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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恩格斯所生活的时代，是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并在世界不断进行扩张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号召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消灭不公平、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建设一个“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新世界。同时，面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扩张，他们也提出了许多与资产阶级政府奉行的对外政策不同的主张。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既一脉相承，又有许多创新性发展。

　　（一）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继承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今世情、中国国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继承，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关怀人类的前途命运，强调维护人民的利益。反对民族压迫、反对侵略战争、建设更公平公正的社会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也强调自己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坚持胸怀天下，提出了许多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新理念。在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工人阶级处于政治上无权的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工人阶级要洞悉资产阶级对外政策的秘密，以防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新时代的中国外交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强调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中国积极开展抗击新冠疫情的国际合作，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以实际行动诠释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表明，中国人民愿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二是坚持以联系和整体的视角看世界，顺应世界潮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强调资本具有国际性，是一种世界性联系，资产阶级走向世界不仅仅是追求市场，扩大产品销路，还要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和所谓文明来改造世界。“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他们强调要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把本国的发展与世界联系起来。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观察世界的宽广视野，强调随着经济全球化向深度与广度发展，当今世界已经形成了地球村，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程度空前加深，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

　　三是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致力于实现世界公平正义。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产阶级“国际政治的秘密”在于，资本主义国家为满足资本家和本民族利益、追求世界霸权，不顾任何道德，采取联盟、欺骗和侵略战争等手段谋取领土、殖民地和世界市场。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和反对的，他们为无产阶级制定的战略是反对民族压迫和不平等，支持民族独立和促进各民族国家之间的联系和合作。马克思强调：“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为这样一种对外政策而进行的斗争，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总斗争的一部分。”恩格斯在《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中对沙皇的侵略扩张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他强调：“只有当俄国局势发生变化，使得俄国人民能够永远结束自己沙皇的传统的侵略政策，抛弃世界霸权的幻想，而关心自己在国内的受到极严重威胁的切身利益时，这种世界战争的全部危险才会消失”。从中也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的反霸权思想与建立无产阶级民主政治直接联系起来了。列宁强烈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号召工人阶级行动起来，促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也强调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主张“国际上的事应该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不能把一个或几个国家制定的规则强加于人，也不能由个别国家的单边主义给整个世界‘带节奏’。世界要公道，不要霸道”。为此，中国致力于积极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

　　（二）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

　　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同时，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紧扣当今时代的发展需求，对其进行了创新性发展。

　　第一，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目标追求，主张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在目标上具有发展的原创性。与马克思、恩格斯强调阶级斗争、消灭资本主义不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于当今世界多种社会制度共存的现实，强调的是各种社会制度、各种文明的和谐相处。习近平明确指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目标，其宗旨是推动世界的和谐发展，在当前条件下，具有反冷战、反“两条战线”的重要意义。

　　第二，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强调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倡导通过国际合作解决全球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强调无产阶级的团结与合作，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政策和帝国主义战争。当今的时代是真正全球化的时代，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基本形成，世界真正变成了“地球村”。在这个“地球村”里，各国间距离变短了，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程度空前加深了，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之间已经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新型冠状病毒在世界上迅速蔓延和俄乌冲突产生的严重世界性影响，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当今世界还在不断出现新问题，如联合国全球治理机制的有效性下降、现行国际秩序受到威胁、通货膨胀、粮食短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太空军事化等，这些问题靠一国之力是无法解决的。从这一现实出发，习近平强调:“我们愿同各国一道推动形成更加包容的全球治理、更加有效的多边机制、更加积极的区域合作，共同应对地区争端和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等全球性问题，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各国需要从人类的整体利益出发，合作解决全球面临的各类问题，以保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与追求自己绝对安全的某些大国不同，中国倡导共同安全，推动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主张加强国际安全合作，共同构建普遍安全的世界。

