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战的尾声，福山以“历史终结论”而名声大噪。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并不是说时间的流逝已经结束，而是说人类已经找到了最好的社会生活方式，即在以盎格鲁-撒克逊为代表的自由民主那里，普遍性已经臻至完美，历史已经达到了最顶端。福山倡导的历史哲学构成了全球化倡导者的思想底色，既然冷战的敌人已经清除，那么全世界理应向历史终结演进。在这里，全球化已经不再是一个“事件”，而是政治正确、理论预期和历史必然。但是始料未及的是盎格鲁-撒克逊居然自己开始出问题了：在美国，特朗普崛起;在英国，脱欧者渐成大势。有事实作为支撑，被理论划归为另一面的“反全球化”者自然有了理由开始摆脱套在自己头上的“落后”“历史逆流”和“封闭”的紧箍咒。
在上述思想背景之下，英国脱欧被当成了检验“世界观”是否正确的试金石。在脱欧问题上，支持和反对代表了必须表态和站队的两极，这个两极在不同的话语体系里代表了不同的含义。在全球化支持者那里，反对脱欧意味着拥抱全球化，代表着开放、和平、融合，甚至是世界大同，支持脱欧则意味着固步自封、极端的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冲突乃至战争。因此，在这些人眼中，欧盟代表了更加进步的人类生活组织方式，是历史进步的方向。但是事实摆在眼前，不管领先优势有多么微弱，也不管有多少人呼吁重新进行公投，有一半的英国人是支持脱离欧洲的。
理论对历史前进方向的预期与社会现实形成了强烈反差，尤其是这种反差发生在似乎最能代表进步历史哲学的盎格鲁-撒克逊社会，因此理论中所设想的未来需要拯救。故而，有人开始用人群的类型构成来挽救理论，最具代表性的划分标准是学历和年龄。比如，有人列出这样一个对比：在24岁及以下的人里面，75%的人反对脱离欧盟。而65岁及以上的人中有61%的人主张脱离欧洲。公投的分裂被描述年轻人与老年人对立，未来掌握在年轻人的手里，所以进步意象得到了挽救。但是，有一种反驳是非常合理的：年轻人是缺乏历史的。要知道在1975年的公投中，接近三分之二多数的英国人选择继续留在“欧洲经济共同体”，现在的老年人就是当年的年轻人，经过历史的淬炼，他们中的很多人转变了自己的立场。没有历史的未来是不存在的，因此，年轻人与老年人的二元对立本身就应该是被击碎的对象。
相反，在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甚至包括一些种族主义者那里，支持留在欧盟意味着对国家历史和民族记忆的背叛，有些人甚至能够“设身处地”地为英国人着想，他们主张英国应该回归到大英帝国的光荣，回归到“光辉孤立”时期，操纵欧陆形势而不深陷其中。在他们看来，脱离意味着英国人正试图摆脱欧盟在福利、移民等问题的掣肘，重建昔日的辉煌。
但是“彼一时，此一时也”，英国当年之所以保持“光辉孤立”，开始是因为在“百年战争”中被法国彻底击败，在欧洲大陆的领土几乎全部丧失;后来是因为自身实力超群，凭借一手娴熟的“以欧陆制欧陆”的外交手法维持了“大陆均势”，进而实现了世界霸权。过去的英国，眼睛始终是要瞄着欧洲的，因为它清醒地认识到欧陆局势的演变关乎自身国运。因此，英国总是寻求能够有效介入、干预，甚至是主导设计欧洲事务的资源和手段。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的霸主地位已然易于它人之手，自身实力和国际影响力都已经江河日下。在法德面前，它能够影响欧洲的手段本来就不多，留在欧盟本来是可供选择的手段之一，离开意味着“自废武功”。换一种思路想，如果英国影响力足够大，对自身实力足够自信，它是不会考虑离开欧盟，相反只有担心自身特性被淹没才会想到退出以自保。闭着眼睛屏蔽现在和未来，嘴里却高喊着“回到过去”的人要么是目光短浅，要么是自欺欺人。
美国的一位地理学家莫摩尼尔(Mark Monmonier)写过一本书叫《如何用地图扯谎》(How to Lie with Maps)，他认为地图这样看似客观公正的东西也会被人用来服务于自己的目标。扯谎有故意扯谎和无意扯谎两种。故意扯谎比较容易识别，无意扯谎是因为自己的视野受自己的思维框架的限制，以自己的想法分割、取舍、歪曲、夸大或缩小、揭示或隐藏事实。无意扯谎的人并不认为自己在撒谎，相反他们坚持相信自己认识到了真理。最危险的无意扯谎是用二元对立的理论逻辑来分析社会事件，“事实在理论中”取代了“理论在事实中”，如果这种思路在舆论场中占据主导，那么人们将被迫“选边站”，道德评判、立场较量和人数多寡将取代事实讨论、利弊权衡和协调行动，语言特色是谩骂、嘲讽和指责，而不是理性、包容与协商。
目前很多对英国脱欧的讨论恰恰是在一本正经地扯谎。舆论场被“支持或反对”的强大漩涡所裹挟，他们都在二元对立的逻辑中思考历史，一种想拯救未来，一种想回到过去，英国脱欧成为立场和主义的较量，而不再被看作是一个“事件”。
