相伴而生的政治经济学所构建的理论体系，都源发于西方语境，是一种植根于西方的历史传统、经济条件、思想观念和文化政治的特定产物，由此构筑了西方现代化进程的理论叙事。

　　自18世纪以来，西方现代化进程高歌猛进，促成了人类文明的加速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现代化进程的普泛化推进，让原本属于特殊性范畴的西方现代化变成了一种似乎可以统御全世界的普适性逻辑。但自19世纪以来，这一现代化进程却显然遭遇了它自身的发展瓶颈，资本本质导致殖民扩张和财富掠夺、过度开发和破坏自然、人的异化以及原子式个人主义等。如果说黑格尔对于政治经济学的高度评价代表了当时思想界对于现代化道路的肯定，那么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特别是其对资本问题的系统研究和探讨，则构成了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一种可能性的扬弃。正是在对这一现代化道路发展的探寻当中，马克思逐渐将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问题聚焦于资本及其内在逻辑对现代社会生活的框定和塑造之中。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物质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至此，现代化道路与资本逻辑的自我演进成了一枚硬币的两面。

　　从这一意义上说，马克思借助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以“经济学一哲学”的双重视角所展开的对资本逻辑的考察是一种基于既有的现代化道路，但并不拘泥其中的一种理论探索。这集中表现在马克思分析资本逻辑对于现代化进程的二重性意义当中：一方面，资本逻辑的有效推进将带来文明成果的积极肯定，因此势必蕴藏着现代化的共同价值理想；另一方面，资本逻辑自身内在的矛盾最终必将导致现代化过程对人的特有的存在方式的否定和入侵。资本逻辑对现代化进程所发挥的二重性意义，彰显了资本自身存在的两种形态，即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和作为生产关系的"资本"。前者构成了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必要因素，后者却在改变人的生活方式的过程中，让人沦为资本逻辑的奴隶，从而最终违背了现代化进程的价值理想。而如要在此基础上形成对“资本”的深刻理解和对以上问题的回应，就需要回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原初语境。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57—1858年手稿》）中指出，资本的“内在趋势表现为一种由他人的资本对它施加的强制，这种强制驱使它越过正确的比例而不断地前进，前进！”资本的内在趋势使得“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必然自在地包含着资本的文明化趋势等等，这种趋势并非像迄今为止的经济学著作中所说的那样，只表现为外部的结果。同样必须指出，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已经潜在地包含着以后才暴露出来的那些矛盾”。

　　文明化趋势源于“资本”内在包含的一种发展规律，这是一种本质的、不可避免的客观发展过程，这一过程表现为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不断推进着社会劳动生产力，"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劳动，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将生产力服务于自身价值增值，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资本对于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与其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密不可分。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资本逻辑的推进所依赖的正是其不断采取不同的方式来拓展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逻辑的这一推进过程同时也就是现代化进程。在《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对此曾有过系统的阐发：其一，在既有生产水平上，突破地理的限制，积极开拓市场，"不断扩大流通范围”。这一判断进一步回应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有关世界市场的判定：由于“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其二，突破生产方式的限制，提高生产力。以前的、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炸毁"。挣脱建立在农耕文明之上的封建经济之枷锁，推广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确立“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绝对地位，使生产环节从属于交换环节，使所有的生产都要以交换为目的，使所有的使用价值的生产都只能是为了换取价值，否则就要被消灭，由此构建起资本在社会构型中的支配地位。其三，突破消费范围的限制。在流通内部不断扩大消费范围：在数量上扩大现有消费，将现有的消费范围扩大，以及生产出新的需要。这一过程表现为创造新的需要，再将这种新的需要平凡化。资本驱使着这一过程，使需求越来越多样化，然后继续着这一过程，周而复始。而正是这种突破消费范围限制并创造出新需要的方式对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第一，不断被孕育出来的创新精神。马克思特别强调将创新精神配置到生产部门，克服一种安于现状的“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第二，依托于持续的科学新发现和技术升级而带来的生产力的不断提高。新的科学技术成果的使用势必会进一步提高生产力，"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属性"和"新的使用属性"，将自然纳入资本的生产当中。而对自然的研究有两个前提：其一是打破封建迷信，从封闭、愚味到开化、文明，从以前的社会阶段对自然的崇拜转变为自然界“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只有“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将自然界视为“人的对象”和“有用物”，才有可能开启征服、改造自然的征途。其二是由于探索自然界的前提是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发展，故而在客观上将会促进科学新发现。第三，“普遍地交换各种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产品和各种不同国家的产品”，跨地域的、国际的贸易都促进着交通业和运输业的发展。第四，"采用新的方式（人工的）加工自然物，以便赋予它们以新的使用价值"，即工艺的优化和提升。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言，"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

