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理论，它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构建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创新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长期实践的理论结晶，“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它的历史使命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它的历史归宿是“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它的世界意义是“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认识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课题。
一、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第一个基本依据是中国共产党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自身执政规律的探索和中国共产党人百年奋斗实践取得的理论认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这个历史使命就是通过中国式现代化来实现的。这是中国共产党需要和能够长期执政的必然要求和客观规律。践行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深化自身执政规律的基本特征，“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必然不同于西方走过的现代化道路，它“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前提和政治基础与以往其他国家不同，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最重要的理论基石。1949年，毛泽东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时提及，自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因为西方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但结果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 “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 “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选择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而西方国家现代化的政治前提和政治基础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英国于1688年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它是现代资产阶级代议制的表现形式之一，其实质是资产阶级通过议会掌握立法权即最重要的国家权力。美国在取得独立战争的胜利后，于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通过了《独立宣言》，宣告了美国的诞生。1783年，英国承认美国独立。1787年，美国制定了宪法，确立了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政治体制，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与许多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开启现代化进程的政治前提和政治基础是以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中国人民通过武装斗争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彻底摧毁了代表帝国主义、国内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彻底废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扫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的一切势力，建立了代表广大中国人民利益的国家机器。而一些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和平请愿活动，与西方殖民宗主国达成妥协，并全盘接受了原有的上层建筑和社会结构，企图利用殖民地的国家机器实现本国的现代化。尽管他们开启现代化的政治方式备受西方赞赏，但发展中国家的大经济体始终距离资产阶级现代化的目标十分遥远。根据世界银行统计，在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到2008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只有13个，其中还包括5个西方国家，真正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非西方经济体只有新加坡、中国香港、韩国、中国台湾等少数小型或资源型经济体。对于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并不适用。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基于自身国情建立的，与其他国家不同。私有制是资本主义最主要的经济内容，没有私有制就不能称为资本主义。英美现代化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在所有的私人财产中，资本家拥有最主要的私人财产权。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国家以全体人民的名义占有最重要的、大部分的生产资料和财产，广大乡村的农业用地、建设用地和住宅用地都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中国的每一寸土地都不属于私人所有。同时，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在此基础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其他国家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以人民为中心，是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则是以资本利益最大化为中心，资本收益最大化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价值观和政治发展理念与其他现代化模式不同。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发展以维护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观与意识形态，鼓吹个人主义的社会价值观、民主自由的政治思想理念、人权大于主权的世界观及对外思想的殖民主义和西方中心论理念。经济以私有制为主，主张资本中心和自由市场经济，通过分配领域的改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长治久安”，并鼓吹资本主义是历史终结的哲学唯心史观。中国式现代化努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以其凝聚人心、汇聚民力，形成强大精神力量。在意识形态领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根本制度，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同时，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理念是坚持人民民主。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题中应有之义。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其政治发展道路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在此基础上，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围绕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第四，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和平发展，其依据是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相结合的理论逻辑。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建设和发展不仅没有殖民地经济的血腥，而且排除了“国强必霸”的西方现代化老路。中国把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结合起来，既保持政治和经济的独立自主，又坚持开放发展。由于中国政府始终坚持这种自主性，从而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进程中保障了中国经济命脉始终掌握在自己手里，坚持经济发展的内生自主性。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建立了世界上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拥有41个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成为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010年开始，中国就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到2019年制造业增加值几乎是美国和日本的总和。中国不仅拥有世界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也有独立健全的服务业、金融业和农业，这与世界上很多国家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韩国及欧洲不少国家都通过让渡国家主权，允许美国驻军，依靠美国的政治和军事保护，并在经济上依赖美国援助。如，欧洲依靠马歇尔计划和世界银行贷款，日本依靠美国提供的大量军事订单扩大出口；一些发展中的大经济体如印度等，虽然都有政治独立的外表，但在国际政治和外交、意识形态、社会价值观方面都深受美国影响，并没有取得完全独立，在经济上仍依赖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政府的援助，特别是其国内经济金融都深受美国和国际金融资本的控制和影响。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甚至一些发达国家长期依赖举借外债，如20世纪70—80年代的拉美国家，不仅影响了本国正常的资本积累，成为经济发展的负担，而且最终引发了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举借外债也是非洲国家获取外援的重要手段之一。西方国家在为非洲国家结构调整提供援助时，就提出了一整套方案，如私有化、自由化等。如果受援方不接受这些条件，援助往往会减少甚至取消。由此，非洲国家不得不尝下20世纪80年代“失去的十年”这一发展苦果。
