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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下对其盟友及中国发起的贸易战，给当今不稳定的资本主义世界更添迷乱。外国学者对这场贸易战进行了审视。他们思考了这次贸易战的性质、背后的真相、可预期的结果及最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可能的发展方向，认为贸易战背后隐藏着美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以及其所欲恢复帝国霸权的野心；贸易战给美国带来的可预期结果，不是“再次伟大”而是深陷危机；资本主义世界即将迎来新自由主义的终结。这一思考虽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批判性,并为我们观察资本主义世界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缺乏总体性、彻底性及建设性。

［关键词］美国贸易战 资本主义危机新自由主义的终结

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之后，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轨迹少了很多确定性。在英国退欧加剧英国及欧盟内部危机之后，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迷失了方向，其中反全球主义的右翼政治运动及其政策顾问公开宣称他们对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强国”独裁表示感兴趣，更为这一混乱局面蒙上了一层迷雾。但这一切现在都已让位于新的紧张、未知的局面：一方面是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呼吁“让美国再次伟大”，肆无忌惮地对其盟友及中国挑起一系列贸易战；另一方面是面对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坚定地捍卫全球化，维护多边贸易，反对单边主义。在贸易战持续的背景下，外国学者对美国挑起贸易战这一行为进行了审视：美国挑起的贸易战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战争？它为什么要挑起贸易战？在贸易战的背后美国资本主义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贸易战可预期的结果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还是让其深陷危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甚至是世界体系走向何方？

一、贸易战的性质

特朗普兑现了他竞选时的诺言，在太阳能电池板、洗衣机、钢、铝、技术、知识产权、汽车等方面对其盟友及中国发起一系列疯狂的关税保护政策。外国学者普遍认为，这场贸易战并非是一个新计谋，但也不仅仅是单纯的贸易战。在他们看来，此次贸易战具有两个层面的性质：一是故伎重演，是保护主义旧思维的重新上演；二是“马戏表演”，是背后真相的遮羞布。

1.一场故伎重演：保护主义旧思维的重新上演

保护主义在美国的历史上从来不是新鲜的东西，而每次的情况又都是如此之相似。

其一，美国历史上相似的贸易战。“打贸易战是好事，而且很容易打赢”，特朗普这一言论让人想起声名狼藉的斯穆特-霍利关税和伴随着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贸易战。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查德·伯恩（Chad P.Bown）和达特茅斯学院经济学教授道格拉斯·欧文(Douglas A. Irwin)从五个方面比较了这两次关税保护主义的相似之处及其可能出现的相似结果和相关联的点：斯穆特-霍利关税不是对经济衰退的回应，如今特朗普提出的关税也类似，美国失业率为4.1%，经济已经增长了近九年，特朗普加征的关税不是应对衰退。最初征收关税的破坏性小于其后期影响。一些国家提高关税以直接报复美国。1934年国会授权总统领导美国的贸易政策。1934年的互惠贸易协议法案为这次特朗普政府发起贸易战提供了法律依据。从查德·伯恩和道格拉斯·欧文所做的对比可得知，今日的贸易战与斯穆特-霍利关税，不论是发起的背景还是发展的形势及未来可预测的结果都如出一辙，保护主义旧思维在新舞台重新上演了。

其二，保护主义一直是美国政治舞台上反复出现的特征。苏塞克斯大学国际关系系全球政治经济学中心的利奥·帕尼奇（Leo Panitch）和山姆·金丁（Sam Gindin）列举了在美国政治舞台上反复出现的保护主义：20世纪40年代，当财政部进行大规模的民众动员以确保国会批准布雷顿森林体系协议时，保护主义出现了；国务院为了马歇尔计划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历届的共和党政府也会重复尼克松的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John Connally）在欧洲财政部部长会议上臭名昭著的言论：“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世界）的问题。”现在人们经常遗忘了这事，尽管特朗普在他的竞选活动中曾使用过这一点。利奥·帕尼奇和山姆·金丁提醒我们，“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呼应了罗纳德·里根在20世纪70年代危机之后的言论，当时也有很多关于美国衰落的言论。”他们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跟今日的美国处境是相似的。80年代伴随着日本经济迅速崛起，美国出台了一系列减税和保护主义措施，而现如今随着金融危机的持续发酵以及中国的崛起，美国出现了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同样包括减税和保护主义）。

