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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门研究人的心理与行为的现代学科，心理学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加快完善包括心理学在内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以“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如何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心理学的基础与应用研究，借助这一伟大的认识工具坚守心理学这块在群众中影响巨大的阵地，从而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并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研究的历史资源为镜鉴，建立创新性的中国心理学话语体系，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心理学研究者共同面临的新挑战。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的历史演进

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初步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国内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研究已出现了自主探索的萌芽，同时相关著作的译介也得到重视。这体现在老一辈学者对苏俄心理学和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两种不同取向的关注上。在苏俄辩证唯物主义心理学的初步介绍方面，潘菽早在1929年就译介了《苏维埃联邦的心理学》。文中明确提出要“根据辩证法的唯物论的原理建立一种心理学，以与唯心的哲学和心理学中的主观主义相反对”(〔苏联〕鲍罗夫斯基：《苏维埃联邦的心理学》，潘菽译，《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1929年第1卷第3期。)。郭一岑1934年翻译的《苏俄新兴心理学》集中介绍了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学说，以及柯尔尼诺夫的辩证唯物主义心理学等。他不久又发表《旧心理学之崩溃与新心理学之建立》一文，并很快将之扩充为专著。该书被认为是“我国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心理学著作”(阎书昌：《中国近代心理学史：1872-1949》，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47页。)。在他看来，“假定人类的行为是固定的、孤立的、抽象的，那（旧心理学）形式逻辑的演绎法与归纳法还可有相当的效用”，但面对具体的、现实的人类行为，“由物质的辩证逻辑才能把握到行为之发展性、联系性和具体性”(郭一岑：《现代心理学概观》，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35页。)。他明确提出要在辩证唯物主义这种“新哲学”的基础上改造心理学，以突出被旧心理学轻视的人类行为的社会历史性质。高觉敷也译介了不少苏俄心理学著作。曹日昌开拓性地探讨了从辩证唯物主义视角开展心理学研究的可能性及具体方法(曹日昌：《新心理学方法的建立》，《读书月报》1938年第1卷第8期。)。朱智贤在1940年前后就开始“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观点有分析和有批判地讲解由西方心理学各个学派的理论观点写作的教材”(赵莉如：《朱智贤的心理学哲学理论思想及其形成和发展》，《社会心理科学》2010年第9、10期。)。阮镜清则自觉运用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等分析心理现象的发展，认为“心理现象的发展完全遵循唯物辩证法的法则进行”(阮镜清：《心理现象的发生问题》，《教育论坛》1932年第2卷第11期。)。据后来普查，该研究“实际上是我国心理学史上试图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系统地说明人的心理现象的第一篇论著”(王泽欢：《阮镜清的教育实践和教育心理学思想》，《心理学探新》1992年第4期。)。刘泽如在延安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批评了行为主义的机械论错误(刘泽如：《行为研究举例》，《理论与现实》1939年第1卷第2、3期。)。回应郭任远出于其激进行为主义立场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郭任远：《反科学的马克斯主义》，上海：民智书局，1927年。)，王昂作了一系列针锋相对富有说服力的辩护(王昂：《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新思潮》1930年第4、6期。)。在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引介方面，这种新的学术取向问世不久就被介绍到国内。1936年翻译出版的《精神分析学批判》从辩证唯物主义“新哲学的立场去考察精神分析学”(〔苏联〕犹里涅兹、〔奥地利〕莱熙：《精神分析学批判》，卢心远译，上海：辛垦书店，1936年，第2页。)。在该书中，犹里涅兹批评精神分析的主观性和美学主义，身兼弗洛伊德的追随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赖希则开创性地试图链接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以为之辩护。而奥兹本的名著《弗洛伊德与马克思：一种辩证法研究》1940年就被翻译成中文。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其独特的思想史逻辑，它试图通过精神分析的思想增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弹性，以回答工人阶级主体性消失的问题。但美中不足的是，国内早期的研究者更多关注对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两种学术观点的知识性介绍，并未充分反思如何内在地打通两种话语体系间的思想逻辑关联，使其彼此助益，以面对中国现实问题。

