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
贺新元：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之源探论
独特的文化传统”：具有独特精神标识和精神基因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仅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持久而蓬勃生命力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而且供养丰肥厚沃的文化土壤
没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滋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难以为继，走不到今天；即便走到今天，也难以在发达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站稳脚跟。中华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一直在发挥着比其他因素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习近平说，“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我国哲学家贺麟从东方思想视角认为：“在思想和文化的范围内，现代绝不可与古代脱节。任何现代的新思想，如果与过去的文化没有关系，便有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绝不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文化或历史虽然不免经外族的入侵和内部的分崩瓦解，但也总必有或连续性。”美国文化哲学家怀特从西方思想角度指出，任何民族文化都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文化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产生于更早的文化环境。是的，世界上任何民族文化的发展都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传统文化是现代文化的过去，现代文化是传统文化的延续与发展。这里提出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根，不是讲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传承，而是着重强调5000多年传统文化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产生积极作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因子。
中华文明能在世界上长存5000多年而没有被中断过，是有其内蕴，有其独特的长处和特点。那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精神追求、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为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哪些独特的文化因子呢？基于篇幅，只择其要而述。
第一，积淀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在漫长的5000多年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逐渐形成自己独有的传统文化，它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习近平提出：“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有作为的民族，都以自己的独特精神著称于世。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核心。”中华民族精神，博大精深，根深蒂固，是中华民族生命机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成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持续而艰辛的探索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正所谓是“国无精神则不强”。除了爱国主义外，传承下来的中华民族精神还有：（1）“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这种早已融化于中华民族血液与骨髓的精神，完全成为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精神基因。这种精神表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上就是积极扬弃、革故鼎新的改革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与文化的形成，就是坚持这种精神的一种结果。（2）“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宽容精神。在改革开放中，中国就是以这种地载万物、海纳百川的宽容精神，立足国情，积极充分地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而成就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3）“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求善从善精神。“善”一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和支配的一种道德价值观，是每个中国人都在努力遵循和尽力践行的一种道德主义。中华民族发展史就是一部“求善从善”的历史。（4）“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求真精神。追求真理、为真理而奋斗甚至献身的求真精神，已化为一种非常有韧性的中华民族性格。古有神农氏尝百草、魏征进真言，近现代有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求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谋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以及人民幸福。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中国近代以来不同历史时期都表现出具有当时时代性的一些具体精神。比如，“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强精神、五四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两弹一星”精神、九八抗洪精神、“抗非典”精神、载人航天精神以及抗疫精神等。这些精神为中国改良道路、中国革命道路、中国建设道路和中国改革开放道路提供了绵绵不断的精神动力。
第二，形成中国特色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是看待事物的角度、方式和方法。不同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下的人的思维方式不一样。与西方人擅长逻辑分析的思维方式相比较，中国人思维方式具有一定独特性。中国人思维方式独特性的主要表现：（1）“和而不同”的包容性思维。“和而不同”不是没有底线的包容，而是强烈自主性下的包容。“和而不同”的包容性是经数千年历史积淀而内化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一种民族性格特征。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坚持、发展与完善的过程就是“和而不同”的包容过程，但是在包容中不失自我，在坚持独立自主中积极吸收利用人类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2）擅于系统性思维。中国人在认知事物时，一般着眼从整体、系统上去把握，而不是过于拘泥局部、个体。这种注重由大而小、强调整体的系统性思维具有强大包容力而易生发集体主义思想，追求一种内涵式的秩序与和谐。相比之下，西方人惯于逻辑分析的思维，因过于注重个体、崇尚小而美、强调个性与竞争而具有进攻性和扩张性，易生发出诸如发展的盲目性、竞争的无序性、个人利己主义等有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思想，西方这种追求外延式的发展已给人类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的危害。