其三，美国重施保护主义这一故伎的根本原因。从美国历史上的贸易战到政治舞台上经常出现的保护主义，我们不禁要问：保护主义这一药方为何深受美国青睐呢？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迈克·罗伯特（Michael Robert）给出了答案，他指出，不仅美国而且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它们是推行自由贸易还是实行保护主义，这都是由资本的盈利能力决定的，是与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本质是不可分割的。他分析了从20世纪80年代到2000年这一时期资本主义世界极力推行自由贸易的问题，特别是英国和美国这两个最有力的倡导者，它们均从自由贸易中获利。而在19世纪70年代、8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资本盈利能力持续下降，自由贸易也就失去了魅力，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抬头。最后他得出结论：“21世纪初以来的情况，尤其是大衰退结束后的情况也是如此。美国资本主义相对地已经开始衰落了，不仅是欧洲和日本，更令人担忧的是正在崛起的经济巨人——中国。在中国，外国投资受到严格控制，服从于国有部门和共产主义精英。美国现在的处境与19世纪80年代的英国相同，甚至更糟。特朗普就是由此而来的。”

综上所述，今日美国发起的贸易战和实施的保护主义措施并无新意，只是旧思维的重复上演，甚至是更为拙劣和狭隘的版本。在未来相似的处境中，美国不免还是会采取类似的措施，追根究底均是从其自身利益出发，不惜牺牲他国利益。因此，不论是保护主义还是自由贸易都只是美国实现其目的的手段，只要目的所需两种手段都会在历史上故伎重演。

2.一场“马戏表演”：遮羞布背后的真相

在外国学者看来，此次贸易战不仅是保护主义旧思维的重现，同时还具有“马戏表演”的性质。我们都知道孩子们最爱的马戏是那些转移他们注意力的表演。当小丑出来时，孩子们眼里别无他物。他们很少注意到场景变化，大象可能被空中飞人取代了，而吞火者则取代了狮子。外国学者们认为，特朗普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马戏大师，他挑起贸易战，上演了一场引人注目的马戏表演，转移了观众的注意力，人们也忘了思考贸易战背后的真相。对于贸易战所具有的“马戏表演”性质，外国学者主要从正反两方面进行了论证。

其一是正面论证。如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指出，特朗普就是利用贸易战制造全球混乱。他认为，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证明其对进口钢、铝、汽车等关税政策的合理性是荒谬的，而且是对WTO规则的公然违反。他进一步指出，特朗普以301条款对中国采取行动的理由更加让人莫名其妙，有时这一行动似乎是为了迫使中国消除与美国的双边贸易顺差，有时似乎是为了阻止“中国制造2025”规划，有时似乎是为了纠正中国强制技术转让的做法。他指出，这三个理由都是无稽之谈，第一个目标是荒谬的，第二个是不可谈判的，第三个虽然是合理的，但很难实现。马丁·沃尔夫一针见血地揭露了特朗普挑起贸易战的理由或借口的荒唐性，论证了贸易战所具有的“马戏表演”的性质。

