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苏联共产党（以下简称“苏共”）最大的继承者，1990年成立、1993年恢复重建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以下简称“俄共”），如今以议会下院（俄罗斯国家杜马）第一大反对党的角色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出于对苏联历史的沉痛反思，俄共积极借助现有政治参与平台助力国家反腐。通过参与议会框架内的反腐活动，长期在野的俄共试图从与当局针锋相对转而趋向缓和，并借此摆脱不利处境。可以说，俄共合作性斗争的姿态，为俄罗斯政党政治的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
俄共议会反腐的认知转向
反腐是俄共自成立之初便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基本目标起初是同资本主义复辟的风险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张作斗争；重建后的俄共又把推翻现政权作为主要任务，反腐仍是主要突破口。但是，俄共“颠覆性”的反腐举措并没有获得较好成效，早期的“流血斗争”和“街头对抗”在群众对社会运动和政治斗争的冷淡与厌倦态度中不了了之。俄罗斯通过“新宪法”后，俄共开始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以参与议会选举的“合法”斗争方式进行反腐，但仍旧延续了“颠覆性”姿态。由于俄共少数党的政治身份限制了对立法权的权力影响，反对党的立场又遭遇了执政党抵制，在实行多数决策原则的国家杜马中，俄共的反腐建议最初收效寥寥。
由此，俄共开始认识到，力量悬殊的盲目对抗和一味敌视不仅不利于反腐倡议获得响应，更对党的长期生存发展和自身建设不利。通过总结议会斗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近年来俄共逐渐完成了对反腐败斗争策略的认知转向，从“反腐必须由反对派发动和续航”转而认为“反腐应由当权派和反对派合力以国家意志推行”，并开展了一些创新举措，取得了一定成效。比如，俄共经常举行研讨会、论坛、圆桌会议等呼吁、倡议性活动，向总统、总理及相关政府部门就反腐等议题建言献策。再比如，俄共于2011年底上线了自己的反腐举报网站——“斯大林反腐委员会”，积极探索与民众互动的即时、阳光反腐机制。该举措为俄共在第六届国家杜马选举中赢得了92个席位，稳固了议会第二大党的地位。
俄共态度变化的内在原因与政治博弈
当前，俄共议会反腐的实践演进已经出现明显的逻辑转换。在某种程度上，这既是俄共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外部环境造就的妥协和退守之举，其中有着复杂且现实的具体原因。
首先，这是俄共迂回实现自身反腐目标的权宜之计，有助于增强自身的凝聚力、战斗力。俄共保持了共产党人对于务必建设清廉政治的清醒头脑，反腐对俄共自身建设和国家发展而言，也有着毋庸置疑的正向推动作用。因此，反腐收效才是第一位的；而建设性反腐要比颠覆性反腐阻力更小，收效也更为可期。议会作为俄共现有政治参与能力下的主要平台，在政治架构中反腐是以捍卫劳动人民利益为出发点进行的，建设性的姿态也提高了俄共的贡献度和美誉度，有利于俄共坚守信仰、不忘初心。
其次，这是俄共进行理论和实践创新的客观要求，有助于采取更为灵活有效的行动策略。不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政治历史包袱沉重的俄共便难以在当今俄罗斯政坛找到自己的身份定位。如今，俄共放弃了传统的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思维，转而以认同议会民主的立场进行新的斗争，正在开展符合当代俄罗斯国情和本党处境实际的理论革新。作为政治参与的一个缩影，俄共的议会反腐采取了建设性的、相向而行的姿态，规避了毫不妥协的斗争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为今后可持续的政治斗争提供了可能。
再次，这是俄共巩固政治地位、拓宽生存空间的必然选择，有助于赢得更多的发展机会。俄共认识到，建设性反腐能使自己以政权党“合作伙伴”的形象重新出现，从而稳固自身的政治存在。同时，在俄罗斯左翼力量分化严重的背景下，以平和而不激进的反腐姿态与政权党合作，可以获得更多的发展资源和活动空间，如群众关注、话语权限、职务权力等。这与接受政治驯化或政治交换不同，是以俄共自身目标为中心的独立性发展策略：借助反对党身份以建设性反腐对国家政策进行监督检查，是俄共变革治党思维、寻求新的转型的一种尝试。
最后，这是俄共融入当代俄罗斯政治主流的必经之路，有助于俄罗斯政治格局的完善。统一俄罗斯党独大并不意味着俄罗斯政治局面的稳定，普京在初任总统时便提出，俄罗斯需要反对派，且只有多元制衡的政党体系才能确保政治稳定。不过，对统一俄罗斯党这一“中右”政党而言，俄罗斯需要的不是“颠覆性”极左反对派，而是“建设性”中左反对派。相比较来看，俄共的历史沿革、群众性质和纲领意图使其更适合扮演这样的角色。俄当局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政策覆盖了俄共伸张的部分诉求，也倒逼着俄共的建设性转轨。
俄共的建设性反腐对政党政治的影响
苏联解体后，当代俄罗斯开始实行多党制，俄共在经过“非法”和“重建”等曲折历程后逐渐融入了这样的体制，至今发挥着一定的积极作用。通过在议会中进行建设性反腐，俄共对本国政党政治的发展至少作出了以下两点贡献。
第一，促进了俄罗斯政党政治的成型和完善。作为原苏东地区最大的社会主义政党，俄共是俄罗斯政党政治的重要参与者和建设者，有着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广泛的群众基础、鲜明的意识形态，是一支积极的政治力量。同时，俄共始终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进行政党政治活动，俄共的代表在奥廖尔和伊尔库茨克的州一级选举、新西伯利亚市市长的选举中获胜，并未对政局带来不利影响，反而扩展了当代俄罗斯政治参与的多样性，促进了政党政治的模式创新和日益规范。
第二，促进了当代俄罗斯政党政治生态净化。多年来，俄共议员团在国家杜马提出数百件与反腐败相关的提案，对俄联邦当局的反腐法律进行了修补和完善。其中，一部分提案获得通过并产生一定影响，对俄罗斯反腐败法律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帮助。俄共2013年向俄联邦法律引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二十条“非法致富”（即财产非法增加）概念的提案和2012年旨在整治俄罗斯各级官员随意购买超需求的昂贵公务用车现象的提案在国家杜马通过后，为国家反腐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准确依据。这有效行使了反对党应有的逆向监督职能，促进了俄罗斯政治生态的向好发展。
但是，俄共以议会反腐和各类选举为主要载体的政党政治活动还面临一些矛盾和困境。综合来看，俄共在反腐人才培养、青年队伍扩充、社会活动参与、立场去激进化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在拓宽政治思路、解放政治思维、打破政治成见等方面还需要更多智慧；在解决“参与现政权，成为体制内政党”和“客观上承认了现政权的合法性，促进了其稳固和完善”的矛盾中还需要将坚持原则和采取灵活策略这两点相结合。
实际上，由“颠覆”到“建设”的态度变化，不仅意味着俄共议会反腐的逻辑转换，更代表着政治参与的策略转轨。诚然，俄共的发展和振兴还面临着诸多难题，要想在国家杜马反腐事业和俄罗斯政党政治的发展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发挥更大的作用，俄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网络编辑：张福军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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