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具有重大意义，它丰富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其中极为突出的就是对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分析。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的分析，不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探索社会主义运动及人类现代化发展规律，也是一把宝贵的钥匙。
一
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因，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伟大贡献。马克思和恩格斯奠定了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方法，而中国共产党人则开启了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路径。
马克思、恩格斯确立了观察和分析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方法论体系，最根本的在于，它是建立在辩证、唯物的基础上的。近代人类自然和社会科学的高度发展，催生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高水平辩证法，恩格斯这样评价道：“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从这个观点看来，人类的历史已经不再是乱七八糟的、统统应当被这时已经成熟了的哲学理性的法庭所唾弃并最好尽快被人遗忘的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而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而思维的任务现在就是要透过一切迷乱现象探索这一过程的逐步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恩格斯认为，黑格尔的最大功绩“就是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黑格尔指出，矛盾“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事物只因为自身具有矛盾，它才会运动，才具有动力和活动”。
正是把握了辩证法，把握了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马克思、恩格斯才能够对人类社会进行科学分析，当然，另一个重要的方面还在于超越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这就是说，要把人类看成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而不是精神演绎、绝对观念演进的结果。马克思说：“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
唯物的、辩证的分析方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人类社会发展的犀利武器，而“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基础”的观点是他们最典型的唯物主义分析：“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生活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马克思和恩格斯超越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构建起了真正科学的唯物辩证法。以物质资料的生产为基础的社会运动规律就展现出来了，即“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最精彩的集中体现。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变革的时代就到来了。”
基本矛盾之所以“基本”，就在于它揭示的是整个人类社会进程的发展动因，并且是深藏在社会表象背后而不是直接体现出来的动因。因此，除了对基本矛盾的分析外，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分析了建立在基本矛盾之上的、相对更为外化的社会矛盾。例如，他们指出：“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是对社会基本矛盾外在表现的一个经典归纳，是贯穿于阶级社会中的主导性矛盾，即时空限定是阶级社会。
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人类基本矛盾的体现，但本身并不是基本矛盾，因此，它将随着基本矛盾态势的变化而变化。恩格斯在描绘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时，对这一矛盾斗争作了重要分析：“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就揭示了国家的一个重要功能，即国家不仅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也是管控阶级斗争的机关。至于能不能缓和冲突，能不能管控好阶级斗争，其实关键在于以国家为中心的上层建筑究竟同经济基础具有什么样的关系。如果两者是不相容乃至尖锐冲突的，那么，阶级斗争必然会激烈地表现出来；如果两者是相容或基本相容的，阶级斗争就会相对缓和，得到管控。换句话说，阶级斗争会始终存在，但并不始终是主要的。
立足于社会基本矛盾，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进一步对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性矛盾进行了分析，也将之称为“基本矛盾”。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首先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矛盾”，指出：“社会的产品被个别资本家所占有。这就是产生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现代社会就在这一切矛盾中运动，而大工业把它们明显地暴露出来了。”这也就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的矛盾。这不同于此前他们在一般意义上分析的“基本矛盾”，而是现代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有其明确的时代条件限定。恩格斯对现代社会的基本矛盾又作了进一步的剖析，认为它又展现为四个方面的矛盾冲突：“（a）……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相对立。（b）……个别工厂中的社会化组织和整个生产中的社会无政府状态相矛盾。（c）……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形式。（d）资本家本身不得不部分地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性质。大规模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起初由股份公司占有，后来由托拉斯占有，然后又由国家占有。资产阶级表明自己已成为多余的阶级；它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领工薪的职员来执行了。”这说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性与其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存在对抗。这四个方面是恩格斯对现代社会基本矛盾的进一步展开，大体上呈现为阶级态势的观察角度和生产资料生产的观察角度。这对其后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应该指出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对矛盾分析方法作明确的归纳，也没有提出“主要矛盾”的概念，尤其是对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社会矛盾应该如何认识的问题，需要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探讨。
列宁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矛盾的基本看法是，“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然而，列宁还没有来得及作更深入的论述就与世长辞了。
斯大林面临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使命，也开始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探索。斯大林曾提出：“我国有两种矛盾。一种矛盾是内部的矛盾，即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另一种矛盾是外部的矛盾，即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他认为，前一种矛盾“随着工业化的增长，即随着无产阶级在国内的力量和影响的增长，这种矛盾将日益缓和并顺利解决”。而后一种矛盾“在我们还没有消灭富农阶级以前，这种矛盾是会日益增长并尖锐化的”。斯大林并没有说明这两种矛盾是不是基本矛盾或与基本矛盾的关系。