其二是反面论证。迈克·罗伯特从特朗普提出的关税保护理由推导出其结果的荒谬性。他对比了美国在上一次征收钢铁关税时（2002年）的钢铁产量和今日的钢铁产量，发现它们几乎是相等的，但今天生产这些钢铁所使用的劳动力却只占2002年的一小部分。在迈克·罗伯特看来这是因为技术提高了生产率，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这个行业的工人也越来越少了，因此特朗普的关税不会带来任何新的就业机会。由此他得出结论：特朗普宣称的目标是通过促进钢铁生产和其他传统产业来“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这就意味着要使技术倒退，以重建烟囱工业。它不能也不会发生。而且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的流失在其他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得到了复制，这种下降并不是因为讨厌的外国人在修补贸易协议，恰是美国资本无情地试图通过机械化或在海外寻找新的廉价劳动力来降低劳动成本。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特朗普以国家安全为借口，通过关税保护提升就业，并保护传统产业来“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谎言暴露无遗。在齐泽克（Slavoj iek）看来，他（特朗普）只是一种症状，是体制本身问题的结果。因此我们应该透过特朗普制造的谎言混乱看到贸易战背后所隐藏的真相，而不是为其所制造的混乱所迷惑，应知其所具有的性质、特征，更应知其为何而来。

二、贸易战背后的真相

透过现象看本质，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之一。外国学者对此次贸易战的审视也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参考。他们分析美国挑起贸易战的性质，看到贸易战背后美国资本主义发生的悄然变化——看似经济在不断恢复却深受长期萧条的影响，与此同时还深陷于政治危机中，国内一片混乱。还有学者看出特朗普政府在挑起贸易战背后所隐藏的更大的野心，即摆脱国内危机并进一步追求单极霸权。

1.美国深受长期萧条的衰落效应影响

在国会中期选举中，反对党民主党赢得了众议院，共和党失去对众议院的控制权，这对特朗普总统来说是一个打击。但值得注意的是，被认为强劲的美国经济似乎起到了巩固特朗普在参议院的地位的作用。美国目前的低失业率以及看似强劲的经济让人们忘却了十年前的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萧条。2008年秋季华尔街银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闭似乎已是陈年旧事，许多评论员认为2018年是经济最终摆脱困境的一年，马丁·沃尔夫形容世界经济随着增长而“嗡嗡作响”，前高盛首席经济学家、现任英国《金融时报》撰稿人加文·戴维斯(Gavyn Davies)则对“长期停滞开始消退的初步迹象”表示欢迎。而很多外国学者则认为，美国其实并没有摆脱十年前的经济危机，而是一直处于迈克·罗伯特所说的“长期萧条”的衰落效应中，甚至随着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将迎来下一次大衰退。

其一，目前美国所存在的经济危机的性质并不明朗。《雅各宾》执行编辑妮可·阿朔夫（Nicole Aschoff）指出，不论从资本角度还是从国家角度看，目前美国的经济危机都不再明显。因为目前企业利润强劲，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国家的救助加上数年的量化宽松政策导致资本软着陆，2017年标准普尔500指数创下五年来的新高，股市即使并非总是稳定但还是强劲。她强调，经济危机不明显并不代表不存在，从州和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形势仍然非常艰难，个人和家庭的情况也是喜忧参半。自2008年危机以来不断扩大的财富鸿沟证实了美国的“二元经济”（亚瑟·刘易斯在20世纪50年代创造的描述发展中经济的一个术语），美国人也负债累累，新增就业也主要是兼职或临时工作并集中在低工资部门。这些事实都描绘了美国依然蒙受着经济危机阴影。妮可总结道：“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经济危机以及劳动人民的危机都不是近期的现象。在新自由主义，金融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中，削减社会福利和工作岗位是一个长达数十年的过程。”

