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Ю.琼科夫:通向社会主义的途径
本文是Ю. 2015年1月在俄罗斯《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上发表的《社会主义前途:痛苦的现实和历史的机遇》(下)的译文,该文的前一部分(上)刊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9期。
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苏联作家、诗人、剧作家布鲁诺·亚先斯基的话:“不要怕敌人——最坏不过是他们会杀了你。不要怕朋友——最坏不过是他们会背叛你。该害怕的是那些冷漠无情的人——他们不杀、不背叛,但正是仰仗他们的默许,地球上才会存在杀戮和背叛。”而实际上,对个人和祖国命运的冷漠,才是真正最可怕的背叛。马克思说过: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停止对“自由王国”不请自来的等待。为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我们应该学会行动,以创造一切必要的条件。在这些行动中,年轻一代应起主导作用,麻木不仁者在历史上不会有任何建树。
如果处于腐朽中的资本主义让我们自我感觉良好,而且对俄罗斯的贪腐问题也满不在乎,那么我们尽可以对此无动于衷。如果我们从本质上无法容忍资本主义,那就必须采取行动。行动、行动,不是按照盖达尔、丘拜斯、阿布拉莫维奇、达瓦科维奇等改革派的“宝贵指示”行事,而是要采取和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即促进建成社会主义的目标相一致的行动。
如果我们所有人都满意数百年延续下来的人剥削人的制度,服从于自己被雇佣为奴的状况,甘当法贝热彩蛋企业、阿布拉莫维奇、普罗霍罗夫等家族的“老黄牛”,那你就不妨心安理得地坐在沙发上听德律风根音箱传出的音乐,静候老板吩咐吧。如果你不喜欢,那就必须继续前进,寻找一切可能的方式,促进社会主义新生产模式的形成。
如果我们所有人都满意虚假的、资产阶级的、和人民政权毫无共同之处的民主根基,那就该为自己在下次选举上当受骗做好精神准备。如果对此不满,我们就自己再来寻找或者组织一个能够恢复真正人民政权的政治力量。首先,像当年一样,追根溯源,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和社会整体理论的经典著作。这是有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以及如何建成这种社会的理论知识,它无疑会帮助我们认识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和惨痛教训。理论和实践将向我们揭示,在改造资产阶级社会时,什么样的运动和政治力量可以依靠。要将资产阶级社会从历史舞台上移除,谁也帮不了我们,神仙、上帝、沙皇、英雄都无能为力。唯有能够清醒地认识社会的人民,在具备相应认识的政治领袖的领导下不懈奋斗,才能达此目标。他们可以而且应该从新一代人群中涌现。
一、革命是解决尖锐阶级矛盾的一种方式
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唯有通过革命,没有其他任何方式。这已由封建制替代奴隶制、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所证明。其实,在自然界和科技方面的所有进化过程中,最终都是在量的变化过程之后诞生的。它们通过形式和内容的跨越,或是革命性替代得以实现。例如,种子向植物转化、新一代技术对旧技术的革命性排斥等。
社会革命的危害性,通常会被掌权的阶级和社会集团所鼓吹,将其当成意识形态宣传的利器。奴隶从奴隶主手中夺取政权并加速了封建制对奴隶制的替代。罗伯斯庇尔宣判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和他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死刑,在特制的断头台上砍下了“革命敌人”的脑袋,扫清了通往法国资产阶级政权的道路。1917年2月,俄罗斯资产阶级革命同样取得了胜利。这场革命到了10月,布尔什维克党将革命引向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70年后,俄国资产阶级借助于世界资产阶级的力量进行报复,实现了反革命。俄罗斯历史正是以这样的螺旋方式向前发展的。不幸的是,它没有朝社会、科技进步的方向发展,而是倒退到时代之后,重现了资本主义的灾难。
很明显,世界上所有这类以及其他类型的革命中的阶级和政党一旦掌控国民经济和国家权力,就会立即进行尖锐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以反对所有革命。统治阶级怎么肯失去其统治地位呢?这就是我们在俄罗斯和独联体所看到的情况。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信徒们对社会上部分人的社会主义愿望开始拼命谩骂。从文明史发展角度看,我们得到了什么?事实证明,俄罗斯统治阶级获得的基本上只是:俄罗斯社会进步的冻结。我们要对民众在强盗资本主义社会中苟且偷生的现状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当然,“改革者”的确向我们承诺,他们会对强盗资本主义进行某种治理整顿,并赋予它所谓“文明”资产阶级社会的外观。在所谓“文明化”的重组改革过程中,他们选定的样板就是在国际舞台上法西斯化的美国。
