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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何以可能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是否成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如何实现则决定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它的基本精神是否会流失，是否会教条化、简单化和庸俗化。前者更为根本，后者是前者的展开和延伸，两者相互联系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一切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争论、怀疑、困惑、误解和错误结论都因此一问题所引发，一切相关的研究也只有在这一问题得到合理有效的解决之基础上才可以顺利进行。本文对这一基本问题的界定是否合理及应该采取何种方式对其进行研究，均给出了初步的答案；在所提的历史、比较、个案和解释学四种研究方法中，认为解释学似更为恰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基本问题；研究路径

　　

　　无论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还是像有学者提出的那样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进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以致整个中国的哲学研究，其中都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性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自身的合法性及其展开与实现的问题。如果我们对这个命题本身都还存在根本的意见分歧，那么，就既无法开展一场有成效的、保证其健康发展方向的推进运动，也根本谈不上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范式来整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基本问题的提出

　　当前国内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讨论归纳起来，大致包括否定、怀疑和肯定三种。就否定者方面来说，一部分人认为，只有一种即以普遍事物为特征的哲学，不存在不同民族、国家、地域的哲学。因此，要把一个民族、国家、地域的哲学化为另一个民族、国家、地域的哲学，这种命题要么是虚假的，要么是不可能的。另一部分人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哲学，两者不可能结合，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可能中国化。怀疑者则从以下两个方面表示了他们的忧虑：一方面是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精神的流失所表现出来的怀疑，他们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消极面”；另一方面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的教条化、简单化、庸俗化现象而表现出来的担忧，他们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副作用”。正是因为有此消极面和副作用，他们认为不仅要对这一命题进行更加严密的考订，而且要对该命题采取慎提慎用的态度。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持肯定观点的人虽然居多，但理由又各不相同。一部分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有着许多相似相通之处，两者能够结合，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中国化；另外有人则从哲学形态方面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加以肯定，他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代哲学，中国传统哲学是前近代哲学，两者都与近代哲学处在对立的状态，因此，两者能够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了；更多学者则从历史事实、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和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等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证，他们还进一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可能性问题，认为有必要对之展开深入研究，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建立在一个不可动摇的基地之上，等等。将上述种种观点罗列出来只是要说明两点，一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确有一个基本问题存在，这就是“何以可能”的问题，即中国人何以能够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其它问题也就无法解决。二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现过程中，也的确存在着一个是否会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流失，甚至对之采取教条化、简单化和庸俗化的态度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中国人如何实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运用的问题，可简称为“如何实现”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或解决得不好，也难以避免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采取怀疑和困惑的态度。这两个问题显然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前者更为根本，它不仅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立与否，而且决定着对相关问题的讨论和解决方向；后者是前者的展开和延伸，没有后者，对前者的回答是不充分不可靠的。两者相互联系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

　　在中国人何以能够和如何实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运用这个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否成立的基础性问题上，国外学者表现出少有的一致。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所以可能，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有着许多相似相通之处，甚至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中国传统哲学西传到欧洲的产物。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被中国人接受，实现所谓的中国化，实际上只不过是它又回到了中国。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就直截了当地这样断言：“辩证唯物主义渊源于中国，由耶稣会士介绍到西欧，经过马克思主义者们一番科学化后，又回到了中国。”①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则稍显委婉地这样说道：“谁要是不懂得一些儒家的思想传统，他就不懂得毛泽东思想。”②另一位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史家史华慈则不加隐讳地说道：“李大钊的哲学完全在极其古老的中国思维方式范围之内。这里人们可以发现，虽然经常使用西方哲学术语，李大钊仍然是重复屈原、佛教、道教的思想。”③他们的这些看法对后来的研究者影响很大。如美国当代学者窦宗仪就完全重复着李约瑟的观点，他说自己经过长期研究得出结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家哲学“大同小异”，“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是一致的”④。他还围绕这些结论和观点写下了专著《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德国著名汉学家皮特·奥皮茨从１９６９年到１９７４年，连续出版三部专著，他要极力阐明的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从儒学出发成长起来的，从儒学出发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⑤。美国学者斯拉姆认为，毛泽东思想与儒家的关系要远比它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密切得多。对此我们或需深入这些说辞的背后，去看看他们到底要说的是什么。但不无遗憾的是，在没有弄清楚他们到底想要说什么之前，我们就把这些观点当做“真知灼见”不加分析地给完全接受下来了。其结果就是跌入他们给我们设下的陷阱。

