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打造中国发展的整体框架
毛泽东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建立的不朽历史功勋和独特个人魅力，符合了历经百年忧患的中华民族对伟大人物的所有渴望和美好想象。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毛泽东逝世的55年中，毛泽东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和高超的战略眼光把积贫积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享有崇高地位和世界影响力的强盛国家。回顾这段历史，可以发现未来（包括今天）的中国发展整体框架就是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国家治理走向现代性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中国就无法走出传统的封建性泥潭，无法跳出治乱循环的历史怪圈。毛泽东之于中华民族，居功至伟，是千年一遇的伟大领袖。“中国历史上，出身社会底层而能够一统天下的，三千年来只有三个人：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和毛泽东。”正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团结了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推翻了“三座大山”，改变了中国的悲惨现状，改写了中国的千年历史发展进程，有了共同奋斗实现伟大目标的框架——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为实现最大多数人利益的国家治理框架，因为其核心要素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实现公平正义。公平正义历来是中国历代王朝兴衰更替的试金石，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最起码的利益平衡，就会导致土地兼并、两极分化、官民关系严重恶化直至农民战争爆发。社会主义不管向哪里发展，共同富裕都是基本原则，是最根本的制度框架，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观察、总结出来的基本经验，这个基本经验不是一时一地的经验，而是贯穿于社会主义发展全过程的。中国人民勤劳勇敢、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只要不是被逼走投无路，几无可能去真正造反。陈胜、吴广领导的大泽乡起义，以及当年的刘邦“斩蛇起义”，其实都是“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揭竿而起”的无奈选择。共产党人包括党的领袖都是在社会底层成长起来的，亲眼目睹了旧制度对人民群众的伤害与摧残。共产党的政策之所以能够深得民心，就是因为共产党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主要体现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上。在“分田分地真忙”的大革命时期，在团结一切民族力量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减租减息”时期，在进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打倒一切国民党反动派”，为中国带来光明未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都能够团结最广大人民群众，用共同富裕的目标激励人民，把人民利益的实现作为自己政策贯彻落实的重要法宝。
实现共同富裕需要经济基础的支撑和上层建筑的改造，最重要的制度支撑点就是公有制。我们历来并不主张公有制是灵丹妙药、包治百病，但也从不认为资本主义和私有制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社会主义就是要搞公有制，这个公有制是人民的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尽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所有制都是市场主体，具有同等地位，但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公有制的主导地位绝不能动摇。在一些领域和行业，在一些地区和部门，私营经济发挥其独特作用，甚至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有些地方的私营经济已经超过了公有制经济的规模和水平，但从整体上看，公有制仍占主体，这个主体绝不能改变，一旦改变，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性质发生改变。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特征的描述在当今时代仍然没有过时，给最广大人民群众以实现美好生活的希望，必须依靠与发挥公有制的力量。私有化在中国没有出路，更不可能代替公有制成为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
在共同富裕、公有制的框架基础上，毛泽东打造了独特的共产党人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形成了国家治理观的整体框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的改革开放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样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打造的社会主义整体框架下展开的，是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丰富和完善。今天的全面深化改革，也仍然是在社会主义总体框架下的提升和深化。在社会主义框架下，我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实现了经济自主、政治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特别是自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来，共产党人仅用了两代人的时间就创造了经济发展的“中国奇迹”，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方案”和“中国道路”。这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都是了不起的创举。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有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打造的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框架基础——社会主义。特别是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不少人未能深入观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不能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及社会主义暂时遇到的挫折和失败，对社会主义前途悲观失望，甚至还有不少人故意唱衰社会主义。事实胜于雄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制度框架为人类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提供了最现实、最清晰、最具合理性的选项。
