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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内涵和发展战略的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问题，在强调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上，认为文化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能否真正实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时，如何才能将增强文化自信做实做好，需要我们进行深入思考。

一、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特定内涵不能泛化

   文化是活动、符号、意义的统一体，其深层内涵是人类所赋予的意义，文化自信归根结底是对文化意义的自信。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文化就是人类在自己的生存实践中创造的被赋予一定意义的符号，这些文化符号与人类生存实践休戚相关。文化首先是作为一种符号而存在，人类在接触、讨论、探索一种文化时，首先接触到的是一种文化符号，考古发现的某种图像，前人撰写的一部书稿，现代人绘制的图画等，无不是以符号的形式存在。同时，文化作为过程而存在，文化符号的生成实际上是人类把自己对世界的各种理解附着于一定符号，是意义赋予和表征的过程，是将人类头脑中的思想、认识、理解对象化的过程，把内在东西转化为外在东西的过程。文化符号的传播、接受、反馈则是一个更漫长、更复杂的文化意义传递和实现过程，这个过程伴随着人类生存生产生活领域的扩大而不断地拓展和延续，现代文化产业链的不断延长也是文化过程本身的不断延伸。进一步说，文化在本质上作为意义而存在，这种文化意义是人们对自身生存状况的认知、生命价值的体验、生命理想的追求等，文化意义是人所赋予的，人是文化意义的真正生成者、赋予者、传播者和接受者。因此，文化自信从本质上来说是对一种文化意义的自信，对人类自身生存状况、对自身生命体验的自信。中国文化自信就是中国人对中国文化意义和价值的充分肯定，拥有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

   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特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而不是泛指对当代中国一切文化的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在讲文化自信时，前面有一个决不能省略或忽视的定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强调：“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339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强调：“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1］36

   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强调：“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胜利而矢志奋斗。”［1］50-51即便是在一些论述中没有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也是在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框架内谈的。例如，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文化自信问题，都是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等来谈的。这就是说，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文化自信，并不是一般性的文化自信，而是具有特定的社会制度内涵和时代特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正是这种特定的制度内涵和时代特征，揭示了当代中国人的自身生存状况、生命体验和价值理想，规定了当代中国文化的特殊本质和特定意义。

   我们之所以强调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一些人在谈到文化自信时，往往忽略了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特殊规定性，将特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泛化为一般的文化自信。例如，有人对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缺乏准确把握，提出“全面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口号，一些媒体甚至把这个口号作为标题大加传播，声称这是文化自信的重要路径。这其实是一种认知上的误区（我们且不认为是有意的误读）。毋庸置疑，五千年文明史发展积累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良莠并存，只能取其精华，去其槽粕，决可能“全面复兴”。这个问题如果不搞清楚，就很容易陷入“以儒代马”“儒化中国”的思想误区，甚至被某种政治化学术所遮蔽。

二、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逻辑必然

   进入近代以后，中华民族日益遭受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中国从一个领先于世界的泱泱大国逐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深渊。在此历史过程中，中国人并没有甘心屈服，而是想尽办法拯救民族于危难之中，扶大厦于将倾。鸦片战争爆发之际，魏源、龚自珍等提出“以夷制夷”的方略，设法在维护天朝帝国政治生命的同时，延续和复兴中华民族之文脉。太平天国运动中，洪秀全试图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理想与西方基督教所倡导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结合起来，创造一个人间的“太平天国”。曾国藩等人正是打着维护“名教”的旗号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之后试图将西方的坚船利炮与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传统相结合，以开展洋务运动来实现“中兴”大业。康有为试图把公羊学的政治理念同西方近代的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结合起来，实现政治和文化上的维新。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等试图将西方的民主共和体制引进中国，但是并没有完成对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结构的改变，传统文化也以其顽强的意识形态力量对硬性植入中国的政治体制加以抵制。这一切无情地昭示了一个事实：近代以来中国人所孜孜以求的政治复兴和文化再生都没有完成。