　　第三，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强调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在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凝聚共识。从新航路开辟、资本主义扩张到全球化的真正形成，意识形态一直在其中起作用，在第一轮较量中，资本主义战胜了封建主义。从十月革命起，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就开始深刻影响国际关系。实践证明，实行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主要取决于该国人民的选择，过分重视意识形态不利于国家关系的发展。面对大国竞争激烈、冷战阴影再现的新情况，习近平提出：“我们应该大力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正确理念指引。和平与发展是我们的共同事业，公平正义是我们的共同理想，民主自由是我们的共同追求。”我们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和引领利益诉求与政策主张千差万别的国际社会，寻求最大公约数，凝聚共识，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

　　现代国际关系起源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国强必霸”曾是国际关系强国外交的逻辑。在此之前的15、16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作为最早走向世界的西方强国，便开始了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此后，荷兰在17世纪、英国在18世纪先后成为世界霸权国家，英国更是借工业革命之力发展为“日不落帝国”。德国和日本在实现工业革命后曾向霸权国家发起挑战，成为世界大战爆发的直接诱因，但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因此强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苏联也成为世界“两极”之一。随着国力的增强，苏联没有摆脱资本主义强国发展过程中“国强必霸”的窠臼，也走上了霸权主义道路，最后导致国力不支，国内离心倾向增强，联盟分崩离析。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也发展成为世界强国，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明确拒绝走“国强必霸”的老路，而是开辟了一条新路即和平发展道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努力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共同发展。

　　（一）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正义性

　　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和平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主要倡导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别强调要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但由于国际影响力有限，外界对中国的政策主张关注不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西方发达国家的整体实力在下降，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力量在上升，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此后，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长，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贸易国、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成为当今世界百年大变局的重要变量，成为影响世界发展走向的重要国家。但同时，一些国家担心中国也会走传统西方强国那样“国强必霸”的老路。在这一背景下，习近平强调：“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要发展繁荣，必须把握和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反之必然会被历史抛弃。什么是当今世界的潮流？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中国向国际社会郑重承诺：“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无论中国发展到哪一步，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仅被写入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和二十大报告，而且被载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体现了中国致力于走出一条与传统大国崛起不同的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强调走和平发展道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中国是不同于欧洲文明的大国，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和”与“合”，倡导和衷共济、和合共生，强调“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明白“国虽大，好战必亡”的道理。摒弃“国强必霸”、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追求的和平思想的继承与弘扬，也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贡献。

　　（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觉

　　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强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在于其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自觉把握和尊重。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就是建立在对历史发展规律科学总结基础上的。习近平强调：“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纵观世界历史，依靠武力对外侵略扩张最终都是要失败的。这就是历史规律。”在人类历史已经转变为世界历史、全球化日益深化的时代，全球化的世界体系已经形成，中国只有积极融入其中，参与国际竞争，与世界建立良性互动的关系，才能保障国家的持续发展与繁荣。习近平强调：“世界繁荣稳定是中国的机遇，中国发展也是世界的机遇。和平发展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很大程度上要看我们能不能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在中国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中国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坚持以人为本，让广大人民群众过上了安宁富裕的生活，实现了国富民强。中国与世界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未来的发展也要不断推进与世界的良性互动。

