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近年来，西方福利国家的社会对抗现象严重，例如，美国先后出现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黑命贵”运动，法国先后出现的“黄马甲”运动、反对养老金改革的示威，以及英国的“脱欧”困境，西方社会团结遭受巨大打击，这有违传统认知中的福利国家形象。本文借鉴法国著名学者皮埃尔·罗桑瓦隆(Pierre·Rosanvallon)关于构建平等社会的观点，探究当代福利国家所遭遇的平等危机和社会不团结状况背后的深层次缘由。

　　(一)传统福利国家的经典再分配手段

　　19世纪，西方国家最重要的社会事实是资本主义崛起导致的社会不平等加剧。例如，当时法国出现严重的社会分裂，基于阶级和身份特权的不平等滋生,罗桑瓦隆将其称为资本主义面临的第一次平等危机。为化解这次危机，资本主义开始进行改良主义的修补：实行累进所得税以缩小贫富差距，增加社会保险以保护个人免受生命危险，以及通过建立集体代表制和劳动条例来改善劳动者工作条件，以减少劳资对抗情绪。

　　1.累进所得税制的设置。

　　直到十九世纪末，税收才被视为一种可能的社会改革手段。税收制度成为社会政策的工具首先要做到的是必须摒弃许多旧的态度，即认为税收是专制时代非法强制没收的方式。在二十世纪之初，随着大多数主要国家采用累进所得税，累进所得税开始与社会再分配的理念联系在一起，作为减少社会不平等的手段，成为社会保护制度的基础。法国自二十世纪初成立累进税收制度以来，就致力于利用税收制度调节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和谐。美国也将累进税制作为财富再分配的具体手段，所得税为一个不断扩张的政府奠定了基础，甚至加快了美国福利建设的进度。建立累进所得税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特权阶级的势力，税收制度作为减少社会不平等的再分配手段，在当时的西方国家范围内被广泛接受，随着福利国家的相继建立，累进税制和社会保障制度成为西方福利国家的标准配置。

　　2.保险社会的建立。

　　西方国家自由主义的影响根深蒂固，自由主义思想主张国家尽可能少地干预社会经济与生活，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将其称为一个人不受制于另一个人或另一些人因专断意志而产生的强制的状态。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政治家们不得不面对社会贫困不断扩大这一社会事实，这与工业化带来的进步是一致的，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中，贫富差距必然存在。贫困及其引发的衍生风险在劳动者阶层中持续蔓延，而自由主义社会逐渐显露出它的发展局限性，即完全由个人责任和契约原则支配的社会监管体系无法延续下去。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提供了一条出路，保险社会的建立意味着摆脱了纯个人主义社会责任观的困境，通过从风险角度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社会福利制度中以个人责任为主的主观原则转变为以风险为主的客观原则，个人在面对社会风险时，可以选择依赖国家和集体，社会保险发挥了促进社会团结的作用。

　　3.集体谈判制度的确立。

　　整个19世纪都充斥着对社会散沙化的恐惧，人们渴望消除个体化社会带来的社会解体的危险。人们期望通过工会组织的合法化能起到促进社会团结的功效，希望有组织的利益谈判可以终结无序的罢工，让社会进入稳定的新时代。工会的制度化标志着与自由主义的劳动观念决裂，以前劳工作为个体出卖劳动力，随着工会组织的合法地位得到承认，在“去个体化”大生产中，工薪阶层开始被视为集体工人，集体谈判制度重新规定了工会和雇主之间的关系。集体谈判制度使工人劳动者的合理诉求合法化，有效抑制了雇主的一些不合理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工人阶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传统福利国家建立在经典再分配制度安排的基础之上，经典再分配制度安排的意义在于通过对身份特权的否定，形塑了一个相似性平等的福利国家。20世纪初的经济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使共同的民族认同意识发展起来，社会中自给自足的个体之间开始相互依存。随着对个人责任的态度转变，公民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个人无法控制的风险，需要转向国家寻求帮助。传统福利国家以其均等化个体风险的形式将个人生活“国有化”,以明确而强烈的共同意识形成社会凝聚力，塑造了一个基于高度相似性平等的机械团结社会，从而获得了制度合法性。在相似性平等的分配正义时代(the era of Distributive Justice),福利国家引入矫正和补偿正义的理念，以人的需求为核心，以在个人资源和生活水平方面实现客观平等状态为最终目标。

