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瓜多尔左翼是拉美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政治力量。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来，它经历了兴起、发展壮大、内部危机和重组等一系列发展演变过程，在厄瓜多尔的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烙印。2006年，拉斐尔·科雷亚的成功当选标志着该国左翼的政治影响达到顶峰，成为拉美“粉色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此，系统考察厄瓜多尔左翼的缘起及历史演变过程，从学理上阐释与其相关的深层次理论问题，可以为我们管窥该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脉络和拉美左翼的发展前景提供一个窗口。
一、20世纪20年代中期厄瓜多尔左翼的历史缘起
19世纪末，厄瓜多尔成功取得了自由主义革命胜利，代表沿海商人群体利益的自由派执掌政权，这促使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无产阶级力量壮大。20世纪初，受墨西哥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以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为主的社会思潮广泛传播。到20年代末，世界范围的经济大萧条重创厄瓜多尔，导致国内社会抗议运动频发，中下层民众要求建立左翼政党的呼声日益高涨。
（一）1895年自由主义革命胜利
自1830年脱离大哥伦比亚（Gran Colombia）成为独立国家以来，自由派与保守派的斗争便贯穿着厄瓜多尔的政治发展历程。自由派往往由沿海城市瓜亚基尔的商业阶层组成，保守派则主要指内陆山区的大地主阶级。1851—1859年，自由派一度上台执政并获得下层民众的广泛支持，但后来由于考迪罗混战而失去政权。1860年，保守派领袖加布里埃尔·加西亚·莫雷诺开始执掌政权，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推动颁布《1861年厄瓜多尔宪法》，规定罗马天主教为国教，随后更是将公民身份与天主教信仰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整个国家笼罩在保守的政治氛围中。
得益于19世纪80年代末以来可可出口的空前繁荣，沿海地区的种植园主和商业精英的经济实力进一步壮大，他们给予埃洛伊·阿尔法罗以支持并助其于1895年成功夺得政权，开启了自由派长达30年的执政。自由派上台后实施了两项重大改革：一是政教分离，由国家接管此前由教会统辖的教育和社会福利项目；二是依靠进口税收发展公共基础设施，加强现代国家建设。可以说，自由主义革命为厄瓜多尔现代化扫清了障碍，为其迈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创造了条件。
在厄瓜多尔现代化的进程中，无产阶级快速成长起来。19世纪末，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国际市场上的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阿尔法罗政府抓住这一契机，颁布自由贸易政策，大力推动农产品出口，使经济欣欣向荣。沿海资本主义经济的强势发展对内陆山区半封建的大庄园经济造成威胁，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涌向沿海工业部门，成为自由的雇佣劳动者，这使得劳工队伍进一步壮大。面对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劳工大众团结起来以捍卫自身利益，其阶级意识在潜移默化中萌发。
（二）国际社会革命运动蓬勃发展
1910—1917年，墨西哥爆发了反封建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各社会阶级和族群广泛参与，革命所引发的土地改革和社会结构变迁使墨西哥的面貌焕然一新，民族凝聚力显著提升。当墨西哥革命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厄瓜多尔正在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导致的可可出口骤降所困扰，日益贫困化的中下阶层与权贵集团之间的矛盾迅速发酵。在此背景下，墨西哥革命的重要领袖埃米利亚诺·萨帕塔和潘乔·比利亚的英勇事迹在厄瓜多尔广泛传播，人们希望本国也能效仿墨西哥发动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打破寡头势力对国家政治经济权力的垄断，建立一个公正、平等的社会。