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自从五四运动前后近一个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如果我们问，最能够概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命题是什么，任何一个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回答说，是“实事求是”。毫无疑问，实事求是作为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式表达，不仅家喻户晓，而且深入人心；它不仅被写进党章，写进每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中，而且还被镌刻在石头上，写成字画挂在很多人的书斋中。实事求是所揭示的道理似乎如此浅显易懂，以致人们无需深究其内涵而心知肚明，实事求是所代表的意象如此清晰明了，似乎无需人们做任何解释就能把握理解，实事求是所给予人们的指引又如此正确无误，任何时候似乎只要将这个个四字成语拿出来，一切问题则迎刃而解。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认为，对这个似乎具有自明性的术语，我们必须叩问其哲学内涵，深究其哲学意义，并且牢牢把握其深层底蕴，防止一切将其世俗化和简单化的倾向，如此才能真正发挥其理论指导的作用。

一、实事求是内涵的演变：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毫无疑问，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我们首要关注的是实事求是的哲学意蕴，换言之，我们首先必须追问的是作为哲学命题的实事求是究竟有何意蕴。众所周知，实事求是这个具有中国特殊意蕴的成语，并非从西方翻译而来，而是中国自己古已有之的成语。实事求是一词，最初出现于东汉史学家班固撰写的《汉书·河间献王传》，讲的是西汉景帝第三子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明朝王阳明在宋代朱熹“格物便是致知”、“理在事中”的基础上，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观点，倡导“实事求是”的学风。由此可见，实事求是原本指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方法，是一个经学和考据学的命题，也是中国古代学者治学治史的座右铭。1941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这一古语作了新的解释，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就是实事求是作为一个哲学命题的来源。但是，在这一语境中，实事求是仍然是一种学习研究的态度，是一种治学的态度。毛泽东使用这一古语是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而对其的解释也只是说，我们要从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中，发现事物的规律性。实际上，这仍然是一个学习态度或治学态度的问题，而不能看做从哲学角度来看实事求是。后来，毛泽东多次提及实事求是的命题，但是基本上还是在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主观主义的学风问题上讲的。他指出：“所谓学风，不但是学校的学风，而且是全党的党风。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①]

邓小平也十分重视实事求是。他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他说：“‘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但是，邓小平所指的实事求是基本上仍然是一种学风，一种治学态度，就是说，是认识论范围内的实事求是。他在高度评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时，尖锐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②]他还说：“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结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③]。但是这里注意的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实事求是的内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前者只强调了实事求是是反主观主义、反教条主义的学风，至多成为党的思想路线，对实事求是的认识论范围的限定是很明显的。但是到了邓小平那里，实事求是被泛化了，虽然仍然强调其认识论内的涵义，但却被提升为作为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出发点，就是说，强调实事求是的哲学内涵，强调实事求是在整个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奠基作用。正如后来邓小平所说：“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④]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对实事求是的理解的转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毛泽东在提及实事求是的内涵时，基本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强调一种求真求实的治学态度，一种不浮躁、重事实的学风。而邓小平在强调实事求是时，赋予了实事求是以更深的哲学内涵，它不再仅仅是一种治学态度，而从哲学态度演变为一种实践态度，一种做人处事之范式，邓小平强调的是从“实事”出发，即从实际出发来确定做事的方向，强调的是理论与“实事”之结合，侧重点在从实际出发的务实态度。这并不仅仅是把治学态度用在做事态度上的一个理论应用问题，而是一个哲学范畴根基的转变问题，毛泽东论述的是治学态度，是认识论问题，而邓小平强调的是处事态度，是实践观问题。而实践观问题的基础乃是本体论问题，这就是邓小平实际上赋予了实事求是以本体论的内涵，使实事求是转化为一个真正的哲学命题。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如果说毛泽东在1941年前后提出的实事求是具有哲学内涵，那还只是一种肤浅的认识论维度的，说它具有哲学内涵具有某种盲目的拔高之嫌；而邓小平所强调的实事求是才真正具有了哲学的高度和深度，使实事求是的本体论内涵和实践观内涵突显出来，同时也使实事求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命题和理论结论突显出来。邓小平所理解的实事求是与毛泽东所理解的实事求是的区别非常重要，其原因我们指出两点：第一，不要忘记，邓小平的实事求是乃是在经历了解放后三十年的曲折经历之后，特别是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基础上提出来的；第二，邓小平的实事求是是在批评两个凡是的语境中，在理论界进行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之后，总结这一讨论提出来的。邓小平头脑中的实事求是概念和毛泽东头脑中的实事求是概念有着某种细微的、然而却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区别。