二、确立国家治理的价值基点
中国传统社会尽管是皇帝家天下，但是皇帝如果不能正确处理和老百姓的关系，最后的命运往往是被人民起义所推翻。古代的皇帝也大多知道这其中的道理，那就是治国理政必须以民为本，民为天下先，因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本思想在古代有着非常深厚的思想根基，从孔子的“仁政”到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无不闪耀着民本思想的光辉。共产党人在一定意义上继承了古代社会朴素的民本思想，并在无产阶级政党的意识形态中加以融合改造，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的价值基点——以人民为本。以人民为本并非只是在共产党的革命党时期适用——因为要夺取政权，所以不得不处理好与人民的关系，必须坚持以民为本，而是在执政时期，特别是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更要坚持以人民为本，这是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
共产党经常强调“两个最大”，即最大的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其关键要害在第二个“最大”。只要密切联系群众这个“最大”出了问题，就必然是脱离群众。毛泽东身上有两个突出特点特别值得我们学习：一是从来没有私心，他的整个家族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献出了6条生命，革命胜利后，家人也没有因为他而谋取任何私利；二是对待人民群众一以贯之的态度，就是既要对群众有感情，还要有办法。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就是共产党的阶级感情，因为共产党来自人民群众，共产党的发展壮大也是靠人民群众的支持，这种感情是天然的，人民立场就是共产党的政治立场。再一个就是对人民群众的感情体现在哪里？采取什么办法让群众信服？毛泽东的办法就是让人民得到利益，只要人民群众能够得到实惠，就会坚定不移地跟着共产党走。如果与民争利，在利益问题上与人民群众斤斤计较，甚至损害群众利益，那就会走向反面。所谓党群干群关系好不好，关键就在于共产党能不能正确处理好人民群众最关切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正因如此，人民群众才愿意在历史的洪流中毅然决然地选择跟着共产党走。其实何止普通的人民群众是这样，各民主党派又何尝不是如此？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创始人马叙伦在1958年6月5日写下了他的深切体会：“我们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才有良好的结果，否则根本上就错了。”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依然是无比正确的政治判断。古代官员被称为“父母官”，其中就蕴含了深厚的民本主义思想。中国的传统文化比较注重代际传承，特别是父母对子女的呵护、培养是不惜一切代价的，这种传统当然有利有弊，但总体上讲这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因，恐怕还会一代代延续下去，这同样也是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从未中断的文明的一个重要原因。这里面隐含的一个逻辑就是，父母对于孩子的爱是无私、不计代价的，是一种只讲付出不图回报的爱。因此，皇帝任命的官员被称为“父母官”，意味着官员就是家长的角色，其治下的老百姓就是其子女家人，哪里会有对不起子女的家长呢？就是说官员必须对老百姓好才配称得上是“父母官”，否则可能在道义上就说不过去，在政治上还很可能被皇帝问责。“召父杜母”说的就是中国古代官员的角色担当，西汉南阳太守召信臣对待人民像父亲对待子女一样，被称为“召父”，东汉太守杜诗对待人民像母亲对待子女一样，被称为“杜母”。河南省南阳市市区至今仍有两条主干道分别以“信臣路”和“杜诗路”命名，以表达南阳人民对历史上父母官的怀念与感恩。因此，不能一说封建、古代的东西就是不好的，现代很多理念都发端于老祖宗的智慧，共产党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国家治理的价值基点起源于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的立党宗旨、执政理念仍然是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党是实现人民利益的工具、手段，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共产党奋斗的目标、目的。我们称党的干部为人民公仆，强调“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就是要求我们的干部要真心实意呵护人民群众，甘于奉献，敢于担当，勇于负责。有的干部经常埋怨老百姓素质差、水平低，其实这恰恰反映了部分干部的素质和水平跟不上时代要求和人民期待。试想，如果人民群众的能力和水平远远超过了共产党员，那么共产党的先锋队地位体现在哪里？怎么可能会是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呢？如此简单朴素的道理许多干部都悟不透、理不清，就很有必要在群众观点、人民立场、思想方法上补补课了。党的十八大之前的一个时期，部分官员脱离群众的作风深深刺痛了人民群众的心。所谓公仆，就是指人民群众是主人，官员是仆人，但是哪里有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的仆人？群众合理质疑的背后是对共产党政治立场的怀疑，说明人民群众对我们的人民立场、群众观点，对共产党的党风政风，对整个政治生态、社会生态是不满意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迅速出台“八项规定”，大力整治“四风”，开展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就是为了挽回人心，唤醒共产党人的意识，找回国家治理最根本的价值基点——以人民为本。
