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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马克思对历史回溯方法的说明，对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有着重要的意义。近代以来人类对社会主义的美好憧憬和不懈探索，科学社会主义思潮、运动和制度及其主题的演进，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逻辑。“三位一体”和“三总”的内在统一，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命题展开的基本路线、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和基本要求，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结为一体。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刻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内在统一的核心和主线。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研究，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及方法运用上的深化。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逻辑；理论逻辑

中共十八大以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出现了两个显著的取向：一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基本命题，展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总体探索，展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总布局和总任务的整体思考；二是“以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为基本思路，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要线索，展开对党史、国史的研究，对社会主义思想、运动和制度发展的历史反思。这两个显著的取向，实际上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研究，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及方法运用上的深化。

一、马克思的历史回溯方法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的运用

中共十八大指出：“十七大以来的五年，是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奋勇前进的五年，是我们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考验、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五年”。［１］（Ｐ2）历史地看，“过去五年的工作，是十六大以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十年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１］（Ｐ5）从更长远的历史来看，这些成就“靠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奠定的深厚基础”。［１］（Ｐ7）历史总是现实的，回溯历史，更加可以肯定，“九十多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１］（Ｐ10）中共十八大以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学习会上，习近平在谈到如何历史地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的，也是建立在我们党长期奋斗基础上的，是由我们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接力探索取得的。”［2］回顾5年、推及10年、总结30年、回望60年、追溯90年，“接力探索”这一贴切的说法，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逻辑伸展开来、展现出来。历史回溯，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载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探索，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和期盼，凝聚着亿万人民的奋斗和牺牲，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发展中国、稳定中国的必由之路。”［2］历史回溯，不仅延伸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意蕴的认识，而且也拓展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内涵的理解，增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和信念。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作的历史回溯的研究，是马克思经济学中历史方法论的现实运用。历史回溯方法是马克思的历史方法论的主要内容，马克思在对历史回溯方法说明时凸显的三个要点，对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一，“从后思索”是人类思维的基本方法，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发展必然性理解的重要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论及“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时指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3］（Ｐ93）在马克思看来，对一个事物形成和发展的“科学分析”，总是在这一事物发展成型的结果开始的。正是在“事后”对历史回溯的思索中，才能够理解事物演化的来龙去脉，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必然性；也才能够厘清事物从萌芽状态发展到当前程度的环节及其过程，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及其趋势。这种“从后思索”的方法，对于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前发展程度的历史回溯中，科学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发展及其过程的内在必然性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二，“历史考察之点”的研究方法是在理论和实践新的起点上总结过去和瞻望未来的基本方法，是总结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方法。马克思认为，按照“我们的方法”，在研究“已经形成的、在自身基础上运动的资产阶级社会”时，并不排斥“现代资本形成史”的考察，［４］（Ｐ206）必然包含着“历史考察之点”，即包含着“超越自己的、对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加以说明之点”。在“历史考察之点”上的历史回溯，一方面可以得出一些“说明在这个制度以前存在的过去”的“原始的方程式”，把过去的研究和“对现代的正确理解”结合起来，为我们提供“一把理解过去的钥匙”；另一方面也能够“预示着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点，从而预示着未来的先兆，变易的运动。”［４］（Ｐ458）从过程上来看，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成的、最新的和最发达的形态，在这一“历史考察之点”上的历史回溯，才能理解资本积累的本质，才能预见资本积累的“未来的先兆”和“变易的运动”。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下的“历史考察之点”所作的历史回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能够做出适合于历史逻辑的“正确理解”，而且能够做出适合于历史逻辑的“未来的先兆”和“变易的运动”的“预示”。

第三，“人体解剖”和“猴体解剖”的方法是思维中再现事物历史发展规律及其内在联系的基本方法，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当代发展和最新形态理解的根本方法。马克思在1857年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5］（Ｐ29）要认识事物的演进过程和发展规律，就应该站在这一事物的完成现状上研究其最初形态，从最初形态的“征兆”上理解和把握完成形态的内在规定性。历史总是再现为现代史。人们总是站在现代的角度来回顾和理解历史、思考和把握历史与现实的内在逻辑的。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形态上回溯历史，才能够更为深切地揭示中国社会主义从最初萌芽到现在发展的内在必然性及其历史逻辑。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逻辑探索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逻辑的研究，就是在历史回溯中，从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源头开始、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起点开始，厘清和理解社会主义作为世界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运动、思潮和制度，是怎样在凯歌行进和如磐风雨中向前发展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是怎样经过艰辛探索历史地选择科学社会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中，是怎样历经艰险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一历史逻辑，有利于深化“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必然性的理解，有利于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必然性的把握。

