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
李捷：毛泽东思想对构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2015年1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1]
这一论断非常重要，具有双重意义。它一方面表明，我们既要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不但没有过时，而且还有旺盛的生命力。另一方面表明，我们还要担负起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责任，把中国马克思主义推向21世纪，十分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件事情办好，把这篇“大文章”做好。这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神圣使命。
当我们进入21世纪以后，马克思主义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错误思潮的斗争持续不断。虽然西强我弱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但是整体的环境是更加有利于我们的发展的。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有自信。
尽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和平的较量、和平的竞争以及这两种制度谁更优越、谁最终能够展示其旺盛的生命力，这些都还需要走很长的一段路；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日益显现，并日益被西方的有识之士所认识，包括曾经提出过“历史终结论”的福山也在调整自己的观点。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更需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同时，我们也要清晰地看到，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对于马克思主义地位的挑战还是长期存在的，是复杂的。从表面上来看，意识形态领域似乎是风平浪静，但实际上却是暗流涌动。我们丝毫不能放松马克思主义阵地的建设、意识形态的斗争和网络斗争。
十分幸运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头脑清醒，立场坚定，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他更是直接领导着我们进行思想理论斗争和思想理论建设，从而使我们国内的大环境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由此，就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那就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怎样勇敢地担负起自己的历史责任，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旗帜鲜明地高举包括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旗帜，并不断使之推向前进以及同各种错误思潮做斗争。
在这种背景下，在构建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毛泽东思想是否过时，还有没有价值？这既是当代的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更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方向问题。对此，我提出三点看法。
一、毛泽东思想三个“活的灵魂”，既属于毛泽东思想，也属于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不但不能丢，而且要很好地坚持下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回顾了毛泽东光辉的一生，高度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功绩，还提出要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把我们党建设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结合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可以看出，第二个历史决议的一大贡献和一大亮点，就是概括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这一概括的意义在于，它不但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更重要的是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时，不能离开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由此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思想基石和哲学基础。这恰恰是我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不能偏离的哲学基础。对我们党的哲学基础的解读，一定要按照三个“活的灵魂”来解读。三个“活的灵魂”不但是我们的法宝，是我们的看家本领，而且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时代的发展，三个“活的灵魂”也是在不断发展的。它的本意是不变的，但是它的内容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发展。
就实事求是来说。当时主要是要打破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理解。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但是不能搞教条主义。此外，还要打破的是对共产国际的迷信。历史上正是这样，通过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切实有效地纠正我们党的政治路线，通过瓦窑堡会议，特别是延安整风，最终重新确立了我们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思想路线，确立了理论联系实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等基本原则和根本原则。
在构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今天，我们主要是要打破对西方道路、理论和模式的迷信。这是目前十分突出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许多次讲话中都十分强调，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那一套。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教条和迷信打不破，那么“三个自信”就无以确立。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思想确立好，才能真正地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就群众路线而言。当年，群众路线活动是进行得十分成功的。长征胜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靠的是群众路线。到了延安，十年深居，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而且为后来全国胜利打下了思想基础、政治基础、组织基础、军事基础以及群众基础。此外，解放战争的胜利也是靠的是群众路线，而非军事，更非谍报。没有群众路线，没有赢得人心的话，人民共和国是无法建立的。
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反腐败斗争。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反腐败斗争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如果仅仅只有反腐败的斗争，而没有其他的行动相配合的话，那么，群众路线的问题也无法真正得到解决。因此，习近平总书记一手抓反腐败，抓制度建设，一手抓作风建设，反对“四风”，纠正作风。习近平总书记还把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具体到学习我们身边以焦裕禄为代表的优秀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并概括出来了“三严三实”。他还提出要做到担当、忠诚和干净。2015年，还要进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由此可见，如今我们在群众路线上遇到的挑战比当年要严峻得多。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两个历史性的课题。第一个就是因为腐败而脱离群众，并成为群众的对立面，这恰恰是毛主席当年所最为担忧的。这是反腐败斗争给我们提出的一个警示。第二是不要因为沾染了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等“四风”而脱离群众。我们要把这两个问题解决好。
要看到，这些问题的解决比当年要困难得多。其一，实行了市场经济，诱惑更多。其二，执掌了全国政权。对此，一方面需要对权力加以监督、加以制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另一方面，又不能搞西方所谓的“小政府、大社会”，以致失去了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党和国家在关键时刻无法调动全国力量，解决突发问题。总的来讲，就是既不要因为权力过于集中而出现问题，也不要因为权力的过于分散而影响执政能力、执政地位。后一种情况，就是苏联剧变的一个重要的教训。权力配置是一个大学问。我们不能按照西方的政治学和权力学来进行配置，我们要走中国特色的权力结构的合理搭配。毛泽东对此总结提出“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构想。邓小平在1980年《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也探讨过这一问题。到现在，我们依然还在探讨这一规律，这个权力问题需要很好地配置。权力配置，还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和配置。总之，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权力的科学合理配置，利益格局的调整与配置，都是要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在坚持群众路线的过程中需要破解的难点和重点问题。