第五，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方式具有自己的独创性理论指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中国式现代化前进道路的理论指南。这个理论认识也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和深化的。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提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并强调要同时关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要依法治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由此形成了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三位一体”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部署。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把“四位一体”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构成的基本纲领”。党的十八大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总结为“五位一体”，即“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
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创新突破。它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对生态文明认识的自觉性要早于西方现代化进程。“上个世纪，发生在西方国家的世界八大公害事件对生态环境和公众生活造成巨大影响。”其中包括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伦敦烟雾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等，这些事件都说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对人类生态文明的觉悟都很晚。中国早在1994年就响应联合国的《21世纪议程》，发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提出可持续发展目标，即1998—2002年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投入占同期GDP的1.3%。党的十八大以后，生态文明建设在现代化建设中已经成为各级政府和人民群众自觉认识与行动的一部分。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也经历了一个认识和行动不断完善与深化的过程。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强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经济建设是中心、是目标，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两个基本点，是战略举措。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根据新的实践提出了“四个全面”，即“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把这“四个全面”定位为“战略布局”，并指出“这个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随着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其中的战略目标也顺势改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些新认识都深化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内涵。
第六，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还包括动员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并把凝聚14亿人民意志作为重要的实践内容。201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增强“四个意识”，即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坚定“四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党的十九大提出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两个维护”成为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了“两个确立”，即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两个确立”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支柱和力量，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科学社会主义实践逻辑的结论就是：现代化不是西方文明的专利。现代化不止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能成功地开创发展道路。在中国，现代化必须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生产力方面与其他国家有相同之处，但在发展路径及政治、文化、社会、对外关系等各方面的发展都与西方国家不同。
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
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长期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理论总结，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又一个基本依据。毛泽东同志在1945年就提出中国要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新中国成立后又提出搞国家工业化。1954年，周恩来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重申了“四个现代化”建设目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 1983年，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条件，以自力更生为主。”
生产力当然是现代化文明形态的核心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曾援引邓小平同志的话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这就点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在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我们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有不少共同的特征，如工业化、农业人口向工业转移、城镇化、乡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就业比重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依次倾斜、农业现代化、农业的物质装备技术水平和有机构成提高，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等。但是，中国的经济建设规律有许多独特之处：
首先，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同。西方模式的自由市场经济以资本收益最大化为导向，政府只是在面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才采取一些弥补市场失灵的措施来干预经济活动。也就是说，政府只是“消防队”，而不是经济活动的策划者。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虽然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但无论是市场行为还是政府行为，其目标和中心都不是资本，而只能是人民，这就划清了资本主义市场行为与社会主义市场行为的界限。因此，有为政府既要弥补市场失灵，也要规划经济发展蓝图。特别是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之外，中国还强调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这对于弥补行政手段的“盲区”、防范政府干预的“错位”“越位”不仅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成功地把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起来。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伟大创造。