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也对厄瓜多尔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十月革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开辟了前进的道路。20世纪20年代中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向南美扩展，作为共产国际分支机构的共产国际南美书记处于1925年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成立，由该国工会领袖何塞·费尔南多·佩内隆领导。厄瓜多尔进步团体积极与佩内隆联络，向其报告本国劳工和农民组织的基本情况，同时向其寻求关于未来工作的建议。此外，时任墨西哥驻厄瓜多尔大使拉莫斯·佩德鲁埃萨本身也是墨西哥共产党党员，他的身边汇聚了一批厄瓜多尔左翼知识分子，他们经常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苏联的革命经验。在佩德鲁埃萨的影响下，名为“列宁之友协会”（Sociedad Amigos de Lenin）的共产党支部于1925年9月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成立，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显然，在墨西哥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下，厄瓜多尔的革命思想不断发展，建立左翼政党的思想条件趋于成熟。
（三）厄瓜多尔国内矛盾激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厄瓜多尔的农产品出口遭到重创，这成为国内矛盾激化的导火索。可可作为制作巧克力的关键成分，是彼时厄瓜多尔最主要的出口品。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该国经历了“可可繁荣”。据统计，1885—1922年，可可出口占厄瓜多尔总出口额的65%～70%。源源不断的财富为厄瓜多尔修建港口和铁路、实施电气化等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接收可可的重要港口汉堡关闭，与此同时，可可价格骤降。有研究统计，仅1920年纽约市场上的可可价格就从每担2676美元降至1200美元，1921年进一步跌至575美元。汉堡港的关闭、价格的下降加之该时期病虫害的侵袭导致可可出口收入大幅缩水，厄瓜多尔经济岌岌可危。
同时期，中下层民众的生活水平每况愈下，贫困和饥荒成为困扰他们的首要问题。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寡头统治集团通过资本外逃保存了经济实力，继续维持着对国家权力部门的垄断。1922年11月，以厄瓜多尔地区工人联盟（Federación de Trabajadores Regional Ecuatoriana）和瓜亚斯劳工联合会（Confederación Obrera del Guayas）为首的劳工组织举行联合罢工，抗议官方部门的社会经济政策，提出以下要求：政府当局制定合理的汇率制度，遏制物价上涨；防止资本外逃、打击出口寡头；保护劳工，维护工人基本权益；等等。此次罢工，城市劳工、手工业者以及农民均受到广泛动员，参与者达三万之众，沿海地区的经济运行几近瘫痪。在严峻的形势下，政府部门一边摆出和谈姿态，试图安抚罢工民众，另一边却调动武装力量，采取血腥的镇压政策，导致数百名罢工者身亡。此次罢工惨案在厄瓜多尔劳工运动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既使广大劳工看到了团结起来反抗寡头统治集团的必要性，也使其意识到组建代表自身利益的政党、改变既定政治经济秩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二、厄瓜多尔左翼的发展历程
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来，厄瓜多尔左翼通过领导社会抗议运动、学习古巴经验开展武装斗争、积极参与议会选举等方式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对该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如今，厄瓜多尔左翼政党几经分裂重组，有的已经消失，有的依然活跃在国内政治舞台并继续领导社会主义运动。根据不同历史时期政策主张和社会影响力的差异，可以将厄瓜多尔左翼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五个阶段。