第三，形成一种“和合”的集体价值观。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的系统思维实践中，形成了一种以整体、和谐、大一统以及天人合一为价值取向的“和合”集体价值观。内容包括：（1）以“义”为先、义利统一的整体价值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儒家、墨家还是法家，都注重“义”，树立了以“义”为先的正确义利观。如，儒家的“见利思义”、“先义后利”强调的是义利相矛盾、相冲突时，应当以义为重。这里的“义”更多指的是符合大众的公益，“利”更多指的是个人的私利。又如，墨家强调把“兼爱”以利“天下、国家、万民”作为一个重要的道德准则。再如，法家的“去私心、行公义”同样体现着整体的文化价值取向。（2）“和为贵”、“家国天下”的社会和谐价值观。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和”乃宇宙万物存在之本。“和”生宽容、包容的“和为贵”，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价值遵循。从中国大一统的发展历史看，曲折与斗争中突出团结与统一，表现出强大的民族向心力和内聚力。从社会结构看，中国历来主张“家国天下”，强调家庭与社会的和谐。从理想目标看，主张“礼义天下”、“仁义天下”，追求大同的理想社会。（3）“天人合一”的自然和谐价值观。这里的“天”仅指大自然。“天人合一”思想认为，对待大自然既要尊敬又要亲和，既要知其所为又要知其所不为，人与“天”既要和谐共处又要协调发展，可以利用但不能蛮力征服。“和合”集体价值观是中华文明独具魅力的价值符号，具有一定的普世价值。针对当今世界类共同面临的错综复杂的冲突危机、社会危机、道德危机、信仰危机、生态危机、价值危机，作为中华文明标志的“和合”思想能为化解这些冲突和危机提供有益的方法启迪。这种强调集体、社会、国家、天下为本位的“和合”集体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耦合，对今天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私利化倾向具有重要的规整意义。第四，形成世俗伦理占主导地位的人生观。和其他一些重要文明的文化源自宗教不同，中国的文化基因从西周起就一直以世俗伦理为主导。而在西方，中世纪形成的宗教伦理一直主导着西方人的思想。世俗伦理强调具体性和现实性，强调社会存在、发展的和谐性和有序性。中国的这种总是采取务实的态度去解决社会事务的世俗精神或人生观，实在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伟大创造。正如罗素所说：“中国文化的长处在于合理的人生观”。
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5000多年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内在的东西，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正因为如此，世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20多种文明，几乎全部中断，唯有中国保持着历史文明的连续性，并长期保持着文化的独特性。这种连续性、独特性因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创造力和自我更新的新陈代谢能力，而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丰厚滋养。相信，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定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把国外的一切先进文化融合进来，在坚持自我的基础上进行集成创新，开创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体系与话语体系，使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不断绽放出时代性的绚丽花朵，进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与丰肥厚沃的文化土壤。
习近平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
“独特的历史命运”：历史形成的独特而稳定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与社会主义社会具有极强耦合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持久而蓬勃生命力的社会土壤
中国没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与中国“独特的历史命运”有关。按照马克思主义五个社会形态理论，封建社会之后应是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应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最后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揭示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反而资本主义则由西欧到北美，由澳大利亚到日本，形成一个由发达资本主义主导的帝国主义体系。在这一体系中链条最薄弱的俄国，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首先建立。在这一体系中的中国非但没能发展出资本主义制度，反而逐步沦落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进而成功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其中缘由何在？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到关重要，但恐怕背后还有中国传统的社会历史之土壤。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的社会制度的生长离不开适应它的社会土壤。
中国社会在长达5000多年发展中，因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使然，中国历史上基本上是以大一统的集体生存方式而发展，并在大一统中积累了丰富的集体生存经验，这些集体生存经验不仅对中华民族自己极为重要，还蕴含着整个人类未来的出路，与社会主义社会具有天然的耦合性。
我们来看历史，先秦时代：远古分散的诸部落并存，发展为西周分封制社会，再进一步形成为春秋战国诸侯并争的多元体制，中国大地上存在一种小规模的共同体多元竞争的社会格局。从结构上看，这些国家都具有小规模、多元性、自主性、边界的开放性、人才的流动性以及彼此之间的竞争性的结构特点，这种结构颇为接近于中世纪前和中世纪欧洲的小规模多元性竞争结构。春秋战国最后归于秦王朝的大一统而结束，中国最终演变为秦以后的中央集权的帝国体制。秦汉开始，中国走上大一统的帝国时代。
在先秦时代，人们在生产方式、生活习性、价值观念、以及社会组织结构诸多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同质性。这种同质性可以使各部族、各诸侯国家的人们，不受障碍地在语言上、思想观念上彼此自由沟通与相互影响，如孔子、商鞅、韩非子能周游列国，从来用不着随身带翻译，就是一个例子。当时，诸侯国家在文化、宗教、语言、风俗方面已经初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相似的同质性。由西周初期1800余国，到战国时代7个国家，最后演变到秦王朝的大一统。这是同质共同体互动（主要通过战争兼并）的必然趋势。这完全不同于欧洲的那种分属于不同语言、风俗、宗教的民族与城邦的异质性。欧洲各民族在宗教、文化、语言各方面彼此异质，致使即便罗马帝国形成了大一统，仍然难以长期把这种统一帝国保持下去。
到了秦汉以后，在大一统的帝国体制下，因实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人们生产方式、生活习性、价值观念、以及社会组织结构诸多方面表现出更多同质性。更多的同质性促进各民族间及各种文化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形成同质体的中华文明大板块和中华帝国。这种文明共同体具有巨大的系统效应和结构凝聚力。
要知道，在一个社会中，各人因所承担的社会角色不同，而发挥出不同的社会功能。如何有效地避免无休止地对稀缺资源如财富、环境、名誉、地位、权力的争夺，使整个秩序得以平衡和谐？中国选择了“系统”作为这种秩序的核心价值，用“系统”来固定每个个体的身份、资格、等级之类的标准，并通过有序的上下左右的流动通道，使人人在社会发展中能各得其所，以此来形成和保证社会秩序稳定和谐。如何保持“系统”而不被破坏？中国传统特别强调“礼”的作用。什么是礼？礼的原生义是指敬神，后来引申为对秩序的发自内心的虔诚敬重，以及为表示敬意而举行的隆重的仪式。礼的实质就是，用发自内心的对神祇那样的敬畏心，来承顺秩序。以“礼”来保证“系统”秩序，也叫“礼治”。传统“礼治”要求社会成员各安名分，遵守礼制，不得越位。这种阶级社会的“礼治”，有其固有的历史局限性。但“礼”确实能起到统一纲纪的作用。