其次，政府与市场关系不同导致现代化路径不同。英国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60年代，以19世纪三四十年代机器制造业机械化的实现为基本完成标志。18世纪中期，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殖民国家，国内外市场的扩大对工场手工业提出了技术改革的要求。到21世纪前10年，西方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前后经历了250年。而中国式经济现代化路径呈现三个特点：
一是快速实现工业化，并抓住机遇迅速迈向信息化。第一个五年计划确立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建设方针，优先发展重工业，促进农、轻、重协调发展。“经过实施几个五年计划，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生产条件显著改变。”这个过程中国只用了30年的时间。再到21世纪头十几年，中国工业化基本完成，前后也只用了60多年时间。
但工业文明并不是生产力发展的最后阶段，完成工业化以后，生产力发展的方向是世界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所面临的普遍挑战。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普遍经历了后工业化社会，即服务业比重上升、工业比重下降。然而，服务业比重上升的国家和地区并非都能成功实现现代化，相反，一些城市化率和服务业比重高的发展中国家又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主要原因是其服务业的发展只是社会分工外延的简单扩大，有些只是工业企业内部分工的社会化，这种社会分工的扩大并没有得到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催生的新的物质技术装备的支撑，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远低于工业生产率的提高速度，造成总的社会生产率对比工业化时期反而下降。从一定意义上说，后工业社会经济的服务化和城市化实际上是对现代化发展的考验，而非成功的标志。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中国共产党敏锐意识到生产力新时代的到来。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抓住机遇迈向信息化时代，并走在了世界信息化的前列。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彰显中国信息化发展的若干重要指标已经逼近或超过发达国家，从而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
二是从实际出发，以满足人民温饱作为战略目标起点，分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把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作为现代化建设的目标，这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1987年邓小平同志提出奔小康“三步走”战略，党的十五大规划了新“三步走”战略，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党的十九大提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脱贫攻坚目标。实现这些战略目标为我国顺利转向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奠定了坚实基础。正如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三是“四化同步”、并联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我国现代化建设经验时指出：“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因此，我国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和信息化路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
再次，以人民为中心推进经济现代化建设，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愿望为目标，并不单纯追求GDP指标。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2035年远景目标中，预设了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标。这是根据中国的人口规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规律所要求的自设预期指标，参考借鉴但不简单套用其他国家人均GDP和人类发展指数目标。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的远景目标，就是根据这个实际提出来的。关于中等发达国家，国际社会并没有统一的定义，通常将OECD国家视为发达国家，根据世界银行统计，韩国在OECD国家中处于中等水平，其2019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3万美元。显然，国际社会关于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指标值得我们参考借鉴，但绝不能简单照搬。在发达国家中，只有美国和日本的人口超过1亿人，人口超过5000万人、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的也只有7个国家（即美、日、英、法、德、意、韩）。而全世界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人口也只有10亿人（不包括中国），因此，中国的人口规模具有极大的特殊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中国14亿超大规模的人口及人均自然资源不足的客观条件，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和现代化形态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很大不同。
马克思揭示了资本的特性，即资本并不喜欢物质产品生产这种“倒霉”的事情，它与生俱来就对高额利润的追求具有罔顾一切的动力。西方垄断资本可以通过国际资本流动和金融产品及其衍生品的高频交易来推高增加值，特别是可以用金融泡沫来制造虚假繁荣。但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理念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发展为了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我们既不能走疯狂攫取自然资源的发展道路，也不能走掠夺别国资源的道路，更不能走单纯追求价值增值、依赖虚拟经济和资本暴富的发展道路。在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纠正金融与实体经济失衡问题，要纠正“金融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快速上升，而工业特别是制造业比重下降”的问题。他还指出，“房地产本来属于实体经济，但用加杠杆的办法进行房地产投机就不同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建设目标不单纯是GDP，根据党的二十大报告，它还包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的生产力标志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发展及其对国民经济主要部门的改造（即数字经济），这代表了中国式现代化生产力发展的方向。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党的十九大提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文章《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进一步要求以数字经济作为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牵引力。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发展数字中国，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生产力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信息技术和产业加速发展，特别是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蓬勃兴起，为中国社会经济向数字化全面转型奠定了初步的物质技术和知识基础。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UNCTAD）发布的《数字经济报告2021》，中美两国是全球数字经济的两个最主要国家，75%的区块链相关专利集中于中美两国，其中中国就持有50%的区块链相关专利；中美两国也占有50%的全球物联网支出、75%以上的云计算市场；全球市值最大的70个数字化平台企业几乎都集中于中美两国。当然，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还存在许多短板，面临诸多挑战，特别是工业企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程度还不高。例如，智能制造在大型钢铁企业的实现程度最高，但也只达到19.9%，且主要用于安全监控，其他行业的智能化程度还较低，大多数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尚处于试验和局部推广阶段。因此，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要爬坡过坎。我们要争取在2035年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万美元（按当前价格计算）以上的条件下，筑牢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和经济基础。
