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对于理想信念作用的理论论证，当然要遵循历史唯物论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间的作用反作用辩证关系，但首先要推倒对这种关系的直观式理解。作为直观的、甚至是庸俗的理解，就是把物质决定精神的第一性作用，曲解为经济活动是历史活动和历史进程中的唯一活跃、主动因素，而精神反作用于物质的第二性作用则是不改变历史过程、不对历史事件起决定作用的被动性作用。在有些人看来，只有经济因素才是历史过程的积极主动因素，是原因，是实践力量，而其他的历史活动因素则都是受动、消极的。正是由于对物质和精神相互作用关系的这种直观式理解，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把唯物史观误读为“经济史观”的大有人在，而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也不得不一再对此作出澄清。必须指出，这种对于唯物史观的曲解不仅与马克思主义相差十万八千里，而且从根本上否定了共产主义理想对于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决定性作用，完全无法驳倒“共产主义渺茫”“理想不能当饭吃”等错误观点，十分有害。因此，必须围绕共产主义理想的科学定位，首先在理论上说清楚历史活动中物质和精神之间作用和反作用的辩证关系。

　　（一）物质和精神之间作用和反作用辩证关系的复杂性

　　作用和反作用是借助力学概念的一个形象表述，但唯物史观关于历史活动中物质和精神、存在和意识间的作用和反作用关系，决不能简单地从力学原理上去理解。因为在力学原理中，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因果、主被动界限分明，而在历史活动中，这些界限不仅变动，而且常常互换，不存在单一的动因。对于经济活动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作用，恩格斯有一个经典的表述：“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他还在为此作的自我批评中，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界限，即理论阐述和理论的实际运用的区别：“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恩格斯在这里说得很清楚，理论阐释出于主要的针对性，需要有重点、有取舍、突出核心思想；但理论的实际运用则不同，不能简单照搬理论，而必须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中，透过偶然性寻找必然性，达到理论和实践相统一。这里划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边界，即经济的决定作用只是认识历史客观必然性的立脚点，并不是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

　　今天的问题是，持这种幼稚的“经济史观”者，现在已经不是向往着马克思主义的幼稚青年们，而是蓄意误导舆论的西方意识形态及其追随者。它反复拿苏联说事，在兜售“经济决定论”的同时，把刀刃指向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它把苏联的亡党亡国，归结为试图依靠理想信念克服“物质匮乏”、实现“生活幸福”，借此让发展中国家“认命”成为其附庸。西方国家一方面挥舞“价值观”大旗彰显其道义优势，另一方面又以庸俗的物质主义销蚀对手的斗志，其心可诛，其意可鄙，这也证明了庸俗唯物论与历史唯心论的政治价值相通。

　　（二）两种决定作用的区分及其意义：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历史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关于物质和意识，经济和政治、文化的辩证关系可以概括为“两种决定作用的区分及其意义”：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历史辩证法。首先要明确，经济在历史活动中的决定作用是从“归根到底”意义上说的，是“历史必然性的理论抽象结果”，不是具体的历史过程。其次，在具体的历史演进中，除了经济因素外，政治、道德、哲学、文化、宗教等都可能在其中起到关键乃至决定性的作用，成为某种历史结果的原因。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这并不是说，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而是说，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经济是归根到底意义上的决定作用，揭示了历史必然性的客观依据；而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在具体历史事件中均可能起到关键乃至决定性的作用，则揭示了现实历史过程的曲折复杂。因此，唯物史观既不是自由意志论，决不否定存在着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也不是宿命论，决不认同经济状况可以自动发生作用、自行开辟历史发展的道路。

　　历史活动诸因素在双重意义上的决定作用，注定了现实历史发展的两个特点。

　　其一，历史不会直线式发展，而必然是一个曲折发展的复杂过程。原因在于，历史活动总是在人的相互交错的各种动机中进行，而哪种动机得以实现则取决于诸多因素，包括一些偶然因素在内，甚至可能不与任何个人动机直接吻合，因而现实的历史往往出乎人们的意料。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历史活动看似自觉，实则盲目而充满变数，这就是历史必然性通过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惯常方式。恩格斯为此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既定社会内来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的，正因为如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通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通过偶然性开辟道路的历史，弯路不可避免，回头路也司空见惯。面对历史演进的起伏跌宕、曲折往复，人们对于历史规律的认知也难以真正突破。

　　其二，历史不会是匀速运动的过程，而必然是缓急交错，既有“二十年等于一天”的平稳和量变阶段，也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飞跃和质变时期。经济运动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决定了阻碍其发展的因素如果一直得不到有效的清理，最终必然要以社会外部冲突的方式加以解决。这就是社会的革命变革时期，也是被列宁称为“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急剧发展时期。但是，以何种思想理论指导的社会革命，对于历史的推进作用是大不一样的。这就关系到经济及其以外诸多因素在现实历史进程中的决定作用问题。历史规律不可阻挡，但可以加速或延缓。科学理论、理想信念、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就由此得到充分的体现。邓小平在谈到毛泽东不可替代的丰功伟绩时指出：“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因此，唯物史观决不否定历史活动中精神力量的决定作用、伟大人物的决定作用。这种决定作用不是唯心史观声称的个人意志创造历史，而是遵循历史规律，顺应时代潮流，推动历史前进，促进社会发展。