基于中国传统社会的这些特点，中国改朝换代容易，社会结构改变不易。1840年以来，舶来自由资本主义也好，在官僚体制衍生的官僚资本主义也罢，都没能在中国走通。而只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传到中国，立马在中国生根发芽，并茁壮成参天大树。原因何在？就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整体主义、大同思想和以及在此基础上生长出来的长期的大一统的社会结构，与社会主义社会价值取向一拍即合。
中国传统稳定的社会结构与社会主义社会，决定着中国将不可能效仿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不可能向外扩张、转移矛盾，将自己的现代化建立在其他地区和国家的贫困与混乱的基础上，像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深植于中国社会土壤之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于21世纪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而且将引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朝着共产主义目标前行。
“独特的国情”：给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带来独特历史命运的“两半社会”，使中国必经一个难以摆脱资本主义影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决定着中国必须要利用好资本主义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西方资本主义为了“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利用先进的交通技术和工业化水平，在全球野蛮扩张，到处建立殖民地。具有4亿多人口市场和丰富资源的中国，始终就没有脱离开过资本全球扩张的视线。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丧失了独立自主，一步步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两半社会”基本规制着中国社会发展的走向很难是资本主义，结果也证明确实如此。近代中国之所以没能发展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原因，可能在于这“两半社会”。在半殖民化中国，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基本上是在帝国主义强大势力的排挤和压迫下发展，这是其难以生长起来的主要原因。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企业，也不是为了使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为了利益。正如，马克思在谈到英国对印度入侵的后果时指出：“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它的一切古老传统，同它过去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帝国主义只是在让中国承受资本逻辑所带来的深重苦难，绝不会给中国以机会获得一个“新世界”，甚至想方设法要断掉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机会。一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一个发展机会。但战争一结束，各帝国主义又重新向中国扩张势力，短暂的发展机会被迫中断。民族不独立，在丧失独立主权的基础上发展资本主义既不能自由也无法壮大。中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作为封建制度的主要基础基本没有松动而保持着绝对的统治地位。19世纪中后期，虽然有了资本主义，但占统治地位的是封建主义，所以称为半封建社会。在半封建社会叠加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以买办势力和封建地主阶级为基础的军阀、官僚、政党不得已要依附帝国主义。各帝国主义为了自己利益也需要有这方面的代理人。两者就天然地结合在一起，成了难以摧毁的堡垒。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进行改革，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更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发展。
中国“两半社会”性质的这种根本性变化，使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开始转变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各种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反帝反封建以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解决这两大主要矛盾，争取民族解放和复兴、国家独立和富强、人民富裕与幸福，成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
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取得民主革命胜利，完成反帝任务后，面临一个如何处理资本主义的问题。刚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也不可能直接实行社会主义建设，怎么办？允许资本主义一定时期一定范围的发展。毛泽东说：官僚资本“替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952年，全国土地改革完成，另一半反封建的任务基本完成，民族资本的发展也在人民民主政权下得到了在旧中国从来未有的有利条件。《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然后，“组织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的国计民生的范围以内，容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对于带有垄断性质的经济，则逐步地收归国家经营，或在国家监督之下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对于一切投机操纵及有害国计民生的经营，则用法律禁止之。在可能的条件下，逐步地增加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性，以便逐步稳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当然，这种过渡肯定要经过长期的激烈的艰苦的斗争过程。这就是说，其中存在一个“谁战胜谁”的问题。如何过渡？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三大改造。1956年随着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谁战胜谁”的问题得到解决。
中国没有经过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只是以特殊方式经过了资本主义的现实，影响到社会主义建设。那我们只能跳过这样的阶段，在“一穷二白”的底子上开始建立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后来曾分析过东方国家，认为东方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跨越卡夫丁峡谷”，不经过资本主义的苦难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马克思这是仅从生产关系角度讲的，没有照顾到生产力。生产力是不能跨越的。
