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问题亟待破解”等8则
王伟光：共同富裕问题亟待破解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原则。共同富裕是邓小平提出的第二个战略问题。中国共产党执政主要有两个任务：一是发展生产力，做大“蛋糕”。发展就是硬道理，这是共产党执政的第一要务。二是必须把“蛋糕”分好，切实解决好分配问题。中国解决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问题，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解决根本的问题，有助于中国应对来自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当前，共同富裕问题已经非常急迫地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中国正处于发展的黄金期，又处于矛盾期。经济发展起来以后，我们会面临更多的问题，这是正常的。为此，我们不仅要一心一意谋发展，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而且要切实解决发展后遇到的新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集中到一点上，就是一个切实解决分好“蛋糕”的问题。中国如果不解决好收入差距问题，社会主义就要走到歪路上去，就要走到资本主义那条道路上去。因此，重庆经验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和总结，我们要站在重庆考虑全国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7月15日）
蔡武：艺术问题不要管得太死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社会环境和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政府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已经成为必然。政府在管理文化事务时，既要遵循市场规律，也要遵循文化规律。政府如何由“办”到“管”，主要还是按照中央的规定，着力于政策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同时，我们又要敢于管理、善于管理。对于思想认识问题和学术问题，要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以理服人，避免引起大的震荡，干扰大局和党的中心工作。对待文学艺术领域的倾向问题，还要坚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在哪个范围出现问题就在哪个范围内解决，不要轻易地就定为“左”或右。在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的前提下，给文艺家们充分的创作自由，使各种流派、各种风格、各种题材、各种体裁都有充分发展的空间。在艺术问题上，要充分尊重艺术家的个性和创新，不要管得太死，限制过多。即便有些倾向性问题也要通过引导、循循善诱，加以解决。
（来源：《人民日报》2011年07月20日）
郝欣富 何翔：“最大政治优势”与“最大危险”的蕴含及启示
纵观世界各国政党执政的经验，特别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失利的教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最大政治优势”到“最大危险”只有一步之遥，从“密切联系群众”到“脱离群众”只是一念之差，但决定了党的生死存亡。许多政党，往往在取得政权之前或在此过程中，具有群众意识，注重群众工作；但在走上执政地位以后，手中掌握了政权，却往往只强调执政意识、政绩意识，而忽视或淡化了群众意识、服务意识，为掌权而掌权、为执政而执政、为政绩而政绩，由此必然带来执政理念、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偏移，脱离群众的危险由此产生滋长。这样，就会背离革命的初衷，违背执政的规律，这也是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和执政党发生剧变、失去执政地位的带有共性特征的轨迹。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最根本的一条就在于：我们始终牢记和践行宗旨，始终强调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尤其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因此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支持和拥戴，我们的事业才长盛不衰。
（来源：《安徽日报》2011年7月14日）
王尔：微博提升公共话语平台的品质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6月底，我国网民总数达到4.85亿，互联网普及率为36.2%。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上半年，中国微博用户数量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已经从6311万增长到1.95亿，半年增幅达208.9%，在网民中的使用率也从13.8%提升到40.2%。此前社科院发布的《中国社会舆情与危机管理报告(2011)》指出，微博已成为网络的舆论中心，成为网络公众意见表达的首选，连接着现代社会的神经。如何引导、管理、使用这一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新事物，是当前摆在各级政府官员面前的一大新课题。要想影响群众，就得成为群众中的一员，深入群众与群众谈心对话；要想影响网络，各级领导就得深入网络，与网民互动，体会网络的冷暖，感受网络民意流的走向与能量。中国公民社会远未成熟，政府与知识界有责任进入微博这个公共空间，与网民共同成长，通过在微博这个公共平台上的交流或争论，促进现实社会向理性有序方向迈进。