　　（三）两种反作用的区分及其意义：人类自觉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根据

　　前面已经阐明，“反作用”体现了人类历史活动的能动性，不等于非决定作用，不等于不能成为具体历史演进的原因。现在需要进一步分析“反作用”中的两种决定作用。

　　其一，整体非自觉下的能动性。应该说，能动性本身就是一种自觉性。所谓的整体非自觉，是指对于世界整体和历史过程还缺乏科学的把握，其能动性不是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的自觉，而是实际利益驱动下的算计和斗争，是一种矛盾的自觉，即盲目的自觉和自觉的盲动。这一“自觉”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即“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毫无疑问，资本主义企业是以精确计算的工具理性为基础的，十分“自觉”地追求利益最大化。但这无法避免全社会生产的无序，无法避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爆发。这表明，否认或回避对历史规律的科学认知，追逐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自觉”，本质上是非自觉的自发性，具有两面性。

　　当这种自觉性恰巧顺应了历史潮流而得以成功实施时，在推动历史发展的同时，也会在历史观和人性方面形成一些阻碍历史继续前进的错误认知。例如，否定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英雄史观和抽象人性论。而当这种自觉性与历史潮流相悖，并屡屡受挫时，历史呈现出来的就是弯路、回头路一类的巨大曲折。对于这种“自觉性”的纠正，只能通过破坏性的“教训”实施。例如：自然界对于人类掠夺性开发的报复、经济危机对于生产力的破坏、人民革命对于统治阶级的反抗，等等。这是历史规律以外部强制的方式发挥作用的结果，代价巨大。因此，基于整体非自觉的能动性，并不能真正体现人类历史活动的主动性。

　　其二，科学世界观引领下的自觉。这是对历史规律的科学认识基础上的创造性运用，是自觉的实践活动和真正的历史主动。科学世界观的创立需要前提，即世界必须已呈现出是一个有规律演进的有机整体，人类已经具备从整体上对其进行科学把握的认识能力。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历史进入世界历史是科学世界观得以诞生的历史根据。机器大工业形成的社会化生产力，是人类进入世界历史的客观基础；而工业资本是私有财产的完成了的客观形式，“并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力量”，是认识世界历史的社会基础；“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是科学认识世界历史的主体条件。正是生产力、交往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普遍化和简单化，使进入世界历史的世界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去把握，为思维方式的革命性变革、科学世界观的形成提供了历史依据。

　　科学世界观指导下的能动性，之所以是人类历史活动的真正自觉形式，就在于能够认识新陈代谢的历史规律，不断地把握时代潮流、引领社会变革。这种历史活动的能动性，能够促成历史的革命性飞跃，大大加快历史进程，创造历史奇迹，体现历史主动。也就是说，这种能动性能够把握甚至创造历史机遇，通过推进科技革命、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推动历史跳跃式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这一历史主动性的最好诠释。

　　这里的关键，不是否认客观规律，也不是消极地面对客观规律，而是在遵循客观规律中获得主动。比如，马克思做过“两个决不会”的论断，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但是，这决不等于说，在资本主义的全部活力丧失之前，社会主义只能毫无作为；更不等于说，在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任何突破性进展都是历史的早产儿。列宁是这样回击对于十月革命的质疑的：“面对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逼迫下，难道他们就不能奋起斗争，以求至少获得某种机会去为自己争得进一步发展文明的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吗？”历史已经证明，一个社会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并不像给一个气球放气那么简单直接。这是一个破了又补，补了又破，进进退退、反反复复的曲折过程。每一次破局，都是对其所容纳生产力的探底，而每一个修补，又是对其容纳生产力的弹性测试。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就是这样迂回曲折、跌宕起伏的过程。局部突破、部分质变是旧社会灭亡的必经阶段，也是历史主动性的用武之地。

　　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存在和意识辩证关系的基本原理，为理想信念的科学定位奠定了理论基石，但要完成这一科学论证，还必须在这个基础上构建理论大厦。如果说存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是基础理论，那么科学信仰的创立则是论证共产主义理想决定性作用的关键理论。信仰是超越个体生命有限性、使其获得不朽价值的唯一方式，提供了人生的终极关怀，因而是人类生存发展最重要的精神支柱。信仰也使人类的精神能动性发挥到了极致：一个人、一个团体、甚至一个民族，可以在信仰的支配下持续行动，以至为之献身。