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曲折探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心理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原则。此时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研究呈现三方面的特点：一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对心理学基本问题的理论探讨，二是积极运用心理学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三是有批判和选择地吸收西方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心理学家放弃了对欧美心理学的模仿，致力于通过学习苏联心理学话语以自我改造，号召“把心理学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巴甫洛夫学说的基础之上，使它走上真正科学的道路并和国家建设事业的实际密切结合起来”(潘菽：《发挥集体力量为发展服务于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心理学而奋斗（中国心理学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开幕词）》，《心理学报》1956年第1期。)。在这种总体纲领引导下的学习和改造潮流中，心理学家首先在基本理论上明确了把学习马列主义（新心理学的哲学基础）以改造心理学提到首位，掌握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实验法（新心理学的自然科学基础）。心理学界集中讨论了心理活动与高级神经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若将两者等同（等同说），则等于取消了心理学；而若将两者对立（对立说），则滑向了二元论。这一问题横跨马克思主义与心理学的边界，涉及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理解心理学的性质、研究对象和方法，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它可以转换为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基本原理，即“心理、意识是人脑对客观现实的反映”理解心理实质的问题。具体而言，如何理解作为心理学对象的“反映”，如何理解作为反映主体的“人”，如何理解“脑”“客观现实”和“反映”的关系(参见朱智贤：《关于心理学对象问题的一些看法》，《心理学报》1959年第4期。)。如果忽视心理现象特有的内在矛盾性，仅强调心理是客观现实的反映，一切都用外部条件来说明，则心理学就丧失了主体地位。如果仅“强调心理是脑的‘机能’，只注意研究心理的内部生理机制，把外部条件看作是一种刺激物……把心理活动等同于高级神经活动”(杨恩寰：《马克思主义心理观和心理学对象问题》，《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则心理学就被抽象地生物学化了。对这一双重悖论的有效解决依赖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案。实际上心理现象是“非物质的，然而它却是客观世界物质运动的直接表现”。心理现象“是主观的东西”，但又“有共同的客观规律性”(于光远：《外间世界、高级神经活动与心理现象》，《哲学研究》1956年第5期。)。这种处理正体现了列宁关于精神与物质之间“这种相对对立的绝对必要性和绝对真理性的界限”的观点，这一点至今仍有助于我们在心理学研究中“确定认识论研究的方向的界限”(《列宁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57页。)。然而一旦拿捏不准这种辩证唯物主义的微妙界限，就很容易使心理学倒向形而上学（社会学化）或者机械论（生物学化）(参见王极盛：《我国心理学现代化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论：从我国心理学三十年的实践谈起》，《心理学报》1980年第1期。)。本阶段晚期心理学“批判运动”的后果就印证了前者，而后者则导致国内心理学为西方传统心理学话语所俘获，成为其追随欧美心理学的重要根源。

在实践应用方面，响应当时要求心理学面向新的科学工作以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号召，对劳动心理学、工业心理学、医学心理学和发展教育心理学进行了广泛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研究，以解决劳动、医学和教育等方面的实际问题，诸如提高劳动生产率、快速综合治疗神经衰弱、培育集体主义精神(参见陈大柔：《心理学是怎样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心理学报》1959年第3期。)和共产主义道德情感。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改变了过去按学科体系分组的方法，重新设立了以联系教育、劳动、医学等为主要任务的研究组。北京大学心理专业也加强了教育心理、劳动心理、医学心理等专业课程，以便使他们的工作密切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潘菽、陈大柔：《十年来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心理学报》1959年第4期。)。如1958年暑假后，北大心理学专业三年级学生下乡生产劳动的实习安排就体现出这种注重联系社会实际的倾向。其实习内容有：农村中学教学工作——农业生产劳动与知识掌握的关系，在农业生产中操作活动的合理化，农业先进工作者的心理特征，农民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合作化后集体主义精神的形成等(参见余佳、张藜：《新中国心理学的重塑（1952-1966）：以北大哲学系心理专业的教学活动为例》，《科学文化评论》2013年第3期。)。另外，1962年初版的《儿童心理学》被称为我国第一部贯彻马克思主义观点、吸收国内外科学成就、联系我国实际的儿童心理学教科书(参见林崇德：《〈儿童心理学〉第三版前言》，《心理发展与教育》1993年第4期。)，至今仍被广泛选作高校教材。