　　(二)当代福利国家面临的平等危机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石油危机爆发，福利国家陷入“滞胀”,随之而来的是困扰福利国家的财政问题。进入90年代后，随着“冷战”的结束，福利国家的改革主义理念也随之远去，与此同时，大多数曾卷入两次世界大战的国家早已进入和平时期，福利国家间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被严重削弱了。不再有强大的外生因素推动福利国家采取控制社会不平等的政策，导致了所有人都注意到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加深。经典再分配手段面临着瓦解，福利国家已经进入了一个深刻的危机时期，罗桑瓦隆将其称为资本主义面临的第二次平等危机。

　　1.个体化带来的蜕变。

　　在福利国家的发展历程中，个体经历了从普遍化到差异化、从相似性到异质性的转变过程。差异化个体脱离了集体而存在，呈现出独特性，集体认同感降低，个性超越了共性开始显现。在机械团结社会中，个体呈现出同质化、相似性的倾向，集体意识掌控了个体意识的空间,传统福利国家的统治权威就来源于这种集体意识，传统福利国家是社会相似性的产物，它的作用在于维护相似性社会的团结和社会凝聚力。20世纪，随着个体化的深化，人们不仅从同业组织中脱离，连核心家庭也不再是不可分割的单位，19世纪被视为稳定的家庭和职业，在20世纪呈现出流动性，当家庭、职业、地域社会和消费的个体化产生不同的诉求时，福利国家制度安排短时间无法适应社会个体的多样化需求和差异化生活方式。在差异的个体基础上讨论平等，就必然否定了追求社会正义的社会福利的必要性。

　　2.无知之幕的撕裂。

　　约翰·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为福利国家经典再分配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哲学依据，其正义原则不仅保证所有人享有机会平等，还试图通过矫正起点和结果的不公平保证社会中最不利处境的成员获得最大利益。在原始状态和无知之幕存在的情况下，福利国家固有的公正团结隐含这样一种理念，即风险是平等分担的，基本上是随机分配的，基于这种同质性假设，社会保险发挥着聚合性的社会功能。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知识的积累与传播，“个体差异”似乎更加显著，社会变得越来越异质，并且个体对社会差异和风险的认知越来越深刻。福利国家运作所依赖的“无知面纱”被撕裂了，罗尔斯的差别原则逐渐站不住脚，社会保障制度的普遍主义性质受到严重损害，保险社会的合法性基础遭到严重打击。在“无知之幕”背后的保险社会中，正义与团结是一致的：分担风险既是公平的准则，也是团结的必要程序。揭开无知的面纱意味着回归分配正义和交换正义之间的传统对立，传统福利国家部分超越了这种对立，因为社会保险将公平规则与分配机制相结合。如何实现平等再次成为问题：一旦差异不再是随机的，就不可能有先验定义，罗尔斯的正义原则理念崩溃,福利国家迎来了后罗尔斯社会理论时代。

　　3.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发的劳动风险。

　　第二次全球化浪潮改变了资本主义的运行模式，金融主导性积累体制取代了福特主义积累体制，金融主导性劳动关系成为新型劳动关系模式。在金融主导性积累体制下，资本积累模式发生转变，灵活、弹性及碎片化的工作模式成为主流，工人阶级失去长期合同制带来的安全保障，工作贫困现象日益显著，政府的任何增加生活成本的政策都会给工人阶级带来恐慌。金融主导性积累模式冲击了传统的集体谈判制度，“去工会化”趋势盛行。例如法国“黄马甲”运动中，抗议规模虽然庞大，但是没有明确的组织者，法国政府难以找到与之对话的主体，这也反映了金融主导性劳动关系的协调机制不健全，工人阶级的诉求不能得到有效传达，失望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只能转化为集体抗争，造成社会经济危机,对民众生活产生恶劣的影响。