三、形成新的社会关系结构
经过革命的洗礼，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旧的社会关系迅速瓦解，新的社会关系结构形成。在推翻“三座大山”的背景下，旧的人身束缚、人身依附关系被新的人格独立、人的解放为特征的关系所取代。工农商学兵成为时代的关键词。而在工农商学兵的话语结构中，党是领导核心。毛泽东在1962年1月30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各社会阶层围绕与执政党的关系而划分为不同的类别，党的领导成为整个社会的根本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政治保证。在人群中区分出左中右、敌我友，正确认识“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至关重要，也体现了革命时代的鲜明特色。从划分阶级成分到反右扩大化，从“唯血统”论到“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无不沿袭了这种非敌即友、非友即敌的阶级二分法，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结构的变动。“以阶级斗争为纲”形成的原因绝不是偶然或简单的人为因素，而是当时紧张的社会状态、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使我们党对形势的判断日益敏感，对在全面掌握政权后如何确保政权始终掌握在人民手中始终心存疑虑，以致于对形势的判断开始走向极端，走入全面阶级斗争的“左”的怪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正义力量的伟大胜利，也是社会结构走向大分化的新起点。经过历次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的塑造，中国的社会结构基本成型，并对未来的社会关系结构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政治层面，我国首先确立了工农联盟的阶级结构。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政治感召力，唤起工农千百万，带领广大人民群众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在革命时期，工人的数量并不多，力量也相对弱小，但是工人阶级代表了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工人阶级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绝不是偶然的，而是与现代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与中国未来实现工业化的前景紧密相联。因此，革命成功后，工人阶级就当之无愧成为政权的重要支柱和领导阶级。中国共产党的性质被描述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成为政权的领导阶级。中国革命走了一条特殊的路径，与苏联的从城市到农村相反，中国革命是从农村逐渐走向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经历了无比艰难曲折的历程。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城市并不发达，国民党在城市的力量远大于共产党，革命的突破口就在农村。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夺取政权，中国在农村的一切政策无不紧紧围绕着土地，因为土地问题是农民最关心的现实利益问题，进而就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了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的命题，强调“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农民的重要性有着始终如一的判断。在工人和农民联合的问题上，毛泽东强调：“为着从经济建设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去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为着这一切，就需要进行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这是每个革命工作人员必须认识清楚的。”工农联盟的形成，保证了中国革命的成功。在夺取政权后，明确工农联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性，形成稳定的政治结构，对于稳固政权、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意义十分重大。
在经济层面，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结构的形成迅速使国民经济命脉掌握在人民手中，公有制成为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公有制框架内，社会主义中国建成了一系列大型国有企业，主要是重工业，包括钢铁工业、冶金工业、机械、能源以及军事工业等，现在的中央企业和大多数省属国有企业都脱胎于此，这就是共产党的“钱袋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当时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也就是我们说的社会主义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就是从这里来的。因此，我们不能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理解成“一无是处”，客观而言，其在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迅速调动资源、动员群众、融合社会力量的作用，特别是在政权建立之初，在基础薄弱的情况下，资源的调动和整合能力至关重要。只是后来我们没有及时对这种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与转型，导致经济体制高度僵化，丧失了活力，经济活动逐渐背离市场规律，扭曲了整个经济生活。这里面也不单纯是思想观念问题，还有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压力等。毛泽东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曾经提出要“以苏为鉴”，进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只是没有坚持下去。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