就独立自主而言。独立自主的形成是有一个过程的。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独立自主，主要针对的是能不能摆脱苏联、斯大林以及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能不能独立自主地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探讨我们自己的道路。其中，遵义会议是一个新的开端。这以后，中国共产党逐渐开始学会独立自主地处理党内的问题、国内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后，独立自主面对的问题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封锁、遏制以及干涉祖国的统一。这对于我们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利益十分重要。通过抗美援朝、抗美援越等行动，我们取得了胜利。特别是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的签订，标志着我们反对西方的封锁遏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另一个就是面对着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以及“老子党”作风的影响。通过反对这两个问题的两场斗争，我们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打开了同西方国家关系正常化的通道。
现在的情况是，其一，世界格局正在发生着深刻的重大的变化。从总体上来讲，这种变化是有利于我国发展的。虽然美国不愿意放弃其全球霸主的地位，但是它已经开始力不从心。因此，一方面，我们不要乱作为；另一方面，我们要积极作为。其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构建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这个大国是不称霸的大国，是走和平发展之路的大国。因此，要打破西方的“国强必霸”的强盗逻辑。这就是中国在世界上所担负的世界责任，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对此，我们要铭记于心，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构建一个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是我们任重而道远的国际责任。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同时，要在世界上建立起更加公正、更加公平、更加合理、更加符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时代潮流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既是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启动改革开放之时提出的一个国家夙愿，也是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当年的抱负与追求。我们要力争将其实现。我们可以看到，独立自主的精髓没有变，但是它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二、三大梦想，即强国之梦、强军之梦、强党之梦，既属于毛泽东思想，也属于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强国之梦、强军之梦和强党之梦是历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梦寐以求的梦想。强国之梦、强军之梦和强党之梦的结合，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际上，中国梦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的梦。这样的中国梦才是完整的。
先看强国之梦。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就把强国之梦从先人手上承接了下来，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之一。实现强国之梦，第一个拦路虎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要实现强国之梦，首先要铲除这三座大山，并建立独立、自由、统一、和平的新中国。为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2]因此，《新民主主义论》提出完整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三大纲领。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大上，又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了“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的奋斗目标[3]。
新中国成立后，实现强国梦，又遇到了“一穷二白”这个拦路虎。“穷”，指的是底子薄，没有工业基础；再有就是人民生活还远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白”，指的是文盲多，文化建设几乎是空白。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低水平、低起点上，开始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的。这在世界工业化和现代化史上也没有先例。面对重重困难，毛泽东豪迈地预言：“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4]他还提出一个设想，这就是要彻底改变中国的历史方向和国家面貌，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使国家基本上实现工业化，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一设想，在1964年底召开的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由周恩来总理宣布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即：“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5]在这个强国目标的指引下，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基本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工业化建设上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历史性转变。遗憾的是，“四个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没能够实现。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文化大革命”的全局失误和严重破坏，另一方面也由于这个目标超出了我国发展的实际能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并在这一基本路线的指引下，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总命题，形成了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中叶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目标。邓小平提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6]在这个战略目标的指引下，我国正在实现两大历史性跨越。一是人民生活水平从基本温饱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二是从总体小康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跨越。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之后，还会向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军，以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用三句诗概括自近代以来中国为强国梦奋斗的历程。一句是讲中华民族的昨天，“雄关漫道真如铁”。这个“雄关”，就是赢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统一，并在掌握自己命运的基础上开始探索自己道路、建设自己国家的伟大进程。一句是讲中华民族的今天，“人间正道是沧桑”。这个“正道”，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得来的。还有一句是讲中华民族的明天，“长风破浪会有时”[7]。
实现强国梦，必须找到正确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几代中央领导集体不懈探索得来的，来之不易，必须倍加珍惜，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着眼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华民族的强国梦的光辉前景，已经展现在眼前。
再来看强军梦。毛泽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英勇善战、以弱胜强的人民军队，这是经过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得来的一条基本经验。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始终把武装斗争同党的建设、统一战线视为中国革命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饱受侵略瓜分和战乱之苦的痛苦经历中，下决心要彻底改变中国有边无防、有海无防的局面。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就提出：“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8]
新中国成立以后，先后组建了海军、空军、装甲兵、炮兵等军兵种，并为适应军队和国防建设的需要成立了一批军事院校。国防工业也在苏联的帮助下，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等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人民军队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经受了现代战争的严酷考验，把不可一世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了“三八线”，并迫使其不得不在军事停战协定上签字。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实现了从单一军种向多军种合成军队的历史性转变。