　　由此可见，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带有其鲜明的辩证色彩。如果说作为“生产关系”的"资本"以其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带来了人的生存异化，以及整个西方现代化进程的进步强制，那么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则可能成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有效动力。一种以资本为内在推动力的生产，在当下正在整合创造力、科学技术、劳动力，使生产力得到空前发展，而借助于技术所完成的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同时又将会进一步缩短社会的劳动时间。当人的时间不仅仅是用来生产出他所需要的物质条件时，人开始拥有可支配的自由时间，此时，他便获得了自由发展的机会，即一种“用于发展不追求任何直接实践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艺术等等，科学）”的机会，由此，对资本逻辑的合理运用将为人的生存异化的自我扬弃提供可能性的条件。

　　资本逻辑在现代化进程中呈现为自发的价值增值过程，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构成了现代化的内在动力，但无法改变其固有的内在悖论，马克思正是在对这一悖论的洞悉当中揭示了资本逻辑注定会在自我推演中走向自我崩溃。“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马克思在这里指出，若放任资本不可遏止地发展，那么资本必然会遇到限制，这种限制是资本的生产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遇到的源于资本本身的内在界限。

首先，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时间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资本为了追求剩余价值，不断提高生产力。但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进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减少、固定（技术）资本的比例上升和可变资本比例的下降，导致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利润率呈现下降趋势。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减少，活劳动的价值在资本价值构成中的比例不断下降，由此带来剩余价值量的减少，而剩余价值量的下降会导致资本的生产动力逐渐弱化。

　　其次，"以交换为基础的价值是生产的界限"：剩余价值的实现受供给侧和需求端的双重限制。这一界限最终表现为工人受剥削程度的不断加重使得他们的购买力越来越低。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上形成的分配关系必然是资产阶级拥有大部分财富，而工人只得到微薄的工资。这样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就必然会发生。对于后一界限的指认，严格说来，并非肇始于马克思，而是国民经济学家西斯蒙第。马克思曾指出，“他们（引者注：政治经济学家）一方面把劳动说成是绝对的（因为在他们看来，雇佣劳动和劳动是等同的），另一方面又同样把资本说成是绝对的，把工人的贫困和不劳动者的财富同时说成是财富的唯一源泉，他们不断地在绝对的矛盾中运动而对此又毫无察觉（西斯蒙第由于觉察到了这种矛盾而在政治经济学上开辟了一个时代）"。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经济学应该考察"人们的物质福利"，而非只研究财富。西斯蒙第批评政治经济学将一切现存的事物合理化，将"人"从经济关系中剥离掉，在概念与概念之间构建经济上的合理关系。"他们常常为了抽象的理论而牺牲了人和现实利益"，将财富视作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他所构建的政治经济学注重人的需要这一维度，彰显了在政治经济学中常常被忽略的消费需求端，具有一定的反思性。正如马克思所言“西斯蒙第比较理解资本的特殊的局限性”，这一局限性或可被表达为：政治经济学研究仅仅关注供给侧，在生产的维度上思考国民财富如何增长并追问价值何以不断增加。