二、作为哲学命题的实事求是

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实事求是之内涵仍需进行进一步的阐述。如果问题仅仅是一个术语的问题，那么我们只要遵守实事求是四个大字的教诲就无往而不胜了，但事实表明，实事求是并不能使我们无往而不胜，许多时候，我们是在实事求是的幌子下，理直气壮地走向错误的道路。如果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会以实事求是之名行虚夸浮躁之实，甚至以实事求是之名行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之实。问题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我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说，实事求是的哲学内涵未得到充分的阐明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此我们当然无意将毛泽东和邓小平对立起来，但我们确实希望能够在二者的比较中辨明实事求是的哲学内涵。在此我们不妨采取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方法，对实事求是分解开来，揭示其内涵。首先，我们看实事求是之“实事”。毛泽东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如果我们理解不错，毛泽东所讲的实事乃是客观存在，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独立于人的客观事物，列宁意义上的物质世界。这就是说，在毛泽东的理解中，存在着一个先在的本体论结构，这一结构乃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或者说是机械唯物论的本体论。邓小平并未对实事一词进行专门界定，但他在讲实事求是时不是单独讲实事求是，而是将实事求是置于语境之中，在这个语境中，我们可以辨析出邓小平对实事一词的独特理解。在此我们不做详细探讨，仅举一例。邓小平说：“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⑤]这里需注意，邓小平简短的话语中包含了以下五层意思。第一，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的结合；第二，实事求是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第三实事求是即理论联系实际；第四，实事求是与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有关；第五，实事求是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邓小平所理解的“实事”，是实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实际，是与解放思想有关的实际。邓小平的实际不是客观事物，而是主观事物，是人的视野中的社会现实。其次，实事求是之求。毛泽东说，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很显然，在实事求是这个短语中，求表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主观和客观相结合的结点，是人与事的结合点。毛泽东把求界定为研究，再次表明了其思想前提主客二分的，事物即是事物，人与事物二分，我们与事物的关系是认识论关系，不是本体论关系，不是实践关系。在邓小平那里，这个求是什么意思呢？还是以上面一句话为例来说明，在邓小平的话语中，实事求是之求演化为以下几个词语：（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联系、（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发展。我们认为，这些词语表明，邓小平把实事求是作为一种实践观看待。从对客观事物的纯主观的凝视般的态度，转向了“做”，转向了实践。最后我们再看实事求是之是。毛泽东讲的很清楚，是就是客观规律。毋庸讳言，这仍然是明显的认识论范畴内的理解，而且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的问题式下的理解。人们实事求是只能是认识规律，进一步讲，认识规律的目的是什么，无非是遵循规律。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这里是牢牢的束缚在认识论领域之内的。在邓小平那里，这个是又如何呢？在上面一段论述中，我们显然很难找到与“是”相对应的术语。那么，邓小平的论述中这个是到哪里去了呢？在我看来，这个“是”被邓小平悬置了，取代这个是的是另一个更为昭彰显著的，但却没有被与“是”联系起来的词语所取代了；这就是“解放思想”。换言之，如果世界仅仅是存在着“是”——客观规律——等待我们去发现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一劳永逸地完成一项事业，但是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客观规律，所以我们要“解放思想”，不断解放思想。我们可以推论说，在邓小平那里，“是”不是作为客观规律的实证存在，而是一种理想悬设，就如共产主义不是一个实证的社会形态，而是一个人类解放的不断趋近的理想一样。邓小平在论及改革开放的时候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⑥]这是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通俗解释。至此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在邓小平那里，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总是联系在一起的。

在上述对比中，我们不难看到实事求是作为一个哲学命题的深刻内涵，我认为，这一命题虽然由毛泽东提出和论述，但真正赋予其哲学高度的内涵的是邓小平。从哲学高度来解读实事求是，我们认为，实事不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而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现实，是人类所面临的现实境遇；“求”不是研究，不是对客观世界的静观的认识论态度，而是积极改变世界的实践态度；是不是世界的客观规律，而是人类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在此，我们根据邓小平的理解，对实事求是之哲学内涵做以下解释：实事求是，就是从我们的现实出发，积极地改变我们的现存状态，使之不断切近和符合我们的理想。这不正是马克思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阐释吗？难道这样一种对实事求是的理解不是与马克思的下述论断在精神实质上完全一致吗？马克思写道：“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事物。”^[⑦]“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⑧] 从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最后一节的哲学宣言：“哲学家们只是在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一纲领性的论断看，毛泽东不正是把实事求是理解为解释世界的纲领，而邓小平则把实事求是看作为改变世界的纲领了吗？

正是基于上述理解，我们认为，把实事求是命题看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大的理论成果，完全是具有哲学的合法性，因为这一命题的核心深处的思想内在地切合了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切合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的本真精神，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表达。