（一）厄瓜多尔左翼的兴起（1926—1933年）
20世纪20年代中期，农业出口寡头与金融资产阶级结盟所形成的权贵集团开始遭到挑战，进步社会力量主张反对寡头统治，孕育了厄瓜多尔政治变化的新机。
1924年9月，基多成立左翼团体“火炬”（La Antorcha），后创办同名杂志，旨在探讨厄瓜多尔政治社会问题，形成了传播社会主义的舆论阵地。此外，其他城市也纷纷出现了类似的左翼团体，如南部洛哈的“先锋”（Vanguardia）、北部图尔坎的“改革”（La Reforma）、西部波托维耶霍的“马纳比革命中心”（Núcleo Revolucionario de Manabí）、瓜亚基尔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心”（Centro Socialista Doctrinario）等。这些团体的出现表明，建立左翼政党的条件已经成熟。
1926年5月，厄瓜多尔社会党（Partido Socialista Ecuatoriano， 以下简称“社会党”）成立大会在基多召开，“火炬”发挥了黏合剂作用。“火炬”创始者里卡多·帕雷德斯为实现建立全国性左翼政党的目标，曾四处奔走，与各社会主义团体建立了联系。正如彼时新闻记者所强调的：“厄瓜多尔社会党是在高度民主的环境下创立的，不仅社会主义者广泛参与，右翼反对派也获得列席资格。”
社会党成立后通过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原则宣言》。《原则宣言》共有12条，主要内容包括：强调集体福祉高于个人福祉；为保证社会成员的经济平等，实行生产资料、分配和公共服务的社会化并由国家统揽相关工作；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直至消灭资产阶级；反对当前的国家组织，由工会取代其职能；加强国家对教育的监管，推动个体的全面发展；消除性别差异，加强对女性的支持和保护；等等。上述《原则宣言》反映了该党反寡头、反剥削的政治立场，是厄瓜多尔左翼力量团结起来追求建立公正、平等、民主国家的首次尝试，标志着该国左翼的兴起。
当然，社会党的建立并非一帆风顺，是否与共产国际保持联系是其长期存在争议的问题。早在建党之初，社会党内部就围绕是否与共产国际建立和保持联系进行了激烈讨论，并形成了两个派别。一派认为，社会党应独立于任何国际政治组织，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派则强调，社会党应秉持“国际主义立场”，加入共产国际，在其领导下采取共同的行动以实现社会主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前提下，两派决定暂时搁置争议、共同参与建党工作。1927年，社会党领袖帕雷德斯收到共产国际来信，邀请其参加庆祝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十周年的国际会议，这成为该党分裂的直接诱因。帕雷德斯收到邀请后前往苏联，在未经党内讨论的情况下，以社会党的名义与共产国际建立了官方联系，引起部分党员的不满。1931年，社会党第二次大会通过了将名称变更为共产党的决议，这意味着信奉“国际主义”一派的胜利。1933年，以胡安·赫纳罗·哈拉米略、恩里克·特兰、路易斯·赫拉尔多·加列戈斯为首的党员分离出来，他们坚持民族主义立场、反对共产国际领导，宣布重组社会党。由此，厄瓜多尔正式形成两大左翼政党。
（二）厄瓜多尔左翼的发展壮大（1934—1958年）
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50年代末，厄瓜多尔左翼在参与总统竞选、领导民众运动、发展左翼文化等方面均取得长足发展，在该国的影响力迅速提升，群众基础不断扩大。
1929年经济大萧条对厄瓜多尔的农业出口带来巨大冲击，同时沿海地区的资产阶级与内陆高原的大庄园主围绕政治权力展开激烈斗争，导致矛盾不断升级。在此背景下，厄瓜多尔社会党和共产党分别推选卡洛斯·桑布拉诺·奥雷胡埃拉和帕雷德斯作为1934年的总统候选人。两者虽然不敌何塞·马里亚·贝拉斯科·伊瓦拉，但社会党候选人的得票率达到17%，这反映出社会党已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事实上，社会党内部既存在温和的改革主义，也存在激进的革命倾向，但这两种立场并没有产生激烈斗争而是共存，这使社会党比共产党得到了更多的民众支持。