其二，目前美国仍处于疲软、脆弱、不确定的复苏期。伦敦国王学院的约瑟夫·乔纳拉（Joseph Choonara）也认为美国仍然处于“长期萧条”的影响之中。在他看来，这一“长期萧条”影响范围之广，不仅是美国，而是全球均如此，只是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矛盾更为集中且尖锐。他依然延续他2010年的观点：处于复苏初期阶段时，这一复苏将是“疲软的、脆弱的和不确定的”，美国当前的复苏依然具有疲软、脆弱和不确定三个特征。首先是复苏的疲软性，他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平均利润率不断下降的理论角度，分析了美国企业的利润率从1950年的20%下降到1982年的7%以下——从那时起一直在这个水平上波动。其次是脆弱性，这一脆弱性主要是金融体系扩张的产物，而这一扩张又是对于实体经济的利润率持续下降的反应。最后是不确定性，即依赖国家支持的不确定性。金融救助计划只是进一步催生了泡沫，并没有解决导致危机的根本问题，而是为危机埋下了祸根。最后，约瑟夫·乔纳拉总结道：“2008~2009年的经济衰退对金融体系来说是一场拖延已久的危机，这场危机是由一段时期的盈利能力低迷、金融化模式失调和国家行动造成的。它不被允许成为20世纪30年代那样规模的衰退，这一事实反而带给我们一场长期的萧条——一段相对缓慢和暂时的增长时期。”。

综上所述，在雷曼兄弟破产10年后，美国资本主义（甚至是全球资本主义）正处于迈克·罗伯茨所谓的“长期萧条”(Long Depression)的夹缝中——这是一段持续不佳的增长时期，也反映出葛兰西的“结构性矛盾”尚未得到解决。

2.美国深陷政治危机的泥潭

外国学者一致认为，危机总不是单一存在的，而往往是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甚至是生态危机相互交叉存在的。除了美国这座大厦本已脆弱之外，还应考虑到自衰退以来日益增长的不稳定根源，即衰退本身引发的政治动荡。甚至在危机爆发之前，中左派和中右翼政党之间围绕新自由主义政策达成的共识就开始引发社会对整个主流政治的质疑，选民对激进的左派和激进的右派都有不同的看法。现在很明显，统治阶级对危机的主要反应——以牺牲生活在危机之下的人为代价保护该体系——特别是他们试图通过紧缩措施实现危机社会化的努力，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政治危机。

其一，美国存在深刻的政治危机已成定局。一位哈佛大学法学教授最近就“自由民主正在崩溃”这一话题开启了一场演讲，观众们随即低声赞同——好像在美国存在深刻的政治危机已成定局。对于这一系统性危机的讨论，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就没有停止过，这种情绪自2016年总统大选以来变得越来越普遍。许多观察家对于美国恢复冷战后新自由主义共识的可能性持不乐观态度，如爱德华·卢斯（Edward Luce）的“西方自由主义的撤退”和帕特里克·德宁（Patrick J. Deneen）的“自由主义为什么失败”。托马斯·弗格森（Thomas Ferguson）认为目前“也许是美国政治历史上最大的挫折”，选民们对现存的由公司权力和金钱利益塑造公共话语这一制度越来越不信任。特朗普和桑德斯（Bernie Sanders）成为候选人都反映了中间派精英与普通美国人之间的严重脱离。这也符合梅根·特鲁德尔（Megan Trudell）所说的：“唐纳德·特朗普当选这一灾难性政治动荡，暴露出美国的深刻两极分化以及数百万人与主要政党和机构的疏远。”

其二，特朗普的当选是美国政治危机的症状，而不是药方。特朗普的当选并没有让上述的人对政治的不安感消退，而是让宣称美国陷入全系统政治危机的声音越来越大。这是因为他的当选只是政治危机的症状，而不是解决危机的方案。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认为，特朗普和特朗普主义是先前霸权模式即“进步的新自由主义”崩溃的结果。在她看来在当今美国民众对政治的普遍排斥中，一场客观的全系统危机已经找到了它的主观政治声音，这一总体危机的政治根源是霸权危机。特朗普在竞选时利用反动的民粹主义进一步撕裂了之前的霸权集团（即“进步的新自由主义”），但在竞选成功后转身化为超反动新自由主义，这进一步强化了当前的危机。最后她指出，人们对已经建立的政治阶级和政党的权威进行即使不是简单的瓦解也是戏剧性削弱，就好像全世界的大众已经停止相信过去几十年支撑政治统治的统治常识，就好像他们对精英的真诚失去了信心，正在寻找新的意识形态、组织和领导，只不过谁能将人们从不满意中解放出来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3.美国欲恢复帝国霸权地位

