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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开发表、主动宣传、全面阐释自己的核心政治理念，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传统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也是如此，从来就没有隐瞒自己的观点，更不封闭自己的主张。相反，总是创造条件主动让世界了解自己，宣传、解释自己的核心政治理念，维护和发展国家民族的利益，并以和平友善的态度去影响和感染世界，尤其是在自身发展的关键时期。

从成立那一天起，中国共产党就公开宣布自己的理论主张、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前夕，毛泽东就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高高打出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并明确表示坚决捍卫这面旗帜，“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第一个纲领中，旗帜鲜明地宣称要“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消除“社会阶级区分”，从而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1936年，中国共产党人刚到陕北不久，就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做了两件事值得记忆的事情。一是编写《红军长征记》。红一方面军刚到陕北安顿下来，毛泽东就指示杨尚昆成立编写关于红军长征文稿的编委会，二人一同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出信函：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募捐，需要出版《长征记》。他还向各部队发出电报，号召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撰写有关长征的文稿，并强调这件事情“事关重要，切勿忽视。”一大批参加红军长征的革命家和红军战士，记述了艰苦卓绝的长征经历，向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主张。二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热情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详细介绍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战争、民族统一战线等重要主张，通过他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观点。斯诺在采访后创作的《西行漫记》一时之间风靡世界，中国和世界人民以极大的兴趣客观公正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政治理念。许多热血青年，就是受到这本书中介绍的中国共产党的感人事迹和政治主张的感染，冲破重重阻力来到延安参加革命的。可见，对外宣传、介绍和阐释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核心理念何等重要。

在领导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的一些重要理论观点和政治主张，首先就是在同外国政要、来宾和记者的谈话中公开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记述了他从1982年9月到1992年2月间的重要著作119篇，其中73篇都是同国外政要或其他来宾的谈话，占全部篇目的61％强。诸如小康社会、翻两番、一国两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重大观点，都是同外宾的谈话中首次公开阐述或详细介绍的。即便是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口所谓的民主人权等问题对中国制裁之时，他也在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政治理念方面不让步，并通过外宾对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例如，1989年11月23日，他在同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谈话时，公开批判西方资产阶级的人权观，阐明中国共产党的人权观，他明确指出，西方人制裁中国，“他们有什么资格！谁给他们的权力！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他们那一套人权、自由、民主，是维护持强凌弱的强国、富国的利益，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利益的。”同年12月10日，在会见美国政要时，他毫不退让地声明，中国搞社会主义就是要走自己的路，“美国的制度中国不能搬”。1990年7月，在同加拿大政要谈话时直接明了地告诉西方人，“第一，他们没有资格制裁中国；第二，实践证明中国有抵抗制裁的能力”；“中国永远不允许别国干涉内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绝不会因别国干涉而加以改变。

历史告诉人们，中国共产党人正是通过主动宣传和阐释自己的基本理论主张和核心政治理念，客观公正地向世界介绍自己，扩大了自己的世界性影响，捍卫了国家和人民的核心利益，也为世界人民提供了思想智慧和政策参考，极大地促进了世界的和平发展，对一些发展中和欠发达国家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和指导。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个传统，在全面对外开放时代不仅不能弱化，而且要根据当前的国内外形势着力加强。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需要在对外宣传阐释中得到全面、客观、准确的介绍

马克思主义是在充分吸收人类文明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创立的，是全世界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和全人类性的科学真理体系，科学社会主义是全世界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解放和发展自己的行动指南。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天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实现了两次伟大的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科学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具体形态。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我们正在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基本经济制度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在分配制度上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在政治制度上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主张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文化制度上力求极大满足人民的文化需求，实现人的精神高度发达，在政党制度上坚持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即共产党领导，这些都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此同时，它又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历史特点、文化传统和当代实际，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制度，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奋斗建立起来的，是在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基础上开拓前进的，是在吸收包括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进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充分吸收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反映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理想追求，同时也充分吸收了世界各个民族各种制度优秀文明成果，体现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基本趋势，反映人类共同的理想愿望和价值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包含着丰富的世界性内涵，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既需要在世界上进行宣传解释，也能够为世界不同国家的人们所了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道上阔步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日益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近年来，国外的一些学者和政要，越来越以极大的热情和兴趣谈论“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梦”、“中国经验”、“中国独特性”。在这些关注中，除了一些敌对势力的恶意攻击之外，还有很多人因为不了解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尤其是不了解中国人民基于自身特点而开辟的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从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产生了误解。一些学者把当今中国说成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一些学者也把中国模式说成是“国家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专制政治、文化控制的混合物；近来，一些日本学者把中国的发展模式概括为“开发专制”，即经济上搞市场经济大力发展，政治上走非民主的专制道路。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这些情况告诉我们，中国的思想理论界必须要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政治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准确地向世界介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让世界更深入、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破除对中国的误解，让那些恶意歪曲中国的论调不攻自破，对那些给中国制造麻烦的国家进行有力回击，同时也更好地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良性影响。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做宣传思想工作，一项重要任务是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