自20世纪40年代末，香蕉出口的空前繁荣使厄瓜多尔获得了较为稳定的经济增长。与此同时，左翼在领导民众运动方面取得显著进展。1944年，为反对时任总统阿罗约·德尔里奥的高压政策，社会党联合共产党以及其他党派组建厄瓜多尔民主联盟（Alianza Democrática Ecuatoriana），通过发动民众运动成功推翻其统治。此后，社会党给予贝拉斯科以支持，为其第二次掌权做了铺垫，该党的政治影响也进一步增强。在1944年的制宪会议中，社会党和共产党赢得了占据优势的议会代表席位，共同推动制定了具有进步主义倾向的《1945年宪法》。此后，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左翼先后参与建立了厄瓜多尔工人联合会（Confederación de Trabajadores del Ecuador）、厄瓜多尔印第安人联盟（Federación Ecuatoriana de Indios）、全国教育者联盟（Unión Nacional de Educadores）、厄瓜多尔大学生联盟（Federación de Estudiantes Universitarios del Ecuador）等社会组织。
厄瓜多尔左翼知识分子积极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发展。早在20世纪30年代，厄瓜多尔文学领域的知识分子就接受了左翼思想，他们通过文学创作表达自身的思考和社会主义主张。巴勃罗·帕拉西奥的《黛博拉》、费尔南多·查韦斯的《白银和青铜》、安赫尔·费利西西莫·罗哈斯的《扬加纳的出走》和《愚昧的田园诗》均在不同程度上抨击了厄瓜多尔的社会流弊，展现了底层人民遭受的残酷剥削，唤起了民众的反抗精神。30年代中期，担任厄瓜多尔中央大学校长的路易斯·F.查韦斯亦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他鼓励教师群体接受和吸收社会主义，引领了教育的现代化、世俗化、科学化发展方向。1946—1958年，厄瓜多尔左翼通过创办报刊《大地》（La Tierra）传播社会主义思想。该刊物虽然多次遭到官方部门的审查和破坏，但仍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
（三）厄瓜多尔左翼的危机与分裂（1959—1977年）
20世纪60年代中期，香蕉出口繁荣接近尾声，作为“外围”国家的厄瓜多尔再次显现出对“中心”国家的依附性和脆弱性。在政治方面，古巴革命在整个拉美地区产生巨大回响，菲德尔·卡斯特罗对美国采取强势态度，力图在拉美推广革命运动。不仅如此，冷战背景下，苏联在科技、军事领域取得的成就及其显示出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使得厄瓜多尔左翼开始向激进革命道路迈进。
长久以来，厄瓜多尔共产党内部存在两个派别：一派主要位于经济较为发达的沿海城市瓜亚基尔，政治立场相对温和，另一派主要位于内陆的皮钦查省，立场较为激进。“中苏论战”发生后，温和派支持苏联，主张采取改良主义路线；激进派赞同并吸收了毛泽东的思想，强调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1963年7月，军事政变推翻了卡洛斯·阿罗塞梅纳政权，激进派代表拉斐尔·埃切韦里亚批判厄瓜多尔共产党领导人对该事件的消极态度，指责其没有发动民众运动以反对军事独裁。这一事件成为该党分裂的引爆点。1964年3月，厄瓜多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重组皮钦查省委员会，同时驱逐时任该委员会书记的埃切韦里亚。同年8月，埃切韦里亚带领党内激进派成员，创立厄瓜多尔马列主义共产党（Partido Comunista Marxista Leninista del Ecuador， PCMLE），开始实践其武装斗争路线。同时期，厄瓜多尔还出现了其他激进政党，如从社会党分离出来的厄瓜多尔革命社会党（Partido Socialista Revolucionario Ecuatoriano）、厄瓜多尔青年革命联盟（Unión Revolucionaria de la Juventud Ecuatoriana）等，其中厄瓜多尔青年革命联盟由中学生和大学生组成，受古巴革命影响最大，曾试图在雨林地带的托阿奇河畔发动游击战争，但是遭到军政府的干预和阻挠。
此外，20世纪60年代初，拉美游击运动迅速发展，美国为遏制共产主义在自家“后院”的进一步发展，大力支持亲美独裁政权进行反游击战，厄瓜多尔左翼力量因此受到打压并逐渐陷入危机。1960年，民粹主义领袖贝拉斯科再次执掌政权，他响应民众呼声，拒绝与古巴断绝商业和外交关系并直接出访古巴。此举刺激了美国的敏感神经，1961年美国扶植亲美的阿罗塞梅纳上台，迫使厄瓜多尔断绝与古巴、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的外交关系。同时期，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厄瓜多尔暗中活动，前特工菲利普·阿吉在《中情局在厄瓜多尔》（La CIA en Ecuador）中坦言，早在1960年该局成员就渗透到厄瓜多尔共产党激进派代表埃切韦里亚的周围，埃切韦里亚所支持的“托阿奇游击队”（Guerrilla del Toachi）一度受到密切关注。“托阿奇游击队”策划的游击运动之所以在发端之时即被扑灭，离不开特工向官方部门“及时传递”的情报信息。