　　国外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相似相通方面寻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据，是有他们自己的逻辑思考的。这就是一旦这一点被坐实，余下的事情就好办了。譬如，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看作是中国传统思想化，儒学化，甚至是封建化，把中国的社会主义看做只不过是“井田制的翻版”，把李大钊、毛泽东等不是看做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民粹主义者，等等，就顺理成章，一点都不成其为问题了。中国的学者没有深入了解这一问题的实质，却跟着国外学者唱起同样的调子，这就上当了。

　　要避免上这些外国学者的当，我们就既要向他们学习，又要同他们保持警惕和距离。之所以要向他们学习，主要不是因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保持了浓厚兴趣和细腻的研究风格，而是因为他们能够抓住问题的要害，即他们把研究的重心和主要精力始终放在中国人何以能够和如何实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最基本的问题方面；之所以要对他们保持警惕和距离，是因为我们不能被他们的研究方式或路径牵着鼻子走，更不能接受他们的错误观点和结论，必须保持我们自己的独立性，采取新的方式或路径展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的研究，得出更符合实际的、正确的，也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观点和结论。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基本问题的界定

　　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实为我们深入研究、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开展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的哲学研究所必需。但更进一步的问题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究竟是一个还是多个，是否是上面提到的何以可能、如何实现的问题，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有此一基本问题，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否也会有同样的基本问题，等等，是我们必须弄清楚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究竟是一个、两个还是多个？有学者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若干基本问题》为题发表了一篇文章⑥，单从文章的题目可以看出，作者似乎是认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有许多基本问题的。这是一种未经认真思考的轻率。在笔者看来，一件历史事情或过程以及由之凝练而成的命题可能会形成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会随历史事情或过程的变化发展而发生变化转换，但它围绕的中心却始终只能是一个，且不会变化转换，否则，这一历史事件或过程就已经终结，由之而来的命题也不再有人给以更多的关注。由是观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一定是贯穿整个事件过程之始终的问题，即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其它问题发生了变化转换，而这一问题却只能是它自身，否则就不能是基本问题，此其一。其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一定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有问题的“源”问题。所谓源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所有的其它问题都是在此问题之上产生的，没有该问题的存在，其它问题也就无以存在，此问题得不到解决，其它问题也不可能解决；二是对此一问题的讨论和解决方式规定和影响着对其它问题讨论和解决的方向。其三，提出一个问题总是预设了对这个问题解决的目标，而目标决定着问题的性质。在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群中，只有那个能够反映我们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本目标的问题才能被我们视为基本问题。根据以上三点，我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不是多个，也不是两个，只能是一个。因为能够贯穿这一历史过程始终的、作为源问题的、规定我们提出这一命题的根本目标的问题只有一个。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就是何以可能和如何实现的问题。表面看起来，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但实际上却只是一个，它们相互之间根本无法截然分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何以可能不是凭空提出来的，而是在这一历史过程业已展开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之所以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其着眼点是要对这一实现过程进行深刻的反思或理论思考，以使这一过程能够在自觉意识的推动下更加健康地开展。也就是说，何以可能是以现实的实现过程为基础和标的的，在历史与逻辑展开之序列上，是历史在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如何实现显然又只有在何以可能得到解决的前提上才能够提出。我们之所以要提出如何实现的问题，是要通过对这一过程的深入研究来把握可能向现实转化的内在逻辑规律。也就是说，我们提出如何实现的问题，其意不在历史本身，而在逻辑规律，把握规律是为了更有效地推进历史运动本身。两者互以对方为目的，又共同服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共同目标。

