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摘 要：毛泽东十分重视管理问题，指出企业管理“大有文章可做”，即在公有制性质相对稳定的时期内，还要持续地改进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研究劳动生产关系，要联系研究生产力、联系研究上层建筑来进行。毛泽东围绕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提出的系列思想，对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企业管理制度有着重要的现实启迪。企业管理制度并非完全没有姓“社”姓“资”之分；我国国有企业应当注重发挥管理制度上的政治优势；国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需要探索建立具有明显公有性的管理制度。

关键词：毛泽东，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劳动生产关系，企业管理

毛泽东十分重视管理问题，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曾谈到：“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页。）毛泽东为何将企业管理问题看得如此紧要？又该如何围绕管理问题大做文章？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联系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尤其是劳动生产关系的一系列论述。

一、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生产关系

从1958年11月到1961年6月，毛泽东在全党范围内先后四次提倡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学政治经济学，他本人也率先垂范，在读完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之后，又认真研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社会主义部分），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谈话。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其第一版的构架是由斯大林所定；第三版出版于苏共二十大之后，对这本教科书，毛泽东足足花了二十多个半天，与党内的几位同志逐字逐句边读边议，甚至设想“如果我们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如何写的问题。一本教科书，何以能够如此牵动社会主义大国领袖的心绪？

从当时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具体背景来看，这种认真研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在党内率先察觉并试图纠正“大跃进”中的错误所作出的努力，也反映了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的理论探索。（戚义明：《“大跃进”后毛泽东四次提倡领导干部学政治经济学》，《党的文献》2008年第3期。）他读书是因为当时在“大跃进”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他在考虑这些问题，想解决这些问题，（胡绳：《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有关回忆》，《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5期。）读书才能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指导经济工作。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尚不成熟又无先例可循的情况下，他将这本教科书视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的总结，结合当时中国正在做着的事情和他个人正在思考的问题，结合苏联四十多年建设经验和中国十年建设经验，提出许多独到见解。这些谈话“不是在那里坐而论道，而是结合读书考虑中国应该怎样做”（逄先知 、金冲及主编 ：《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40页。）。

究其根本，毛泽东之所以潜心研读并多次倡导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因为政治经济学所特有的研究对象正是他在当时格外关注和反复思考的问题。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马克思在阐述《资本论》研究对象时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页。）这里所说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就是通常所说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说：“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94页。）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遵照了这一说法，规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

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过程中，毛泽东两次讲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其表述均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138页。）由此不难推断，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主要是生产关系”，这意味着，首先，研究生产关系问题是政治经济学的中心任务；其次，政治经济学不能孤立地仅仅研究生产关系。可以说，毛泽东重视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和思考，下决心“要把这门学问弄通”，正是希望能弄清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问题，并且是要在联系生产力、联系上层建筑的条件下全面地研究生产关系。

二、劳动生产关系的改进很难说有什么底

生产关系不是只有一个层次，它既包括所有制关系，也包括劳动生产和分配关系。毛泽东极其重视生产关系中所有制的变革，因为他深知，所有制的变革会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道路，会为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条件，会为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和建立人与人的平等关系创造前提。（吴易风：《毛泽东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评论》第4卷第4期 2013年10月。）不过，一旦所有制的问题解决以后，所有制性质就会相对稳定，而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却仍在不断变革之中。社会主义社会也要进步和变革，这是科学地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以后，得出的必然结论。（李捷：《研究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代表性著作——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导读》，《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2年第7期。）

新中国在没收官僚资本和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形成了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然而只把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收归国有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建立与公有制性质相适应的、体现劳动者之间平等互助合作关系的管理制度。正是基于此，毛泽东提出一个论点：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在一定时期内是有底的，而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总要不断地改进，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当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参见《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版，第319页、第805-806页。）这就是说，在公有制性质相对稳定的时期内，还要持续地改进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公有制企业中的民主管理就是一个代表性的关键环节。

毛泽东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劳动生产中的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只有一句空洞的话，即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的关系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的关系”。他认为这句话是对的，但是没有展开，没有接触到实质问题。在企业内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反映到制度上，就是企业的管理制度。国有企业怎样按照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生产关系的要求建立企业的管理制度，把“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的关系”落实到管理制度中去，这是所有制问题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

毛泽东特别指出，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平等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一定要从各方面妨碍这种平等关系的形成和发展。由此，他提出：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彻底破除。破了又会生，生了又要破。