国内心理学界有计划地反思、批判了西方传统心理学中的构造心理学、精神分析和格式塔心理学等，指出西方“心理学奠基在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理论上，完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陈立、曹日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劳动心理学》，《心理学报》1957年第2期。)。这种心理学“最突出的是否认阶级存在，抹杀人的阶级性，从而在研究上极力反对、回避阶级分析。对各种社会现象的解释……代之以心理的观点……对人的心理的解释……代之以超阶级的生物学观点”(阮镜清：《批判心理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方向》，《学术研究》1959年第2期。)。实际上，这揭示了当时西方心理学中存在的将社会问题还原为个体心理问题，并进一步将个体心理问题还原为生物学问题的偏误。

这种批判需要被置于辩证唯物主义的限度之内，否则就有滑向形而上学的危险。其后的心理学“批判运动”(第一次即1958年“拔（资产阶级）白旗”的心理学批判运动。参见薛攀皋：《自主与干预：心理学科在中国（1949-1976）》，《科学文化评论》2006年第4期。)及其扩大化“把心理学引入死胡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把研究人的阶级性定为心理学的唯一任务”(《中国心理学三十年》，《心理学报》1979年第3期。)，“把阶级性看作是心理、意识的唯一特性，把阶级分析的方法看作是心理学的唯一方法”(赵璧如：《三十年来我国心理学中的哲学问题研究概况》，《心理科学通讯》1982年第6期。)，这实际上已经偏离了前期探索已取得的理论成就。用固定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捆绑固定的心理学分析，用固定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和范畴捆绑固定的心理学概念和范畴，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和心理学处理成两个似乎已不可逆转的、彼此独立的坚硬实体。这种话语建构容易沦为简单的学术嫁接，它不仅未能内在地参与心理学研究的根本变革，反而“唯阶级论”地把心理学彻底取消了。然而西方传统心理学内部的生物还原论倾向与资本主义性质则由此免于和马克思主义直接交锋，从而得以继续完好地隐藏在坚硬的“科学”外壳之中，并伺机重新登台。

在这种非此即彼的思想氛围中，心理学不久就遭到了由1965年的一篇文章引发的“全盘否定”(赵莉如：《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及其现状（下）》，《心理科学进展》1996年第4期。)，从此陷于长期停滞。该文认为“烦琐的”“‘证实’或‘补充’某些外国资产阶级心理学家的观点”的研究，存在“形而上学”“唯心论”“反科学”的倾向(参见葛铭人：《这是研究心理学的科学方法和正确方向吗？——向心理学家请教一个问题》，《心理科学通讯》1966年第1期。)。批判的扩大化“不仅全盘否定了欧美和苏联心理学，并且也全盘否定了建国十七年的心理学”(王极盛：《试论我国心理学的发展道路》，《哲学研究》1979年第12期。)。而后来对这两场心理学批判运动的反思，却将重心放到了对心理学的科学性和纯洁性的辩护之上。它将心理学纯粹地作为一门科学，或者充其量作为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中间科学，结果从对心理学的纯政治批判的一个极端走上了“中立”的另一个极端。在这种话语逻辑中展开的研究也就只能是如何避免对心理学的外在“干预”，使其得以继续心无旁骛地在真空的象牙塔里“中立”地积累“客观知识”。

3.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心理学界又掀起了借助马克思主义研究心理学的思潮。心理学者已能摆脱将学术问题一般地意识形态化的桎梏，并且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开展研究，提出我国心理学既不能照搬西方，也不能照搬苏联，而要走自己的道路，要适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参见潘菽：《论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心理学报》1980年第1期。)。时任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的潘菽一再强调我国辩证唯物主义心理学体系的建立问题(参见赵璧如：《三十年来我国心理学中的哲学问题研究概况》，《心理科学通讯》1982年第6期。)。1983年，全国心理学理论工作者特别推出专刊，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该刊聚焦马克思主义与心理学的内在联系，就马克思实践活动学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分析、如何在心理学中坚持反映论和矛盾观等展开讨论。各地方心理学会也举行了相关研讨会。更有专著从人的本质、意识与实践活动的关系、辩证思维是人类思维发展的最高阶段等维度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与心理学的关系。它强调“心理学要走我国自己的道路，即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只有在原则上完全遵循这条道路，才能使心理学发展成为有充分科学性的一门科学”(《〈马克思主义与心理学〉一书即将出版》，《心理学探新》1987年第2期。)。

