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党内党外、国内国外引起了强烈反响。的确，人们要观察和了解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以何种观点来看待自己的百年历史，以何种风貌创造新的历史，要观察和思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前景，就不能不深入研读这篇划时代的文献，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愈益彰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七一”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逻辑联系，特别是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两个结合”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新论断，不仅是党的百年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更是新时代继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郑重宣示，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观上的重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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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结合”是大课题

　　马克思主义诞生后170多年在各国的发展历史，中国共产党100年的奋斗历史，深刻表明，马克思主义要不要与各国具体实际、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及怎样实现这种结合，曾经长时期困扰着各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他们面临的最大课题。而为了正确地、卓有成效地实现这种结合，就不能不在引领实践发展的同时，推动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创新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1898年夏，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委托胡贻谷，将英国人克卡朴1892年出版的《社会主义史》译成中文，以《泰西民法志》为书名，由上海广学会出版。此书辟有“马克思”一章，其中写道：“马克思是社会主义史中最著名和最具势力的人物。”1899年2月至5月，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上发表了李提摩太节译、中国人蔡尔康笔述的英国社会学家颉德《社会的进化》的前四章，译名为《大同学》，同年出版了单行本。书中多次提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中国人自己撰写的著作中最早提到马克思的是梁启超。1902年9月，他在《新民丛报》第18号上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简要介绍了马克思，“麦咯士（即马克思）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

　　但是，梁启超等人介绍了马克思，却反对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国情是如此的特殊，以至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理论是完全不适用的。1920年，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专门写了《社会主义商榷》一节。他认为，在没有工业的中国，主张实行社会主义，是“搔不着痒处”；中国只应当“全力发展生产”，建设工业，发挥“资本和劳动的互助精神”，防止分配过分不均，以求免掉“社会革命的险关”。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对上述言论进行了坚决的批驳，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不过，中国的国情又的确有自己的特点。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的过程中，又不能不注意到中国国情的特点，即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否则就会吃大亏、栽大跟斗。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就明确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恩格斯语）因此，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活的理论，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僵死的教条，不是不顾时空条件到处可以套用的万能公式。话虽如此，要正确而熟练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本质精神，殊非易事。中国共产党是经过艰辛探索乃至付出惨痛代价才做到了这一点的。

　　为正确地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针对党内教条主义进行了坚决且艰苦的斗争。党成立初期，主要的注意力和工作重心在城市，组织领导工人闹革命，搞城市暴动。这不难理解。既然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既然马克思主义规定了党的使命任务是领导工人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而实现共产主义，那么党的中心工作放在城市，组织领导工人运动，夺取革命胜利，就是理所当然的了。更何况中国人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最先进的思想武器，是通过俄国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响，中国共产党是在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指导帮助下成立的，并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接受其指导和领导。马列主义的经典主张，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共产国际的指示，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眼中，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和不容质疑的权威性。而毛泽东在党内最早认识到，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中国革命必然具有不同于俄国革命、欧洲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大革命失败后，他领导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逐步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建立革命根据地、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但是，毛泽东的探索，在党内受到了教条主义者的严重质疑和责难。

　　在教条主义者眼中，山沟里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即便毛泽东领导红军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也没有什么军事战略战术，只不过是从《孙子兵法》《三国演义》之类书中学来的一些战法。对此，毛泽东回答说：“是的，我不懂他们那种蠢猪式的打仗方法；我确实读了许多中国古时打仗的书，研究过孙子兵法之类的著作，也看过不少关于外国战争的书，但我的军事知识主要是从战争实践中得来的。”

　　曾经统治中国共产党4年之久、几乎将中国革命和中国工农红军拖入绝境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更是把马列主义词句、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教条化、神圣化推向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934年，王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13次会议上发表题为《中国现状与中共任务》的讲演，提出“‘对共产国际路线百分之百的忠实’这个口号，是使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和苏维埃革命更加胜利的唯一道路和保证”。