三、实事求是的辩证法意蕴

        这样看来，实事求是作为一个哲学命题确实需要我们再次加以深化理解。在我看来，实事求是作为哲学命题之重要性，还在于实事求是的辩证法意蕴。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在邓小平那里，实事求是往往是和解放思想结合在一起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解放思想构成了实事求是之思想前提，没有解放思想，就没有实事求是。如果在我们所理解的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基础上理解，那么实事求是即从现实实际出发来改变现实的状况这样一种共产主义的实践活动，必须以解放思想为前提；就是说，任何思想的羁绊都必须被破除。关于解放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之间的深刻关联，我们已经做过论述，我们指出，应该从解放思想这一命题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质之间的内在关联来理解解放思想的哲学意蕴。从这一维度看，解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必然结论。马克思对辩证法的本质内涵作了以下深刻的揭示：“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⑨]思想本身的发展也符合辩证法的这一本质，即是说，思想不可能停留于一个固定的状态，而必须不断的发展变化。但是应该指出，思想的发展变化归根结底源于现实事物的发展变化。正因为现实世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思想也就不可能停留于某一个状态，而必须根据现实世界的变化而变化。这里的深刻的原因在于，思想不是独立的，而是现实的反映。“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⑩]思想当然也是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这种存在的意识。辩证法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灵魂与核心，也正是因为辩证法深刻地表征着世界万事万物的本原性的辩证特征。这里很容易看出，辩证法的那种批判性、革命性与解放思想这一命题之间的深刻关联。解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应有之义。从辩证法维度看，解放思想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以辩证思维和历史眼光来审视世界历史，坚持全面的、批判地、革命地看待现存事物，不断使思想与现实统一起来，适应现实的需要，推进现实生活发展。

作为哲学命题的实事求是，同样具有深刻的辩证法意蕴。我们已经指出，实事求是，就是从我们的现实出发，积极地改变我们的现存状态，使之不断切近和符合我们的理想。实际上，这最为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哲学的辩证法的本质精神。在马克思那里，辩证法的本质精神在于其批判性、否定性和革命性。正如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指出的那样，作为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精髓的是“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辩证法等同于否定，否定性是辩证法的核心原则。实事求是作为一个哲学命题，指出了实事即现实存在的事物不是我们应该予以认可的，而是我们实践即改变的东西，是我们实践的出发点，目的乃是“求是”，即从现实出发达到理想的状态。这就是说，要始终对这样一个给定的现实保持一种否定的态度，通过实践活动使之发生改变。在这里，实事求是表现为对现实的积极干预和改变，它既是一种主动出击和干预的实践观，也是一种对现实世界的积极改变和干预的革命态度。如此看来，实事求是实际上分为两个部分，实事乃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这一社会现实既是我们实践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我们必须加以改变的对象；求是则意味着积极行动，干预现实，追寻自己的理想和事业。

基于笔者对拉康-齐泽克的精神分析理论的理解，笔者大胆地提出一种对实事求是的精神分析的理解，即把实事求是与精神分析联系起来理解。实事求是的实事乃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如齐泽克-拉康所论述的那样，是意识形态所建构的幻象，符号拉康所谓的幻象逻辑（$◇a）；而求是则是欲望，是驱力，是符合拉康所谓的驱力逻辑的(S◇D)。实事求是之“是”乃是对象a，是欲望的对象成因。如果这一类比成立的话，那么实事求是恰恰表达了由欲望逻辑向驱力逻辑的转换，表达了精神分析中穿越幻象，做不可能的行动哲学的意蕴。当然，实事求是的行动哲学不是象齐泽克的行动哲学那样具有完全的颠覆性，它强调了从实事出发，即从社会现实出发，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但它对未来的具体目的却是悬置了的，所谓实事求是的“是”并无一定之规，或者并没有一个具体的实证现象，而毋宁说是一种永远推延的变化着的想象对象。因此，邓小平在讲实事求是的时候，往往并不强调要达到什么样的具体目标，而是强调一种务实的作风如他所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虽然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但却也表现了他不想将目标具体化的这样一种意向。

我们认为，必须强调实事求是的辩证法意蕴，否则的话，实事求是就会流于一种浮夸的表面文章。在实事求是的名义下，人们完全可以做违反实事求是的事情。这里要防止将实事求是这一哲学命题进行通俗化甚至庸俗化的理解。要防止在常识语境中理解实事求是，将其无限降格为一种简单化静观式的认识论态度；要防止对其辩证法内涵的忽视，将实事求是的看作一种主观对客观的屈从。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语境下理解实事求是，这就是说，要从历史观的维度来理解实事求是。