1938年，斯大林明确地对苏联的基本矛盾予以判定。他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断言：“苏联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是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这里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同生产过程的社会性完全适合。”1952年，他又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修正了这一判断，指出“矛盾无疑是有的，而且将来也会有的，因为生产关系的发展落后于并且将来也会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他解释说：“‘完全适合’这种说法是不能在绝对的意义上来理解的。不能把这种说法理解为仿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决没有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的增长的现象。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无可争辩地走在生产关系的前面……应该理解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常不会弄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突，社会有可能及时使落后了的生产关系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探索无疑也是重要的，而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并大大超越了他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矛盾分析方法最杰出的贡献，就在于确立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工具。这是由毛泽东创造性地奠定的。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精髓的把握体现在他对矛盾的分析中。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指出，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是理解辩证法其他规律和诸多范畴的“钥匙”。而“就本来的意义讲，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毛泽东精彩地阐释了矛盾的变化运动规律，尤其是对矛盾特殊性以及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的分析，不仅创造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方法，而且对中国革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毛泽东开始，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方法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武器，并且在实践中不断予以拨正和完善。虽然也经历了艰难曲折，但该分析方法的每一次正确运用，都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党的十九大再次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的分析判断，必然翻开中国社会发展新的一页。
二
中国共产党社会主要矛盾分析方法具有普遍性意义，为无产阶级政党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开拓了新的科学路径，为正确的方针政策制定提供了科学的遵循，这不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有重大意义，对探索社会主义运动及人类现代化发展规律，也是一把宝贵的钥匙。
主要矛盾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深化发展，它最主要的运用就是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它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确立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方法后的一大理论创新。主要矛盾的提出深化了基本矛盾的分析，架起了深藏在社会发展背后的动因与现实的社会问题、正确的方针政策以及社会行为之间的桥梁。无产阶级政党不仅要认识社会发展的深层动因，还应该认识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它主要以什么样的形式展现出来，由此才能真正地加以把握，才能决定其工作重心和治国之纲。主要矛盾的分析方法完成了这一认识进程，因而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中国共产党人用主要矛盾的分析方法解决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确立了光辉的范例。对民族矛盾取代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分析，成功地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领导基础。对生产资料改造完成和社会主义政权巩固后，作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矛盾的分析，对于全党、全国工作重心的转移，迅速改变落后的社会面貌提供了根本遵循。当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作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共产党人又一重大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分析方法的时代跃升。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也同样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成就，如同党的十九大报告所说的，“时代是思想之母”，它由中国共产党人站在时代前列的实践养育和检验，因此具有相当广泛的方法论意义。
（一）主要矛盾分析方法为无产阶级政党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开拓了新的科学路径
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极为重要的分析方法。然而，基本矛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却有不同的表现，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是不能真正把握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以中国近代的社会发展为例，这一时期中国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冲突主要体现在哪里呢？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革命首先解决的一个大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超越于其他同样力图推进中国发展进步的仁人志士的地方。对此，毛泽东有过清楚而准确的分析：“中国很久以来就是处在两种剧烈的基本的矛盾中——帝国主义和中国之间的矛盾，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人将中国社会属性准确地定位于半封建半殖民地，也同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紧紧联系在一起。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思想家、理论家蔡和森最早阐述了中国的社会属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环境是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尚未成功，而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负有解放无产阶级的责任，并且负有民主革命的责任。”社会属性的分析同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实际上构成了一体两面的关系，对无产阶级政党明确自己的大政方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列宁曾明确指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的、半封建国家”，这既是对中国社会属性的定位，也是对中国社会矛盾的分析。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对社会矛盾的分析，无产阶级政党如何能够正确地制定方针政策从而领导革命和建设走向成功。值得强调的是，社会矛盾往往是多元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基本矛盾会从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考察十月革命前后的俄国和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复杂状态。十月革命之初，新生的红色政权还面临德军入侵，民族矛盾显然也是当时不可忽略的社会矛盾。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地投入与德国的战争，不机智地按照列宁的高瞻远瞩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新生的红色政权能够生存下来吗？实际上，正是列宁科学地把握了当时的主要矛盾，才化解了新生红色政权的危机，开启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崭新历程。