　　（一）马克思主义创立前的人类信仰方式

　　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前，科学与信仰泾渭分明，相互对立，因而都是非科学、总体上非理性的。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信仰方式大致有两种：一是宗教方式，即信奉超自然的绝对主宰，这是大多数民族的传统信仰方式；二是以中华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信仰方式，即信奉历史的无限延续。这两种方式都超越有限的经验现实，追崇生命和存在的不朽，而区别在于有无超自然的主宰者（“神”）。

　　因此，一方面，不能认同西方流行的说法，即中国人没有超功利的信仰。所谓超功利，不等于信仰和利益完全无涉，而只是超越眼前、狭隘、有限的利益而已。由此观之，中国儒家著名的“三不朽”，即“立德的不朽、立功的不朽、立言的不朽”。不可否认，这种方式在大众中普及有难度。尽管抽象地说“人皆可以为尧舜”，然而尧舜于普通大众而言毕竟还是“高山仰止”。但不能据此认定“三不朽”不能在中国社会扎根，因为“三不朽”的根据是历史的不朽。对历史不朽的信奉，实际上深深融入了中国人的血脉中。同样尊崇历史不朽的，是崇拜祖宗，由于崇尚先人的孝德人人可为而具有广泛性。这样，“三不朽”在中国人民那里，就简化为“慎终追远”，即以无愧先人为最高道德命令。应该说，中华传统信仰方式的经验性成分多些，这也是它与马克思主义信仰高度契合的一个方面，但不等于它不具有信仰的超验性和终极性。“无愧先人”“丹心汗青”不仅是崇高的家国情怀，也是安身立命之本。

　　另一方面，宗教信仰虽然总体上是超自然的非理性，但世界上天主-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等都具有和科学理性协调、为世俗生活服务的历史趋势，它们在今天已经不是纯粹的神话和出世说。三大宗教都有日臻完善的宗教哲学，这是从学理上协调理性与宗教；宗教的道德和美学功能也在不断增强，这是介入世俗的有效方式。因此，不能停留在宗教只是否定科学理性的超自然主义，是否定世俗生活的彼岸世界的幻想，是无理可循、无法言说的内心祈盼这一传统的认知上。更不能以上述理解作为辨别信仰的标准，从而否定科学信仰创立的可能性。

　　此外，由于马克思主义之前的信仰的非科学性，它所体现的人类最大精神能动性，也显然具有建设和破坏的两重性。就消极作用而言，从历史上看，宗教信仰下的教会迫害异教徒（包括科学家）的事件屡见不鲜，以捍卫宗教威严和“纯洁”的名义发动的“十字军征讨”一类的战祸也并不罕见；而中华传统信仰方式在长期封建制度浸润下滋生的愚忠、守旧、血统论、门第观、宗法观念、盲目排外、亲亲疏疏、尊尊卑卑等，在历史上产生的负面作用也有目共睹。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信仰方式之所以既能劝善止恶、慰藉生灵，又能煽风点火、惹是生非，就在于它没有客观的评判标准。它是脱离了“真”的一种价值诉求，自然各取所需，因人因时而异。因此，这种信仰从根本上受情绪的支配，容易“信则灵”“不信则不灵”；需要时信，不需要时可信可不信；极易狂热，也容易冷漠。“灵魂不死”也好，“生命不朽”也罢，都没有真理性的科学依据。说到底，信仰问题所依托的是存在的终极性、无限性或“不朽”，人类在当时还无法通过真理的方式去把握，而只能作为内心的祈盼和情感的寄托。只有整体性科学把握世界的历史条件具备后，通过科学世界观的创立，科学信仰方式才可能奠立。

　　（二）科学信仰创立的理论突破

　　马克思主义在沿着人类文明大道实现了哲学的革命性变革的同时，也变革了人们的信仰方式。这不仅是开创人类自觉创造历史的新纪元，也是人类精神家园的历史性重建。它力图通过真理的方式来认识、把握信仰，并通过科学的途径来解决信仰问题。它把信仰所依托的“生命不朽”和终极关怀奠立在对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把握之上，以人类的解放事业为依托，以个人投身人类解放事业实现自我超越的实践方式为路径，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奠立了共产主义的科学信仰。

　　科学信仰方式的创立要解决两个关键性问题：一是现实存在与终极存在、已知世界与未知世界的统一问题。马克思主义通过其科学世界观证明，人类所面对的世界是统一的物质世界，不存在不可理喻的“另一个世界”。人类所具有的革命的实践的能动性，证明了自然过程的“可复制”，证明了精神现象与客观世界的“反映”关系，也就证明了自然界的物质性、可知性。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这样，人类面对的是一元物质世界，只有已知和未知的区别，而不存在可知与不可知的鸿沟。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相一致，决定了真理认识的科学方式不仅适用于自然界，也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和精神现象。这就奠定了科学信仰的客观根据。