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世界霸主地位的美国，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帝国衰落时期，伴随着经济停滞，任何地区大国的崛起都是对它的挑战。美国开始担心自己霸主地位不保，希望通过进一步构建单极帝国霸权以恢复之前的优势地位。因此，很多外国学者纷纷提出，此次贸易战特别是中美间的贸易冲突只是中美之间更深层次矛盾的表现，而这个矛盾的爆发与中国的抱负、发展模式和对美国霸主地位的挑战有关。美国期望通过贸易战获得更多的收益，不仅是经济的，更多的是为了恢复美国对整个世界的霸主地位。

其一，通过推行法西斯主义统治恢复帝国霸权。很多外国学者认为特朗普是“法西斯主义者”或者“新法西斯主义者”，并欲通过推行法西斯主义式的统治来恢复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如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社会民主党人杰弗里·埃利(Geoffrey Eley)、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福斯特，他认为，美国的法西斯主义崛起与美国的经济停滞、政治危机及霸权斗争有密切关系，特别是这种真正的世界霸权危机助长了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仇外心理、极端保护主义和极端军国主义，在国内引发了镇压，在国外引发了地缘政治斗争。他指出，特朗普期望通过新法西斯主义的经济战略即新自由主义紧缩的更极端版本，将资本从监管中解放出来，给予垄断金融资本更大的自由发挥空间,并伴随着在更重保护主义的基础上更积极地试图直接行使美国的权力，从而确保美国在全球经济停滞的背景下在全球蛋糕中占据更大份额。

其二，通过打破禁忌，将对盟友、对手的商业要求与对军事投入的呼吁混为一谈，以达到恢复帝国霸权。迪伦·赖利（Dylan Riley）认为，特朗普打破常规式的领导风格并不是要颠覆国际秩序，而是寻求提升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在迪伦·赖利看来，在贸易方面，特朗普并不仅仅是为了选举的目的，最为明显的表现是，尽管特朗普抛弃陷入僵局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取消了一项反华贸易协定，但特朗普政府挤满了对中国的“鹰派”，同时还增加了军事预算，并呼吁对其核武库进行现代化改造。而在中东问题上，白宫倾向于两党共识的右翼一方，继续支持沙特对也门的战争，并收紧对伊朗的政策。

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看到，美国目前已是充满危机并欲摆脱危机且寻求霸权地位的恢复，特朗普也是利用这一点，在其充满敌意的“美国优先”的就职演说中承诺：“保护主义将带来巨大的繁荣和力量。”他已兑现这一承诺中的保护主义，但值得深思的是，特朗普承诺的“巨大的繁荣和力量”是否能通过贸易战实现呢？仍然作为资本主义中心的美国的发展，又预示着资本主义的未来走向如何呢？

三、对贸易战的结果及资本主义未来走向的预测

1.贸易战的结果：没能让“美国再次伟大”而是深陷危机

外国学者普遍认为，贸易战不仅对美国及其对手无益，同时也会殃及其他国家，更甚的是只会让美国进一步深陷危机之中，而不是“再次伟大”。

首先，保护主义旧药方难医美国当前症状。《大融合：信息技术与新全球化》一书的作者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 Baldwin)认为，特朗普和他的贸易团队在对其盟友及中国在关税上狂轰滥炸时，他们的思维已经退回到20世纪，在用错误的药物治疗一个真正的问题，就像用阿司匹林治疗脑癌一样。理查德·鲍德温提出了“知识离岸”这一概念，认为正是“知识离岸”改变了如今的游戏：特朗普一再坚称贸易逆差意味着美国正在被剥削，而事实上这意味着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正从金融承诺中得到真正的商品；老式的保护措施并不能挽救钢铁等夕阳行业的数千个岗位，更有可能伤害美国更多的工人；通过征收关税和发动贸易战来破坏国际供应链，将加速保护主义者试图拯救的工作岗位向国外转移。没有新的保障措施，美国工人的贫困和痛苦只会增加。