统治阶级用革命的危害性吓唬人,不仅是因为他们不喜欢革命,而且还因为他们对革命的恐惧。他们对革命作虚假阐述,将社会革命比喻成仅仅是大炮和机枪的射击、血腥的谋杀、国家的瓦解和饥饿人民的走投无路。实际上,这些场景不能表现社会革命的精髓,因为这只是革命实现过程中采用的方法。从社会经济的实质看革命,是指从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过渡。革命的性质是由在革命中胜利阶级选定的社会类型所决定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研究最多的是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取代君主制和封建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则是资产阶级统治权被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劳动人民政权所取代。人们从社会主义革命开始走向现实的或真正的民主政权之路。从社会经济内容看,所有革命不过只是为了解决尖锐阶级矛盾的一种办法。即使把阶级矛盾称为社会矛盾,它也不会改变革命的性质。在发生革命性变革时,社会将从长时期积累的生产建设、科技发展、经济和社会、政治和思想、道德和心理僵局中走出,形象点说,社会通过革命能摆脱“满身污垢”,使之得以清洗。
社会由此出现新制度的辩证矛盾,也同时很快开始酝酿新的革命性跨越。如果在革命进程中,社会不能完全摆脱“污染”,不能不断更新,那么它将继续延长以上提及的衰落,当代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产生了这样的后果。俄罗斯社会尽管摆脱了苏联时代积累的某些矛盾,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社会重又陷入陈旧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尖锐矛盾中不能自拔,这些矛盾自16世纪起就已困扰人类。这些事件引发的结论是,并非每一种革命都标志着更新的结果,后苏联时代的这场资产阶级革命正确地说应该称为反革命。俄罗斯“改革派”的反革命行动应该受到强烈谴责,他们对国家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的“污垢”状况根本不了解,但却会表态说,他们正在试图梳理这一状况。实际上,他们那是掸灰,不是梳理!为此,我们必须认真学习社会发展规律,真正了解它。社会规律从内容上看,要比在垫子上摔跤或打曲棍球复杂得多。
二、苏联走向社会主义的曲折之路
已知革命的方式只有两种:和平与非和平。和平道路通常被定论为与议会方式等同,政权通过最高立法机构或是总统选举,从某个阶级和政治势力转移给另一个阶级和另一个政治势力,由此形成人民信任的政府。典型的例子就是推行社会主义的查韦斯政权,它是一种通过议会道路转移权力、实现革命的和平方式。
以和平方式实现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最早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的,列宁随后在理论上论证了它的合理性,并于1917年4月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和平发展的政策。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俄罗斯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与捏造的指责完全相悖。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占领冬宫,资产阶级政府当时正在开会,他们仅仅不慎打死一人。流血、枪杀和饥饿,全都发生在革命之后。它们不是由布尔什维克,也不是被工人、农民和从前线回来的士兵引发的,而是被采取抵制态度的阶级、阶层所引发。首先是外国势力针对苏维埃俄罗斯的干预,而后是内战和饥荒的发生。帝国总参谋部和沙皇军队分裂为“红”“白”两军,导致了国内战争爆发。自相残杀最早始于几个白卫军将军(Г.科尔尼洛夫、В.阿列克谢耶夫、В.高尔察克、И.邓尼金、А.凯勒尔、Н.克拉斯诺夫、И.卡列金、К.米勒、Н.尤登尼奇、Г.博尔德列夫、О.卡佩里、И.杜托夫等),总参谋部的大多数沙皇军官当时都转向列宁一方,相信他能领导群众运动,将俄罗斯从德国占领者手中夺回来。沙皇军队由农民和工人组成,总体上被分为大致相同比例的“红”“白”两部分。在这方面,包括当时的军事历史学家在内,许多研究者对此没有任何分歧。沙皇将人民和俄罗斯置之不顾,赶忙完成自己的退位。这样一来,农民和工人应该拥护谁?难道拥护喋喋不休的律师克伦斯基?