1956年始，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由于一味地强调生产关系，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遇到了许多困难，发生了许多失误。因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历史看，生产力也取得较快发展。积前三十年的经验教训，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定位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大国情。从此，中国在改革开放中走上和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大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当时国际国内环境下如何解决摆在面前的国内生产力发展问题和国际资本主义主导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败。是倒回去“补资本主义课”呢，还是另辟路径？这就又回到如何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具有继承关系，“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也不可能不是这样。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为社会主义准备了许多现成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建立了银行、辛迪加、邮局、消费合作社和职员联合会等这样一些计算机构。没有大银行，社会主义是不能实现的。”“我们可以把它当做现成的机构从资本主义那里拿过来，而我们在这方面的任务只是砍掉使这个极好机构资本主义畸形化的东西，使它成为更巨大、更民主、更包罗万象的机构。”
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在生产力和社会化大生产方面有丰富积累。关键是找条路从西方资本主义那里吸收和借鉴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这条路就是在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走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问题上，列宁如是说：“没有资本主义文化的遗产，我们建不成社会主义。除了用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用来建设共产主义。”“要建设共产主义，就必须掌握技术，掌握科学，并为了更广大的群众而运用它们，而这种技术和科学只有从资产阶级那里才能获得。”列宁还说：“我们现在要向他们学习，是因为我们的知识不够，因为我们没有这些知识。我们有社会主义的知识，但是没有组织千百万人的知识，没有组织和分配产品等等的知识。老布尔什维克领导者没有教给我们这些东西。在这方面，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这门课程我们还没有学过。所以我们说，哪怕他是一个大骗子，只要他组织过托拉斯，只要他这个商人曾经搞过千百万人的生产和分配，只要他有经验，我们就应该向他学习。如果我们不从他们那里学会这些东西，我们就得不到社会主义，革命也就会在它已经达到的阶段上停滞不前。”当然，在旧中国，革命年代的共产党没有教给我们社会化大生产的知识，有过发展的资本主义也没有完全教给我们这些知识，那帝国主义就更加不会教给我们。毛泽东也曾说过类似的话，他说：“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这里的“拜师”包括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可惜的是，中国旧社会留给我们资本主义的遗产确实是太少。当时的国际环境也不允许我们向西方“拜师”，只能向苏联“拜师”。改革开放后，我党一方面实事求是地承认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另一方面充分估计到缺乏足够的资本主义“遗产”，势必严重影响到社会主义发展。于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这一事实，打破前三十年对社会主义模式的僵化观念，逐步把西方已经实行几百年的市场经济拿过来为社会主义所用。1986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说：“必须下大决心用大力气，把当代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经济行政管理经验和其他有益文化学到手，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更是再次强调，应当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他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现实是，在全球化平台上，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利用市场经济手段，大胆地向西方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极大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余论：不断丰富“三个独特”内涵，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不仅使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体现得淋漓尽致，更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的历史、现实与未来、中国与世界很好地桥接起来了。这是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底色与基本逻辑。正是对“三个独特”这一基本逻辑的根本遵循，才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近代以来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人民斗争历史中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并成功地结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辉煌果实。
如果习近平强调的“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这句话属“应然”，那么“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开拓就是“实然”。由“应然”走向“实然”，不是想当然，而是脚踏实地走出来了。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之不易，是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8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文化滋养、社会土壤和广泛的现实基础。
“三个独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保持住其独特性的同时，其内涵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科学扬弃原则，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资源、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国外先进的文化资源、中国革命文化资源以及已经形成的中国社会主义文化资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正在高度融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且已发挥着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文化力量。我们最大的基本国情定格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定位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正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更好地融入世界、走近世界舞台中心，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探索更好社会制度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件，而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们一定要更好地把握好并与时俱进发展好“三个独特”，以不断丰富“三个独特”新时代内涵去更好地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智库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