　　随着高新科技革命兴起，生产力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向国际垄断发展。一方面，由于经济全球化，金融资本可以全球自由流动，投资福利国家的行为已经不能引起资本的兴趣，跨国资本为寻求更高的利润率和更低的经营成本，其更倾向于去往劳动力成本和税收比例低的国家；另一方面，政府变相通过税收豁免权来阻止资本流出，由于政治操控税收会引起普通民众现存福利存量的流失，而富裕阶层会因税收豁免而获得更多的福利存量，造成更加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税收不再是减少不平等，缓解贫富差距的再分配手段，反而成为精英政治家“劫贫济富”的工具。由于福利刚性，福利存量的减少导致普通民众对国家保障和救助的需求日益高涨。福利国家被“双重打击”的恐惧所困扰：无家可归、一无所有的人蜂拥而入，资本蜂拥而出,愈发难以为继。

　　总而言之，西方福利国家之所以在一个资本主义主导的社会获得广泛的政治支持，是因为福利国家式的再分配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需求之间有共鸣,福利国家的制度安排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劳动力供给，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为福利国家制度体系的延续提供了动力。当这种共鸣消失后，基于相似性平等的机械团结社会就需要转向基于差异性平等的有机团结社会，需要重新构建差异性平等社会中的社会团结基础，使解放的个体实现重新再嵌入。

　　当代福利国家的平等危机与福利悖论息息相关。平等危机的产生预示福利国家合法性基础的塌陷，即福利制度致力于消除社会不平等的目标受到质疑。罗桑瓦隆认为福利制度危机并不意味着福利体制的失败，而是将其作为发展中的危机看待，这种看法停留在对资本福利制度进行修补的层面，并没有认识到平等危机产生的根源来自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导致的资本主义社会内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一)福利制度再嵌入困境

　　个体化是西方现代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在乌尔里希·贝克的个体化理论中，社会关系会经历三重个体化过程：脱离、去魅、重新植入。脱离和去魅带来两种来源不同但相互叠加的解放，一种解放摆脱了打下等级制烙印的社会阶级，另一种解放则切断了传统的核心家庭纽带，获得解放的个体从“为他人而活”的状态转向“为自己而活”的状态，变得更加依赖社会关怀和福利制度保障，因此重新植入环节就显得无比重要。“重新植入”是为了解决个体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如果没有这样的环节，个体化将会演化成一种社会风险。重新植入要做的是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建立社会信任体系，发展更高层次的福利以保证个体化不会滑向极端自由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社会原子化状态,个体在制度整合和制度保障中得以维护和实现公民权利。资本逻辑使个体化的重新植入变得困难，福利制度追求公平正义，旨在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安全网，而资本逻辑的本质在于资本增值和对外扩张，其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和维护资产阶级私有制。福利制度是资本主义维护其利益的工具，资本与福利的天然冲突性导致福利逻辑不仅无法超越资本逻辑，反而受困于资本逻辑的桎梏中。资本主义看中的是福利体制的工具性作用，利用福利体制缓解阶级矛盾，以维护统治阶级的合法性地位。平等危机的本质在于福利无法消解资本的增值逻辑，社会福利制度只能短暂熨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带来的社会波动。

　　(二)关系平等的局限性

　　风险的愈加不可预知性和个体差异性终将导致“无知之幕”的撕裂，保险社会的正义原则难以维系。罗桑瓦隆将其归结为个体对主体性的呼唤，以寻求差异性平等的过程。罗桑瓦隆对保险社会正义原则的解释如同罗尔斯分配正义原则的解释一样，都回避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他们的平等理念和正义思想在根本上是困囿于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改良主义,认为改良分配制度就能实现公平正义，其实分配领域的非正义只是表象，生产环节才是正义问题的根源。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正义原则始终不能得到公平分配的结果，无知之幕的撕裂并非偶然，而是必然。