这以后，毛泽东根据现代化战争国际性变化的新趋势，及时作出了“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9]的战略决策。在1964年10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又及时组建了第二炮兵。从此，中国不仅逐步有了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高科技武器，而且有了以高科技武器保卫国防的战略力量。这对中华民族和国家的贡献是极其重大、极其深远的。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10]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始终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努力适应打赢高科技条件下的现代化战争新要求，走上了精兵强国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即：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这一强军目标，继承了自古田会议以来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要求人民军队铸牢听党指挥这个强军之魂，扭住能打仗、打胜仗这个强军之要，夯实依法治军、从严治军这个强军之基。要求准确把握这一强军目标，用以统领军队建设、改革和军事斗争准备，努力把国防和军队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随着强国之梦的实现，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的强军之梦也一定会成为现实。
再看强党梦。从中国共产党建党之日起，在90多年的革命和执政历程中，高度重视自身建设，持之以恒抓从严治党、思想立党，既是党的光荣传统，也是党的最大政治优势。在长期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的道路，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指导思想，形成了具有自己特点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形成了一大批具有丰富治党治军经验的干部队伍，具有强大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党的建设思想进一步发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两个务必”的基础上，形成了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整顿党的作风为武器、以艰苦奋斗反腐倡廉为动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思想，并提出要造就一大批又红又专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知识分子队伍。毛泽东还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和历史教训，提出如何确保党和国家永不变质的历史性课题。尽管毛泽东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犯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这个问题本身是一个长期的现实重大课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逐步形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并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同时，提出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历史性任务。为了切实解决好长期执政和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的课题，形成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整体思路，提出了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大举措。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手狠抓反腐败斗争，一手狠抓党的建设，把从严治党推向一个新阶段。在反腐败斗争方面，提出“老虎苍蝇一起打”，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扎紧扎牢，切实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严明党的纪律和党的规矩，提出并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同时有序推进依法依规治党。在党的建设方面，以党风和群众路线、群众观点为突破口，雷厉风行地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为武器，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并大力倡导焦裕禄精神和“三严三实”，切实加强党员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切实加强按照好干部标准选人用人，努力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努力打造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的干部队伍。
强国梦连着强军梦和强党梦。其中，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是实现强国之梦和强军之梦的根本保证。回顾历史，对于强国之梦、强军之梦和强党之梦，可以总结出许多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接过历史的重担之后，为了实现这三大梦想，把毛泽东思想中的许多精华加以发展，从而构成了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如，对理想信念的坚守和坚持，对从严治党的强调，对思想教育的重视和落实，上至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美德、下至红色文化基因都不能丢。丢了，我们的国家和党就会变质。此外，还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落小、落细、落实。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小、落细、落实，就必须同校训校规的教育以及乡约民规文化、企业文化、军队文化、机关文化的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紧密结合起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说到底是人的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教育是一个大问题、根本性的问题。邓小平所讲的一手软一手硬的问题多年得不到解决，现在是应该而且必须得到很好解决的时候了。不光是高校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党内和军队、党和国家机关都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在军队建设方面，在继续强调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永远不变的军魂的同时，新古田会议强调了思想政治工作是做好各项工作的生命线。文化工作也有思想教育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化之魂。之所以会出现“有高原没高峰”的现象，原因就在于文艺工作没有“魂”了，党的立场、人民的立场淡化了，对于现实生活不了解，对群众不关心，甚至是自己脚跟、立场站偏了。他们甚至是不信中国自己的东西，而信西方、信迷信等等。如此这般，怎么会产生好的文学艺术作品呢？
由此可见，在实现强国之梦、强军之梦、强党之梦的进程中，坚持并弘扬毛泽东思想的精华，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构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和根本路径。从这个意义来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个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行动纲领，既是着眼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来的，也是立足于实现强国之梦、强军之梦、强党之梦提出来的。其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有灵魂的。这个灵魂就是要坚持和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决不能偏离方向。其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有底线、有根本的。这个政治底线和立足的根本，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从根本上是属于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主义。其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有坚实基础的。这个基础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三、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是贯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的主线