1963年，厄瓜多尔局势陷入混乱，武装力量推翻阿罗塞梅纳政府，建立了更加亲美的军政委员会。军方采取坚定的反革命立场，厄瓜多尔共产党、革命社会党、青年革命联盟的许多激进分子被杀害，还有很多成员遭到监禁或驱逐。1977年5月，左翼力量发动了反对独裁统治的全国大罢工，同样受到严厉镇压。在不利的政治环境下，厄瓜多尔左翼陷入危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拉美快速发展，厄瓜多尔左翼走向激进化。为了维护战略利益，美国扶植右翼独裁政府、通过高压政策打击左翼力量。从其内部来看，厄瓜多尔左翼政党缺乏统一的指导思想，亦没有建立联合战线，内部的分裂和对抗使其呈现出分散化的态势，削弱了自身影响力，这成为其陷入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厄瓜多尔左翼的重组（1978—2006年）
20世纪70年代末，军政府的统治陷入严重危机，还政于民的计划提上议事日程。在经济方面，70年代中期以来，厄瓜多尔的石油收入就持续下降，外债也从1975年的5亿美元上升到1989年的110亿美元。在政治方面，因物价上涨、民众生存环境恶化，罢工运动不断增多。在此情况下，军方没有倾听罢工运动参与者的呼声，反而采取更为严厉的镇压政策，这使其逐渐失去民意支持。1978年，军方提出重返宪政制度的计划，厄瓜多尔左翼迎来了重组的机遇。
经过近20年的分裂，日益衰微的左翼放弃武装斗争，试图通过积极参加选举的方式探索本国的社会主义道路。1978年，厄瓜多尔共产党、革命社会党和其他左翼团体组成联合阵线，而社会党则以独立党派的身份参加竞选。因联合阵线和社会党均缺乏足够的经济支持、选举宣传不足以及彼此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未能获得足够的选票。1979年，具有民主、民粹主义倾向的厄瓜多尔人民力量集中党（Concentración de Fuerzas Populares）领袖海梅·罗尔多斯赢得总统选举，由此开启了该国的民主化进程。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厄瓜多尔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推进，民众的生活状况进一步恶化。在此情况下，左翼与边缘社会群体一起建立了厄瓜多尔土著民族联合会（Confederación de Nacionalidades Indígenas del Ecuador）和全国农民、土著和黑人组织联合会（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 Organizaciones Campesinas， Indígenas y Negras）等组织，并给予小商人以帮助和支持，群众基础日益扩大。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历史终结论”在厄瓜多尔甚嚣尘上。面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危机，社会党率先展开探求危机根源的讨论，同时查找和纠正党内问题，并于1995年与共产党主导的“左翼广泛阵线”（Frente Amplio de Izquierda）建立联盟关系，此后两党就继续加强与民众组织的联系、增强与进步社会力量的团结达成共识。2003年5月，左翼制定了“为了21世纪的社会主义”宣言。2006年11月，左翼政党“主权祖国联盟运动”候选人科雷亚当选总统，标志着该国左翼取得历史性胜利。
（五）厄瓜多尔左翼的新发展（2007年至今）
2007—2017年是科雷亚执政的十年，也是左翼政党努力改变腐败和管理不善的政治经济制度、革新国家发展面貌的重要阶段。执政之初，科雷亚便签署法令，召开制宪国民代表大会并举行全民公投。2008年，新宪法正式通过，以“美好生活社会主义”为指导方针。“美好生活社会主义”既是厄瓜多尔左翼寻求替代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方案，也是从本土历史文化传统出发，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重要探索。除此之外，科雷亚还提出发动“公民革命”，其实质是改变权力关系，使之有利于大多数民众，建立真正服务于人民利益的国家。为实现“美好生活社会主义”和“公民革命”，科雷亚政府在政治、经济、社会、外交层面作出重大调整。
在政治层面，科雷亚强化总统的权力与作用，扩大政府职能。通过司法改革，总统具有干预行政部门运作以及任命理事机构的权力，甚至可以参与法院和检察院的裁决判定。在科雷亚执政时期，行政机关的公职人员数量大幅增加，政府规模达到历史顶峰。科雷亚还是一位专家治国论者，他聘用大量来自学术界、非政府组织和工商企业的高级人才，以保证政策制定的科学化和专业化。