此时心理学家转向如何在具体学科建设中落实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但也正是由于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的“学科化”处理，致使它有时难以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原初思想语境和逻辑中整体把握其对心理学的贡献，让马克思主义内生地参与心理学的重构。他们一方面倾向于认为马克思早已天才地指明了科学心理学前进的现成道路，另一方面又将西方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和范畴视为可直接把握的现成之物。故而马克思主义心理学仿佛成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表述与现成的心理学概念之间的简单嫁接。

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一段时间，国内心理学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界限，逐渐为欧美心理学所俘获。但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再次进入心理学的视阈。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心理学和苏俄心理学的系列介绍(参见魏萍：《西方心理学的马克思主义取向新进展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刘成刚：《苏俄心理学主体思想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二是在与心理学新进展的对话中不断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参见高新民、殷筱：《马克思主义意识论阐释的几个问题》，《哲学研究》2006年第11期；王波：《心理学的批判和批判的心理学：一种对心理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省思》，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在这一阶段，作为苏联心理学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文化历史学派得到再次引介。它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高级心理机能的社会历史发展，在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基础上创造“心理学唯物主义”，深刻挑战了往往陷入唯心论的西方传统心理学。根据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解剖，维果茨基剔除了对心理学唯心论的、形而上学的和目的论的解释，将其要素的所有历史内容都落实到具体的、现实的物质条件和生产方式之上。而且在西方传统心理学出于生理学、进化论或计算主义的范式而似乎表现出一定的自发唯物论的地方，维果茨基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把握与这些还原论和机械论的倾向相揖别。他揭示了西方传统心理学如何将意识或者作为脱离现实的独立主观世界（唯心论倾向），或者作为诸如神经生理结构的机械决定物（自发唯物论倾向），最后停留在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塑造，并与之相配合的现成性“虚假意识”水平之上。但这种马克思主义心理学并不满足于只是指认心理与心理学的社会历史属性，它更进一步指明科学的和革命的心理学的解放依赖于推翻限制了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的资本主义，由此“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03页。)，从而实现将动物的或机器的心理学提升到“人的、有意识的、社会的层次”(Ratner, C., Marxist Psychology, Vygotskys Cultural Psychology, and Psychoanalysis: The Double Helix of Science and Politics. In C. Ratner & D. Silva (Eds.),Vygotsky and Marx: Toward a Marxist Psychology.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p. 50.)。

二、西方传统心理学的贫困

虽然我国老一辈心理学家曾明确表现了基于马克思主义直面中国心理学现实的问题意识与理论抱负，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当前心理学话语体系中的展开似乎是内隐地缺席的。这造成了国内心理学缺乏对西方传统心理学理论贫困的反思。西方传统心理学的理论贫困可从以下三方面分析和理解。

首先，心理学知识并不是从天而降的纯粹观念。马克思曾断言：“‘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3页。)心理学不是凭借自身自然发展起来的纯粹自然科学，而是一定生产方式和历史条件的产物。西方传统心理学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组成部分，被建制化在其内部据以再生产自身的专门化劳动过程之中。但研究者预设了一种现成的作为纯粹学科存在的心理学。这种将心理学视为自足的、为自身奠基的学科的倾向把心理与行为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并试图积累能够描述、预测与控制它的客观知识。而实际上西方心理学的本体论、认识论，乃至伦理—政治关切，包括其自身缺陷都根植于西方独特的社会历史过程中。对此独特的政治经济问题的某种“心理学表达，现在却被转换成根据围绕着国内心理学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杂乱交错的奇异景观进行解释的各种教条的混集”(〔美〕卡尔·拉特纳、王波：《心理学与社会的改造》，《学术月刊》2014年第12期。)。