在这一历史回溯中，最为恢弘的就是对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回溯。社会主义五百年历程，可以分为若干“时间段”。这里讲的“时间段”，既考虑社会主义运动、思潮和制度在时间上延伸的连续性，又体现社会主义运动、思潮和制度在空间上展开的并存性。比如，既考虑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现实、从单一模式到多种模式的连续过程，又体现现实的社会主义在国别特色上的相对独立性，中国从选择社会主义到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兴起，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和苏联模式的兴衰，在时间上就有错落、在空间上也有交叉。在这一意义上，社会主义五百年大体可以划为六个“时间段”。

一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以1516年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一书发表为起点，到１９世纪初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理论和实验的风起，空想社会主义从产生、发展到趋于没落，历经三百多年。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几乎遍及整个欧洲，在劳苦大众中得到强力共鸣。空想社会主义者敢于无情地鞭挞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热情憧憬未来平等和谐的新社会，以其善良的愿望进行新社会的“实验”，对新社会的细节作了多方面的富有天才的构思。但是，他们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以及解决这一矛盾的社会阶级力量的理解上始终裹足不前。19世纪40年代以后，随着工人运动的勃兴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空想社会主义逐渐走向它的反面，成为保守的、落后的思潮和宗派。

二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19世纪40年代，英国及西欧其他一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上先后取得统治地位，工业革命推动生产力飞速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凸显为社会主要矛盾，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无产阶级呼唤反映自身利益的科学理论。适应这一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入考察了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状况，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实践，批判地继承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和法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昭示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两大发现，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伟大飞跃。资本主义为什么必然向社会主义过渡，或者说社会主义为什么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科学原理，开辟了社会主义现实发展的广阔空间。到１９世纪７０年代，随着实践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形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把自己的理论当做“终极真理”，也从来没有打算为未来社会设计一套周详的实施方案和具体的制度安排。在他们看来，未来社会是什么样的，是要由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在不断的实践探索中，做出创造性的回答。显然，社会主义为何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就成为这一时期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主题。

三是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并实践社会主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私人垄断的过渡，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的各种矛盾空前激化，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际，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形成了列宁主义，对这一时代的一系列重大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做出探索，并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取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理论到现实的历史性飞跃。十月革命后，在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对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问题做出了多方面的艰辛探索。列宁根据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开启了社会主义如何取代资本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的主题。

四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苏联模式的兴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逐渐形成苏联模式。苏联模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苏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巩固了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为夺取反法西斯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在社会生产方式的不断发展中，苏联模式的弊端日趋暴露，逐渐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的体制障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东欧国家，大都照搬了苏联模式。20世纪80年代后，苏联东欧国家面对经济社会发展困境几度调整、几番兴起改革浪潮。由于这种调整和改革最终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在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等的交互作用下，导致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遭受重大挫折。

五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确立，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经过慎重思考，提出要“以苏为鉴”，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共产党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新的认识和见解，但囿于一些认识和实践的限制，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也多有曲折坎坷、艰辛探索。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对科学社会主义作出了诸多独创性贡献，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六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坚持和发展。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果断地纠正指导思想上的错误，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彻底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提出进行改革开放，并明确提出必须搞清楚“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把科学社会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但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还是显露出来，特别是２０世纪70年代末以后，科学社会主义还是显现了社会主义如何在与资本主义的交流、合作和矛盾、冲突的共存格局中发展和完善自身的新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的主题做出独创性的解答，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理论体系的新境界。

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历史回溯，既全面展示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也深入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揭示了科学社会主义主题从社会主义为什么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到如何取代资本主义、再到如何在与资本主义并存中完善和发展自身的主题转换过程，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必然性及其规律性的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９０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是改革开放３０多年实践的根本总结，凝结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梦想，也体现着近代以来人类对社会主义的美好憧憬和不懈探索。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探索