   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和张勋发动的两次复辟运动虽然没有成功，但其背后的封建主义文化意识形态，进一步显示出在民族危难之际不仅不能发挥动员民众进行救亡图存的作用，而且已经成为阻碍历史发展的文化力量。为此，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示彻底绝望，断然放弃民族文化复兴的自信和希望，公开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转向文化上的“全盘西化”。这种文化思潮的核心理念就是，凡是西方的就是新的、好的、有用的，都可以拿过来取代中国文化并用以指导与改造中国。正如陈独秀所说：“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2］152胡适也说，对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就是要采取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只认得一个是与不是，一个好与不好，一个适与不适——不认得什么古今中外的调和”［3］734。对于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4］第3卷，832，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4］1469-1470“全盘西化”思潮出现之后，在中国文化史上形成了两种发展方向的运动，形成了完全不同的两种结果，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一个发展方向是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多种西方文化思潮涌入中国，马克思主义也随之进入中国。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来改造中国，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历经磨难之后实现了理论和文化上的觉醒：“全盘西化论”不可能成功，全盘照搬国外经验和马克思主义“本本”的教条主义也不可能成功，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同包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内的中国具体实际有机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44年7月，毛泽东在接受英国记者斯坦因采访时说过，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传统思想和外国理论，决不能无条件地照搬照抄，“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4］第3卷，192。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担当起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忠实继承者，把它同马克思主义进行创造性地结合。正如中共中央在1943年5月所宣示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5］41经过长期努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毛泽东思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也在同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结合中实现了创新性发展，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和存在形态。正如刘少奇在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时所说，毛泽东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地融合起来，毛泽东思想“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创造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最新形态，“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6］319，335。

   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很快取得了成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也逐步展开。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加丰富和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获得了新的活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化发展的这个方向，不仅扭转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颓势，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全盘西化的思路，实现了外来先进文化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差异融合，创造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一中国文化的新形态。这种新型中国文化的价值和生命力，成为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根本基础和内涵。

   第二个发展方向是继续沿着全盘西化的路子往前走，逐步陷入“文化自卑论”。即凡是外来的文化都是优秀的，不加区分一概接受；凡是中国的文化都是落后的，不加区分一概否定。然而，在全面否定和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他们却并没有接受国外最先进的文化，而把一些不适合中国的，在西方也属于落后甚至反动的文化引进来。例如，20世纪20年代引进的国家主义，20世纪30年代引进的法西斯主义等，这种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思维蔓延到极致，就是对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一概否定。尤其是到外敌入侵最为严重的时期，由“文化自卑论”演化为“洋奴文化”思维，即凡是外国的都是合理的，以西方文化作为评价中国文化的标准。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并不断实现中国文化新生之后，奉外来文化为圭臬的文化思维和评价标准，演化为“崇洋媚外”的文化观，形形色色的现代全盘西化论形态出现在当代中国文化领域。一方面，试图以西方文化为导向引领当代中国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以西方文化为标准来评判中国的历史文化，特别是当代中国的社会制度、发展实践和文化创造。在这样的标准之下，中国就成为一个被批判、被否定的对象，因为无论历史文化还是当代制度建构及发展实践，中国都有自身的发展特点和实践逻辑，不可能符合西方的方向要求和标准规范。

   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这种崇洋媚外的文化观，依然以西方的文化和理论标准来审视中国现实，从指导思想、道路选择、发展模式、政治制度、政党制度、文化建构等不同角度，对当代中国或历史的中国找茬甚至横加指责，试图全盘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发展。当前中国文化领域中存在的普世价值论、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西方宪政论等思潮就是如此，这些思潮对于当代中国的负面影响非常之大，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严重阻碍力量。

   我们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继续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结合，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进一步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并坚信这种文化的价值和生命力。与此同时，我们一定要抵制和反对形形色色的全盘西化论。只有坚信自己正确，才能获得坚持与从容，鼓起奋发进取的勇气，焕发创新创造的活力。一个抛弃或者背叛自己文化信仰的民族和政党，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这也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重要原因。