可以看到，社会主义运动进程中屡屡出现的“左”的或者右的错误，深究起来，都与对特定时空条件下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的把握不当有密切关联。中国共产党人确立起的社会主要矛盾分析方法，为无产阶级政党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武器。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启了运用主要矛盾分析方法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新进程
党的十九大运用主要矛盾分析方法深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创新绝不是偶然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主要矛盾分析方法的把握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应对中国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上，主要矛盾的分析方法已经推出了诸多理论创新成果。回答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中的主要矛盾问题，就是一个精彩的呈现。
全面深化改革涉及方方面面的使命和任务，是平均用力，还是应当有重心，突出主要矛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予以了清楚的回答。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描绘的全面深化改革路线图中，突出强调“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这就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布局中突出了经济体制改革这一主要矛盾，同时也明确地回应了在现实中存在的诸如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以社会治理改革为中心，以及以文化的改革创新为中心来促进和引领全面深化改革等观点，保证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有序进行。不仅如此，还进一步明确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改革重心。从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开始，用“六个紧紧围绕”全方位部署了六大领域深化改革的重心所在，即把每个领域深化改革的主要矛盾也清晰地剖析出来，形成了以抓主要矛盾推动各方面工作的完整布局。
主要矛盾的分析方法在习近平所作的十九大报告中有新的进一步的高超运用。“四个伟大”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历史使命的精要阐释，报告不仅阐述了“四个伟大”的内在关联性，更画龙点睛地阐明了它的核心，即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对于决定性因素的认识，运用的当然是主要矛盾分析方法。把握住这一点，也才能够真正把握“四个伟大”的精神实质，才能够真正成功地将其运用到实践中。
党的十九大报告阐述的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贯穿着一条红线，其实质就是治党兴国。这不仅是对中国，实际上是对人类政党政治主要矛盾的把握。政党领导国家是人类进入政党政治时代的基本特征，由无产阶级先进政党领导国家和推动社会发展，更是这一时代的崭新气象。中国共产党不仅深刻把握了这一政党政治的主要矛盾，而且历史性地破解了这一主要矛盾，即以全面从严治党引领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
在政党政治时代，人类文明进步的问题实际上已经分解为两大历史性命题：国家治理和执政党自身建设。资产阶级政党并不存在“党的建设”的命题，而在无产阶级政党中，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建设的认识最深刻，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在治国理政中，把对自身的严格要求放在前面。十四条基本方略不仅以“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作为领帅，更将“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勇于自我革命”作为根基和最根本的保证。这才真正破解了政党政治时代的最大矛盾和难题，即以先进政党引领和推动高质量的社会发展。如此的时代高度和对社会发展规律性的深刻揭示，创造了主要矛盾分析方法运用的光辉范例。
（三）主要矛盾分析方法不仅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方针政策科学制定的坚实基础，更昭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进入新的历史征程
主要矛盾分析方法的强大功能在于，能够在错综复杂的事物矛盾冲突中把握住起决定性作用的矛盾或者说关键问题，从而起到纲举目张、驾驭全局的作用。因此，伴随着主要矛盾分析方法的成功运用，正确、科学的大政方针的制定就有了坚实的基础。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更是鲜明的例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取得辉煌成就，当然依赖于中国共产党正确方针政策的制定。
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与治国理政大政方针有内在关联。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回应的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从全面小康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到“四个全面”“五位一体”的宏观布局，其中的根本追求就是要破解和化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让全体人民共享高质量发展带来的幸福美好生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主要矛盾的揭示，展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新的阶段性特征，它既反映了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本质属性——以人民的愿望和需求为发展目标和评判标准——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也反映了人类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即发展是硬道理，只有以发展为基础才能够解决其他社会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主要矛盾的揭示，从超越中国坐标的视野来看，已经预示着当今时代的社会主义运动迈入了新的征程，因为主要矛盾的分析方法与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现实的社会主义不同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初设想的在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水平都不高。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要面对生产力落后于人民群众基本的物质文化需求的主要矛盾。在中国之前的社会主义，即使是苏联，也没有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水平。按照邓小平的说法，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变化，意味着它所代表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彻底告别了贫穷落后的状态，展现出更加直观的优越性，不仅有力地回击了“历史终结论”的梦呓，而且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中国的这一重大变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新进程，而是社会主义人间正道的历史丰碑。
（作者：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
网络编辑：彩虹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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