企业的管理制度如何体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形成“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的关系”呢？这里面的关键问题是，保证工人的管理权利和主人翁地位，防止企业领导人变成凌驾于普通劳动者之上的管理者。毛泽东认为：“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在这里，例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页。）这些思想体现了毛泽东对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者的权利和主人翁地位的尊重，反映了他对人民当家作主的真诚愿望。（周新城：《学习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有感》，《政治经济学评论》第3卷第2期 2012年4月。）

事实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行公私合营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十分重视在变革所有制这一重大生产关系的同时，要从微观角度改造企业中的人与人的关系，把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管理改造成新式的管理。陈云在一次全国工商业者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有责任提醒大家，你们虽有技术和经验，但是现在环境变了，资本主义企业变成了社会主义企业，不能完全用原来那一套经营管理办法来管理企业了。”“政府的政策是要提拔一部分工人干部为企业的领导人。”“对资本家也要进行改造，把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改造成为社会主义企业的干部。”（陈云：《公私合营后一些问题的解决办法》，《人民日报》1956年3月31日。）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党的八大批评了苏联的“一长制”，决定重新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随后又决定在企业中实行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并将“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群众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的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企业管理体制提升到“鞍钢宪法”的高度，这些都反映了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对企业民主管理制度的初步开创和探索。

三、研究劳动生产关系要联系研究生产力和上层建筑

毛泽东强调：“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要联系研究生产力和上层建筑，是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毛泽东又为政治经济学联系研究生产力、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划定了一个界限，他认为：“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了；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阶级斗争论、国家论了。”（《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页。）

1、劳动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发展有直接的影响

毛泽东联系研究生产力来研究生产关系，例如，在考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关系革命和生产力发展的关系时，他说：“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页。）

毛泽东还提出，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是否不断变革，直接影响到能否推进生产力的发展。他说：“在一定时期内，即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的时期内，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却不能不是不断变革的。例如我们的国营企业，解放以后一直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而在这十年中间，人与人在劳动生产中的关系变化却是很大的。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文章。要领导者采取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139页。）

2、管理权利是社会主义劳动者最根本的权利

毛泽东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来研究生产关系。他评论苏联教科书说：“这本教科书只讲物质前提，很少涉及上层建筑，即：阶级的国家，阶级的哲学，阶级的科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页。）

在谈话中，毛泽东以列宁“社会主义是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是人民群众本身的创造”（《列宁全集》第 33 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页。）思想为指导，肯定了教科书中关于劳动群众参加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事务管理的论述，这种公共权利标志着劳动者已经成为国家的主人，是劳动者一切私人权利的根本保证。强调劳动者应当享有包括管理企业在内的多种管理权利，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继续发扬革命时期形成的群众路线的表现（王占仁、宋海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全面探索——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为中心的考察》，《高校理论战线》2010年第8期。），更是通过赋予人民管理权利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邓力群：《和毛泽东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党的文献》2011年第5期。）。

毛泽东指出：“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页。） “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总之，人民必须自己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

四、毛泽东重视管理问题思想的现实启迪

毛泽东在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曾说，现在要写一本成熟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二十五年后，当《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通过时，邓小平说，“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3页。）经过60多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今天我们业已取得的丰富经验的确不是当年所能够比拟的，然而，毛泽东在那个时候提出的一些远见卓识，并不是只为一时的建设活动和经济政策服务，而是着眼于社会主义的长远发展，他的思考时时提醒着今天走在路上的我们当初为什么出发，现在重温他的《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仍有重要的现实启迪。

毛泽东对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方面提出的一系列思想，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理论。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制度，有必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有关管理问题的思想。

1、企业管理制度并非完全没有姓“社”姓“资”之分

我国国有企业不断走向现代化、国际化过程中，是否可以照搬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管理制度和方法？换言之，企业管理制度是否为完全中性的，不存在姓“社”姓“资”之分？

应当指出，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一方面它具有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科学地组织劳动的内容，这同社会制度无关，可以学习和借鉴；另一方面，它具有反映雇佣和剥削工人、追逐剩余价值要求的内容，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旦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这种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这种管理的职能作为资本的特殊职能取得了特殊的性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84页。）我们对于这方面的内容必须扬弃。