　　起源的不平等导致结果的不平等。罗桑瓦隆提出通过关系平等走向差异平等。关系平等要求在承认个体的独特性基础上平等参与和互相认同，从而实现共同理解，这是对基于传统身份特权不平等的超越。然而罗桑瓦隆的关系平等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第二次平等危机。从表面看，关系平等突破了身份特权的限制，实现了个人独立自由且平等的价值目标，能达到一定程度的差异性平等，但在马克思话语体系中，这是披露在资本主义剥削关系中的隐形平等外衣，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支配性本质。马克思对关系平等的建构指向了互依性社会关系。不同于剥削、劳动强制、边缘化的资本主义关系平等，互依性平等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导向,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不存在支配性。

　　(三)资本对劳动剥削的隐匿化

　　后工业时代，劳动开始出现去标准化，工作开始呈现出“不稳定”的特征，大卫·哈维运用资本修复的概念对此进行了解释。哈维认为这是资本家在经济危机后进行资本修复的手段，通过采取灵活用工的方式，降低劳动力成本，或通过将资本主义积累的体制嵌入一个灵活的网络来赚取产品和服务的利润，并旨在实现大规模用户化产品和服务的目标。资本弹性积累的增加使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而劳动者却加深了对平台经济的依赖，处于资本的统治之下，造成社会不平等和相对贫困。这种资本修复策略的实质是将工作灵活性的成本和风险都转嫁给了劳动者，灵活就业者陷入低收入、无福利和极度的不安全感中，并进一步丧失了集体行动的能力。在技术-经济进步的合法化外衣下，负面效应总能找到可以辩护的理由，即便人们对“社会后果”持有异议，技术-经济的革新也不会受到阻碍。数字化赋予了资本修复与弹性积累新的内涵，现代资本主义对劳动者的剥削从工厂转移到数字化平台，由此催生出无数遭受更加隐匿化剥削的数字劳工。用工不稳定性和弹性化在基于平台经济的新业态灵活就业中发挥到了极致，就业的不稳定性、流动性和灵活性成为劳动力市场的常态。在马克思看来，披着“现代文明”外衣的雇佣劳动制度，比以往的社会关系具有更强的支配性和压迫性，因为它是隐性的、不易被察觉的，反抗起来无论从话语权上还是革命实践上都增加了难度。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底蕴，共同富裕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共同富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统一的表现，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促进共同富裕致力于达成生产系统和分配系统的均衡发展。“富裕”表示实现了物质极大丰裕，是社会生产力高水平的集中体现；“共同”则反映了物质丰裕的范围，是社会生产关系性质的集中体现。富裕是前提，共同是关键，缺一不可。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对于平等与公平理念的内在追求，是对资本主义平等危机的实质性超越。为避免落入类似西方资本主义平等危机的陷阱，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需要遵循以下三点原则。

　　(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共同富裕要坚持人民性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资本逻辑的人本逻辑体现，坚持人民的主体性是共同富裕的价值内核，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从历史视角看，“以人民为中心”一直都是中国式现代化与推动共同富裕同频共振的价值统领。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推动共同富裕要求践行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准则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建构以人民性为核心的社会制度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指出，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对公平正义的要求也日益增长。因此要加强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第一，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出台以就业支持和能力建设为重点的社会政策，对劳动者赋权增能。消除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使人人都有通过勤奋劳动实现人生出彩的机会。借助于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特别是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发展，目前全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达8400万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逐渐成为职工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一职业群体的就业保护并不完善，要做好新就业形态人员的社会保障工作，以免其落入工作贫困的处境。第二，教育和医疗卫生是影响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的重要公共服务，我国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发展仍然存在服务体系不完善、区域发展不协调等问题。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公平分配公共教育资源，缩小地区教育水平差距，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实施健康中国行动，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第三，完善以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为基础的收入分配机制，缩小国民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构建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与60%的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这一比重不足50%,存在较大差距；要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的调节力度和精准性，打造公平正义的社会保障体系，继续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进一步促进社会保障立法，强化社会保障法治化水平。目前要以共同富裕为准则推动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应积极鼓励慈善事业发展，营造鼓励个人自愿捐助和投身慈善活动的有利的文化环境和制度环境，适当对慈善组织施以税收优惠，同时积极营造健康的社会道德观，增强公民的社会责任感。