　　（三）推动构建不同于传统国际关系的新型国际关系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人类社会要永续发展，必须摆脱旧的理论和逻辑。决定国际关系面貌的主要是大国关系，在国际关系史上大国关系往往囿于竞争和权力转移的模式，很难有良性互动。在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看来，“虽然大国竞争的烈度时有消长，但它们总是提防对方，彼此争夺权力。每个国家压倒一切的目标是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权力，这意味着一国获取权力是以牺牲他国为代价的”。在这种权力政治逻辑的作用下，“塑造国际体系的大国相互提防，其结果是争权夺利。实际上，它们的最终目标是取得凌驾于他国的支配性权力，因为拥有支配性权力是确保自身生存的最好方式。力量确保安全，最大的力量确保最大程度的安全。面对这一驱动力的国家注定因此相互冲突，因为每个竞争对手都想取得压倒他人的竞争优势。这是一种悲剧”。大国竞争不仅导致了许多悲剧，而且一个大国的崛起带来的往往是小国的恐惧和屈从。在当今国际社会，强权政治和冷战思维仍挥之不去，一些强国仍然试图在世界和地区称霸，搞势力范围，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就是要避免这种悲剧，因而提出了与“国强必霸”的逻辑完全不同的理论，即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新型大国关系。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否定以强凌弱、集团政治、追求势力范围的做法，强调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新型国际关系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原则，以发展平等的全球伙伴关系代替集团政治。中国反对权力转移和争霸的大国关系逻辑，强调：“我们没有准备去取代谁，只不过是让中国恢复应有的尊严和地位。我们已经取得了辉煌成就，但我们不会在世界上颐指气使，而是继续秉持‘和而不同’的传统理念，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合作”。中国努力改变曾给世界带来极大损害的大国竞争模式，提出“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积极同美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同俄罗斯发展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同欧洲发展和平、增长、改革、文明伙伴关系，同金砖国家发展团结合作的伙伴关系”。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要“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新型大国关系，超越了“国强必霸”、大国冲突的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窠臼，实现了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和升华。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倡导和平外交和人民外交，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政策和秘密外交，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为国际关系注入了新的活力。苏联对外政策的理论与实践，对于促进殖民体系的瓦解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列宁之后苏联对外政策的理论与实践出现了严重偏差，成为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重要因素，教训深刻。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吸取了传统社会主义外交的教训，积极开展和平外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巨大进步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进一步开辟了社会主义外交的新路。

　　（一）传统社会主义外交的主要教训

　　传统社会主义主要指的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苏联社会主义曾取得过辉煌的成就，但也存在严重问题，从外交角度看，其教训主要是没有科学地认识世界和苏联的关系，没有与世界建立起和谐共处的关系。具体而言，其教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教条地坚持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推广和输出自己的模式，奉行双重性外交，难以与外部世界建立互信关系。在苏维埃俄国建立之初，布尔什维克曾积极推进世界革命，列宁强调：“国际帝国主义拥有雄厚的资本，拥有非常先进而成为国际资本真正实力和真正堡垒的军事技术装备，它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和苏维埃共和国和睦相处，无论按其客观地位来说，或按它所体现的资本家阶级的经济利益来说，都是这样，──其所以不能，是由于贸易联系，是由于国际金融关系。在这方面，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这里，俄国革命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历史课题就是：必须解决国际任务，必须唤起国际革命，必须从我们仅仅一国的革命转变成世界革命”。为推动世界革命，1919年3月共产国际建立，但实践证明当时进行世界革命的条件并不成熟，匈牙利、德国等国的革命相继失败即是证明。1920年底，布尔什维克经过三年苦战取得国内战争的胜利，巩固了政权，列宁认识到苏俄与资本主义已经形成了均势，谁也消灭不了对方，双方只能和平共处。1921年3月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列宁强调要吸引外国资本参与苏俄的经济建设，在国际上，苏俄通过制度的吸引力影响其他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列宁的思想并没有被俄共（布）党内其他领导人所接受。斯大林强调资本主义发生了总危机，苏联应致力于消灭资本主义。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的苏联外交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从国家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出发，苏联努力打破被封锁的局面，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另一方面，苏联仍然坚持推进世界革命，资本主义国家一有风吹草动，苏共就马上行动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把自身的社会制度模式推广到其他国家，而未能结合各国的实际情况。苏联的双重性外交，增加了自身的负担，恶化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致使苏联的国际环境长期得不到改善。