在当代俄罗斯,人们把白卫军将领和军官英雄化,把他们描绘成荣耀、英勇、忠于沙皇和祖国的功臣,这完全不符合事实。这些祖国的“保卫者”在战争初期就可耻地输给了德国官兵。再说,这场与德国的战争发生在俄罗斯,是他们允许德国占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之后又让德国人进入普斯科夫,从普斯科夫出发,只需急行军就能到达莫斯科。莫斯科幸好没被德国人攻占,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德国人一是害怕重蹈拿破仑军队的覆辙,二是担心柏林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前线失败后,将军们在皇帝退位前背叛了自己的总司令,听任以圣彼得堡律师克伦斯基为首的资产阶级政府夺取政权。随后,这些将军和军官们在杀戮装备很差的游击队以及赤卫军的农民和工人时,表现出了“非凡”的天赋。这些指挥官刚刚还在西方前线指挥作战,被称为祖国的“捍卫者”,现在却又和包括英国、美国在内的16个国家的武装干涉者一起战斗。但是这一次他们战败了,输给了现在我们说的俄罗斯人,当时的苏联人。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尉戈利岑”(20世纪80年代初流行的一首白卫军歌曲——译者注),而当今的俄罗斯的新老爷们到底是在给谁唱赞美诗?然而,享有“盛名和尊严”的军官们向“山谷和高地”征讨还没有结束,白军将领们此后又发动了为期两年、六亲不认、兄弟自残的流血内战。这场战争显然不是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政权发动的!新政权宣布的口号是:给全国人民和平!“民主派”先生们,别再蒙骗俄罗斯的年轻一代!这场复杂的阶级冲突致使人民受害,罪责在于贵族,是他们确立了俄国资产阶级和白卫军将军的地位。白卫军反击的是地位已经确立的苏维埃政权和全体俄罗斯人民,红军主要由农民和工人组成。献身于沙皇的“英勇”将军和军官最后输了这场战争,失去了昔日的战友:现在的红军将领和军官们。为数不少的沙皇将军和军官转向人民一边,即现在习惯说的倒向了列宁。我们从网上可以查到:当时有185位曾亲近于帝国总参谋部的将领转向苏维埃政权,成为工农红军的将领和军官。
这些历史事实表明,针对1917年社会主义革命的批评是恶意所为。无论如何,它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宫廷政变”。不幸的是,苏联的半官方刊物将革命的胜利只是归功于其组织者们、归功于列宁的天才。没错,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位组织者的确是位天才,但是,如果没有来自人民的红军将领和军官以及他们率领下的农民、工人和俄罗斯军队积极参与,革命要想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在历史最关键的时刻,是红军元帅、将军和军官拯救了俄罗斯。沙皇将军和军官投奔人民的典型例子,是对某些昔日的苏联元帅、将军和军官直截了当的讽刺。1993年10月,他们炮击曾经为之宣誓效忠的白宫,向人民的宣誓转眼变换成了向酒鬼“总司令”(指叶利钦——译者注)的起誓。这位酒鬼“总司令”发动了高加索内战、发起了资产阶级改革、摧毁了为全体苏联人民而重建的武装力量。在国人面前,如此大规模违反效忠誓言的罪行,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军官先生们,你是怎么表态的?你是单膝跪地,面对红旗宣誓,而非朝向三色旗。这不是随口而说,是许多苏联人民,特别是退伍老兵的内心之痛。他们现在只能被迫适应“阿布拉莫维奇”(拥有百亿美元的俄罗斯首富——译者注)式的现政权,但心痛何时了。
三、探寻社会主义的历史机遇
1.社会主义革命是否已到极限
和平革命的道路不仅仅局限于用议会方式把权力移交给其他阶级和其他政治力量,还可以通过工人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总罢工、大规模绝食、封锁道路、不服从当局、武力临时夺权)以及总统、议会、政府在失去大多数人信任和选举失败后的自愿退位等方式来实现。
无论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反革命,还是世界各地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失败,各国都是如此组织、实施的。为了把寡头资产阶级和腐朽统治阶级手中的权力转移给其他阶级、社会团体和政治力量,俄罗斯“改革者”事实上抛弃了和平议会道路。这方面已被屡次造假的选举、叶利钦式的宪法公投、普选和选民意志的其他形式表达等事件所证明。俄罗斯选举法建立在造假和对投票结果无法提出异议的基础上。俄罗斯立法机构的选举由执法机构组织进行,简单地说,这是一个腐败的官僚机构,而这样的政权机构竟不允许对它进行任何监督。革命性变化的火星因此不可能在社会上迸发,资产阶级统治扼杀了一切抵制统治的企图。所谓“沼泽案”(2011年12月6日,成千上万莫斯科民众在沼泽广场集会抗议杜马议会选举结果——译者注),就是这样一个实例。左右两派力量共同反对伪选举,遭到的回应竟然是涉嫌抵抗警察。由此可见,以和平的议会手段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在当今的俄罗斯实际上已绝无可能。统治俄罗斯的资产阶级借助的是西方(欧洲和美国)的“民主”经验,这种民主建立在人民力量完全被消解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及各类左翼势力都只会依从,直至和统治阶级一起“腐朽”。