　　为反击教条主义，毛泽东1930年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响亮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938年10月，他在《论新阶段》中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张，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都是一个重大的创新。任何外来的思想理论学说，即使是马克思主义这一伟大的真理，都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即“化”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才能真正掌握群众，才能实际地指导实践，才能发挥理论在改变世界中的应有作用。这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理论见之于行动的创造过程，是认识来自于实践、指导实践、进而在实践中检验其正确与否的辩证过程，体现了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上彻底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的高度统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源头活水“一”与“多”的高度统一，体现了人类思想理论进步的普遍与特殊、传承与创新的高度统一，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非凡创造。如果考虑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教条主义时常出现乃至肆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性意义就显得尤为珍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既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的现实实际的结合，又包括同中国具体的历史实际的结合，因而必然地要求并蕴含着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自然，这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应仅仅理解为孔孟或老庄，还应包括近代以来的革命传统文化，更不应该理解为一切传统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密不可分的，并以之为前提。“两个结合”是以实践为根基并由实践来检验其成果的，因而它们决不能归结为观念的变换或“头脑的风暴”。正是这种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结合，对传统文化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去劣扬优，使之由“死的”变成“活的”，既可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又可以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有益资源和营养，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根深枝繁叶茂，一派生机勃勃。

　　俄罗斯著名学者季塔连科在谈到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时说，劳动者包括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革命进程中和胜利后都绝对不能疏远自己的祖国，疏远自己的民族文化和传统。共产党执政后不能忽视国家利益和民族文化特色及人民的爱国情怀。联系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联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历程，季塔连科的上述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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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实现“两个结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推动实现“两个结合”的过程，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过程。中国是个大国，是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东方大国，中国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主要是依靠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必然要在许多重要方面将马克思主义加以创造性的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

　　例如，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创造性改造，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范例。“实事求是”一词源自东汉史学家班固所撰《汉书·景十三王传》，书中称赞汉景帝之子河间献王刘德时说道：“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原本是指研究历史文献、典籍、文物时的一种严谨治学的方法和态度。所谓“实事”，主要是文献，而且是古代的文本；所谓“是”主要是“是非”意义上的“是”，即从古代文本中求得其“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创造性地对“实事求是”这一中国古代的术语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与阐发，不仅使其思想内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和升华，而且使其思想价值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境界。毛泽东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改造我们的学习》）从此以后，实事求是便有了特定的内涵，被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表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确立下来，成为普通百姓耳熟能详的马克思主义话语。

　　再如，邓小平对“小康”概念的创造性改造。小康一词，早在西周时期就已出现。《诗经·大雅·民劳》中说：“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这里的“小康”是指生活比较安定。儒家把比“大同”理想较低级的一种社会称为“小康”。这种理想社会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实现过，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中也未描述过。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中国现代化所要达到的目标不是你们那个样子，而是小康状态。“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邓小平借用中国古代的术语，赋予其全新的内涵，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提出来，进而领导我们党制定了“三步走”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民族的重大贡献。

　　又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中国古代周朝初年，史伯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和而不同”思想。此后的先贤陆续将这一哲学思想运用于国家和社会治理。《礼记·礼运篇》强调“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论语》主张“以和为贵”；《尚书》提出“协和万邦”；《易传》倡导“万国咸宁”。不仅如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创立，还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共同体思想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经分析了人类共同体发展的三大历史阶段：第一阶段，“由自然决定”的共同体；第二阶段，“由社会决定”的共同体；第三阶段，以自由自觉个性为前提的自觉的共同体。马克思恩格斯所分析和设想的人类共同体不同形态中，未能预料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并存的局面，这当然是由于时代条件不同的缘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创立，为解决当今全球性“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中国思想、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怎样具体地实现“两个结合”？

　　第一，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即从中国实际出发，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国的现实实际和历史实际作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在多方面作出符合中国实践要求和中国人民需要的理论性创造，进而指导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毛泽东形象地将这一方法称为“有的放矢”，“‘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一方法有两个关键环节：一是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反对本本主义》）二是在详细占有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对感性的调查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制作，使感性认识升华为理性认识，作出判断和结论，进而形成战略策略和理论，指导实践的下一步发展。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更高的水平，“两个结合”都比较地进到了更深的程度。