最后，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形态不仅表现为生产力，它还要求有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还必须具有基于自己国情的其他重要标志，即国家的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其总目标设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决定依据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领域的深刻变化要求上层建筑领域与之相适应，要求对不适应新的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部分进行改革。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适应的基本原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讲过很多现代化，包括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第一次讲。”根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可见，制度建设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只有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也才能为应对风险挑战、赢得主动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在经济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础上，国家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这完整地构成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创性发展，也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认识的创新突破。
三、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第三个基本依据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中国式现代化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是为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1987年，邓小平同志在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说：“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正在向这个路上走。”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重要创新。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与其他国家不同，那它的归宿是否与西方的现代化文明形态相同呢？答案是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逻辑。
“文明”一词产生于英国。18世纪初，它指“法律或审判”。1755年完成的《英语大词典》对它的解释是“民法专家或罗马法教授”。18世纪下半叶，法国启蒙思想家在批判中世纪黑暗统治中用“文明”指斥“野蛮”。《韦氏大辞典》把它定义为“教化的行为”。19世纪后，西方学者把它延伸为开化、文化和新知识的传播普及。20世纪后，西方学者大大扩展了文明的外延。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认为，文明是社会的整体。美国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Willianm Durant）认为，文明是社会秩序，包含经济的供应、政治的组织、伦理的传统及知识和艺术的追求。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认为，文明是广泛的文化实体，是“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西方学者关于文明的这些解释，只是看到了文明的若干现象，而没有认识到文明的本质。
人类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表现，人类文明的变化是由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决定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指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任何时代的文明、社会发展的任何阶段都必须以一定的生产力为前提，“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正是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了文明和人类社会由简单和低级形态向复杂和高级形态螺旋式发展。因此，人类文明的本质是一定生产力水平基础之上的生产方式、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的整体表现，在不同时代它又反映了特定的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共产党宣言》将代表当时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文明视为一种新的文明象征，并同以往一切文明区分开来。“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当世界市场的形成将资本主义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时，“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关于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西方学者大多持资本主义文明终结论的逻辑。如，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ardy McNeill）认为，文明是生活相同的“社会群体”，四种主要文明兴起于中东、印度、中国和欧洲，而现在这四种文明都融于以西方为主的全球性世界主义。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把这些观点概括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即以古希腊和罗马文化为基础，以路德教和加尔文教为精神支柱，以自由市场经济、商业经营和资本核算为本质。他们认为，由于在人类文明的现代转型中即现代化过程中，东方文明是从文化的先进到现代化的后进，而西方文明则是现代化的转型，因此，只有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才能实现现代化的转型，从而实现现代化文明。按照日本学者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的设想，西方代表文明，中国处于半开化阶段，非洲各国滞留在野蛮阶段，效法西方文明道路是世界上后进国家的必由之路。这种武断的结论不仅没有被当今时代的文明发展所证明，而且就连一些西方学者也有所质疑。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看，多样性必然是人类文明的基本特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而多样性则是由人类文明的本质决定的。
首先，虽然人类社会是按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由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化文明依次递进、上升发展的一般规律演进，但各国、各地区的生产力水平、生产和交换的内容与基础不同，语言文化不同，演进的路径也并不完全相同，由此形成了文明演进的多样性。马克思既注重对文明发展一般规律的揭示,又关注文明发展的不同道路的特点。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研究证明，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经济形态并不完全重复欧洲的样式。他借用地质学的名词描绘这种情景：“正像在地质的层系构造中一样，在历史的形态中，也有原生类型、次生类型、再次生类型等一系列的类型。”不同的社会发展类型规定了文明发展的不同道路。他探讨了文明发展的不同道路，其中包括亚细亚社会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独特性，以及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的发展道路。他的研究表明,即使存在一般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由于各国经济、政治、制度、文化、习俗各不相同,各国的社会发展形式或文明形成道路也往往不同。因此，一般发展规律在各个国家的具体实现方式是不同的，形成的文明发展道路也是不同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差异自古就存在，是人类文明的内在属性。没有多样性，就没有人类文明。多样性是客观现实，将长期存在。文明发展道路和文明发展方式的多样性增强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这就是文明发展规律的统一性与文明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和可选择性结合在一起的辩证法。