其次，当今阶级斗争不仅发生在工厂车间，更在向日常生活转移，而以指引日常生活自命的心理学正是这种斗争转移的集中反映。大卫·哈维认为，《资本论》第2卷指出价值取决于人们对商品的需求和欲望，没有这种欲求，就不存在价值。因此，新的需求和欲望的生产在资本积累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种生产现在主要发生在城市日常生活中。随着急剧的城市化，城市日常生活成为新一轮斗争的中心。正如马克思所说，价值的生产和实现的对立统一是资本概念的核心。这种对立统一必然使以工作为基础的斗争与城市日常生活政治斗争紧密联系。这就是为什么阶级斗争从工厂转向了日常生活(参见《〈资本论〉的理论贡献与当代价值——记大卫·哈维访问南大马哲基地》，http://www.51itc.com/shanghai/121806.html，查询时间2018年3月11日。)，因为日常生活恰是心理学发挥作用的重要场域。随着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的不断心理学化，其政治经济学现实现在以心理学的方式被重释了（如奥巴马宣称美国的问题不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而是心理学“共情”的缺乏）。由于心理学成为人们自我理解和塑造的意识形态机器，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经验以一种内部殖民的方式被心理学整体性地重构了。他们在政治上被改造成适应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心理学化的市民主体。作为马克思的解放议程最具弹性的替代性方案，心理学成为这种心理学化的主体理解自我与社会的中介。这就是心理学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勾连形式，以及作为资本主义新统治形式的新自由主义心理治理”(王波：《作为其他可能选择的主体性》，《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3年第3期。)，而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由此再次被无限期地搁置了。

最后，我国正遭受着来自西方的双重心理渗透。第一重发生在心理学知识的一般生产过程中。心理学为市民主体理解自我与社会形成了一整套概念和范畴，但这一矩阵并不是单纯地对心理现实的客观描述，而是内隐地发挥政治功能的意识形态机器。它召唤着市民主体在日常生活中根据它来思考和行动，从而把作为心理学家的思维抽象的概念和范畴展演成现实的客观存在。由此正是心理学自身生产了它要研究的对象，继而这种对象在市民主体的日常经验中不断被再生产出来。第二重发生在西方心理学知识被引入国内的过程中。诸如心理弹性这样的西方概念被无批判地直接接受和挪用。我们根据这种披着价值中立的科学斗篷的概念自我塑造，并在日常生活将其展演出来。由此它真的作为中国人身份的一部分变成社会现实。而实际上，美国心理学就是美国本土心理学，其概念不过是资本所塑造的美国人生活方式与日常观念在心理学上的反映与再生产。这种将符号变成真实、将真实变成符号的概念与现实之间的循环戏法，不仅阻碍了中国本土心理学建设，而且借助其弹性机制把政治经济学现实心理学化了。它导致原本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现实力量存在的工人阶级，现在被心理学化成按照该弹性机制自我塑造和行动的空洞能指。如果不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使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应用到心理学研究中，那么就无从穿透这种复杂的循环戏法，结果既在心理学中失去了马克思，又在马克思中失去了心理学。

三、加强中国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研究的对策建议

为突破这一复杂的双重心理渗透的理论和现实困局，我们需要建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心理学话语体系，首先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心理学思想的研究。在马克思的时代，心理学化的情况尚未出现，而且其著作对心理学的反思并未外显在场。当前国内学界正在反思资本主义的全球渗透，但对心理学化的产生及其机制的分析尚属一个亟待补足的缺环。故要内生地回到马克思的原初思想语境，清理其文本中内隐的对心理与心理学的批判，从而将之与现代心理学内在接合，并省思西方传统心理学与资本主义的内在关联。由此我们得以重新反思西方传统心理学得以成立的前提与界限，为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的中国话语体系建构创造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关切三个维度。