在经济层面，科雷亚采取多重举措增加财政收入。一是积极与国际石油公司谈判，保证本国从石油收入中获得更多好处；二是改革税法，有效提升税收征管水平；三是提高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和税率，包括废除中央银行的自治权、加大对资本流动的管控力度等；四是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拓展多元的经贸关系。正是由于上述一系列举措，科雷亚执政时期厄瓜多尔经济维持了健康稳定的发展，财政收入持续增加。
在社会层面，科雷亚政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投资水平。科雷亚在公路建设中投入大量资金，使货物运输和人员流通更加便捷；在农村和城市地区建造了数以千计的保障性住房，解决了低收入群体的居住问题；增加公共教育投入，更新医疗系统，为众多医院配备现代化的医疗设备。
在外交层面，科雷亚政府力图重塑民族自豪感，维护国家主权，推动区域一体化。科雷亚改变了厄瓜多尔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言听计从”的态度，制定了更加符合国情的经济方针。在处理与美国关系问题上，科雷亚坚守竞选承诺，拒绝将海滨城市曼塔的一个军事基地续租给美国空军。2012年，厄瓜多尔再次向美国表现出强硬态度——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给予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政治避难，阻止了美国向其施加不正当指控的企图。在区域一体化方面，科雷亚政府推动成立南美洲国家联盟，还与众多拉美国家一同建立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
科雷亚作为左翼政党的代表，将实现“美好生活社会主义”视为首要目标，信守了结束漫长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承诺，使国家发展面貌焕然一新。科雷亚之后，“主权祖国联盟运动”候选人、联合国前残疾人事务及权益保障特使莱宁·莫雷诺当选总统，厄瓜多尔左翼执政得以延续。莫雷诺与科雷亚联系紧密，在科雷亚执政时期曾出任副总统之职。尽管后来两人意见出现一定分歧，莫雷诺基本上还是延续了科雷亚的施政方针，积极振兴经济、打击腐败、加强社会保障工作等。新冠疫情爆发后，厄瓜多尔经济形势恶化、社会动荡不安，国民对左翼的信任度有所下降。2021年，右翼保守派候选人吉列尔莫·拉索当选总统，历时14年的左翼执政时期暂告段落。
三、厄瓜多尔左翼的困境和发展前景
厄瓜多尔左翼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充满艰辛和曲折。科雷亚执掌政权后，左翼力量经历了短暂的复苏和繁荣。然而，在2023年的总统选举中，香蕉业商人、中右翼“全国民主行动联盟”候选人丹尼尔·诺沃亚赢得总统大选，政治光谱再次向右倾斜。从整体来看，厄瓜多尔左翼未来的发展依旧面临多重挑战，发展前景不明朗，实现社会主义目标任重道远。
第一，受到地缘政治的严重影响。
自1823年《门罗宣言》发表以来，美国便将美洲视为“后院”，通过实施诸多干预措施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9·11事件”后，美国调整外交政策，西半球事务一度退居其外交战略的次要位置。2020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的《西半球战略框架概述》以及2021年白宫发布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方针》均表明，美国将加大战略资源投入，扶植亲美右翼政权，打压左翼激进力量。厄瓜多尔作为拉美国家的组成部分，曾长期与美国保持亲密关系——不仅在军政府时期配合美国在拉美的反游击战政策，而且较早地接受了美国开出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药方”，2000年遭遇经济危机时官方更是直接将经济全盘美元化。因此，在美国加强对拉美介入和干预力度的情况下，右翼政权无疑会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左翼特别是激进左翼将进一步受到打压。
第二，内部党派林立、派系矛盾尖锐。
自20世纪30年代初厄瓜多尔社会党和共产党分立，左翼的分裂多于团结，该趋势在60年代后进一步加强。70年代，左翼分离出民主左派党、人民民主党、人民社会党、厄瓜多尔人民党等，呈现出分散化、碎片化趋向。此外，左翼内部存在尖锐的派系矛盾，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代表印第安人利益的帕查库蒂克多民族统一运动与传统左翼政党之间的矛盾。1995年，厄瓜多尔全国印第安人联合会成立帕查库蒂克多民族统一运动，简称帕查库蒂克。1996年，该党首次参加选举，赢得了议会10%的席位，成为议会第四大政党。科雷亚首次执政后，该党一度给予其支持。然而，在科雷亚第二任期开始后，帕查库蒂克与科雷亚政府之间的矛盾大幅增加。在2021年的总统选举中，帕查库蒂克候选人亚库·佩雷斯成为黑马，在第一轮获得19.4%的选票，仅以0.35%之差屈居第三位，未能进入第二轮。此后，帕查库蒂克拒绝给予左翼政党“希望联盟”候选人安德烈斯·阿劳斯以支持，甚至号召选民破坏选票或者投无效票，这成为此次左翼败选的原因之一。可以说，帕查库蒂克与其他左翼政党之间的矛盾削弱了该国左翼的整体力量。
