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和工作创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90年间成功领导和推动了中国的四次大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具有重要的反思价值｡

　　一､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理论与中国社会第一波转型升级: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相结合,创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完成政权的转变,把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推进到新民主主义社会

　　现在有一种片面的观点,一谈发展就是和平发展､现代化､城镇化､国际化､全球化,就谈改革开放,而忘记了一个基本前提:即在“和平与发展”之前,我们有过一个“奠基礼”——“战争与革命”｡那种认为“战争与革命”不是发展的观点,把“战争与革命”和“和平与发展”对立起来,违背了辩证法｡“历史虚无主义”甚至把中国革命称为“倒退”和“破坏”,否定中国近现代历史作出的选择,主张中国再做三百年殖民地｡这些观点的共同之处,都是否定中国革命是中国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是历史的突变,当然是发展的重要环节｡环顾西方,先有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后有资本主义产业革命的情况非常普遍｡中国的发展也是一样,把“战争与革命”和“和平与发展”正确地､有机地统一起来正是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发展的认识与实践的高明之处｡

　　从发展观的角度看,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其实就是关于“中国发展之争”｡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彻底改造中国呢?还是不进行这种改造而在旧制度基础上直接解决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呢?现在看来,“问题派”缺少国际政治的宏观视野和敏感性,对“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茫然不知或消极抵制｡“主义派”共产党人则超越了当时中国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思想界限和理论水平,敏锐地把握了“战争与革命”这一主题,并把握了这一主题下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历史机遇,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来观察世界和思考中国的命运,为中华民族树立崭新的国家目标和社会理想,把中国的社会形态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高度｡与同一时代的各种思潮相比,贯穿于中国共产党最高纲领､最低纲领和毛泽东思想中的发展观都更正确､更完整､更优越､更有效,更有助于拯救中国,因此也更受到中国人民的拥护和选择｡尽管贯穿1919到1949年的历史,无论思想界还是政治界,中外反动力量总是在反对共产党､抵制“赤色威胁”方面采取一致立场,然而中国共产党却赢得了中华民族发展的领导权｡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曾分析了其中的秘密:“日本人现在叫嚷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就是共产党｡但是全体中国人民,除极少数卖国贼之外,都坚定不移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因此,在中国人民看来,如果共产主义意味着抗日,意味着民族解放斗争,那末大多数中国人民就不怕这样的共产主义,只有汉奸卖国贼的恶梦里才存在所谓的‘赤色威胁’｡相反,全民族迫切需要这样的共产主义,正如饥饿的人需要大米一样｡”①

　　从发展观的角度看,贯穿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建国方案之争”,其实也是关于中国的政治发展之争｡封建帝国､傀儡政权､中华民国､中间党派主张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五种建国方案谁能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谁就能推进中国发展,中国历史和人民就将选择它｡实践证明,前四个方案不是反动的､就是卖国的､妥协的､空想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方案,能够结束落后的生产关系､剥削压迫的阶级关系､不平等的中外关系,结束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式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进程,建立新国家,开辟新未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在理论上系统解决了在中国要实现发展为什么必须进行革命､进行什么性质的革命和怎样进行革命的问题,在实践上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共和国｡国民党政权的灭亡和新中国的建立,是中国实现第一波发展的重要标志｡

　　在第一波转型升级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问题的理论重心和实践重心,不是发展经济,而是推翻三座大山,改变社会性质,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通过革命完成社会转型,使中国社会从较低的社会形态发展到较高级的社会形态,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革命胜利本身就是旧制度的断裂和新制度的诞生,就是跨越式的发展｡另一方面,不仅社会转型升级本身就是发展,而且这种发展具有基础性和前提性,它同时又能为新的发展奠定社会大前提,开辟大空间｡在旧中国面临的挑战和机遇面前,在当时中国社会矛盾的复杂景观中,中国共产党人敏锐地把握了中国的发展困境､发展要求和发展方向｡这种认识上的先进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未来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领导者地位,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将从在野党成为执政党｡