　　二是没有认识到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长期独立于世界体系之外，造成封闭和落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强调世界的整体性，在苏俄开始和平建设之时，列宁就强调发展与资本主义经济联系的重要性，他认为：“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我们并不是孤零零地生存在世界上，我们是……生存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体系中”。列宁坚信资本主义也会改变敌视苏俄的政策，与苏俄和平相处，因为“有一种力量胜过任何一个跟我们敌对的政府或阶级的愿望、意志和决定，这种力量就是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正是这种关系迫使它们走上这条同我们往来的道路”。在列宁的努力下，苏俄与德国签署了《拉帕洛条约》，在资本主义链条中打开了一个缺口，不久又签署了英俄贸易协定，苏联的国际环境大大改善了。但是，列宁的思想并没有为其后当政的斯大林所接受。一方面，资本主义强国并不愿承认苏联的地位，美国直到1932年才承认苏联，英国、法国努力把德国法西斯这股祸水引向苏联；另一方面，斯大林认为苏联资源丰富，致力于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不重视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社会主义从一国发展到多国，苏联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苏联也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主要创建国，但苏联并没有真正融入战后的国际秩序，只加入了联合国，而没有加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没有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组织。苏联奉行的是“两个平行市场”理论，组织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形成了与资本主义国家对抗的政治经济安全体系。苏联长期与世界经济体系脱节，不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导致苏东国家经济落后，最终动摇了社会主义根基。

　　三是奉行大党主义与大国主义，并走上与美国争霸的道路，导致国力衰弱。苏共强调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有义务保卫和服从苏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形成两大阵营。苏联成了两个超级大国之一，苏美进行地缘政治争夺。20世纪60年代，苏联出兵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公开推行勃列日涅夫主义，声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主权有限，需要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这实际上是服务于苏联的利益。20世纪70年代，苏联综合国力发展到顶峰，苏联的雄心也进一步增强，走上了与美国争霸之路，利用美国陷入越南战争之机扩展势力，1979年12月悍然入侵阿富汗。苏联深陷阿富汗战争的泥潭，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这成为其衰落与解体的重要因素。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对传统社会主义外交的创新

　　中国也曾照搬过苏联的经验，走过弯路。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别重视吸取苏联的教训，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努力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继承和发展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创新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对外政策的理论与实践。

　　第一，科学认识时代主题与世界潮流，积极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共产党便放弃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重大论断。在正确判定时代主题的基础上，中国果断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在当今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国仍然相信世界发展的潮流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使参与国能够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中国不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尊重各国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促进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搞我赢你输、我多你少，在一些具体项目上将照顾对方利益。中国人讲求言必信、行必果。中国说到的话、承诺的事，一定会做到、一定会兑现”。中国的发展给世界带来的是和平和共同发展。

　　第二，坚持融入现行国际秩序，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建设者。与游离于国际秩序之外、构建自己的国际体系、追求取代资本主义体系的苏联不同，中国认为现行国际秩序是对国际关系长期发展形成的一系列规范和制度的继承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习近平强调：“从360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平等和主权原则，到150多年前日内瓦公约确立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从70多年前联合国宪章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到60多年前万隆会议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关系演变积累了一系列公认的原则。这些原则应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深度融入现行国际秩序，也受益于现行国际秩序。外界担心中国的所谓崛起会冲击现行国际秩序，美国则把中国称为“修正主义者”，都是没有根据的。习近平声明：“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我们坚决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世界上很多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希望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但这并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与时俱进、改革完善。这符合世界各国和全人类共同利益。”中国充分肯定国际关系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基本原则与机制，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机制和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体系，对于调节国家间矛盾、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世界平衡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外交实践中维护现行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的权威，主张充分发挥联合国的作用，推动国际关系朝着文明与进步的方向发展。

　　第三，尊重各国人民选择自己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权利，促进文明的交流与互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经济社会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新路，用榜样的力量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好，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但是中国没有像苏联那样输出自己的模式。习近平强调：“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本身就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贡献。我们也要通过推动中国发展给世界创造更多机遇，通过深化自身实践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同世界各国分享。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强调“主权原则不仅体现在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内政不容干涉，还应该体现在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应当得到维护，体现在各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的实践应当受到尊重”。中国共产党明确反对强迫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被动接受模式化的外来价值和制度，反对西方强国搞“颜色革命”。不同国家和民族需要在交流和交往中相互借鉴一切好的经验和做法，但这一进程应当是主动和自愿的。