在本体论维度，西方传统心理学很少涉及其所依赖的诸如思维、情绪情感和意志这样的基本概念和范畴的内涵。“我们的基本范畴都来源于某些无法言明的历史直觉，然后只是通过定义和共识才得以具体化。而这一过程却并没有提供经验的或者合理的途径去解决在诸如对人格这样的范畴的理解方面的分歧。”(Tolman, C., Whats Critical about Kritische Psychologie? Canadian Psychology/Psychologie Canadienne, 1989,   30（4）, p.630.)马克思主义心理学中国话语体系的本体论建构要求澄清心理学（包括其理论基础、实践规范，乃至范畴和概念）何以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6页。)，由此回应对心理学基本概念和范畴的本体论追问。更重要的是，区别于西方传统心理学将被试召唤到被操作性定义的具体范畴中，这种本体论建构还要站在无产阶级主体的立场上提出一整套将解放议程包含在内的革命性范畴，以此重构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和范畴乃至“心理”本身，以增强人民群众改变世界的能力，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心理条件。具体而言，我们需要在“一般”层次指认心理和心理学的出场路径，然后从心理学的生产方式中介性这一“抽象”出发，再现作为“具体”的被资本主义塑形了的特定时期内“似自然”的特定心理特征。由此，这种建构不只是对心理学产生与发展的客观政治经济过程的指认，更是建立在这种基于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物质生产方式的指认之上的对心理学的批判和反思(参见王波：《政治经济学语境中的心理学刍议》，《国外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在认识论维度，西方传统心理学将看不见的社会关系处理成独立的物质实体，进而将之转换成直观的操作性定义，乃至可以看到活体脑的内部的脑成像，然后搜集这些直观之物的统计学数据，最后把它归之于如动机、人格等作为客观抽象的看不见的内在属性，以此揭示心理隐藏的力量和秘密。这就是西方传统心理学基于对心理对象的现成性把握的经验抽象方法论，即从具体到抽象的理路(参见王波：《资本时代“心理一般”的方法论批判》，《哲学研究》2015年第11期。)。马克思主义心理学中国话语体系的认识论建构，需要诉诸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肯定的“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心理学研究不能停留于作为思维抽象规定的知性立场，一味追逐纷繁表象背后的齐一性规律，而应认识到诸如思维、人格，以至学习不是直观的“物”，而是作为客观抽象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所以，这种认识论建构首先要面对的正是感官无法直接把握的作为客观抽象的关系与功能性属性，然后再从这种现实抽象的起点沉降到历史关系的具体层面，继而辩识心理一般的事物化颠倒及其物化错认，资本主义心理产生的普遍化，乃至看得见的物质的脑区激活和看不见的它的社会历史规定性搅和在一起的方法论逻辑，最终揭示在这个着了魔的、倒立着的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心理太太，如何“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王波：《资本时代“心理一般”的方法论批判》，《哲学研究》2015年第11期。)。

在价值关切维度，方法论中心主义的传统心理学常标榜价值中立，却对自身在何种程度上服务于反映了统治阶级要求的居统治地位的价值和规范无思。实际上传统心理学从世界出发来理解自己，“以科学的方式对人加以客观化……即把自己理解成处于诸物中的一物”(〔德〕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来自德国的大师：海德格尔和他的时代》，靳希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94页。)，以此客体向度的立场“迫使”心理显现其属性和规律。这种将世界视为外在于人的决定性行为条件的心理学乃是客体决定的第三人称条件话语。传统心理学从客体向度的“物”出发，并停留在这一层面，无怪乎会得出价值中立的结论。从客体向度出发进行研究，并且止于此向度，这正是一种新型意识形态的基础。而马克思主义心理学中国话语体系的价值建构，需要更深一层地关注被物化和颠倒了的社会关系遮蔽的主体向度，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历史客体回到历史主体，一步步复归于一定历史阶段中颠倒的各种复杂的心理具象(参见王波：《政治经济学语境中的心理学刍议》，《国外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广义而言，它揭露标榜价值中立的心理学纯客观方法内在地具有其维持资本主义现状的压迫性，不再满足于将心理学研究的效度限制在诸如实验设计或假设检验这样的纯“技术相关性”领域，而是要在总体性的社会政治层面重新考量其“解放相关性”。这就是从客体向度回归到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立场将心理学改造成解放的、改善现状和推动社会进步的武器，并以此考察西方传统心理学是如何从实证主义的客体向度出发，将一定历史时期经济力量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的物役性心理和行为作为普遍的和永恒的人类学现象进行研究，并试图找到其一般规律，从而为统治阶级的控制和规训提供心理学基础的(参见王波：《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批判心理学前沿进展》，《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狭义而言，即使西方传统心理学的技术相关性层面也渗透着内隐的伦理—政治内涵。一方面，心理学实验有时是归咎于受害者的。被试者无法改变或影响研究者事先设计好的实验条件，而在对实验结果进行的讨论中，却被要求为某种（通常是负面的）心理或行为负责。另一方面，在对实验结果的解释中，当对数据的解释（不是数据本身〉将边缘化群体建构为劣等者，限制其机会，并对此提出令人反感的建议时，西方传统心理学又会犯下认识论暴力错误(参见〔加〕托马斯·梯欧：《从理论和哲学视角看批判心理学》，王波译，《社会批判理论纪事》2015年第6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第13页。)。这种广义与狭义的双重指认，决定了我们的价值建构不用人本哲学与道德政治说教来对抗西方传统心理学的价值中立，而是基于对历史发展着的现实物质生产与再生产的具体分析进行科学批判，是基于对资本主义与心理学的内在关联的客观分析，从主体向度提出的质疑现状和改变世界的现实行动，以此建立一种既有科学基础、又有价值承诺的将无产阶级解放置入议程的心理学。