我们需要将全球化和英国脱欧回归“事件”本身。“事件”在生活中的展开会带来好处，也会带来坏处;有人因此获益，也会有人因此受损;我们的生活会因为事件的发生改变方向，但是事件本身也会因为我们的思想和行为而改变轨迹。全球化不仅仅是表示国际社会发展趋势的形容词，更是动词，表明从一种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状态(A“化”B)。既然存在状态的转变，那么就必然涉及到国家、族群、文明，以及阶级等不同层面的相互竞争和影响。按照一些人对冷战之后人类状况的设想，应该是盎格鲁-撒克逊文明顺利地在全世界迅速推广开来，但是事情的发展超出了预料：非西方国家普遍崛起、文明冲突的凸显(尤其是伊斯兰和基督教文明)、移民带来了族群和认同问题、经济相互联系在就业和福利方面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得英国和美国国内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因此，可以说，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在英国和美国同样引发了主体焦虑、受损群体的保护主义吁求、国内和国际问题的相互转化等问题。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的“异军突起”都反应了国内的政治生态和民众意见在发生变化。
在自己处于强势的时候，盎格鲁-撒克逊鼓吹全球化、市场开放和自由贸易，那是因为它们能够在全球化进程中占据主动，世界上其它地区必须通过“英国化”“美国化”来提升自己的实力，要不然就会在竞争中落败，乃至被排除出“文明圈”。目前，虽然盎格鲁-撒克逊依然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主导，它们的大部分精英仍然拥护全球化，但是民众对负面效应越来越难以忍受。在反思脱欧公投的很多文章中，不少知识精英批评大众是“乌合之众”，将民众行为简单的斥责为“愚蠢”和“疯狂”，而没有反思民众为什么会作出如此选择，没有明白为什么如此多的选民充满愤怒，更没有认识到社会和制度存在的深层次危机。他们忽略了卡尔•波兰尼的教诲：在遭受损害时，社会会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精英和政治家不是愤怒的谴责，而必须找到措施来平衡市场与社会，否则社会会爆发颠覆性力量。
福山在《历史单终结与最后的人》新版序言中坚称：“民主依然挺立在‘历史的终结’处”，对现代大众社会而言，这一论断既是政治正确，也具有鼓动和诱惑力，但是基本是没有实质意义的口号，问题的真正核心是：对人类社会而言，以基督教文明为基础的西方(以英美为主)政治和社会存在方式是不是代表了臻至完美的普遍性?
无论从社会事实，还是从理论逻辑来看，这一主张都是错的。就现实而言，盎格鲁-撒克逊应该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刻反思：首先，精英与民众存在脱节现象。在脱欧等问题上的预测失灵反映了内部阶级分化、民众的不满程度在不断加深;其次，面临着经济发展、就业、族群平等、社会整合等问题。因此，英美模式并不能代表普遍性，它们只不过是不完美的、会发生蜕变的人类发展路径之一。
亚历山大•科耶夫，“历史终结论”的倡导者，也是福山自认为的精神导师，显然比福山本人“技高一筹”。在科耶夫那里，历史终结作为哲理思辨是一回事，在历史终结这一进程中的人的反应是另一回事。在事件进程中，人是有血有肉的，具有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所以在献给戴高乐的《法国国是纲要》中，科耶夫主张以文明为主体组建新拉丁帝国，为未来到来的普遍人性贡献法国的力量。不过，正是因为有血有肉，所以人的行为总是不完美的，人的理性也不能预知和掌控所有事情。因此，无需设想一种终结，而应该考虑如何管理事件所带来的正反两方面的效应;不应该急于论证一种文明具有最好的普遍性，而应该承认每一种发展路径都有贡献普遍性的潜力。
英国脱欧挑战了“历史终结论”，但是也不表示世界会倒回到一些人所怀念的过去。我们正处于全球化的客观进程之中，但英美暴露出来的问题表明全球化不能也不会是英美化。英美并没有为人类社会提供充分的普遍性，它们既非完美，也会蜕变，不是迷信的对象，而是需要超越的对象，而不是历史终结。
网络编辑：张福军
来源：理论网 2016-10-8
http://cntheory.com/zydx/2016-10/ccps161008BT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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