反之亦然，资本主义企业组织可以借鉴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经验进行改良，却永远不可能学到精髓。例如，日本的QC小组经验及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丰田制，看上去与“鞍钢宪法”中工人参加管理这一原则有相似之处。但是，丰田制与鞍钢宪法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前者是以增殖资本利润最大化为出发点，而后者是工人阶级成为领导阶级、以依靠工人阶级为立足点的；前者只不过是企业管理体制，服务于企业经营目标，而后者则蕴含着公有制条件下继续改造生产关系的积极因素，包括缩小脑体劳动差别，减少工人与干部的差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工人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创造条件，为他们真正当家作主、管理国家各项事务作充分准备。

由此可见，只有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中，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人民群众使用生产资料（“工人使用机器”），“结合总体工人或社会劳动体表现为积极行动的主体”（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83页。），这意味着，人民群众所要求的民主、自由、平等，最终都必须通过发展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来实现。

2、我国国有企业应当注重发挥管理制度上的政治优势

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是公有制企业的优越性的根源。我国国有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乃至国际市场中的市场竞争主体，要想获得并保持竞争优势，一个基本的要求是它作为一个独立企业，必须符合现代企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此基础上，能够助其进一步超越竞争对手的因素，就是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能够把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以人为本的工作格局、先进的价值理念和精神文明、统筹兼顾的思路和方法等这些显著区别于其他企业的本质属性和独特优势，有效地转化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充分运用于企业的科学发展。这些因素，可以说是中国国企有别于世界任何其他企业的卓越基因。

国有企业不仅有着先进的制度基础和组织领导、有先进的文化信仰和发展理念，而且通过消除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而使广大职工群众的根本利益与企业的根本利益相一致，企业的根本利益与国家的根本利益相一致，因而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包括企业家、党员骨干在内的广大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为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难题、避免层层委托—代理关系带来的效率损失创造了前提。也就是说，在“提高人”、“凝聚人”方面，我国国有企业有可能克服西方企业及其他私有制企业中存在的资方与劳方、出资方与经营管理者、经营管理者与劳动者主体之间根本利益不一致的多重矛盾，使企业中的具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整体上相适应，从而有可能超越了一般企业所能达到的最佳水准。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的政治优势蕴含于现代企业制度当中，服务于经营发展的中心任务，如果能够充分挖掘并成功转化，就可以化作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王佳菲：《政治优势是中国国企的卓越基因》，《国企》2012年第10期。）

3、国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需要探索建立具有明显公有性的管理制度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见《人民日报》2013年11月6日。）应当指出的是，在发展混合经济的时候，我们不仅要重视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更要重视在混合所有制企业里建立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随着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很多企业的最终设立往往是经过多个层次的投资组合的产物，对国有资本监管机构来说，面对的纯粹的国有产权将越来越少，而变成各种类型、不同层面的“混合产权”。为了适应上述新变化，《决定》相应地提出要“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于是有人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最终目标是从企业走向资本，以后可能国有企业的形式不会存在，而是以国有资本的形式体现出来。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毋庸讳言，以管资本为主能够简化宏观国有资本管理，但是，若是由此走向另一个极端，只抓资本不抓企业，则会陷入只见物不见人、将所有制等同于所有权的误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和控制力影响力，绝不能简化成只是以国有资本的数量和所处领域来衡量。否则的话，不仅对国有企业所寄予的“承担社会责任”等期望成为一句空话，企业内部劳动关系和分配关系无异于私有制企业，就连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也将成为空中楼阁。

国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应当具有明显的公有性质，在这样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里，应当建立起体现公有制为主体的新型的人与人的关系。当然，这些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管理制度，既不能照搬民营企业的管理办法，也不完全等同于纯公有制企业原有的管理体制，但至少要满足一些基本的要求，如规范用工合同、重视提高职工福利待遇和培训水平，避免企业内部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注重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为工人参与管理创造条件，等等。总之，如何建立符合“具有明显公有性”要求的管理制度，还需要在实践中进行积极探索。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版。

3、逄先知 、金冲及主编 ：《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4、邓力群：《和毛泽东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党的文献》2011年第5期。

5、胡绳：《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有关回忆》，《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5期。

6、李捷：《研究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代表性著作——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导读》，《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2年第7期。

7、周新城：《学习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有感》，《政治经济学评论》第3卷第2期 2012年4月。

8、吴易风：《毛泽东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评论》第4卷第4期 2013年10月。

网络编辑：嘉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