　　二是经验和超验、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问题。西方理性主义的一大痼疾，就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割裂。其原因从认识论看，就在于它的唯心论立场，解决不了经验和超验、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统一问题。把知识限制在经验范畴、科学限制在现象层面，认识的真理性也就必然止步于有限的事物。理性认知和绝对真理的切割，使得科学与信仰绝缘。自康德始，现象和“物自体”、科学和伦理的二元论就逐步成为西方的主流意识。科学解决生存条件，信仰解决生存意义，似乎是天经地义。黑格尔是个例外。他试图用真理统摄真善美、知情意，这就是“绝对精神”。“把实体了解为主体，了解为内在的过程，了解为绝对的人格。这种了解方式就是黑格尔方法的基本特征。”通过人格化逻辑的神秘方式并不能解决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统一问题，绝对精神作为无数相对真理总和的绝对真理身份其实早已确立、无需论证。当然它无法确立以真理为基础的信仰体系。

　　马克思主义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在于把真理从主观认知还原为客观反映，揭示了客观真理这一真理的本质。从唯物论的反映论看，人类所认识的真理性在于符合客观实际。尽管每一正确的反映只是客观世界的一部分，但却始终是客观真实世界的一部分，与尚未认识的无限世界并没有本质区别，因而具有绝对性。这样，承认绝对真理和承认客观真理、承认自然界的客观真实性及其可知性就成为同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否定绝对真理的根子，在于不承认正确反映客观实在的自然界是真理的本质。因此，否定绝对真理实际上就是否认客观实在性的自然界及其本体地位，否认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反映论，把真理、价值主观化。反过来，承认认识的本质是反映论，真理的内容是客观实在的自然界，真理的本性是客观真理，那么就必然承认绝对真理的存在及其可知性。“从现代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的、绝对的真理接近的界限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但是这个真理的存在是无条件的，我们向这个真理的接近也是无条件的。”“一句话，任何意识形态都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可是，任何科学的意识形态（例如不同于宗教的意识形态）都和客观真理、绝对自然相符合，这是无条件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相统一的真理认识过程的揭示，消除了经验和超验之间的鸿沟，开创了以真理的方式把握终极性存在和永恒价值的方向，为信仰问题科学化奠定了哲学根据。

　　把绝对真理问题往“形而上”的邪路上引，制造经验和超验、现象和本体之间的鸿沟，这是西方意识形态所需要的神秘空间。它预设了两个前提：一是不存在“自在之物”，人类只能认识“为我之物”；二是认识的主体只能是个人，不存在认识的集体主体。然而，这两个前提并不能够成立：“自在之物”和“为我之物”之间并不存在着鸿沟。人类的实践、认识过程就是不断地把“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的过程，这一无限过程不仅指明了“自在之物”的存在，而且证明了“自在之物”的可知。而从认识主体看，某些微观的、局部的、衍生层面的领域，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个人可以成为认识的主体，但对于宏观的人类历史及其规律的认识，必须和历史活动的主体相一致，那就是人民群众。马克思所强调的作为唯物史观前提的“现实的人”，即“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是人类历史活动主体的科学界定；马克思主义政党凝聚了党及其领导的人民群众集体智慧结晶的理论创新，是现实人类在创造历史过程中同时作为认识主体的有力证明。因此，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把恩格斯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实在性的学说同他关于‘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的学说分开来，同他对客观真理和绝对真理的承认（就是承认我们通过感觉感知的客观实在）分开来，同他对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因果性、必然性的承认分开来，这就等于把完整的哲学变为杂烩。”

　　（三）科学信仰方式创立的实践突破

　　科学信仰的创立，不仅需要理论上的突破，还需要信仰方式上的突破。以往的信仰方式，虽然以劝善止恶为念，但其改变的不是社会，而是个人的内心，因而只能是精神上的“慰藉”，内心的“解脱”，本质上具有保守性。这是以往的信仰割裂科学与信仰的必然结果，其知行合一也仅限于道德领域，并不能付诸真正的社会实践。

　　现代意识形态是信仰的实践转向的桥梁，它开启的“主义”信仰，也为科学信仰的诞生提供了实践依据。随着资本主义这一世界历史性存在的扩展，人类在进入世界历史的同时，也提出了整体性科学把握世界的任务。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现代意识形态，第一次提出了哲学世界观“纯粹理性”的命题，确立了未来的可知性。其重要的一步，就是把启蒙主义倡导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人类共同价值，转化为认识论范畴，使之成为真理体系的构成。此外，虽然意识形态观念也有学理性因素，然而其本质却是“制度化思想”，即以建立新社会为目标、以动员人民的广泛参与为手段，以改变现存秩序的革命为依托，因而开创了美国独立以来200多年的、史称为“意识形态的时代”。对于信仰研究而言，意识形态的特殊意义在于创立了“政治信仰”这一新型信仰方式。它不仅严重冲击了宗教等传统信仰，而且大有超越和取代传统信仰的势头。连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也承认：“我们这个世代的共同信念将把我们引向何处，并不是哪一党的问题，而是有关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一个具有最重大意义的问题。”