（来源：《 济南日报》2011年7月20日）
李世默：西方价值观已经被“神化”
现在，由美国领衔的现代西方社会已经将自身视为“历史的终结”。启蒙思想家带来的思想在历经数个世纪后，已经被神化为一种宗教信仰，即自由民主才是最佳政体形式，个人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单位，天赋人权、资本主义是唯一可行的经济体系。它们构成了一种新的宗教——“现代性”。今天，“现代性”这一宗教拥有人类所见识过的最为强大的军事实力。它的门徒控制着全球绝大部分经济资源和经济活动，占据着国际机构最高级别的岗位。在西方世界以外，除了少数例外，西方价值观并未兑现过它的承诺。世界上许多长期遭受苦难的人民放弃自己的文化，转而采用被誉为普世价值的西方价值观。他们举行大选，成立议院、编撰法律，但仍深陷贫穷和内战的泥潭。而在西方世界，被意识形态化的启蒙思想正在毁灭西方曾取得的成功。美国努力想要将地球另一面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东方社会改造成为美国自身的模样，但加利福尼亚州这个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却正在陷入政治机能失调的困境。同时，美国的中产阶级日渐式微；在欧洲，20多岁的年轻人在街头闹事以保护自己的退休金。然而，中国却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完成了现代化，其速度和规模，任何一个人都难以想象。尽管依然存在各种问题，但其成就是不可辩驳的。中国的现代化是在“现代性”的圣庙以外取得的。中国并不举行大选，但中国政府享有的支持却是全世界最广泛和可持续的。中国的经济成功源于对资本的有效利用，但并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来源：《环球时报》2011年7月2日）
[日]加藤嘉一：中共体制有许多值得世界学习
不管在中国国内还是国外，有人说中共权力过于集中、不够民主，也有人说中共是最好的执政党。在我看来，中共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没有更好的。西方政党的合法性来自程序，即过程，政府表现不好就得下台，而中共是靠政绩，即结果，靠不断满足老百姓要求，弥补社会生活空缺，包括“保八”、户籍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税制改革、农村改革、住房改革，等等。中共必须坚持不懈跑下去，不能停下来。合法性究竟来自程序更好，还是来自政绩更好，这个没有可比性，也没有对错。但中国确实有值得外国学习的地方。日本刚经历了大地震，不管中日体制如何不一样，这样的时候必须举国一致，日本政府缺乏这样的魄力。中国领导人是世界上最难当的领导人，但中国共产党对决策的把握，值得外国政治家学习。今天是超越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区域主义，各国之间携手实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在这个意义上，“另类”中共的存在本身意味着一种鼓舞，而不是威胁。
（来源：《环球时报》2011年6月13日）
[阿根廷]豪尔赫•马莱纳：务实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最突出特点
务实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最突出特点，所以中国共产党不会无视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可能会影响整个国家命运的后果。中国共产党注意到了导致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共产党解体的原因，并就此展开了一系列的改革，以避免这种情况在中国上演。在许多西方分析家看来，不以民主为目的的改革算不上真正的改革。但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对建立西方式的多党民主制根本不感兴趣，它的主要目标是巩固自己的权力，不断推动一党制国家。因此，中共党员观察着社会的发展，不断自省，努力适应各种新的变化和时局，并实践各项预防性的政策。这种务实风格的证明是，中共从3年前开始调整经济增长战略，即不再依赖于外国直接投资创造的收入，而是为避免国际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给予国内市场和公共投资发挥更大作用的空间。
（来源：《参考消息》2011年6月29日）
王瀚东 张卓：从窃听丑闻看西方自由主义新闻观的困境
新闻集团旗下《世界新闻报》所引发的“窃听风暴”并没有随着这家英国百年老报的关闭而停息。对全世界的新闻从业人员而言,这场丑闻动摇的不仅仅是新闻集团的根基,它破坏了新闻自由与新闻良知的基本准则,迫使我们重新审视西方自由主义新闻观所面临的现实困境。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论,是建立在自由表达的“天赋人权”基石之上,通过新闻自由来制度性地保障社会个体自由表达的基本权利。在制度性的安排下,新闻机构成为社会个体自由表达的代言人,保护新闻记者个体的自由采访权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保护全社会的自由表达权。然而,正是当代媒介产业制度本身构成了新闻自由的危机,比如,新闻产业经济结构的变化,决定了操纵新闻的人倾向于把个体的表达权与知晓权拿来作为赚钱的工具。对“新闻自由”的崇尚通常是建立在媒体的独立性之上,当他们用“无冕之王”、“第四权力”等光环强调媒体之于政治的独立性时,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媒体之于商业的独立性。媒介垄断用商业利润最大化的合理性悄无声息地侵蚀着新闻道德和新闻价值的基石,使新闻自由只剩下一个虚伪的外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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