　　与之相反，教条主义的基本原则是理论和实际相隔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作家的个别词句、外国的经验模式当作万古不变的教条，当作可以到处套用的万能公式，而对中国实际或毫无兴趣不去联系，或只是表面联系、一知半解，“在延安学了，到富县就不能应用”（《改造我们的学习》）；对中国的现实若明若暗，对中国的历史更是漆黑一团，“言必称希腊”，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起留声机的作用；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或“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整顿党的作风》）

　　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等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人到机场迎接。王明在苏联时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之一，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他以“钦差大臣”自居，打着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示的旗号，指责党中央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政策，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王明何以从“左”一下子跳到右的立场上呢？从方法论上看，“两极相通”，“左”倾错误和右倾错误的实质都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都是理论脱离实际。在王明那里，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百分之百的忠实”执行。王明的错误说明，教条主义既可以“左”的面目出现，也可以右的面目出现，无论是“左”还是右，都会对党的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造成危害，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第二，从问题入手，坚持问题导向。马克思说过，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并解决这些问题，就会把思想理论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而所谓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列宁说，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回避问题“是最有害最无原则的做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从根本上说，决定于它把握解决中国问题、时代问题的程度和水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在迅速变化的时代中赢得主动，要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赢得胜利，就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把握和回答党和国家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结合新的实践作出新的理论创造。

　　与之相反，教条主义的原则是空谈理论，只说空话、套话，回避问题。“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问题、具体情况、具体事物做艰苦细致的研究工作，只知背诵马列主义的个别词句，用经典作家说过什么、没说过什么来裁决无比丰富生动的现实问题、现实情况和当代实践。即使关注到问题，也往往带有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一是不能客观地看问题，而是凭主观愿望、好恶或概念，即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一旦现实问题与主观认识不一致，不是反思主观，而是指责现实、实践错了；二是不能全面看问题，只看见局部问题，看不见全局问题，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三是不能深入细致地看问题，流于表面，粗枝大叶，只见现象，不见本质。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皮毛，就手忙脚乱地解决问题，其结果必然是“越忙越乱”。

　　第三，正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把握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一般与个别的相互联结和转化。“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反对党八股》），矛盾既有普遍性，更具有特殊性，“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矛盾论》）。人们认识把握事物矛盾运动的基本规律是特殊—一般—特殊。正确地指导中国实践，顺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两个结合”，不仅要善于把握矛盾的普遍性，更要善于把握矛盾的特殊性；不仅要善于掌握矛盾运动一般的、普遍的、共同的规律，更要善于掌握矛盾运动特殊的、个别的、不同的规律和特点；不仅要正确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更要正确把握社会基本矛盾在中国社会、不同历史阶段上的具体表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及其运动变化，尤其要认识不同时期社会主要矛盾运动变化的新特点新要求，认清中国社会不同阶段的历史方位，这既是党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的根本依据，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两个结合”的关键。

　　与之相反，教条主义的原则是忽视个别，把一般原理原则绝对化、公式化，不了解矛盾的运动变化，不了解矛盾的特殊性，不懂得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削足适履”，“砍头适帽”。正如毛泽东1941年在读《辩证唯物论教程（第4版）》时的批注所指出的，“中国主观主义者的一般是脱离个别的（脱离实际）”，他们“不注意具体特点，妄把主观构成的东西当作特点（抽象的特点，没有客观实在性的特点）”，“在认识过程，个别决定普遍；在实践过程，普遍决定个别”。