　　(二)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共同富裕要坚持差别化原则

　　罗桑瓦隆认为社会追求的是实现差异性平等，不同于相似性平等建立在身份特权的基础上，差异性平等建立在个体化社会基础上。差异性平等的理念围绕独特性(singularity)、互惠性(reciprocity)和集体性(communality)展开。目前对共同富裕的认识误区之一是将共同富裕视为同步富裕、同等富裕，是追求绝对平均的体现。这一认识误区必须得到纠正，借助于差异性平等的三种特征，可以帮助理解共同富裕的差别化原则。第一，共同富裕是共同但有差别的富裕,是在生活普遍富裕基础上的差别富裕,共同富裕并不是追求平均发展，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只会让社会进入共同贫困，违背共同富裕的初衷。共同富裕不是抽象的普遍主义富裕，共同富裕不走平均分配的道路，平均分配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我们已经试验过的行不通的老路；第二，互惠性强调在单个个体之间保持联系，这也表示共同富裕要打破阶层固化，畅通向上流动通道，扩大中等收入阶层规模。第三，集体性强调建立社会团结的集体意识，重视集体利益，构建共同体社会。共同富裕坚持差别化原则，这并不与“共同”相冲突，相反共同富裕突破了传统集体价值观的局限，体现了以共同善和多元正义原则为基础的新集体主义价值观念。

　　(三)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共同富裕要坚持辩证性原则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共同富裕需要具备哲学思维，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共同富裕的发展。总的来说，要掌握以下几对辩证统一关系。

　　第一是共建和共享的辩证统一关系。推动共同富裕要求“共建共享”,共建共享的根本是造福全体人民，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共建”是发展生产力，创造富裕生活的物质基础；“共享”是分配生产建设成果，共建是共享的前提和基础，共享是共建的目标和动力，共建共享是发展生产力和分配好生产成果的辩证统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共建共享要公平看待“发展”和“民生”,并对其赋予同等权重，将民生从发展的附属地位转为推动共同富裕的主要抓手。

　　第二是物质生活富裕与精神生活富裕的辩证统一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所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更高要求，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也日益增长。共同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对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出了更高要求。既要促进生产力发展，提高物质生活水平，也要大力提高精神文化生活丰富程度。要纠正关于共同富裕的认识误区和模糊认知，共同富裕不是劫富济贫，坚决抵制一切不劳而获和盲目仇富的思想，这些思想不利于激发社会活力。要在全社会倡导勤劳创新致富的正确价值理念，形成人人积极参与生产建设的良好氛围，拒绝一切形式的“躺平”。

　　第三是政府与市场的辩证统一关系。习近平总书记说，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促进公平与效率的均衡，要遵循“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机制逻辑。从微观经济主体来讲，有效的市场需要遵循行为自主、产权明晰、竞争公平这三个底层逻辑。政府发挥更好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政府应为有效市场的实现提供保障条件，还应该在保证有效市场的本质特征的情况下，解决市场发展的失灵和无序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也强调：继续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表明，既要正确看待资本，不能忽视资本解放生产力的作用，要发挥资本促进生产效率的作用；同时也要建立对资本发展的束缚机制，防止资本肆虐发展危及和谐社会建设。这就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适时地进行宏观调控，发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提高政府维护社会公平秩序的能力。另外，政府还需要权衡好“有为”和“有限”之间关系，把握好行为边界，不能越位、错位、缺位、失位。（注释、参考文献略）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博士生]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23年第 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