　　何以可能与如何实现这个二而一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原因就在于：第一，它是贯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历史过程始终的问题。只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仍然继续，我们就要对这一过程进行反思和探讨，也一定会以提出何以可能和如何实现这一问题表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许多问题会发生变化，即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和形式也要随时代、实践、各门科学的发展而变化，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这一基本问题会伴随这一过程的开展而始终不会改变。第二，何以可能与如何实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源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不仅决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其它一切问题是否成立，而且也决定其它一切问题将如何得到解决；第二方面决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各种问题将以什么方式、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得到解决。第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系列问题中，唯有何以可能和如何实现才真正能够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本目标。我们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何以可能显然不是针对这一历史过程本身的发问，这里如此提问，一是要弄清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得以发生的各种条件，只有弄清楚这些条件并提供它们或使之成熟，我们才能有效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有效地实现我们的目的；二是要对我们的目的和意图自身的合法性进行追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是一个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具有客观必然性的历史过程，而且也是一个必须要由一定的主体加以推动才能开展的历史运动，这里必然有主体的意图和目的参与其间。这一主体就是全体中国人民，只有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意图和目的符合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愿望和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才具有合法性。因此，我们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何以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必然包括对我们自己的目的、意图的合法性、正当性的追问。我们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如何实现的问题也不是针对这个实现过程，而是要透过这一过程去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现规律，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以更有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并保持其健康发展之方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究竟有无区别，区别何在？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清理的问题。许多学者对此大都采取了回避或含糊其辞的态度和做法。是这个问题很难讲清楚，还是它不值一提算不上什么有意义的问题呢？笔者以为这都不是。其一，这不是一个可以回避的问题，其二，这也是一个可以讲清楚的问题。如果我们回避它或对之采取含糊其辞的做法，我们就有可能面临一连串足以让研究难以为继的疑问。因此笔者觉得只要是研究“中国化”问题的论者，首先就应当分清自己研究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容不得含糊其辞。假如一个论者在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他同时又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包涵其中，甚而将其定位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分析命题，那结果就为取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张者制造了口实，因为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只看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分析命题，我们就没有理由在已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之后再提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又假如一个论者在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他所谈论的却只不过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类似的话，也就是说这些话用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课题上也同样适用，这实际上就使研究停留在了一个比较“感性”或“实在”的阶段，因为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阶段，主要针对的是中国的实际，要解决的是民族救亡图存的紧迫问题，在那样的条件下我们需要的是“管用”、“对症”的理论，相应地我们只能是比较重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国家、革命的那些内容，我们不会像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阶段那样，对马克思主义做一种系统的、全面的理解和研究，这就容易使研究停留在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严格区分是否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呢？并非如此。主要的问题在于许多论者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笔者曾在《广州大学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１０期上写过一篇文章，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些粗浅的探讨，篇名即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区分》。在这篇文章中，我已从学科分类、命题意蕴、学术旨趣和侧重内容等方面对它们进行了区分。这一区分只能是初步的，也不一定准确，但我相信只要有更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个问题，意识到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就有望获得解决，并不再成其为问题。