　　但是，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现代意识形态并不是科学的世界观，而整体上属于“颠倒的观念”，即从根本上颠倒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然而也要看到，德意志意识形态里的世界尽管是颠倒的，但毕竟是一幅颠倒的完整图片，而不是摔碎了的镜片。因此，只要把颠倒了的完整图片再颠倒过来，就可以获得完整的图像，而如果止步于摔碎的镜片，除了获得哈哈镜式的图像，是不可能得到什么真理性认识的。由此而不难理解，青年马克思为什么可能通过对于宗教异化、政治国家异化、金钱异化以及劳动异化的批判性考察，一步步地“从天国降到人间”，而且是通过“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的方式成功进入当代世界历史的主题，宣告了科学世界观的创立。

　　如果说“自在之物”和“为我之物”的关系，是解决科学信仰的理论关键的话，那么超越个人自利的人类普遍利益的现实性问题，则是科学信仰创立的实践关键。马克思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这两大关键。“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是一个完整的理论概括，它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内容。

　　其一，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的目标追求。一是从德国史进入世界史，真正站到世界历史之上；二是从幻象中获得真相，确立正确的世界历史视野。

　　其二，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的主题不是抽象的哲学、宗教学问题，也不是启蒙运动以来人的解放主题的简单延续，而是对于资本主义的超越问题、是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历史根据问题。这一批判从内涵上说有三。一是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把探索德意志国家的社会变革出路问题提升到世界历史高度，提出时代的主题。对于德国人而言，站在世界历史高度的唯一可能是批判黑格尔哲学，它既是普鲁士现行国家制度的意识形态，又是观念上的世界历史。正是这一哲学把德国和世界历史联结了起来。二是批判现代国家意识形态，探索超越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规律。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哲学及其辩证法的颠倒性，根子在德国社会本身的“时代错乱”，同时这种颠倒还是现代国家本身的弊端。如果说，对于现实人的贬低和否定是德国制度以及黑格尔哲学根本缺陷的话，那么它也是整个现代国家制度的根本缺陷。事实上，黑格尔辩证法把人抽象化、逻辑化，确实真实地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个人的抽象化、孤立化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也就是批判资产阶级现代国家意识形态。三是批判一般意识形态，探索现代意识形态与国家制度和阶级统治的关系，揭示意识形态革命和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内在联系。黑格尔哲学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理论立足点和思想体系的基地，它具有承前启后意义。这既是在它之前的哲学意识形态的概括与总结，也是在它之后的意识形态分化和裂变的基地。这样，以黑格尔及其学生为代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就既成为破解资本主义之谜的思想锁钥，也成为探索科学信仰的理论入口，勾画了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历史轨迹。

　　其三，从外延上说，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实际上包含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颠倒头足倒立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现代国家意识形态批判（颠倒资产阶级抽象自由平等的“法学世界观”）和商品拜物教批判（颠倒“资本自行增殖”的经济假象）这三大批判。这些批判归结到一点，就是共产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这样，以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和现实的人类利益的内在统一为根据，科学信仰获得了超越现实狭隘利益的历史制高点，从实践上打破了经验和超验的界限，为科学信仰的创立奠定了历史根据。

　　科学信仰不仅为人类的信仰方式增加了新的选择，而且揭示了人类信仰和人类文明的演进方向。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人类还不能真正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各种超自然的信仰（包括迷信和巫术）都有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以其非科学而试图强行取缔是无济于事的。但是，人类也不会永远承受盲目的外在必然性支配，人类大同和自由个性的发展不仅是美好愿望，也是人类文明的必然。科学信仰就此应运而生。

　　以《共产党宣言》为标志公开问世的共产主义信仰，其划时代意义就在于开创了人类自觉创造历史的最高形式。它不是一个单纯美好的未来目标，不是单纯满足现实苦难中人们的心灵慰藉，而是对于历史规律、现实道路的科学把握，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精髓。因此，为共产主义奋斗是引领我们从过去、现在走向未来的最高信仰。

　　（一）科学信仰必须科学对待

　　共产主义信仰有以下特征。

　　第一，以历史的客观规律和必然性为基础的现实性。共产主义所揭示的历史规律，是一个不断地成为现实的历史过程。故共产主义理想不是只处于遥远彼岸的“美好愿望”，而是贯通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变动过程中，因而始终是“实际存在的”客观真理，具有现实性品格，是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的重要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因此断言：“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为共产主义奋斗，必须把共产主义作为共产党甚至每个党员最强大的实践动力，是从实际出发的立足点，也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不断地开拓前行的强大底气。