　　第四，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交流与合作。中国共产党是苏共大党主义的受害者，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时，曾直言中苏两党关系破裂“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特别强调党际关系的平等原则，党的十二大曾明确提出党际交往的四项原则，即“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继承这四项原则的基础上，习近平提出要发展新型政党关系，“不同国家的政党应该增进互信、加强沟通、密切协作，探索在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上建立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搭建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国际政党交流合作网络，汇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力量”。中国共产党向110多个国家的240个政党发出呼吁，希望各方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加强双边与多边合作，支持国际组织发挥作用，携手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巨大挑战，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习近平特别重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交往与对话，强调“中国共产党愿同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加强交流对话，立足本国国情，把准时代脉搏，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让马克思主义展现出更强大的真理力量”。中国共产党与越南、古巴、老挝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经常交流治国理政的经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时代化。

相较于传统社会主义的外交，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有重大创新，塑造了中国社会主义新形象，展现了21世纪社会主义强大的影响力和生命力。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继承了新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并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从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的实际出发，中国外交直面国际力量对比的深刻调整和人类社会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强调要彰显大国责任与担当，努力发挥大国外交的塑造作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针对国际秩序面临的种种挑战，以及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的加重，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建设。立足于中国所处的新的历史方位，中国外交强调优化外交战略布局，打造全球伙伴关系网，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一）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塑造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

　　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中国不仅需要适应国际环境，更需要塑造国际环境。面对中国所处的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强调：“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我们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对外工作理念，使我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与以往相比，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更强调主动谋划，积极进取，加强党的领导和顶层设计，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有利环境。

　　面对世界局势的急剧变化，中国主动承担国际责任，努力塑造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氛围。中国立足亚太、放眼全球，从全世界、全人类整体利益的角度处理和解决问题，积极作为。在解决当今世界问题时，中国强调要加强国际合作。习近平反复强调：“合作才能办成大事，办成好事，办成长久之事。发达国家要履行义务，发展中国家要深化合作，南北双方要相向而行，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不让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人掉队。要支持联合国在全球发展合作中发挥统筹协调作用，鼓励工商界、社会团体、媒体智库参与全球发展合作。”只有各国加强团结合作，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找到应对并战胜各种风险挑战的正确路径。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中国积极开展国际抗疫合作，与各国分享防控诊疗经验，推动建设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面对俄乌冲突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冲击，中国强调要尊重各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反对冲突升级和动用核武器，积极劝和促谈。

　　面对保护主义上升、全球化出现逆流的现象，中国积极促进全球化。中国“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中国坚信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倡导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与贸易保护主义和霸权霸道霸凌的行径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维护国家利益和尊严。中国提出促进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主张，提出“我们要坚持开放包容，拆除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藩篱，引导推动全球化健康发展，让资金和技术自由流动，让创新和智慧充分涌现，汇聚世界经济增长合力。要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消除贸易、投资、技术壁垒，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中国努力维护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与秩序，积极推动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使全球化惠及更多国家和地区。中国推动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并正式提出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全球化。