马克思主义心理学需要积极服务社会主义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8月召开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要加大心理健康问题基础性研究，做好心理健康知识和心理疾病科普工作，规范发展心理治疗、心理咨询等心理健康服务。”(《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  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人民日报》2016年8月21日。)西方传统心理学根据已程序化的原则和步骤解决学习障碍、抑郁症或吸毒等心理问题和精神疾病，而并不鼓励反思心理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关切。如精神病学家研究神经递质对特定疾病的有效性，对诸如生物学、心理学以及政治经济学间的关系这样的理论问题却鲜有考虑。这就导致心理干预的生物学化、医学化和个体化。据西方研究者的统计，中国约1.73亿人患有精神障碍(参见Editorial,MentalHealthinChina:WhatWillbeAchievedby2020?The Lancet,2015,9987,p.2548。)，“重症者超1600万人。截至2015年底，中国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已达510万人”，而且“绝大多数精神病患从未接受过专业治疗”(《外媒：中国精神疾病患者超1亿，多数未接受过治疗》，http://www.cankaoxiaoxi.com/china/20161119/1443323.shtml，2017年8月10日。)。面对如此庞大的“疾病”人口，“目前我国精神卫生服务资源严重短缺且分布不均，全国共有精神卫生专业机构1650家，精神科床位22.8万张，平均1.71张/万人口（全球平均4.36张/万人口），精神科医师2万多名，平均1.49名/10万人口（全球中高收入水平国家平均2.03名/10万人口），且主要分布在省级和地市级城市，精神障碍社区康复体系尚未建立”(李红梅：《我国严重精神病患者达430万人》，《人民日报》2016年1月13日。)。中国人均拥有精神疾病医生的比例大约是美国的1/20。“截至2015年底，全国心理治疗师仅5000余人。”(白剑峰：《二十二个部门要求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精神科医师数量偏少》，《人民日报》2017年1月20日。)面对这一严峻现实，西方传统心理学生物学化、医学化和个体化的干预模式短期远不能满足国内巨大的需求。另外，国内精神疾病人口缘何如此庞大也是值得反思的，因为判断精神“正常”与否的标准往往来自西方心理学话语。所以亟待通过马克思主义心理学重新审视西方已经程式化了的界定何为“健康”与“异常”的基本假设和标准，同时开发一系列对心理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框架与干预措施，并充分利用这些成果提升国民心理健康水平和心理素质，培育良好的社会心态，以此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关于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要求。

总之，由于未能全面贯彻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内心理学往往被西方传统心理学俘获，结果迷失在各种异质性概念的马赛克拼贴之中，有成为缺乏思想史坐标的无根基话语蒙太奇的危险。而国内马克思主义心理学对西方传统心理学的反思常被建制化在学科之内，这意味着研究者预设了作为现成纯粹“学科”存在的心理学，从而使对心理学的马克思主义重构停留于如何建设一门“更好的”心理学方面。已被作为现成之物的心理学学科建制被进一步固化，成为似乎不可逆转的固定之物。因此，系统的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心理学话语创新在国内仍然是缺乏的。这就迫切要求我们针对资本主义心理学化的新变化及其本质这一现实问题，借助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中超越而出，重新发掘和审视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的研究传统，以此作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历史和思想镜鉴，从而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并由此开创中国心理学的自主话语体系，为引领世界心理学发展做好理论准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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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吴晓明：《形而上学的没落》，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编辑：黄华德）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