无论哪种非和平道路的革命,都与农民、工人和其他群体的武装起义密切相关,其中包括用断头台清除国王、总统和政府成员,通过军事武装政变、游击战、巷战等各种非和平手段的方式。民众闻知社会主义革命已到极限,往往感到害怕。历史发展进程表明,革命极限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荒谬的,因为没有革命,人类文明就不能发展。它既牵涉到社会经济体制,还关系到生产力、技术、工艺的发展。从科学的角度看,革命极限论显得很幼稚。统治阶级对革命设立终极线的目的很明显,就是他们不要革命。20世纪90年代,苏联政权不属于资产阶级,戈尔巴乔夫论述了革命性变化的必要性问题,事实上也的确得到了印证。而现在,资产阶级已经完全不需要下一轮的革命。共产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为什么会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已到极限的口号,并在政治上坚持这一策略,实在搞不明白,他们莫非同意资产阶级永恒统治的理论?
如果总结所有过去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包括成功和失败的,它都会显示扩大利用和平手段、和平模式的合乎规律性,这尤其能从欧洲和美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血腥历史中看出来。那里的革命往往伴随着内战、王室贵族家庭被杀害、数以万计的劳动人民死亡、全国民众急剧贫困化等等,而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几乎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伤亡只是出现在外国干预、国内战争时,出现在剥削阶级抵抗以及和平时期无产阶级国家对试图报复的阶级敌人的镇压之时。国内外这种复仇不断的现象实际上是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全球资本行动,以及存在于苏联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影响。俄罗斯的“民主派”和“改革派”先生们,你们无法从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制度和誓死保卫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成果的需要出发评价这一历史事实。斯大林当时阐述得很好,戈尔巴乔夫“同志”则拒绝宣传这一符合“普世价值”的历史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东欧和亚洲,发生在通过议会和总统选举等和平手段获胜的法国和意大利、葡萄牙和阿尔及利亚、智利和南非、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
最近30到50年,在世界警察美国的带领下,世界资产阶级采取了非常严格的措施遏制采用革命的方式走向社会主义。和平革命被淹没在血泊中,或以其他形式止步于起始阶段。他们通过公开干涉其他国家内政来实施,如在韩国、越南、古巴、智利和尼加拉瓜。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因“侵犯”敌对的中国台湾领空,经受了美国500多次的“最后通牒”,是苏联人民建于亚洲上空的“核保护伞”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与法西斯主义化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展开尖锐阶级斗争的环境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前景非常渺茫。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包括在俄罗斯,资产阶级已经建立了一整套残酷的镇压机器:到处是特种部队、特工,警察队伍中增加了军队人员,他们镇压群众抗议活动已成常规。资产阶级将所有大众传媒工具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彻底主宰了公众意识形态的走向。
2.社会主义的历史机遇
左翼运动在极其艰难条件下该如何作为呢?
