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已走过95年曲折而辉煌的历程。其间，1956年2月后，随着党对苏共二十大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的正反两方面影响的科学分析和冷静面对，特别是同年4月初，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1](P23-24)的思想，为续写“探路”宏篇破题后，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对即将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中国，如何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问题的思考与探索。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从多方面进一步引领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良好开局。对此，本文主要以毛泽东与《论十大关系》的发表和与中共八大的成功召开为例进行考察。
一、集中多方面的智慧，“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
1956年初，在社会主义改造取得长足进展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开始把党和国家工作的着重点向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转移。此时，一方面，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从1953年执行“一五”计划算起，已有3年多的实践经验。另一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2](P23)
可以说，在新中国即将迈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以苏联为鉴戒，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已经迫切地提到了中国共产党面前。实际上，从1955年12月7日开始，为准备起草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在处理繁忙的国务之余，即抽出大量时间，从事调查研究和听取汇报的活动。此前，同年11月初，毛泽东前往杭州。在那里，他一面听取制定《农业十七条》的讨论；一面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准备提交定于同月下旬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3](P451-452)1956年1月中旬，毛泽东从杭州回到北京（他在火车上找沿途地方干部谈话，作了一路的调查）。当得知刘少奇等同志正在听取一些部委汇报时，毛泽东说：“这很好，我也想听听”。他并提出：“能不能替我也组织一些部门汇报？”[4](P329)随后，从2月14日开始至4月24日，毛泽东共听取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还有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在此期间，周恩来除个别时候因事请假外，每次都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有时也来参加。“这是毛泽东在建国后乃至在他一生中所作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周密而系统的经济工作调查。”[3](P483)这也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开展的一次广泛而深入的对经济工作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后来回忆说：“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三十四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3](P471)
正是在上述基础上，经过中央政治局的几次讨论和毛泽东集中概括，同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论十大关系》重点讨论经济问题，同时也包括同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3](P484)毛泽东说：“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2](P44)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2](P23)《论十大关系》围绕一个基本方针，即：“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2](P44)《论十大关系》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成为同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的指导思想。
二、发表《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
《论十大关系》全文12 500余字。所论十大关系分别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1958年3月10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2](P370)这五方面的基本资料主要由34个部委汇报提供。这五大关系，所分别对应的主要问题是：关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关于生产力的布局；关于国防工业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关于经济体制（主要是国家、集体、个人的权利、责任、利益分配）；关于国家对经济和其他事业的管理体制。对这五大关系，毛泽东阐述的主要思想是：
第一，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但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2](P24)这样才能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
第二，过去朝鲜还在打仗，国际形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这样，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2](P26)
第三，国防不可没有。现在，我们有了一定的国防力量。但是“还没有原子弹”。怎么办呢?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2](P27)
第四，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2](P30-31)
第五，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2](P31)
十大关系中的后五大关系，比较集中的是今后要不要学苏联和怎样学的问题。对此，毛泽东阐述的基本思想是：
第一，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2](P41)
第二，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2](P42)
第三，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2](P43)
《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一个初步的然而又是比较系统的思路。”[3](P485)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2](P369-370)1960年6月，他在《十年总结》①一文中写道：“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3](P485-486)
19年后，1975年7月13日，邓小平就《论十大关系》整理稿致信毛泽东：“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5](P12)后来，《论十大关系》于1976年12月26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三、率领党中央，指导中共八大“开得很成功”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它“开得很成功”。[6](P751)这特别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大会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适时地、准确地提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大会还指出，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6](P751)
二是大会坚持了1956年5月党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6](P751)并围绕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明确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其中包括：（1）必须继续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2）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必须根据原料、资金的可能和市场需要，积极发展轻工业。（3）充分发挥农业已经基本上实现合作化这个优越条件，依靠合作社的集体力量和政府支援，用更大的力量发展农业。（4）为了发展工业和农业，必须相应地发展运输业和商业。（5）应当在一切企业中克服片面地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的倾向，养成重视质量的风气，并且按照需要和可能定出合理的产品标准和工艺规程。（6）为了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在重工业部门中，必须集结和壮大设计新产品的力量，增强制造能力，并且逐步地推行生产标准化，加强专业和协作的配合，以提高我国的技术水平。（7）为了促进国民经济在全国范围内的普遍发展，必须正确地解决工业和其他经济事业的布局。（8）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都将列入国家计划，由生产单位按照计划进行生产。但是为了适应社会的多方面需要，在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内，有一部分产品将不列入国家计划，由生产单位直接按照原料和市场的情况进行生产，作为计划生产的补充。（9）必须使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改善这两个方面得到适当的结合，即使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得到正确的处理。（10）要随时随地注意防止和纠正右倾保守的或“左”倾冒险的倾向，积极地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7](P215)
三是大会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在这一问题上，9月16日，邓小平在八大所做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在党的七大以来党中央对党的建设认识的基础上，结合新的党情和苏联党的教训，分别比较集中地论及了在全国范围执政条件下，党所面临的新考验以及对党的监督问题；党的群众路线；党的民主集中制以及党的团结和党的组织机构等。他指出：党必须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经常警戒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为此，党除了应该加强对于党员的思想教育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并且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他强调，中国共产党“需要实行党的内部的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于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无论党内的监督和党外的监督，其关键都在于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发扬我们党的传统作风”。[8](P215)他还指出：“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必须是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8](P234-235)
在中共八大上，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对国家机关接受监督的问题做了重点阐述。
中共八大召开已经60年，站在今天的认识水平上回望，愈发感到它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意义。而它的成功召开，与党中央在毛泽东率领下作了长时间充分、周密的准备紧密相联。这一过程，也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中共八大的引领。
第一，《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实际成为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纲。这无论从政治报告所强调的基本方针看，还是从它所述及的多方面具体内容看，都充分地体现了《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1956年8月22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谈到八大报告时说：“这一次重点是建设，有国内外形势，有社会主义改造，有建设，有人民民主专政，有党，报告里有这么几个大题目，都可以讲。但是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在建设。这个报告的主要部分，三万字中有三分之一是讲建设。”[3](P511)从八大报告正式稿看，其总字数约4.5万字，其中讲经济建设约占1.5万余字。
第二，对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从1956年8月上旬到9月14日，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毛泽东对政治报告逐字逐句地推敲和修改。“在保存下来的八十多份修改稿中，经过毛泽东修改的就有二十一份。”[3](P513)
第三，提出加强和改进中央领导体制的重要举措，对八大探索从制度上保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有重要意义。即毛泽东提出，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实行常任制和增设几个中央副主席、设立另外性质的书记处。毛泽东认为，把这些内容写入党章，有利于充分体现党章的纪律性和创造性，体现群众路线。[2](P54)经党的八大讨论并一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将毛泽东的上述意见写入相应的条文中。
第四，率领党中央，为八大的胜利召开营造了民主商量的和谐气氛。毛泽东在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谈到八大文件的修改过程时说：“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也说明我们是有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写的文件，你的道理对就写你的，完全是讲道理的，不讲什么人，对事不对人。”[3](P513)
第五，为八大所致的开幕词，激励和鞭策全党：“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2](P117)毛泽东强调：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要善于向各人民民主国家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兄弟党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
中共八大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指导下，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向全党提出：“我们党现时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7](P55)这一伟大号召，指引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可以说，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愈加证明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良好开局做出了宝贵贡献。这正如邓小平在1980年10月25日所指出的：三中全会以后，“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9](P30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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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邓小平思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6]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24[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8] 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9]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作者：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网络编辑：彩虹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6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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