在文化层面，突出表现在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结构上。知识分子的定位在共产党执政期间得到了清晰的界定，那就是一切知识分子都是党的知识分子，党管一切人才。古代中国社会曾出现了不少隐士，如东晋的陶渊明。但历史吊诡的是，往往隐士层出不穷的时代越是大动荡、大分裂的时代，因为在动荡的环境中知识分子空有满腹经纶却无用武之地，是一种被迫的“隐”，而不是真正的隐。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情怀，“学得文武艺，售与帝王家”就是这个意思。官员来自知识分子阶层，知识分子与国家政权有着天然的联系。到了明朝朱元璋时期，隐士彻底消失了。在朱元璋看来，国家让知识分子出来做官，为国家作贡献是理所当然，知识分子没有理由拒绝，否则就是与政权不一条心，就是心怀异志。如果知识分子没有听从国家的征召出来工作，就很可能面临杀身之祸，在这种恐怖高压下，当然不可能再有隐士。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党与知识分子的“皮毛”关系，即党是皮，知识分子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只有与党保持一致，投身于党和人民的事业才会体现知识的价值和尊严。虽然我们党犯过反右扩大化的错误，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判断和定位并没有完全过时。知识分子是党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当然是非常特殊的一部分，是有知识、有能力、有作为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骨干力量。习近平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自古以来，我国知识分子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传统。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四、奠定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
进入近代社会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艰难开启。现代化之于当时的中国只是一个被动的过程，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格局在外敌入侵和国内动荡中慢慢坍塌，逐渐瓦解。中国社会需要彻底的改造和颠覆性的全面革命才有可能走上现代化道路，否则就只能在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夹缝中彷徨迷茫。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与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旗帜下向前推进，并不断丰富完善、充实发展。
毛泽东与他的战友们的探索与奋斗奠定了今天市场经济、改革开放、法治社会的政治前提。在毛泽东时代，也许市场经济的功能并未得到重视，甚至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因素而被摒弃，但如果没有中国关于走自己道路的曲折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没有对斯大林模式的深刻反思和对传统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检验，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伟大命题的提出。水滴石穿，绝非一日之功。毛泽东时代也闪现出对市场功能的希冀与关注，那个时代也许对改革开放没有真正理性的认识，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在毛泽东时代已经大大扩展，奠定了中国的独立疆域范围和国家治理版图。为争取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和扩大影响力，毛泽东亲自领导实现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提出了“三个世界”的光辉论断，团结了第三世界的广大亚非拉国家人民，使中国重返联合国，取得了大国地位的话语权，有效提升了中国的政治影响力，大大拓展了中国国家治理的战略回旋空间。毛泽东从传统中国文化的土壤中成长为一代伟人，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国家治理模式的影响，但是他的治理模式已经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治理模式中的探索。中国进入法治时代以来，经历了痛苦的嬗变过程，这个过程应该说还在进行中，并未完结，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构建法治国家的框架已经成为共产党人的执政选择，不可逆转，共产党人的国家治理能力也必将在法治的轨道上不断提升。
毛泽东以自己的全部理论、实践和行动树立了共产党人的精神旗帜，塑造了中华民族对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和独立自主、自立更生、不依附于一切外来势力的民族品格，形成了完整的国家治理观的理论框架和政治框架，改写了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治理模式，推翻了帝制时代附加在广大人民群众身上的痛苦和灾难，实现了历史和国家治理的转型，为今天我们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奠定了重要基础。在今天的共产党人的探索中，仍然可以感受到毛泽东时代巨大的影响力，这就是历史的传承和共产党人政治立场的巨大感召力。在不同的时代，人们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会有不同的认识，中国的历史发展有其独特的逻辑和特点，具有不可替代、不可复制性。毛泽东的论断放在具体的历史节点上，始终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仍需充分汲取毛泽东时代的智慧和勇气，坚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公有制和共同富裕，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坚定不移推动改革创新。
（作者：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决策咨询部副主任、教授）
网络编辑：彩虹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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