　　西斯蒙第强调生产需要与消费相统一，供给应当与需求相适应，他提出"竭力鼓吹无止境的生产的人是错误的"，因为"生产本身还不是收入"。他认为生产发展与收入下降相伴随，他从消费品分配的角度出发，指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供求失衡，即生产与消费不相匹配。马克思同样认为"资本是产品和货币的直接统一"，"是生产和流通的直接统一"。虽然西斯蒙第还未能触及生产关系的分析，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他（引者注：西斯蒙第）不但强调生产会遇到限制，而且强调这个限制是由资本本身产生的，于是资本陷入矛盾之中，他由此预言，这些矛盾必然导致资本的毁灭"。"西斯蒙第粗浅地但又在某种程度上正确地看成是为生产的生产同因此而排除了生产率的绝对发展的分配之间的矛盾。”

　　尽管西斯蒙第指出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将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指向消费不足所导致的供求不匹配，但他寄希望于调节生产和分配的关系，将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方案诉诸纠正政府“错误的经济方针"，对于克服资本界限只能是隔靴搔痒。这正是马克思把他对危机的观点评价为"粗浅"的原因。其中的关键在于，西斯蒙第未能理解资本不仅是一种“生产要素”，同时还是一种可以改变人的生活方式的“生产关系”。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在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如果说以亚当·斯密、李嘉图和萨伊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坚持了一种看似客观的、中立的、科学的分析方法，但包裹在客观的理论分析的外衣之下，实则隐含了一种对资本主义的颂扬和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承认，那么西斯蒙第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批判了工业化的后果，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矛盾。然而，直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出现，才深刻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核心——社会权利。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表明，资本绝不仅仅是作为推动物质财富增长的生产要素而存在，同时更以其不断攫取剩余价值的增值强制彰显了一种作为生产关系的资本逻辑。正是在这一生产关系意义上的资本逻辑的作用之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被迫分离，劳动者不得不进入劳动力市场，成为"自由"的雇佣劳动者，一种迫使劳动者不可避免地进入雇佣劳动并且进行剩余价值的生产的权利机制就是被如此构建起来的。

　　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之间的分歧决定了两者对于资本主义未来走向所做出的不同判定：对于政治经济学家来说，资本主义就是最后的社会形态；马克思却说"资产阶级的生产，由于它本身的内在规律，一方面不得不这样发展生产力，就好像它不是在一个有限的社会基础上的生产，另一方面它又毕音只能在这种局限性的范围内发展生产力——这种情况是危机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是在危机中爆发的种种矛盾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资产阶级的生产就是在这些矛盾中运动，这些矛盾，即使粗略地看，也表明资产阶级生产只是历史的过渡形式”。马克思从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出发，在对资本概念及其逻辑的分析中揭露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一种客观的、中立的描述下所呈现的资产阶级立场，由此形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

　　马克思围绕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流通和分配所构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本质上规定了现代化的核心动力，也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矛盾，即现代化带来的生产力的社会化大发展与财富私人占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资本的这一内在矛盾最终会带来西欧现代化道路的种种困境。马克思对资本逻辑之悖论的揭示因此也就是对西欧现代化道路之困境的揭示。这一揭示最终不仅带来一种超越现代化逻辑的可能性立场（即共产主义），同时还在现实性维度上揭示出被现代化的肯定性推进所抹去的现代化逻辑独属于西欧语境的特殊性。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发展还未能达到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之前，对现代化的超越只能建基于对资本逻辑的扬弃，而非彻底的颠覆。它将表现为如何在抛弃作为生产关系的"资本"的基础上，保留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需要某种实践智慧来完成对这一资本逻辑的限定。

　　马克思对于资本逻辑所展开的辩证批判为中国式现代化面向资本的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为了获取、概括这一实践智慧的可能方案，首先需要我们厘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即"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其中，毋庸讳言，中国式现代化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鉴于此，我们或可从如下三个方面来尝试理解这一实践智慧的可能性路径：