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这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前提，亦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条件。毛泽东早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就通过《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等著作，阐明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以及如何实现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的问题。正是沿着这一路径，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思想成果——毛泽东思想。新中国成立后，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毛泽东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并在经历了“大跃进”的挫折之后，写出了《人的正确认识是从哪里来的？》，再一次探究了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良性互动的基本规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指导我们党实现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实现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开辟了正确的路径。正是在不断推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中，开辟、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飞跃，产生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思想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毛泽东思想的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有着共同的前提条件：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
如何实现并不断推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
第一，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理论创新，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环节，但并不是初始环节。我们在理论上搞清楚实践第一的观点比较容易，而真正把它贯彻到工作实际之中，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很多时候，我们在论证理论创新时，往往容易从概念到概念、从论断到论断、从逻辑到逻辑，却忘记了一切理论创新都是从实践中产生、又回到实践接受检验，然后才凝练成为新的理论概括和理论判断的。
就实践而言，主要有三类活动影响着我们的理论创新。一类是物质的生产活动和其他经济活动，这是最基础性的实践活动，由此产生最基础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联系和认知。另一类是精神的社会活动和文化活动，这也是人类的重要实践活动，这类精神活动又反作用于物质生产活动和其他经济活动，或起推动作用，或起阻碍作用。再有一类是人的教育和科研活动，这种实践活动在现代社会对人类思想理论（既包括自然科学，更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正如毛泽东所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11]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主要依靠两方面的驱动力。一是靠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驱动力，这是最根本的。二是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带来的思想驱动力，由理论创新造成的推动经济社会巨大变革的作用同样不可小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准确把握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的新变化新特点，使主观世界更好符合客观实际，按照实际决定工作方针，这是我们必须牢牢记住的工作方法。辩证唯物主义并不否认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而是认为这种反作用有时是十分巨大的。我们党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第一位，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就是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辩证法。我们必须毫不放松理想信念教育、思想道德建设、意识形态工作，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富有时代气息的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12]
第二，要坚持知行统一、言行一致的观点，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牢牢占据思想的制高点和道义的制高点，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主观世界。
中国共产党人有一个优良传统，同时也是中华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优秀禀赋，这就是在探索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客观规律的同时，高度重视党性锻炼和党性修养，既做掌握党的建设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坚定探路者和自觉先行者，又做自觉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人民全心全意谋利益谋幸福的道德模范和时代先锋。始终保持这种品格，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思想建党、思想立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前提条件。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就针对那种主观与客观相割裂的教条主义者，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深刻阐明了人的认识如何合客观性、合规律性的问题，同时又用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深刻阐明了人的认识及其行为合道德性的问题，从而将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与能动地改造主观世界紧密结合起来，把占据思想的制高点和道义的制高点高度统一起来。“事非经过不知难”。当年的教条主义者，主观与客观相割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理论与实际相脱节，只知生吞活剥、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现成理论和论断；另一方面是言论与行动相脱节，不仅夸夸其谈，而且对人马克思主义、对己自由主义。毛泽东在1930年5月《反对本本主义》中，主要地是针对教条主义的前一种表现，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13]。在饱受了教条主义之苦以后，毛泽东在1937年7月《实践论》中，有意识地将这篇哲学名著的副标题命名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14]，并在全文的结尾提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15]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把《实践论》的全部结论概括为两句话：“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16]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时，特别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特别强调“钉钉子精神”和“水滴石穿”精神，特别强调“严”字当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间事，做于细，成于严。从严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保障。我们共产党人最讲认真，讲认真就是要严字当头，做事不能应付，做人不能对付，而是要把讲认真贯彻到一切工作中去，作风建设如此，党的建设如此，党和国家一切工作都如此。一切何必当真的观念，一切于一下得了的想法，一切得过且过的心态，都是对党和人民事业有大害而无一利的，都是万万要不得的！”[17]习近平总书记还概括提出“三严三实”要求，做到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事实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人首先占据从严治党的制高点，才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使命才能实现。
第三，要处理好坚持与发展的辩证关系。既要不断解放思想，不断发展理论，又要坚持基本原理，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
马克思主义不会过时，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永远坚持的科学指导思想。这是坚持“三个自信”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前提。如果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动摇了，“三个自信”就会“皮之不存，毛将安附”。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不会过时，说的并非是一句空话，而是有特定的内涵。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永远不会过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认识改造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克敌制胜、攻坚克难的强大思想武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18]