　　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理论与中国社会第二波转型升级: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实际相结合,创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把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第二波转型升级是在第一波转型升级成果基础上进行的｡首先,中国共产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执掌国家政权｡“中国的优秀分子一代接一代地努力应付从帝国时代晚期继承下来的国内问题,回答工业化的西方提出的历史悠久的挑战,这种努力在1949年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央政府在这一年获得了对中国大陆的完全控制,因而实现了很长时间以来所渴望的国家统一｡此外,中央政府还首次承担了国家的体制､经济和社会的全面的现代化工作｡”②因此,与帝国和民国时期不同,新中国新社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没有一个生活的方面,也没有一个国内的地区不受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发展的认识和实践的影响｡其次,关于发展问题的理论重心和实践重心放在巩固政权､恢复国民经济､改造与建设并举上面｡第一波是破坏一个旧世界,第二波是建设一个新世界｡再次,与第一波转型升级时那种长期的理论探索相比,第二波转型升级的理论准备比较充分｡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著名的“两步走”理论:中国革命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中间不许横插一个资本主义阶段｡七届二中全会初步规划了两步的衔接问题,指出:“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党的第一个根本任务是要稳步地促进相互联系的两个转变,一是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一是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③至于在什么条件下､从什么时候开始､采取什么方式去实现两个转变,党中央､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提出过一些设想,后来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又进行了新的思考｡这种理论认识上的科学性､自觉性和超前性,对实现中国社会发展的第二波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在建国前夕提出:“我国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的时间｡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④当时设想,先经过10年到15年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再采取实际的社会主义步骤,从容地进入社会主义｡但是,经过新中国头三年的努力,到1952年中国经济内部的关系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首先,公私经济所占比重有了根本性变化:在全国工业(不包括手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工业从1949年的34.2%上升到52.8%,私营工业从63.3%下降到39%｡在社会商品批发总额中,国营商业从1950年的23.2%上升到60.5%,私营商业则从76.1%下降到36.3%｡这表明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更为增强｡其次,私营工商业经过一系列调整,有相当一部分被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再次,全国土地改革完成以后,40%的农户参加了互助组｡随着实践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发展的认识也逐步深化｡看来,不用10年到15年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时期之后再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而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同时也就成了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的社会｡这无疑是一个认识上的飞跃｡于是,1953年底正式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在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发展的认识史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发展上均具有转折性的意义｡它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正式确认:“改变原来的设想,不是等待长期准备之后再采取实际的社会主义步骤,而是现在就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实行以多种过渡形式改造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具体政策,积极而又循序渐进地完成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初步确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基本经济制度｡这是党依据新中国成立后经济､政治条件的新变化而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党的总路线､总任务及发展战略上的重大转变｡”⑤

　　与此相伴,1953年元旦党和政府通过《人民日报》社论向全国人民宣布,我国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4年9月,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指出: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开始执行,“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地位｡”⑥全党和全国人民把注意力集中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上来,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之中｡伴随工业化建设,三大改造成功推进｡

　　到1956年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更加巩固,经济上几乎消灭了剥削制度,意识形态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更加牢固,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发展变化｡

　　三､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理论与中国社会第三波转型升级: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相结合,探索､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突破传统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建立中国特色的小康社会

　　第一,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中积累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为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以及实行改革开放和进行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

　　195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豪迈地跨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第二波转型升级时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问题的理论重心和实践重心又有不同的是,这一阶段围绕的主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中共八大正确分析了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提出了一系列正确解决矛盾的方针｡这为探索建设社会主义规律,开了一个好头｡但是后来的历史证明,当时全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共识还是很不巩固的,对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八大二次会议,关于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又严重起来｡于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两种探索倾向,积累了两种结果｡成功与挫折交替,正确与失误交织,充分表现了当探索历程的复杂性｡

　　首先,正确的探索和积极的成果｡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提出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总任务和“两步走”的发展战略步骤;经过“大跃进”的严重挫折后,对社会主义的长期性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估计建设社会主义强国需要10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提出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建设社会主义;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既要反对保守又要反对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提出生产关系的变革不能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尊重价值规律,坚持按劳分配｡关于教育科技文化,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指出科学技术现代化在我国现代化中具有关键性作用｡关于党的建设,提出执政党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加强党内监督,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这些正确认识,有些在当时实行过并取得明显成果,有些在实行过程中没有贯彻始终,有些则因出现背离的情况而导致在实践中陷入偏差,但是都是积极成果｡相当一部分成果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仍然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发生作用,并对“文革”后进行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对实行改革开放和进行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⑦