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是社会主义运动、思潮和制度的统一。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不只是社会主义思潮或理论的逻辑，而且更是包含了社会主义运动、制度和思潮、理论相统一的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也不只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自身的逻辑，而是包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制度建设和理论发展在内的逻辑，是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逻辑。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和创新就是这一理论逻辑的主线。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三者紧密结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协同推进、交互发展。中共十二大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命题，与新时期之初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制度体制改革、思想路线建设有着直接的联系。在这次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邓小平首先阐明的就是道路选择的问题，他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６］（Ｐ3）在这里，邓小平既提出了道路选择要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问题，也提出了怎样对待“别国经验”、“别国模式”的问题。同时，邓小平还强调了道路选择、思想理论建设与制度体制改革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今后一个长时期，至少是到本世纪末的近二十年内，我们要抓紧四件工作：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内破坏社会主义的犯罪活动；在认真学习新党章的基础上，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６］（Ｐ467）这里提到的“四件工作”，包含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健全，以及党的组织制度改革和作风建设问题等。小平肯定，正是这些面向新世纪的制度体制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保证。”［６］（Ｐ4）道路选择开辟了制度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制度体制改革又提供了道路实践的根本保障。这两个方面集为一体，才得出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我们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６］（Ｐ3）才奠定了邓小平理论基础的“基本结论”，才铸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基础和主题的“基本结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和制度体制的改革完善，也成为推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和动力。道路、制度贯通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之中，又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的有机构成部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的深化不断延伸、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程为基础的逻辑。因此，作为理论逻辑基点的就是实践进程的中国社会特征，作为理论逻辑过程的就是实践进程的整体布局，作为理论逻辑目标的就是实践进程的根本任务。中共十八大提出的“三总”的论断，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１］（Ｐ13）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逻辑进程的基点、过程和目标。

道路、理论和制度的“三位一体”同总依据、总布局和总任务的“三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的相互联系、密切结合的两个方面。前者是从逻辑构架的角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着重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结构；后者是从逻辑进程的角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着重刻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的全貌。无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还是理论、制度，都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依据的，都是以“五位一体”的建设和发展为总布局的，也都是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总任务的。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总布局和总任务，也总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发展中不断完善和前行的。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中，有过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文明”的布局，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大文明”的布局，再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大建设”的布局，最后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布局。这种丰富和完善不仅是道路发展的结果，也是理论体系丰富的结果，还是制度建设发展的结果。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回答了在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

四、从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结合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的探索

中共十八大以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探索，极大地提升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考视域和认识境界。中共十八大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以下基本要求，并使之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信念。”这一“基本要求”，包括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必须坚持和平发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等八个方面。［１］（Ｐ13－15）以中共十八大提出的“基本要求”为切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统一性问题也有了新的理解。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可以看到，中共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基本命题之后，历次中共代表大会先后对基本路线、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作了探索。与中共十八大提出的基本要求一起，构成围绕基本命题展开的这“五个基本”，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的探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过程的理论逻辑的体现，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探索的历史逻辑的再现。

中共十二大在提出基本命题之后，十三大提出党在社会初级阶段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中共十四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基本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7］（Ｐ654）联系中共十三大的基本路线，中共十四大肯定：“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这是我们事业能够经受风险考验，顺利达到目标的最可靠的保证。”［7］（Ｐ656－657））中共十五大提出，“根据这个理论和基本路线，围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进一步明确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怎样建设这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是必要的”，这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共十五大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构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个纲领，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开”。［7］（Ｐ900）

进入21世纪，中共十六大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提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基本经验。这就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显然，这些基本经验“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党艰辛探索和伟大实践的必然结论。”［７］（Ｐ1245）最后，中共十八大提出的基本要求，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把基本路线、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理论总结中连为一体，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结为一体，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认识上的历史和理论相统一的逻辑。

在中共十二大提出基本命题时，邓小平就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９］（Ｐ3）这就是说，蕴含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命题之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精髓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中共十七大从“结合起来”的意义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一核心和主线作了十个方面的概括。这就是，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这十个“结合起来”，是“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８］（Ｐ1717）“结合起来”这一言简意赅的表述，既深刻表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逻辑的本质意蕴，又集中反映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的根本内涵。“结合起来”这一高度精练的表述，刻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内在统一的精髓和根本。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Ｍ］．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Ｎ］．人民日报，2012－11－19．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Ｍ］．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Ｍ］．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Ｍ］．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下）［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8］邓小平文选［Ｍ］．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网络编辑：张福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