三、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需要

   思想文化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不仅是文化发展的逻辑使然，更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就开始领导中国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开拓前进。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总结以往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重大历史成就，奠定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和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载了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探索，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和期盼，凝聚着亿万人民的奋斗和牺牲，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发展中国、稳定中国的必由之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了许多具有新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大历史成就，党和国家的事业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革。正是基于这种深刻变革，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政治判断：“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6］10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提出了新的任务，而文化在新任务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对此，党的十九大报告作了全面阐述，这就是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时也推动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这些重大任务中包含着不可或缺的文化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离开了文化的繁荣就难以称得上是新的伟大胜利，没有精神文明的发展就不能说是现代化强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中华文化在世界上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为人类作出重大贡献，就是要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变化。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7］839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主要矛盾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人们基本的物质文化需要已经得到满足，对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的生活需要变得更加广泛和强烈，对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也就是说，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成为主要内容。另一方面，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已经得到显著提高，经济总量已经稳居世界第二，再讲生产落后显然已经不符合实际。但在一些领域却存在短板和不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日益突出，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正是基于这种情况，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6］11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人民群众的需要不再停留在一般性的物质文化需要，而是更高层次的物质文化需要，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

   新的时代，新的任务，新的要求，赋予了新的使命，这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要肩负起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就必须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这个伟大梦想，绝不是一件轻轻松松的事情，需要全体中华儿女付出更为艰辛的努力，这就要以强大的精神力量将全体中华儿女凝聚起来，形成强大的中国力量，汇聚成为实现伟大梦想的强大合力，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激励全党全国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所在。为此，必须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增强全体人民的文化自信。这就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四、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实现路径

  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必要性，但是这种必要性并不会自动转化成现实性的存在。要使必要的、应然的文化自信转化为现实的、实然的文化自信，需要进行多方面的努力。其中，坚定文化指导思想、文化判断标准、文化发展方法、文化创新成果上的自信，至关重要。

第一，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必须坚持文化指导思想上的自信，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反对和批判各种非、反马克思主义思想，这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第一要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指导思想是灵魂，它决定了文化的性质、方向和生命力，这个灵魂就是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标志，判断文化自信是否坚定的首要标准在于我们是不是敢于承认、能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时，反复强调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问题上不能有丝毫动摇：“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1］33这就是对指导思想的坚定信念。当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既要反对教条主义，又要反对修正主义，坚决抵制把马克思主义碎片化、庸俗化，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整体性。

   坚定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自信，就意味着必须反对各种非、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在政治大是大非面前，要做敢于亮剑、敢于发声的战士，而不是爱惜羽毛的绅士。当今时代是不同社会制度并存的时代，不同文化意识形态之间相互交流、渗透和斗争，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虽然党和国家一直在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但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依然存在大量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等观点。一些人力图用各种各样的“主义”来取代马克思主义，一些人把西方化的“普世价值论”视为至上标准，非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特别是历史虚无主义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进行虚无化、污名化，用极端形式污蔑和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污蔑和攻击革命烈士和道德模范。对于这些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错误思想，必须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坚定的理论定力，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和批判，敢于并善于进行理论斗争，这是坚定指导思想自信的重要内容。

   第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必须坚持文化标准上的自信，这就是要打破文化标准的照搬和依赖，建立自主性的文化标准，并坚信自身标准的解释力和合理性。中国文化不是没有自己的标准和话语，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几千年发展，积累了一整套独特的概念术语和理论体系，仁、义、礼、智、信等概念已经凝结为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理论智慧，成为中华文明独特的精神标识，具有强大的文化生命力和理论解释力。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中，中国人又创造了一系列既具有民族特色又具有深度解释力的理论话语，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解放思想、人民民主专政等，这些概念是我们判断理论是否正确、文化是否合理的重要依据。也就是说，我们早已有了自己的文化标准，关键是我们是否能够并敢于坚持这些标准，这是判断文化自信程度的重要标志。