其次，贸易战危及美元霸主地位。在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爱德华·卢斯看来，特朗普政府目前的行为提前了美元的清算日，世界正进入多元储备货币时代。爱德华·卢斯认为，特朗普最实实在在的影响是在公共债务上，即使在理想状态下，不考虑经济衰退的情况，特朗普的减税政策也会令美国债务将在十年后达到GDP的96％，这将让美国财政部失去抗击低迷的“弹药”。他预测，从美元的霸主地位过渡到多元储备货币的时代可能是平稳的，但也有可能是美国将因一场战争或另一场2008年规模的金融危机而遭受巨大的债务冲击，同时重拾保护主义也可能会造成类似损害，到那时美元将不再是“货币之王”了。

最后，贸易战进一步加深了美国的孤立主义，并有可能引发地缘政治冲突。迈克·罗伯特指出，尽管特朗普及其新的保护主义顾问希望对中国和其他“不公平”的贸易国家采取行动，但欧洲和亚洲经济体以及国际机构希望坚守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底线，世界其他国家也仍在努力降低壁垒。2018年年底，欧盟与加拿大和日本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与此同时，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在美国没有参加的情况下批准了修订后的TPP。这些都表明美国被孤立了。在《国际社会主义》编辑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Alex Callinicos）看来，美国政府指定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这一判断是正确的，但它明智的做法应该是联合其盟友对中国进行压制而非将目标指向其盟友，使得这一场冲突波及全球资本主义的三个中心：北美、欧元区和东亚。他还强调，今天，世界经济在结构上与二战前的大经济体依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网络有很大的不同，而是更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尤其是美国和中国，但这些联系并不是经济竞争发展为地缘政治冲突甚至战争的不可逾越的障碍。中美间的贸易战如果进一步升级，则有可能让中国联合欧盟引发一场地缘政治冲突，到时美国将会四面楚歌，内外焦灼。

贸易战之所以不能解决美国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那是因为如很多外国学者一致认为的，特朗普只是这一场全面危机的症状，错把症状当药方不仅治不了病，而只能加速病情。因此，不论是特朗普的贸易政策还是外交政策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的问题，不能“让美国再一次伟大”，相反只能让其进一步深陷危机之中。

2.资本主义未来走向：新自由主义的终结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1930年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旧的东西已经死亡，但新的东西尚不能诞生。在这种空白时期，会出现许多不同的反常现象。”他写的是一个经济萧条、法西斯主义抬头和世界大战初期的时代。对许多人来说，当代世界正重新走上这一步。当今美国资本主义相对衰落了，但仍处于世界资本主义的中心，它目前的矛盾冲突是资本主义世界矛盾的缩影，也可能是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方向。外国学者们看到了不仅美国而是全球都处于“长期萧条”的影响之中，而这一经济和金融危机及其后果现已演变为利奥·帕尼奇(Leo Panitch)所称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政治合法性危机，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特朗普们则是这场合法性危机的化身。很多外国学者们就经济、政治作做一步分析，得出了新自由主义即将终结这一结论。

比如著名学者大卫·科茨（David Kotz）基于资本主义的积累机制，概述了从二战后“受管制资本主义”过渡到“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资本积累恢复了，利润率也提升了，但资本主义的结构危机尚未解决。同时这一积累机制的更迭伴随着经济政策和意识形态的改变。如今全球经济还笼罩在经济危机的长期萧条之中，虽然像美国这样的大资本主义经济体目前仍维持着税后高利润率但资本积累率却长期低迷的状态，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也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下一次衰退可能即将到来。但未来会采取何种形式进行更迭是未知的，可能是企业主导的中央集权政权，也可能是由桑德斯推动的社会民主资本主义的新版本。