　　本文讨论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因此笔者还想从“基本问题”这一角度简要谈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区别。自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以来，从未有人提出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问题是什么”这样的问题，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才刚刚提出来的，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有许多论者开始提出并讨论这个问题了。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除了两个命题提出的时代条件、反映的内容和追求的目标不一样外，我认为还有态度和研究思路方面的差异。所谓态度的差异是指我们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所抱的主要是一种实践的态度，由于我们要解决的往往是一些当下最要紧的问题，主要是根据实践的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的不同部分分别提高到一个重要的高度来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的；而我们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更多采取的是一种理论的态度，目标是要创立新的理论，这需要进行深刻的理论反思，需要从根源上、整体上弄清楚马克思主义的每一个重要理论观点，我们不仅要知道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应当知道为何要如此运用，只有弄清楚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大目标。所谓思路差异是指我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主要采取的是把抽象的理论具体化，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提升和改造中国的社会实践，并用中国的社会实践充实、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种具体化和相互作用是不会将我们引入到对“基本问题”的思考中去的；而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虽然也要把理论具体化，但更多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对以往的实践活动进行概括和总结，是要从实践的具体上升到理论的具体，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来对整个中国的历史文化进行深刻总结和反思，这就需要提出并深入思考“基本问题”。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基本问题的研究路径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是可以运用不同的方法或从不同的视角进行的。现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用的较多的是历史的方法。历史的方法既类似于孔子的“春秋”笔法，又可如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把现实生活作为历史的参照系，在过去与当前视域的重合中来达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的准确而深刻的理解。因此，我们在用历史的方法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时，需要分三个层次进行。第一，从世界史、人类史层次上进行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好，都不是在中国一个国家、中华民族一个民族范围内进行的，它与整个世界和人类的历史发展息息相关。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它的哲学，是对整个世界历史的整体的精神把握，是人类发展到现时代的时代精神。没有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更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以普遍事物为对象的哲学只有一种的观点虽然本质上是正确的，但这种哲学的真正出现，它向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发展，都只有在世界由国别史和民族史向世界史的转变中才具有现实性这一点，却是持此种观点的人没有很清楚地认识到的。第二，从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层面进行研究。如果没有近世中国救亡图存的实际需要，没有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和登上历史舞台，没有“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等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就既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没有我们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现代化中的各种问题的深刻反思，我们也就不可能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第三，从中国思想文化与世界思想文化的相互交流的历史层面进行研究。虽然我们不能像国外学者那样仅仅从思想文化层面去回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何以可能和如何实现，但从中国思想文化与世界各国的思想文化交往过程中，从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的历史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寻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由和理据。因为人类在实践与生存领域的交流和融合都需要通过思想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需要运用比较的方法。既然我们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是看作一个在中国孤立发生的历史事件，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世界、实现世界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放在它的世界化中进行研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其它民族化形式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就是十分必要的。只有在相互联系的整体中，我们才有可能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真实历史条件，才能有效地回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何以可能的问题；只有在相互比较的条件下，我们才能发现各个民族究竟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本民族的实际和传统文化“结合”的，从中发现一些共同的必然性和规律，从而有力地回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如何实现的问题。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亦可运用微观或个案研究方法。通过一些个体主体在传播、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方面所做的工作来具体回答何以可能和如何实现的问题，因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从个体主体方面寻找答案，需要分类进行：一是对领袖人物如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特别是像毛泽东这样既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又能够将实践经验上升到哲学理论高度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研究，从他们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可能性及其实现方式；二是对专业学者如艾思奇、冯契，当然也包括金岳霖、熊十力、冯友兰、张岱年这些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家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开展的大量的学术理论活动和成果进行探讨，通过细致入微的探讨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文化条件及其在学术方面的实现形式；三是对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实现的理论创新和积累的实践经验进行认真总结，对当代学者提出的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思想和理论观点进行深入讨论，通过总结和讨论，获得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何以可能和如何实现的新答案和新形式。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在我看来，最好的方法当属现代解释学方法。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首先遇到的虽然是何以可能以及与之有着密切关联的如何实现问题，但当我们着手回答这个问题时，就立即发现它们又都与理解和解释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能完全归结为理解问题，但又只有在理解的基础上才能为我们所接受和运用，并且只有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对之作出新的理解和解释，才能实现中国化。因此，如果说何以可能与如何实现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或核心问题，那么，理解和解释就是“基础的基础”、“核心的核心”问题。这意味着，只要我们充分地解决了中国人何以能够和如何实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解释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就能够获得有效解决。第二，解释学，主要是现代解释学对于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具有恰适性。前现代的或古典的解释学侧重的是对经典著作语言文字方面的梳理和解释，其标准就是看能否再现作者的心理活动和书写文本的意义。这种注经释典的传统解释学在中国向来相当发达，正因为如此，才有学者提出要建立所谓“中国的诠释学”。殊不知，此种意义上的诠释学只不过是一种理解和解释的技艺或技巧，它尚不能说明今天人们是何以能够理解过去时代的作品和文字，并做到相互理解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古典解释学往往只有借助神秘的心灵交流和上帝的启示。现代解释学则不然，它从一种理解和解释的技巧演变为说明人们何以能够相互理解和实现这种理解的哲学。在现代解释学看来，人们之所以能够理解，主要不是因为心理方面的相互感应和感受，更非来自上帝的启示，主要是人们有相同的生活和存在境遇，在理解者和被理解的对象之间有着深刻的一致性。这要求我们更多地从实践、生存方面去把握人们相互理解的可能性。我们之所以能够解以往时代的作品，原因也在于今天的我们不过是以往时代的继承者，我们是在现实的生活中、传统中才实现对作品或各种书写文字的理解的。这就是为什么现代解释学如此重视前理解、实践、传统、效果历史的原因所在。如果我们更加注重从生活实践，从人的生存境遇等方面去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可能性和实现方式，而不是只从语言文化、精神心理方面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我们就完全能够避开国外学者设下的“陷阱”，并求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基本问题的正确解决。第三，现代解释学对如何实现理解和解释问题的讨论对我们回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如何实现的问题有着重要的帮助作用。现代解释学对“理解间距”、“解释循环”、“视域交融”、“解释学应用”等作了充分讨论，刻画出人们实现理解和解释的具体而清晰的路径。这些问题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现过程中同样会遇到，借助它们，我们可以获得对基本问题的有效解答。

　　【注释】

　　①Joseph Needham.“The Foretime of Today’s China”,Centurial Weekly,1960,2.

　　②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１年，第５２页。

　　③本杰明·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５页。

　　④窦宗仪：《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兰州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３１页。

　　⑤参见张允熠：《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山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３２２页。

　　⑥参见袁吉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若干基本问题》，载《哲学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４期，第１１页。

　　

　　网编：客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