　　其次,探索中的曲折和教训｡由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刚刚起步,其规律性还没有充分显现,使得一些正确认识在实践中不易坚持下去,甚至出现反复｡“一九五七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⑧因此,“赶超战略”就提出了,“大跃进”的方针就确定了,“共产风”､“高指标”､“瞎指挥”的情况就出现了｡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常常只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已有的论述中去理解,甚至照搬某些结论,以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的某些设想来衡量现实生活｡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过去革命年代的经验绝对化,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明显地表现为传统惯性和路径依赖,表现为脱离实际､超越阶段的主观主义,而不是表现为坚持基础上的创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第一个十年的“左”倾错误,虽然暂时地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但是也没有得到有效阻止｡“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下,国家政治生活陷入严重内乱,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⑨

　　值得注意的是,在探索过程中两种倾向都自认为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的结合,难分真假对错｡哪些是真理?那些是谬误?当时并不是很清楚｡正确的可能遭到批判,错误的可能被当作真理坚持｡最后,这一段历史中的是非最终不是由伟人言论而是由社会实践做出了判断｡

　　第二,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相结合,正式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确立其指导地位,推进以改革开放为鲜明特色的发展主题､发展战略和发展进程｡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人们认识到:极左思潮影响下的发展主题､发展战略､发展进程,不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因为它没有明确认识到中国是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主张和实践都表现为超越阶段,表现为冒进,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改革开放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主张的发展主题､发展战略､发展进程,同样不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因为它否定中国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选择,主张离开社会主义搞资本主义､搞民主社会主义｡因此,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相结合,正式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确立其指导地位,推进以改革开放为鲜明特色的发展主题､发展战略和发展进程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如何驾驭和引领“文化大革命”后的社会思潮,成为决定中国发展的关键｡“文革”结束后,“中国向何处去”的发展问题再次摆在党､国家和人民面前｡华国锋同志虽然完成了粉碎“四人帮”的政治任务,却没能承担起开创历史新局面的重任｡“两个凡是”又制造了新的迷信和精神枷锁｡但是,“文革”以其巨大的悲剧性教育了党和人民,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绝不可以重演｡广大群众在“文革”后期就厌烦了无休止的政治折腾,对极“左”路线开始怀疑和不满,人心思定｡经历“文革”破坏的中国社会,呼唤真理､呼唤自由､呼唤创新,中国进入了思想活跃时代｡人们开始摆脱旧框框的束缚,放眼看世界,重新思考国家走向和个人出路｡各种意见交锋碰撞,百花齐放｡“正统”思维和信仰危机同时存在｡一些人对前途缺乏信心,更多人透过刚打开的国门,看到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潮流,看到东亚经济的崛起,改革开放呼之欲出｡

　　其次,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起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航程｡1978年5月在全党内外展开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从根本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号召人们彻底打破“四人帮”加在身上的精神枷锁,要勇于追求真理,勇于实践｡一扫当时社会的苦闷彷徨之风,使全党全国人民精神为之一振｡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决定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直接开起了改革开放的航程,触及了经济管理体制,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打开国门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这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历经坎坷而积聚的思想､理论､实践力量的一个集中释放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是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⑩

　　再次,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确立其指导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有明显的渐进性和建构性｡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这一建构过程,后来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关键节点:十三大完整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改革目标,十五大确立了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十六大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写入党章,并提出建设小康社会的宏观目标和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在此期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准确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制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通过改革开放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定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在发展､“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等一系列重要思想,使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观发生了一次重大的飞跃,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施依法治国､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西部大开发等重大战略,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我们党的发展观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党的指导思想不断与时俱进,理论的创新和实践的创新相互促进,理论的发展和实践的发展相得益彰,展现出良性互动的大好局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终形成和发展,指导推进了另一场革命——改革开放｡高度集中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让位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模式,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科教文卫和社会管理等等的体制机制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家的面貌､综合国力､国际地位等等都跃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根据“三步走”战略,在2000年我国总体上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小康社会｡