　　其一，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保证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定向，规避了中国式的现代化被资本逻辑所支配的风险。以社会主义为定向发展出来的现代化道路意味着，这一非西方式的现代化以最广大人民的共同富裕为目标，资本对人的支配力量被遏止，取而代之的是以人为本的原则，因此从根本上圈定了“资本”的从属地位。“资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抽离了其作为生产关系的属性，而只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重要的生产要素而存在并发挥作用。"资本"第一次作为生产要素而被提出是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着重发展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在打破所有制观念束缚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利用“资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配置市场资源。因此，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而言，"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在配置市场资源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它会作为一种服务于经济发展的方式和手段而存在。故而，中国式现代化正在构筑一种有“资本”而无“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

　　其二，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思想引领作用使中国共产党把握历史主动，正确认识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深刻把握“资本”之本质。利用和驾驭资本，超越资本逻辑，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获得指导。中国共产党紧跟时代步伐，与时俱进，深刻认识中国的客观实际，不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撰写序言时曾指出，对于马克思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深刻认识和把握，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实践成果就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逐步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马克思主义贯穿于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过程的诸环节当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统一，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道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立足于现实实践，从国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化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一方面，在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理论结合实际，将马克思主义贯穿于中国现代化发展实践的每一个具体步骤当中；另一方面，在执行和完成现代化任务的过程中，又不断丰富和拓展马克思主义的内涵。

　　概而言之，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主体。因此，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道路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建立起一种本质性的关联。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规律具体化，形成了既有各国现代化共同特征，又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所谓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是指充分发挥资本推动社会财富增长的功能，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带来经济快速发展。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最富有特殊性的关键点在于，中国共产党在控制"资本"消极作用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逐步探索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不断完善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克服资本增值趋势带来的社会财富占有两极分化的消极后果。其次，虽然资本本质决定了以资本为中心的生产关系所内涵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抗以及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的后果，但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发展的领导，保证了正确把握"资本"的政治方向，克服"资本"作为生产关系的因素，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再次，中国共产党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处理好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古典哲学体系当中，不仅区分出"市民社会"与"国家"作为现代社会形成的双重要素，更为重要的是其理论形态在此二分逻辑中总会于非此即彼的选择。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现代化道路实践当中，由于中国共产党作为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执政党，其在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所构筑的，就绝不是非此即彼的对峙性关系，而是一个共融共通的共赢关系。中国共产党这一独特的属性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实践能够真正实现将“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相结合，以国家政权的力量完成西方国家仅仅通过市民社会内在的"看不见的手"所不可能完成的调节工作，在尊重市场经济规则的基础上发挥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调节作用。

　　其三，中国共产党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理念，有效地协调资本与人民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克服财富占有两极分化，由此避免了作为一种生产关系意义上的资本的出现，及其所形成的统御劳动者的经济权力。诚然，西方式现代化在资本扩张和增值过程中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了现代化和当代文明，但这并不意味着其现代化的起点和目的是为人民谋求福祉，恰恰相反，西方的现代化更多的是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副产品”而出现的。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与人民的血肉联系，将人民立场注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各个环节当中，这样的发展理念决定了这一独特的、全新的现代化模式，必将以驾驭资本、利用资本的方式，积极占有现代化的文明成果。

　　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探索不断深入，中国共产党对资本本质的认识不断深化，对资本发展规律的把握逐步深入，其对驾驭和利用资本的治理能力势必会提高：通过正确利用资本增长和扩张的内在驱动力，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推进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全方位改善人民生活；在对资本逻辑内在性矛盾的理解和把握当中有效驾驭资本，让资本的增值以及相应的技术进步成为人获得自由时间的必要条件，让资本的运行成为构筑社会共同富裕的有效阶梯。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