　　面对世界性问题越来越多的现实，中国比以往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建立的国际秩序已经开始进行全球治理，其重要标志是建立了声称维护和平的国际联盟。因其效用有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机制更为严密的联合国及一系列调节矛盾与冲突的国际机制，从战后70多年没再发生世界大战的情况看，这一机制是有效的。但是，近年来在大国竞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影响下，怀疑和动摇现行国际秩序的现象突出，治理赤字明显。对此，习近平强调：“国际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部复杂精巧、有机一体的机器，拆掉一个零部件就会使整个机器运转面临严重困难，被拆的人会受损，拆的人也会受损……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大国尤其要作出表率，带头讲平等、讲合作、讲诚信、讲法治，展现大国的样子。”中国主张的全球治理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对现行国际机制的完善与创新。与国内治理一样，全球治理也需要有各国都能接受的价值观。以往的中国外交对价值观重视不够，习近平首次提出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国还提出了全球治理需要遵循的原则，即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体现了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中国在全球治理实践中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积极推动联合国改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二十国集团机制建设。目前，中国已加入10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签署了300多项国际公约。中国积极参与反恐和防扩散领域的国际合作，是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发挥着建设性作用。中国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反贫困等方面广泛参与国际合作。中国积极参与网络、深海、极地、空天、数字等新领域国际规则的制定，提升了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话语权。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推动签署和批准《巴黎气候公约》，率先确定了“双碳”目标，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责任担当，在国际社会产生了良好反响。

　　（二）统筹两个大局，保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不可逆转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努力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中国坚持把自身发展和世界发展结合起来，把中国人民根本利益同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增强世界发展的确定性。针对某些国家防范中国成为其对手，试图遏制中国发展的图谋，中国保持战略定力，不随他国节奏行事。

　　中国重视国际经济合作，把“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增强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中国几乎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与地区都是贸易伙伴，以中国为最大贸易伙伴的国家有140多个，远超美国，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超过美国。从“中国离不开世界”发展为“世界离不开中国”，说明中国统筹两个大局效果明显。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打造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在全球范围内推进中国与世界的深度交融，促进世界的平衡发展。“一带一路”成为世界最大的国际合作新平台，截至2021年末，中国已与145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扩大了中国与各方的利益汇合点，取得了良好成效。不管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始终坚持通过经济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这使中国与世界形成越来越紧密的良好关系。这种良好关系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发生根本逆转的重要保障。

　　（三）拓展全球伙伴关系网，推进中国与各方关系全面提升

　　冷战结束后，中国率先提出建立伙伴关系，并与许多国家建立了不同程度的伙伴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发展伙伴关系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路径。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走出了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推进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在平等、和平、包容的基础上，中国形成了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突破了国家关系非友即敌、或结盟或对抗的旧模式，为当今世界处理国与国关系提供了新模式。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秉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努力发展好与各类国家的关系。中国反对以竞争来定位大国关系，强调大国要加强协调与合作。在大国关系中，最重要、最复杂的是中美关系。习近平强调，中美“两国应该共同努力、相向而行，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作出应有贡献”。中美关系不仅关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着世界的未来，以竞争定位中美关系不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从战略竞争的视角看待和定义中美关系，把中国视为最主要对手和最严峻的长期挑战，是对中美关系的误判和中国发展的误读，会对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产生误导”。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的理念，深化与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已经使多数邻国认识到中国的发展对它们并不是威胁，美国在中国周边构筑同盟体系并没有得到广泛响应。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逐年深化，东盟已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日本和韩国虽然是美国的盟国，但是中日、中韩之间经济合作仍在深化；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在深入发展，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中亚国家与中国加强合作的愿望更强了，长期搁置的中吉乌铁路重新提上了日程。在发展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关系时，中国坚持正确义利观，在“真实亲诚”理念的指导下，中非共谋发展，中拉、中阿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习近平是中国外交史上出访非洲、拉丁美洲、中东地区次数最多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新时代也是中国与这些国家建立合作机制最多、交往最密切、合作最深入的时期。

　　总之，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下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适应中国快速发展及其与外部世界关系显著变化的实际，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和新中国外交传统的基础上，超越了国际关系史上争夺霸权与利益的传统外交，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理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重合作、讲规则，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国家外交的实践。在由弱变强的进程中，中国承担大国责任，努力构建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关系，推动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不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使中国的和平发展之路行稳致远，也增强了世界大变局的确定性，促进人类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

　　网络编辑：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