　　四､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理论与中国社会第四波转型升级: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际相结合,创立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通过科学发展的实践,推动中国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

　　我国21世纪初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从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转到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首先是用20年时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党的十七大分析了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后,指出:“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但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针对“两个重大变化”和“两个没有变”的客观实际,借鉴国内外发展经验,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⑿

　　十七大在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对我国发展又提出了5个方面的新要求:一是要增加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二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三是要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四是要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五是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这样就构成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5个方面的目标体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我国将实现小康社会的全面升级,中国将由低水平不均衡的小康国家升级为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为居世界前列､人民生活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权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做出更大贡献的国家｡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与许多西方国家的执政党在议会中拒绝讨论生态文明建设相关议题不同,中国则把建设生态文明写进执政党的报告和中央政府的发展规划｡十七大明确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生态文明建设的约束性指标已经分别纳入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中长期发展规划｡这是中华民族面对全球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作出的顺应时代发展的庄严承诺｡国内外有远见的学者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并进一步做出更加积极的判断和期待: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中国的角色是做领袖,而不是随从”｡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本质优越于西方发达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资本主义本质,代表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方向｡作为具有后发优势的大国,中国既要从实际出发又要放眼未来,坚持真理引领､正义价值引领和科技创新引领,努力成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生态文明的榜样国家｡

　　五､中国共产党发展理论与中国社会发展变化演进机理及启示

　　第一,纵观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理论与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演进机理,归根结底还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仍然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学说的坚持､运用､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围绕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展开的｡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理论其理论属性､理论品质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条具有根本性､方向性､战略性,确保了中国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只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理论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之间,始终体现出党把握规律和遵循规律的坚定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坚强有力的政党,始终尊崇发展进步,反对落后保守｡坚持辩证发展的哲学观,认为事物发展的总方向､总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事物发展的具体道路又是曲折的､迂回的,事物自我发展过程是前进性和曲折性､上升性和回复性的对立统一｡因此,能够反对历史循环论和历史直线论,能够反对“顶峰”“绝对”“永恒”之类的东西,能够与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绝对化态度划清界限,坚持科学分析｡实践已经证明,在一个历史时期,面对同样一个社会现实,往往同时存在相互矛盾甚至截然对立的多种判断､多种思潮､多种理论｡理论探索本身也可能出现失误甚至错误,并进而导致错误的实践｡因此,特别需要一脉相承,层层递进的主导性理论对社会发展方向､模式､进程的正确把握｡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理论既来源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又推动､规范和引领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

　　第三,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理论和实践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了无比的优越性和远大前途｡社会主义的兴起是人类社会继唐宋之变､西方崛起后的第三次大转型,是对西方崛起的第二次现代转型的批判和扬弃｡社会主义是人类发展的方向,而中国已经成为这种发展大方向的忠实的践行者和引领者,将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树立新的典范｡中国由于人口众多､经济实力雄厚,早在非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就曾经办演过重要角色,在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崭新条件下必定在人类发展史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在90年的时间里,纵跨“战争与革命”､“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面对中国发展实践不断提出的重大问题和考验,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探索,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相结合,正确回答了这些问题并把它们总结升华为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过程,也就是关于中国发展的认识和实践的过程｡同时,必然成为关于今后中国发展的认识和实践必须纪念､回顾和反思的过程｡

　　注 释

　　①《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3-134页｡

　　②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页｡

　　③⑤⑦《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82､186-187､738-740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6页｡

　　⑥《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3页｡

　　⑧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226页｡

　　⑩《改革开放三十年:从历史走向未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

　　⑾ ⑿《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14页｡

　　⒀ 《第五届生态文明国际论坛会议论文集(中英文)》A-pril28-29, 2011, Claremont, CA, USA. Fifth International Forum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Toward an Ecological Economics,第94页。

　　网络编辑:客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