其次，人类文明的本质规定了人类文明的发展目标是追求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满足多样性需求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多样性需求必然导致文明的多样性发展。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不仅取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也取决于人类文明追求的目标。1844年，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用“旧文明”概指包括资本主义文明在内的整个资产阶级文明，而用“新文明”来表示共产主义文明。《哥达纲领批判》和《反杜林论》等著作都具体描绘了共产主义文明，它将是“能给所有人以幸福的文明”。这就是人类文明追求的最终目标。这种能给所有人以幸福的文明具体指的是什么？这就是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的理论主题和社会理想就是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也是马克思人类文明理论的价值观。由于人的发展需要是多方面的,因而为满足需要的社会文明进步也必然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物质文明的发展,而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等各方面的全面发展。
人类发展需求的多方面性决定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这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和多种宗教，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不同人的多样需求，孕育了不同的文明，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人的需求多样性和文明多样性始终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不同人群对世界认知和自我文化认同的多样表达。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蕴含着人类发展进步所依赖的精神理念和价值追求。多样性的文化特征和民族气质各具特色，使世界文明呈现多样化的色彩。
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产生了交往和交流的需求。马克思认为，没有普遍交往的发展,就没有现代文明的孕育和产生。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提出了交往对于生产力及物质文明传承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观点，“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要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从文明的发展来看,总是先进文明战胜落后文明、较高的文明战胜较低的文明,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正是在交往普遍发展的条件下,“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世界性的普遍交往实际上反映了文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客观规律。为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明确提出:“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
不同文化和文明的交往、交流和互鉴，是人类文明追求进步的价值取向。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这是一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价值观。尤其在人类社会已经结束了依靠殖民掠夺和种族灭绝的罪恶历史，和平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已经成为人类社会普遍认同的历史观。但是，把不同国家的矛盾和文明差异夸大为文明发展的主要矛盾是一些西方学者的偏见。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系统提出了他的“文明冲突论”，认为冷战后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 “文明冲突论”否定了人类生存发展的价值观和人类社会普遍认同的历史观，它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也是旧殖民时代和冷战时代的挽歌。习近平总书记的结论是：“搞清一色是不可能的。这种差异不应该成为交流的障碍，更不能成为对抗的理由。不同文明、制度、道路的多样性与交流互鉴可以为人类社会进步提供强大动力。”
中国不仅是一个国家，更是一种独特的文明，这就是中华文明。它不仅历史悠久，在有史籍记载的多数时间里，在经济、科学、文化、艺术等诸多领域都走在世界前列，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对人类文明和自身文明的态度将始终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客观规律：“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中国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不仅要创造新的生产力，还要创造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五个文明既是以往40多年建设小康社会积累的历史经验，也是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未来发展规律的揭示，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新形态的主要特征。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文明深入结合的产物。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始终是我们理论创新的源泉和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三次历史性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辉煌贡献。中国式现代化文明的形成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同时，中华民族也是世界上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创造了持续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新形态也是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发展，其底色是中国的。“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相结合的结晶。
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并孕育了不同的文明形态，同样的生产力水平也由于各国历史、文化和发展道路不同，而呈现不同的文明形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在资本主义现代化文明形态之后，将产生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文明形态，那将是以更高级的生产力水平为基础的文明形态。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出现，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预言提供了真实的实践依据。它打破了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和美国化、现代化只有西方模式的唯一选择的神话，从而给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新启示、新思路、新方法和新选择。“我国的实践向世界说明了一个道理：治理一个国家，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可以说，我们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道路和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形而上与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四、结论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自身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所取得的一个具有原创性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它空前深化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不仅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思想武器，而且成为世界上其他希望走向现代化，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的思想启迪力量。
（作者简介：裴长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讲席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经济纵横》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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