第三，缺乏明确的政治路线。
无论是厄瓜多尔社会党还是共产党，抑或其他左翼政党，均缺乏明确的政治路线。社会党成立时曾通过《原则宣言》，主张生产资料和分配的社会化，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但对于如何实现上述目标，缺乏明确的说明和具体的实施途径。事实上，政治路线直接关系党的生存发展，是党全部活动的生命线。由于没有提出清晰的政治路线，社会党内部的温和改革派和激进革命派并存，其模糊的态度看似可以获得更大群众基础，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导致其逐渐失去了立场。对于厄瓜多尔共产党来说，党员因过度关注共产国际指示而忽视了党的自身建设，因而也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路线。1972年军事政变后，厄瓜多尔共产党宣布支持军政府的施政纲领，在1978年军政府还政于民后，又开始组织左翼力量参加大选。这些调整反映出厄瓜多尔左翼追随政治潮流，没有给予政治路线以足够的重视，亦没有形成对未来的清晰规划。除此之外，60年代涌现出来的激进左翼政党也出现了相似的问题。
第四，理论体系有待完善。
20世纪末，厄瓜多尔社会党和左翼广泛阵线合并为“社会党—广泛阵线”（Partido Socialista-Frente Amplio），同时在理论方针上进行积极探索，率先提出了“为了21世纪的社会主义”。在吸收该思想的基础上，科雷亚就任总统后在不同场合倡导“美好生活社会主义”，强调其蕴含的以人为本、社会公正和平等、参与制和代议制民主、社会互助经济、美好生活发展观等一系列原则。由此，“美好生活社会主义”成为具有鲜明左翼特征的重要思想，但“美好生活社会主义”尚未成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中的很多政策和主张还没有定型，可操作性仍有待加强。此外，厄瓜多尔左翼对传统社会主义的认识也有待理论化，并经受实践的验证。因此，建构完善的“美好生活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仍是厄瓜多尔左翼亟须解决的问题。
第五，日益疏离人民群众。
自左翼政党建立以来，厄瓜多尔民众对左翼产生较高期待，希冀左翼能够带领自己走出一条区别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20世纪四五十年代，左翼与劳工、印第安人、教育者、学生等群体紧密联系在一起，还领导了推翻阿罗约独裁政权的政治运动，影响力日益增强。60年代以来，由于左翼走向激进化，军政府为实现反暴动的战略目标，开始强调自身的改革主义和民族主义立场，通过推出一系列土地改革措施赢得民心。70年代末，在恢复民主秩序后，保守势力标榜将通过改革来改善民众生活，这种改革姿态使左翼一度陷入无法提出能够吸引民众的政治话语的困境。科雷亚执政的前两个任期，这种情况发生了极大改变，“美好生活社会主义”逐渐深入人心，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反腐败取得显著成果、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在其第三任期，“美好生活社会主义”变成了用来稳固政权的口号，印第安人群体、环保人士对其坚持大规模开采矿藏的抗议不断增多，群众基础被严重削弱。2017年，左翼政党虽然再次掌权，但莫雷诺总统未能采取有效措施改善与民众的关系，新冠疫情爆发后，经济形势不断恶化、贫困率不断攀升。可以说，厄瓜多尔左翼与民众的距离正在日益疏远，这成为此后右翼上台、民众高呼“不要左翼”的重要原因。
总之，厄瓜多尔左翼对社会主义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表现出一定韧性，但也面临多重挑战。未来，左翼应加强内部团结，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继续以本国国情为基础进行理论创新。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5年第2期
网络编辑：张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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