三、确立“送去主义”的文化观，以高度理论自觉积极主动地宣传阐释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当年，鲁迅先生曾针对当时我国政治经济文化落后于世界的现状，以及中国需要现代文明启蒙的历史要求，大力提倡“拿来主义”文化观，提出中国要善于向外国学习，“拿来”并消化吸收外国的先进文明，使之转化为自身发展的滋养，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指导思想，就是“拿来主义”的结果。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先后从西方引进了基督教、坚船利炮、改良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等各种救国救民的药方，在反复引进、实践、失败之后，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真正能够救中国的科学理论，从此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改变，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并历经磨难探索出了一条真正能够发展中国的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创立了一套适合中国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核心政治理念，就是“中国价值”、“中国理念”、“中国精神”。

当今的中国和世界，同鲁迅先生提出“拿来主义”的时代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国际视野来看，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已经越来越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领域显示出它的特殊效应，不同文明、不同政治理念之间的交流、交融、交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频繁。从国内情况来看，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蓬勃发展，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总体实力大幅度提升，中华民族伟大振兴的时代已经到来，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益扩大，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日益凸显，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性影响，越来越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集体共识和高度自觉。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应该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历史责任感，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传播，而要完成这样的任务，不仅要坚持“拿来主义”的文化观，同时要树立“送去主义”文化观，走好中国思想文化走出去这步棋。

所谓“送去主义”文化观，就是在当代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积极推动中国理论、中国思想、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把中国的优秀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提高当代中国的世界性影响力，展示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际形象，在为世界发展做出自己贡献的同时，有力抵御外来腐朽思想文化对我国的侵蚀，更好地维护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主权，特别是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适应的文化软实力。这种“送去主义”与“拿来主义”是相辅相成的、相互补充的，我们不仅要把中国优秀思想送到国际世界，展示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同时也要在同世界文明的交流中，吸收其他文明的优秀成分，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创新，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对世界形势发展变化，对世界上出现的新事物新情况，对各国出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知识，我们要加强宣传报道，以利于积极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

“送去主义”文化观所倡导的送出去，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自觉的而不是强迫的，和平的而不是霸权的，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送去”的目的是要客观公正地向世界介绍我们自己的真实情况，让世界更好地、更全面了解中国，确立中国在世界的良好形象。全球化条件下，任何国家都面临着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发展都必然带有自身的民族个性，都有自己特有的文化基因和政治理念；同时，人类文明中又必然存在一些共性的因素，这种共性因素正是世界范围内不同文明交流的基础。任何一个民族要真正做到为世界人类做出自己的贡献，就必须能够走向世界，在世界文明体系中展示自己的成就，为其他文明注入新的活力因子。我们送出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是当代中国的优秀文明成果集中体现，能够为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输送新的先进文明的因子，有助于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的真实状况。

我们的“送去”是在高度尊重他国的前提下进行的，决不是搞恶意的文化价值观渗透和模式推销。中华民族历来倡导“和而不同”、“和实生物”的文化理念，尊重不同文明存在的合法性，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因而我们的“送去主义”决不是搞思想扩张、价值观渗透，而是在“差异融合”中谋求世界文明的共同发展。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是最反对搞干涉和渗透的。近代史上，中国人民深受外国列强入侵、干涉之苦。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发展中也曾经受过外来观点强加干涉的磨难，当年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错误干预，给中国革命带来很多困难，切身之痛使它深刻懂得尊重他人的重要性，并坚决反对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50年代初期，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中特别强调：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必须对朝鲜人民、军队、政府、劳动党和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表示友爱和尊重。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特别强调每一个国家都应该“普遍规律和具体特点相结合”，探索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而不应该照搬一个模式。1988年5月，邓小平在同莫桑比克总统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明确指出，中国不照搬别人的模式，也绝不主张别人照搬中国的模式，“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参考，但也只是参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