　　第二，以最高目标和阶段性目标相统一为基础的过程性。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因而无论就世界范围还是一国范围，迈向这一目标都要经历若干历史阶段，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确定阶段性目标和实现这一目标的信念。就像火炬接力，每一阶段性理想都是一支燃烧着的火炬，最终通向点燃熊熊燃烧的主火炬。两者相互辉映，不可或缺。阶段性和终极性的统一，就是在这个接续奋斗的过程中实现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让我们从自己、从现在做起，把接力棒一棒一棒传下去。”为共产主义奋斗，就必须既胸怀天下，又脚踏实地，把历史交给我们的这一棒接力跑好。

　　第三，以终结人类的“史前史”为特征的崇高性。共产主义理想以对资本主义自我否定的历史必然性的科学认识为根据，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共同富裕、人类大同，是千百年来人类的梦想。而把这个梦想变成现实的，正是共产主义理想。因此，共产主义不仅作为新型社会制度使其他社会制度相形见绌，而且作为信仰的力量也具有其他信仰无可比拟的巨大吸引力。正如毛泽东所预言的：“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为共产主义奋斗，源自对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正当性的高度自信和无比自豪。

　　共产主义理想的上述特征，决定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是人类自觉创造历史的最高方式，是达到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的根本原因。它以科学世界观历史观为出发点，以顺应历史规律和时代潮流为依托，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凝聚人民力量为根本，不断开创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事实充分证明：“革命理想高于天。没有一大批具有坚定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华儿女，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没有新中国，更没有今天我国的发展进步。要把我国发展得更好，离不开理想信念的力量。”

　　因此，理想信念的培育具有根本意义。对于工人阶级政党及其党员，最重要的是两条。

　　其一，始终坚信，守正创新。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的培育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运用、不断创新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在这个过程中，战胜各种挑战的前提是，要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不断提升创造性运用基本理论的素质。把坚定理想信念放在信仰培育的首位，是培养理想信念的成功之道。这就是说，要坚信“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

　　其二，重在践行，信在自己。一般而论，信仰不在说，而在为之献身；不在做给人看，而在做好自己。特殊地说，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培育，需要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形式，需要理论、政治、道德等方面品格的全面提升。因此，说与做，自为还是作秀的拷问更加严峻。说到底，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自我革命。理论学习，是为了“自己弄清问题”还是为了汇报、炫耀；提高政治站位，是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还是哗众取宠、投机取巧；思想政治工作，是正人先正己，以上率下，还是文过饰非，手电筒只照别人；等等。总之，共产主义理想的真理性及其培育的实践性、革命性，是其在人类创造历史活动中具有特殊价值的根据。

　　（二）道路自信和理想坚定

　　共产主义是“被扬弃了的私有财产的积极表现”，它在思想上表现为将过往的优秀文化成果，例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以推向彻底的方向加以弘扬。本来，“自从美、法革命以来，政治意识形态一直是以一个革命信念为基础；这个信念深信：经由人的知识与努力，可以使此生此世的生活臻于完美”。这种改变现实社会的乐观信念，随着资本主义维护既得利益的需要，不仅退缩到改良主义，在今天还进一步演变为“择恶主义”，即不能选择“更好”，只能选择“恶小”。波普尔（Karl Popper）声称：“合理政治的首要原则之一是，我们不可能在地上建立天堂。我们成不了自由精神或天使，至少是在未来几个世纪成不了”。“我们应该期望，每一次消除罪恶，都能像其不必要的反应一样，只会造成一些尽可能新的更小的罪恶，它会达到一种完全不同的紧迫性的水平。因此，健全政治的第二条原则是：一切政治在于选择较小的罪恶”。不仅如此，他还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消灭阶级和私有制、实现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和真正平等的思想称为“一种美学的和乌托邦的信仰”，认为即便能够实现，其结果也是建立一个僵死的、等级森严的封闭社会。他们把对社会发展规律、历史发展方向等的探讨一概斥为理性的狂妄和僭越，视为黑格尔式的“概念圈套”、视为“形而上学”加以拒斥。从伯恩施坦到哈耶克大体上都是这样做的。

　　哈耶克非常露骨地表达了对人类自觉创造历史的否定，他提出：“我们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自觉地为缔造我们的未来而努力，而实际上竟会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的奋斗目标正好相反的结果，还能有比这更大的悲剧吗？”他始终耸人听闻地断言，试图像利用自然科学规律那样去驾驭社会，只能导致文明的毁灭：认为“我们必须象学会掌握自然力量那样学会掌握社会力量……这不仅仅是通向极权主义的道路，而且是通向我们文明的毁灭的道路，和一种阻碍未来进步的障碍”。这些赤裸裸为现存利益集团服务、在理论上苍白并已被马克思主义驳倒的论调，却由于以往资本主义现代化独步天下而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相反，谈论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则似乎变得不合时宜、不可理喻。