南希·弗雷泽从社会、政治角度分析资本主义世界的情况，也得出类似的结论。在她看来，特朗普的当选只是一系列戏剧性的政治“起义”之一，包括英国脱欧公投、意大利拒绝伦齐改革、桑德斯竞选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以及法国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的支持率上升等，这些“起义”共同预示着新自由主义霸权的崩溃。虽然他们的意识形态和目标不同，但这些“选举兵变”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所有这些都是对公司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和推动它们的政治体制的拒绝，特别是对“进步的新自由主义”的反抗。

当然，对于新自由主义终结的预测是被很多外国学者所认同的，但他们对于何时终结依然无法给出较明确的答案，正如大卫·科茨所说的：“预测下一次衰退的日期是一项危险的任务；许多事态发展可能会延长或破坏经济扩张”。同样，预测新自由主义终结也是如此。

四、总结

外国学者作为观察资本主义世界的一支独特的队伍，虽然其思想是激进的且是反资本主义的，但他们长期生活于资本主义世界中，深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影响而导致有些分析批判并不够彻底。因此，对于外国学者对美国发起贸易战的分析，我们应持辩证分析的态度。

一方面，他们对这次贸易战的审视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批判性，并为我们观察资本主义世界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其一，他们对贸易战的性质的判断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分析方法，对美国历史上的贸易战进行对比得出此次贸易战所具有的旧特征，即保护主义旧思维的重新上演，又基于当下的现实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揭示出此次贸易战所具有的“马戏表演”的性质。其二，能够做到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外国思想家们并没有囿于对美国发起贸易战原因的传统解释，而是透过美国挑起贸易战所提出的改变贸易逆差、实现“再工业化”等表面现象，看到美国资本主义所处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以及所欲达成的霸权需求。其三，能够以批判的精神预测资本主义世界的未来走向。虽然外国学者对新自由主义即将终结这一预测不一定准确，但他们身处资本主义世界中，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仍在发展中，能够做此预测足以体现他们的勇气及批判精神。

另一方面，他们对这次贸易战的审视缺乏总体性、彻底性及建设性。其一，对贸易战的分析缺乏总体性。美国资本主义是一个由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等形成的有机体，发起贸易战这一行为作为有机整体的一小部分，与整体各部分有着复杂的内在联系。外国学者虽然意识到了此次贸易战非单纯经济性质，不同学者基于自己的视角也分别涉及了政治、意识形态、外交等分析，但各部分简单相加并不等于总体，因而这种分析无法做到从总体上把握贸易战这一事件所具有的根本特征和本质。其二，对美国发起贸易战的分析批判缺乏彻底性。外国学者虽然指出了美国资本主义目前所处的经济危机仍然是结构性危机，并批判特朗普政府欲通过发起贸易战来摆脱国内危机，重树其国际霸主之地位。但是他们没能始终坚持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方法，从而未能抓住美国挑起贸易战的必然性，即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矛盾，即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所决定。同时，他们也忽略了这次贸易冲突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来的是两种制度的竞争，即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是两条道路的冲突，即资本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道路；是两种意识形态的冲突，即新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冲突。没有将贸易冲突追根于本质、根源的冲突，则无法做到准确认识这一表层的冲突，从而提出对症的解决方案。其三，对贸易战分析后没能提出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外国思想家由于没有坚持马克思的彻底的资本主义批判方法，从而无法准确诊断出贸易战的真正源头，无法站在两种社会制度的高度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方案，而是更多地停留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病症”的分析，或者是仅仅抽象地呼吁进步力量应利用资本主义世界这一混乱时期而有所作为。

网络编辑：张福军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