当然，我们在向国外宣传介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也不必要小心翼翼地害怕别人说我们搞文化帝国主义。一方面，我们自己没有这个方面的主观意图，没有也不愿意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我们是在客观地介绍自己的东西，没有什么好怕的，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另一方面，就中国当前在世界的影响力，特别是思想文化方面的影响力，还根本达不到搞文化价值观渗透的程度，我们不能因为别人这样说我们，自己真的就以为自己在搞文化渗透了，不要被别人制造出来的、攻击我们的一些假象骗了自己。其实，那些攻击中国搞文化帝国主义的国家，恰恰是文化帝国主义的代表。还有，我们在送出去的时候，也不要刻意地“劝诫”别人不要模仿我们，好像我们真的被人家模仿了很多，好像人家学习了我们一点优秀的东西，就会给人家带来照搬照抄的恶果，会给一些攻击我们的人留下了我们搞意识形态渗透的把柄。人类思想文化传播和交往，本来就是一个相互渗透、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的过程，只要是主动地而不是被动地学习，是独立自主地接受而不是被迫地接受，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是有好处的，我们应该相信其他国家有自己的判断。

四、提升当代中国的理论传播力，增强对外宣传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责任和能力

在当今中国文化国际化发展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着一些无法回避的困难，这尤其体现在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在文化国际化发展方面的一系列不对称上。首先，发展时间上的不对称。中国文化真正走上国际化发展之路，只有短短30多年时间，当中国文化开始谋求国际化发展之时，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国际化发展已经走向成熟，在创作、发行、市场等方面都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制度体系，而我国文化相关方面的制度法律体系都不健全，这就使中国与发达国家在文化国际化发展方面形成了夕阳与朝阳的不对称。其次，文化资源上的不对称。在当今世界的文化资源控制方面，发达国家一般控制着文化的传播工具和宣传途径，特别是他们在国际互联网方面具有全面的控制权，这就使得我国的思想文化要想在世界上站得住，就必须和这些西方发达国家所操控的媒介进行合作，而这种合作当然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再次，文化规则上的不对称。在国际文化规则的制定和解释方面，发达国家一般具有主动权，我国往往只能是被动地接受标准和适应要求，如何处理利用规则和坚守立场的关系成为对当今中国对外宣传的重大考验。最后，社会制度上的不对称。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制度上不同，意识形态方向不同，这就使我国文化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遭遇更多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方面的阻力。

一般性的文化传播尚且遭遇如此多的困难和阻力，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政治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对外宣传更是如此。为此，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界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着力提升文化自觉和政治责任意识，增强对外宣传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能力。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要求的，“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提升文化担当意识，增强对外宣传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觉和政治责任。客观公正地向世界介绍和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全面准确地对外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理论工作者，应该不断提升理论自觉，切实增强责任意识，真正做到在对外宣传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面有责、负责、尽责，向世界说清楚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发展经验，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集中体现着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政治理念和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纠正国外学者和媒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误解，树立当代中国在世界上的良好形象，增强当代中国思想理论的文化软实力。

确立文化标准权意识，增强对外宣传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立自主性。长期以来，某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掌控着国际文化传播的解释权，总是把自己的核心政治理念作为“通用标准”，审视评判别国的思想理论和政治理念。声称只有他们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才是最优秀的，只有他们的核心价值观才是普世价值，其他国家必须服从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文明模式才是合理的，如果哪个国家坚守了自己的特殊发展道路和意识形态，就被指认为“不人道”、“践踏人权”、“限制自由”、“政治专制”等等。基于这种现实情况，中国的思想理论界在对外宣传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借船出海”，借助、承认和接受西方文化标准中的合理性内容，扩大进入世界文化空间的机会；另一方面必须“造船出海”，打造和坚守自己的思想文化标准，坚守对外宣传的政治底线和独立自主性，切实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政治理念、客观真理的要求、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人民意愿，完整准确地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内涵，决不能为了进入西方文化领域而放弃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曲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完整内涵。

建构独立的学术话语体系，增强对外宣传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资质。标准只是规定了原则性的要求，而要真正把核心政治理念传播出去，必须借助于一定的载体，这些载体之一就是中国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核心政治理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无疑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和社会制度特征，为了更好地在国际上传播这个理论，我们必须适应当今世界意识形态学术化的趋势，尽可能不以刚性的政治话语而采用中性的学术话语来传播，以扩大它的受众面。为此，中国思想文化界应该在坚持文化标准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和吸收中华文化中积淀着的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从中汲取丰厚的文化滋养，形成对外宣传的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同时，认真研究和适应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积极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充分吸收借鉴各种新思想、新观点、新知识，扩大对外宣传阐释的世界性视野。以此为基础，构建反映世界文明发展趋势、具有中国文化特色、体现理论发展规律的学术话语体系，深入总结和释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实践经验，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当代中国核心政治理念的范畴体系、概念系统和理论架构，在打破学术话语依赖和标准控制的同时，提升当代中国的理论解释力，提高对外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能力和资质。

网络编辑：岚河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