　　第四，坚持真理观与价值观的统一，以人民为中心，密切联系群众。恩格斯说，“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论联合政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与之相反，教条主义等主观主义往往是脱离群众、蔑视群众的，搞宗派主义、个人主义，唯我独尊，“唯我独马”，“钦差大臣满天飞”，对同自己意见相左的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闹名誉、闹地位、闹出风头，“为了这些，就要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在同志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对党不老实。“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学态度办事的人，自以为得计，自以为很聪明，其实都是最蠢的，都是没有好结果的。”（《整顿党的作风》）

正因为教条主义从一开始就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主张，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两个结合”的过程，很大程度上说，也是同教条主义较量斗争进而克服之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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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多年来存在一个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问题。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两个结合”，表明了一个深刻的哲理：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科学、不断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僵死的教条和万能公式；马克思主义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一言以蔽之，马克思主义是活的，而不是死的。正如毛泽东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所指出的：“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两个结合”，产生了三次伟大的飞跃。

　　第一次伟大飞跃，创造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无论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农民土地革命战争，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还是以和平的方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由此形成的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的理论和政策，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党的建设的理论和政策等等，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上，在人类发展史上，都没有成熟的经验和成功的范例可以遵循和借鉴。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伟大发现，而且是中国历史和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举。

　　第二次伟大飞跃，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一个生产力水平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特别是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的包围、竞争和遏制中，独立自主地开创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并无多少成功的经验，而在苏联东欧一些国家社会主义还出现了逆转。无论是通过改革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通过开放大胆吸收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成果，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发展理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从严治党等等，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原有辞典中都是找不到的，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从无记载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伟大发现，而且是中国历史和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举。

　　第三次伟大飞跃，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现代化是世界各国的普遍追求。迄今为止的现代化道路，普遍以西方模式为范本。而中国式现代化走出了一条与西方现代化迥异的新道路，是史无前例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的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深入推进，不仅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而且会从根本上改写现代化的理论谱系，对“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理论、概念、范畴、模式、标准（包括指标体系等），构成颠覆式的挑战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并无系统的成熟的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创造，是对唯物史观的重大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开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可逆转，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种新形态是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本身发展有机统一的文明形态，避免了近代西方工业文明以来普遍存在的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本身发展的尖锐对立和异化状态，避免了物对人的统治、文明进步以牺牲多数人的发展为代价的“文明悖论”，人的全面发展不再仅仅是一种理想，而是正在推进的实践；这种新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的文明形态，是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西方中心主义”的超越；这种新形态是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形态，它植根于中华5000多年文明历史，又具有新的时代内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民族复兴进程中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种新形态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文明形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紧张对立关系逐步被克服，呈现和谐共生、生动活泼、有机统一的气象；这种新形态是全体人民共建共治共享的文明形态，人民对美好生活包括美好物质生活、美好精神生活的向往和创造，成为文明进步的不竭动力；这种新形态是尊重各民族国家文明样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文明形态，它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崇尚文明互鉴，反对文明冲突。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交互影响中、在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围堵遏制中，创造的这一文明新形态，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伟大发现，而且是中华文明史和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创举。

　　三次伟大飞跃相互衔接，每一次新的伟大飞跃都以前一次飞跃为前提和基础，而第三次伟大飞跃还在推进过程中。

列宁说：“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所以它就不能不反映出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大变局既非一时一事之变，也非一域一国之变，而是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大变局最突出的特征是“东升西降”，其核心变量和主要推动力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持续发展，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可逆转。深入研究大变局及其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影响，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新时代的“两个结合”，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回想中国共产党的幼年时期，党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是何等简单、肤浅，那么，今天这种理解和认识则丰富得多、深刻得多了。

　　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170多年间，世界上产生过许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但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以贯之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地推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并取得丰硕成果的，却是十分罕见甚至绝无仅有的。另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总有人企图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送进历史的博物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宣告了这种“历史终结论”的破产。中国共产党人以其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伟大创造，坚定地捍卫并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无愧为马克思的伟大学生。

　　经过百年的奋斗洗礼，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早已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结在一起，马克思主义已经融化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血液并为中国人民所掌握。试问，世界上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住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的9500多万中国共产党人和14亿多中国人民的前进步伐呢？！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