　　但是，随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拓，人类不可能自觉创造历史的神话必然破灭。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地方，可以列举很多，但归结到一点，就是自觉的现代化和自发的现代化的区别。具体地说，西方现代化是资本任性逐利导向的现代化，这就决定了它是以物为本、盲目扩张、恃强凌弱、掠夺开发、两极分化、不断制造人与人、人与自然对抗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可以盛极一时，但不能普适、不可持续。从根本上说，这种自发性现代化的实现是有条件的。既要有广大的非资本主义地区，供其转移因两极分化而日益尖锐的国内矛盾；又要有广袤的非工业化区域的生态条件，供其维持掠夺式开发的需要；还要有非垄断的市场经济环境，以为后来者提供机遇。这些历史条件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后已经不复存在。因此，以这种方式实现现代化的只是最早启动的少数国家，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后，世界上就再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在不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依旧保持自身独立性的条件下完成资本主义现代化。

　　因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必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即在先进政党领导下自觉的现代化。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这种现代化首先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把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先决条件，而把现代化建设作为谋求人民幸福、国家富强的方式，因而必然是保持自身独立、以人民为中心、不当外国附庸的现代化。在这一过程中，贯穿始终、起领导核心作用的自觉政治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正是人类历史活动走向自觉成为可能，才诞生了马克思主义，诞生了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无产阶级政党，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活动空间，使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从可能变为现实。努力认识和掌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并加以自觉利用，是开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和政治前提。

　　毫无疑问，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拓极其艰难。中国不仅不能如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那样靠掠夺式经营，靠殖民方式（含新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拓展，靠垄断霸权保持优势，还必须承受现行国际秩序尚存在的一些不公平方面的全部后果。正因为如此，后发展国家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格局中才步履维艰，独立自主向现代发达国家的跃升困难重重、前途渺茫。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功走出了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原因有三：一是方向、战略正确。中国努力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排除一切干扰，化解风险挑战，牢牢把握时代主题，坚定推进时代潮流，充分利用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把改革开放作为决定命运的关键一招，从而获得了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主动。二是动力、合力强大。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受益者和最强大动力。党的作用就在于让人民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自觉为之奋斗。列宁说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的功绩，可以这样简单地来表达：他们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事实证明，中国人民同心同德凝聚起来的磅礴之力，无坚不摧、势不可挡。三是利益整合成功、有效。利益的对抗、冲突不仅是后发展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难题，也仍然是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顽症。中国从全面从严治党入手，一方面彻底清除权钱交易的隐患，“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另一方面大力弘扬共产党员的奉献、奋斗精神，使利益的导向助力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建设和社会风气的培养，初步解决了这个棘手的历史难题。综上所述，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三）检验理想信念的科学标准

　　坚定理想信念，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有针对性地解决丧失理想信念的突出问题。今天最大的政治隐患就是还严重存在的“两面人”“爱惜羽毛不作为”现象。因此，首当其冲的是，应当确立检验一个党员理想信念是否坚定的科学标准，否则，解决问题就没有科学依据。

　　和平年代如何检验理想信念？理想信念的检验在今天有难度，因为缺乏革命战争年代那种直截了当的检验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做过比较，“革命战争年代，检验一个干部理想信念坚定不坚定，就看他能不能为党和人民事业舍生忘死，能不能冲锋号一响立即冲上去，这样的检验很直接。和平建设时期，生死考验有，但毕竟不多，检验一个干部理想信念是否坚定确实比较难”。

　　但还是有这个标准的。这就是，“衡量干部是否有理想信念，关键看是否对党忠诚。”“对党忠诚”树立了在今天判断理想信念状况的一个易辨别、可操作、精准无误的科学标准，极大推进了党的坚定理想信念教育。“忠诚和信仰是具体的、实践的。要经常对照党章党规党纪，检视自己的理想信念和思想言行，不断掸去思想上的灰尘，永葆政治本色。”

　　虽然“对党忠诚”是一个综合要求，但和革命战争年代一样，根本还是看生死关头的实际表现。今天虽然枪林弹雨的生死考验较少，但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国家的长治久安的重大考验还是无处不在。因此，首先要在大是大非和重大思想舆论斗争中，检验对党、人民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忠诚。理想信念的坚定尤其表现在重大政治是非面前能够旗帜鲜明，挺身而出，勇于“亮剑”；理想信念动摇不仅表现在经济贪婪、道德堕落、生活腐化，更是政治变质，表现为精神上“缺钙”，逃避政治责任、回避政治挑衅、躲避思想交锋，甚至在重大政治是非面前“充当‘好人’”“和稀泥”，听之任之，麻木处之。这种人就是和平年代的战场“逃兵”，在关键时刻显然靠不住。习近平总书记不无担忧地指出：“我一直在想，如果哪天在我们眼前发生‘颜色革命’那样的复杂局面，我们的干部是不是都能毅然决然站出来捍卫党的领导、捍卫社会主义制度？”牢牢把握住重大关口对党是否忠诚，就把握了检验理想信念是否坚定的可靠尺度。