四、实事求是的历史观维度

     在我们看来，作为哲学命题的实事求是，必须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语境中加以理解，而不能置于辩证唯物主义语境中加以理解。这就是说，在理解实事求是的时候，其前提是将其置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语境中来理解其作为实践观的内涵。我们所指的实事求是的历史观维度并不是仅仅指实事求是是一种真实客观的对待历史的态度，我们所指的是对实事求是的理解之前提必须是以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为语境和框架的，将实事求是置于这一语境和框架之中，才能恰当地理解实事求是的内涵。

我们之所以强调要在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语境中来理解实事求是，主要的目的在于要将实事求是看作一种实践观，而不是认识论。认识论意义上的实事求是理解由于历史的原因深入人心，这虽然并不为错，但却遮蔽了实事求是的实践观的意蕴。而认识论意义上的实事求是的理解的哲学前提就是主客的二元对立，客体对主体的强制性，主体对客体只能是认识的、静观的现象学态度，这说明了认识论意义上的实事求是的理解其哲学前提是狭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范式到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范式之转变，是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论争所取得的重要成果。邓小平在重新提出实事求是，强调实事求是的时候，学术界尚未形成这一认识。但是，邓小平以敏锐的理论洞察力，实际上在思想深处是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的。因此，在讲实事求是的时候，邓小平讲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的是一个历史观问题。邓小平所理解的实事求是，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实事求是，或者不如说，是把实事求是看作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中国化的表达。他在1978年就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11]从实事求是出发，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一个重要的标准，说明邓小平的实事求是观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视域出发的。

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来理解实事求是，对于我们的具体理论探讨和实践活动有哪些方面的要求呢？我们认为，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第一，实事求是不能脱离对人的理解，实事求是首先应该要从现实的人出发。第二，实事求是不能脱离生产力的发展。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在生产力基础上推进实践活动，推进与生产力适应的制度变革，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实事求是的基本要求。第三，要在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理解实事求是，重新理解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含义，把实事求是作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贯穿到这一原则之中，确立实践相对于理论的优先地位。

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来理解实事求是，要把实事求是与人的问题结合起来。不管是“实事”为何，还是如何“求是”，这里都隐含着两个前提性问题。第一，实事求是的主体是谁。第二，实事不是与人无涉的客观自然，而是人们处于其中的社会现实。这就是说，理解实事求是，要从人出发。如果仅仅将实事求是看作一个认识论命题，那么实事求是与其说是积极进取的一种实践态度，还不如说是无视人的、忽视人的甚至是敌视人的态度，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主体的力量完全被消解了，主体完全受制于客体，受制于僵死的客观规律。这里关键是要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我们知道，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从物出发，而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的。如果忽视了现实的个人这一维度，任何以实事求是之名的做法，都有可能是在客观规律的幌子下来阉割人的主动性，甚至在客观规律和真理的名义下赤裸裸的扼杀人的生命。

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来理解实事求是，要把实事求是与推进生产力的发展相结合。最大的实事，最大的社会现实就是生产力的发展阶段，我们不能超越生产力的发展阶段来奢谈实事求是，而应该始终立足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诊断中来把握实事求是的尺度，推进生产力的发展。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实事求是的前提下，邓小平提出了新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我们认为，这是实事求是在生产力发展为前提下的具体贯彻。

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视域来理解实事求是，要把实事求是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统一起来。实事求是很多程度上就是理论联系实际，但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要注意的是，实践始终是高于理论的。因为实践就是现实，就是实事，是我们做事情的出发点，所以理论只能是实践的产物，它指导实践的前提是正确反映实践和恰当地理解实践。如果一种理论是唯意志主义的，超越实践阶段的，那这种理论就没有可行性。毋庸讳言，在很多情况下，打着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幌子，用理论来阉割实践，行唯意志主义之实，会对我们的事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一种理论的恰当与否，只能是用实践来检验，并无条件地接受实践的制约和修正。在此我们指出，实践高于理论，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应该无条件的贯彻下去，一切脱离实践的理论都是无效的、甚至是反动的理论。

毛泽东提出了实事求是命题，并做了阐释和发挥，这是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伟大功绩；但是，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命题的进一步阐释和发挥，则使实事求是命题的哲学意义更为凸显，更值得我们加以重视。学术界对实事求是命题的阐释和研究存在着重前者而轻后者的现象，也存在着将后者无限地还原到前者的倾向，这样的倾向不利于我们真正把握实事求是的哲学内涵。实事求是作为一个哲学命题，其内涵非常丰富，值得我们进一步发掘和阐释，我们这里的探讨也只能是一个讨论的起点。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2016年第1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