其二，科学社会主义没有过时。科学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既为我们指出了无产阶级解放的性质、条件和一般目的，也为我们指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规律。尽管各国情况有很大不同，时代条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永远不会过时。中国共产党根据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实际，先是成功解决了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创建新国家新社会的历史课题，随后又成功解决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逐步过渡并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历史课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成功地开创、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高度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绝不是别的什么社会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
说到坚持和发展的辩证统一和高度统一，在科学社会主义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上，表现得最为典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19]“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那就是不论怎么改革、怎么开放，我们都始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这就包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包括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些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内在要求。如果丢掉了这些，那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了。”[20]
其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样没有过时。首先，它揭示了社会经济运动的一般规律，这部分内容，无论是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还是研究当代社会主义经济，还是研究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都具有指导意义。其次，它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及其内在矛盾，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这对于深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趋势和基本规律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与此同时，它还科学论证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物质前提和主客观条件，揭示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基本经验、基本原则和基本规律。尽管社会主义的实践仍在继续发展之中，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还是进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没有也不可能穷尽真理，但却为不断认识真理开辟了正确的道路，指明了科学的方向。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探索中，提出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任务。毛泽东在1959年底至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提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21]他非常渴望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写出一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时也表示：“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22]他还对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怎样写提出了设想：“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23]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要求老祖宗不能丢，又要讲新话。他对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第一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即《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大加赞赏，表示：“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2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的阶段性特征作出了科学判断，指出：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25]
从这一重大判断出发，为继续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重要战略思想，为继续用好和深化拓展发展的重点战略机遇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概括，指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26]与此同时，着眼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还完整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放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个主题和主线上整体把握、统筹谋划、协调推进。伟大的时代，伟大的事业，伟大的实践，呼唤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它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版本，是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和解决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新境界、新典范。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在20世纪至21世纪的今天，经历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一次是毛泽东思想的产生；第二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产生。第二次飞跃至今仍在继续，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第二次飞跃的高峰很可能就是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构建。在构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否则就会偏离基本要义，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也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以贯之的正确道路，否则就会偏离中国化的正确轨道，不成其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我的结论就是毛泽东思想不但没有过时，而且在当今时代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如果我们背离了毛泽东思想，那么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无法构建的。因此，我们要坚持自己的正确方向。这也是此次第二届中国社会科学院毛泽东思想论坛主题即“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刻含义。
参考文献：
[1][12][18]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本领[N].人民日报，2015-01-25（1）。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63.
[3]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30.
[4][8]毛泽东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45，345.
[5]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39.
[6]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37.
[7]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强调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勇前进[N].人民日报，2012-11-30（1）。
[9]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387.
[10][2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79，83.
[11][21][22][23]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25，109，137，130-131.
[13][14][15][16]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9，282，296，297.
[17]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10-9（2）。
[1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22.
[20]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15-16.
（作者：《求是》杂志社社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