　　其次，要在抓关键少数、抓关键问题、抓关键举措上检验理想信念。抓关键少数，就是让“关键少数”做“二选一”的必答题：即当官、发财不可兼得。“关键少数”是指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省部级以上的“一把手”。他们既是培育高尚人格的重点，也是法纪监督的重点。无论是党的建设，还是党内政治监督，都要“坚持抓住‘关键少数’以上率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经常讲，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当官发财两条道，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要始终严格要求自己，把好权力关、金钱关、美色关，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就法纪监督而言，“一把手”不仅不能成为反腐败的死角，而且要始终作为各级纪委和监察委依法依规正风肃纪、反腐倡廉的重点。抓住了“关键少数”，就抓住了落实理想信念的关键。

　　抓关键问题，就是有针对性地解决“两面派”“两面人”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把坚定理想信念看作全面从严治党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要有针对性地清除党的建设发展中的政治隐患。他认为：“坚决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好人主义，坚决防止和反对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坚决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从实际情况看，党内存在的各种突出问题表现多样，我们要全面查找、全面发力。在党的政治建设方面，要确保党的集中统一，促进全党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净化政治生态，及时清除两面人等政治隐患，防范和化解政治风险。”

　　抓关键举措，就是把检验理想信念的坚定与否不断制度化。这里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习制度，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的武装上下功夫；二是监督制度，即不断消除党和国家监督制度体系的死角，把理想信念的考察有效纳入政治监督制度。

　　就学习制度而言，学习制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建党思想，也是培养理想信念的核心环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要把从理论上说清楚重大政治问题摆在理论学习的突出位置，今天要特别说清楚“两个确立”的重大意义，以及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理论根据。理论不清醒政治就不坚定。要真正从理论上说清楚坚持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优于西方的政党轮替的多党制；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为什么优于西方的“自由民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什么优于西方的个人权利本位；通过学习不断提高思想觉悟为什么比听凭“良知”“人性”摆布更符合人的发展要求；等等。

　　同时，特别需要加强对“关键少数”世界观状况的考察。对于“关键少数”，世界观绝不是无关紧要的纯粹私事。它不仅关系到个人政治立场是否自觉和坚定，还关系到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必须高度重视。在个人主义哲学世界观的基础上，不可能真正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脱离人民，理想动摇都是从个人主义膨胀开始的。对于“关键少数”，就要始终围绕个人与人民的关系把自己真正摆进去。

　　就监督制度而言，党的十八大以来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纪检监察制度的创立和完善，包括派驻纪检组和巡视制度。这一监督制度最为独特、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是对各级党委及其主要负责人进行政治监督，包括理想信念状况的监督。这个监督是中国共产党自我监督的创新方式，成效显著。

　　（四）坚定理想信念要落脚于党的自我革命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今天作出的重大判断。概括地说，这是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需要，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定理想信念的需要。

　　第一，与各种利益集团切割是坚定理想信念的前提。与革命年代不同，长期执政的现代化建设环境，利益多元打破了传统社会的单一利益格局，这使得少数党员干部视手中权力为资本、试图把权力变现的现实冲击不断增大。可见，如果不切断党同一切利益集团的利益输送关系，党的自我革命就无从谈起。“我们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这是我们党敢于自我革命的勇气之源、底气所在。正因为无私，才能本着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经常检视自身、常思己过，才能摆脱一切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围猎’腐蚀，并向党内被这些集团、团体、阶层所裹挟的人开刀。”没有这种彻底的自我革命，坚定理想信念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第二，焕发青春活力是坚定理想信念的根本追求。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建党百余年、执政70多年的党，其辉煌不言而喻，而问题则易被掩盖。最关键的是防止党的衰老蜕化而永葆青春，出路就是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要“时刻警惕我们这个百年大党会不会变得老态龙钟、疾病缠身。对党的历史上走过的弯路、经历的曲折不能健忘失忆，对中外政治史上那些安于现状、死于安乐的深刻教训不能健忘失忆；对自身存在的问题不能反应迟钝，处理动作慢腾腾、软绵绵，最终人亡政息！”坚定理想信念就是要彻底消除衰老的隐患，保持青春活力，继续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

　　第三，坚定理想信念是不断开辟未来的法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可以说是一个认识时代、追赶时代、跟上时代、与时代同行以致引领时代的过程。在追赶时代的过程中，任务、目标较为清晰，可以学习借鉴的东西也多，改造客观世界的需要在引领党的自我革命。今天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好走的路已走完，未来靠自己开创。就开放而言，不是简单打开大门即可，而是“只有引领时代才能走向世界”。这就需要党更加站得高、看得远，做到把握时代、引领时代。通过更加自觉、深入的自我革命，坚定理想信念，才能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