   在当代中国，用什么样的理论框架作为标准来解释中国现实很重要，这是文化标准权的大问题。我们必须要清醒地看到，相当长时期以来，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存在严重的标准依赖和话语照搬等问题。一些学者、学术机构、文化传媒，陷入对“洋教条”的膜拜当中，甘愿成为西方话语的俘虏，把西方的学术话语、文化概念平移到国内，大力推广并奉为圭臬，似乎只有坚持这种外来的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才是真正的学术，而坚持马克思主义或本土性话语则是“缺乏时代感”，是所谓“传统保守”。这不仅严重缺乏文化自信，甚至沦为“洋奴文化”或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同谋者”的境地。

   长时间的标准依赖和话语照搬造成了严重后果，即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理论和概念术语日益陌生，而那些敢于坚持这些理论和话语的学者竟然成为被围攻的对象。例如，人民民主专政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大理论创造，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创新性话语，科学阐释了当代中国的根本性质和国体本质，已经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当中，理应是我们必须牢牢坚持的理论。但是，《红旗文稿》2014年第18期发表了《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一文后，却遭到部分人的误解和攻击，足见标准依赖在中国思想界影响的深厚。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就必须要继承和弘扬我们自己的文化标准和理论话语，用中国人自己的理论解释中国实践、讲好中国故事。尤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之后，我们必须建立中国自己的文化标准和话语体系，彻底打破对标准和话语的依赖，真正做到政治上坚定和理论上自主，绝不搞依附发展和模式崇拜，不能做外在标准的被动接受者，而要做规则的主动制定者和引领者。这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

   第三，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必须坚持发展方法上的自信，就是要贯彻融通创新的文化发展方法，实现多种文化资源的差异融合、创新发展，实现新时代中国文化的繁荣兴盛。当代中国人坚持文化自信，要有方法论上的自信。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强调，我们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这就是说，要在正确思想的指导下，将不同的文化进行融合。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兼容并蓄，春秋战国时期，先是儒、道、墨、法等相互交融，经过百家争鸣，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拉开了儒、释、道三家交锋的序幕。经过数百年的冲突与融合，隋唐时期佛教中国化基本完成，完全成为中国的佛教，形成了以儒学为主、三教并存的中国文化基本格局。宋明理学的产生及其发展，实现了儒、释、道的融汇贯通。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被接受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就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进行融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当前，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就要继承和发扬长期以来行之有效的、体现中国文化发展规律的融通与创新的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本身就是古往今来各种思想文化等融通生成的结果，“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6］41。

   在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我们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要把握好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文明成果三方面的重要资源，既要向内看又要向外看，既要向前看又要向后看，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时代特点、遵循文化发展规律的当代中国文化体系，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就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6］41。

 第四，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必须坚持文化成果上的自信，就是要坚信中国人自己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原创性思想文化成果，用这些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指导当代中国的发展实践。中华民族的先人们在自己的发展实践中，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思想文化，不仅对中华民族而且对全人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们要理直气壮地传承和弘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创造性地有机结合，回答重大现实问题，并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引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必须牢牢坚持并发扬光大。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和超凡的理论智慧，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经过艰辛的探索，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基本问题作出系统阐述，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理论渊源、历史根据、本质特征、独特优势、强大生命力等多方位多角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什么”这一重大问题作出深刻回答，揭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质的规定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位一体的社会主义，是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社会主义，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社会主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涵和精神实质，就是党的十九大报告系统阐述的“八个明确”，从行动指南层面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作了系统阐述。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十四条坚持”的基本方略，从行动纲领的层面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对经济、政治、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民族、宗教、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统一战线、外交、党的建设等方面作出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论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精髓和思想要义，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治国理政新境界、管党治党新境界，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最新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最集中的代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最核心、最关键的就是要坚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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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彩虹

来源：《中原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