首先,人类不该永远在资本主义环境中“腐烂”下去。所有人类已知的危机已不单单只是慢性的,而且是持续性的。在相互谅解的基础上,共产党、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需要共同努力来了解世界的现状,逐步找到拯救人类文明的方式。而至今,除了社会主义,人类尚未发现别的解决办法。
其次,阶级敌人留下的有限希望只不过是从腐朽到底的资本主义,通过向议会制过渡,最后迈向新的社会制度。正如我们经常断言的那样,共同的“反对派”只能被迫采取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和平方法,争取真正的民主,而不是大型企业主阶级强加给俄罗斯人民的狭隘民主。
近年来,希腊、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法国、英国、塞浦路斯、罗马尼亚、塞尔维亚都相继发生了非武力的全民起义。然而,共产党员、社会主义者和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却没有准备使用劳动人民抗议资产阶级政权机构的方法,而只是以社会制度社会化为目标在采取行动。遗憾的是,左派力量在政治、思想、信息、组织等方面,以及最后的行动统一上,均暴露出准备不足的问题。比如在欧洲,工人们准备革命行动,而左翼政治领导人和政党却未曾进入状态。左派力量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这将阻碍人类文明的发展,因为资产阶级不可能把政权拱手相让。政权应该交还给它的源头:人民,而这只能通过唤醒抗议资本主义的人民联合起来才能完成。
第三,左翼力量联盟只是建立在当代认同马克思主义、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平台上。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经过科学验证的理论,它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性质和它的建设方式。马克思主义理论结论与历史的自然过程是一致的,为广大人民利益行动的政治家们应该没有其他需求。左翼党应该批判地面对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机会主义态度,最重要的是必须尊重劳动群众的利益。在资本主义历史上,社会民主党、社会党与资产阶级有着漫长的共舞历史,这使它们在群众中的公信力受损,选民看不出“社会主义者”与“资本家”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共产党人相反应该在终极真理的立场上改进自己的立场,因为真理只是在社会主义的现实中,而不是在激烈的理论和思想交锋里。资产阶级正在千方百计拼死打击对手,你们难道还不清楚吗?
四、掌握战胜资产阶级的武器
1.左翼力量要代表人民的利益
我们应考虑该组成怎样一个联盟的问题。西班牙劳动人民约用两年时间发起了针对资产阶级政府政策的战争:马德里青年以“无产阶级武器”和“莫洛托夫鸡尾酒”(土制燃烧弹的别称——译者注)武装自己,在与警方斗争时冲进西班牙议会。近三年来,类似事件已经发展到了希腊,这个国家的青年两次冲进曾经诞生民主的希腊议会大楼。如今反对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统治的抗议活动遍布世界各地,包括在资本主义的堡垒——美国。但抗议者并不明白,他们究竟反对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尊敬的“共产国际者”“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者”,你们现在在哪里?广大劳动群众自发的抗议运动能持久吗?由于资产阶级政府行为而不顾一切的人们会不会破坏自己辛苦劳动所创造的动产和不动产?对此,谁该担负责任?
笔者在寻找这些问题和类似问题的答案时感觉到,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没有去关心人民群众组织的反资本主义运动,特别是社会党和共产党听任“圣约之子会”(世界上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犹太人服务组织——译者注)陷入困境,而该困境导致青年人反全球化、反资本主义运动的产生。他们组织了反对“八国集团”“二十国集团”决议的行动。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和共产党成员戴着为“人民”的政治面具,进入资产阶级权力机构的诸多事实,从权力转交人民的角度看,从政治、思想、道德、道义上分析,这不仅是恬不知耻的行为,而且是背叛劳动人民利益的犯罪。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同志、先生们!你们都已共同失去了评估当今历史性事件的立场,而且出卖着广大劳动群众的阶级利益,历史不会原谅你们。
现在的情况比较复杂,因为世界处在唯一强国的控制之下。当年苏联几乎是凭借一己之力从法西斯魔爪中拯救世界,或多或少在进步的基础上为人类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如今,劳动人民的许多行动将被邪恶和暴力的帝国所利用,为世界各地的法西斯、半法西斯和独裁专政国家所操纵。这个过程已经在拉美、非洲、中东和在取得某些成就的亚洲运行,还将在这些国家虚假的民主化口号下继续发展。发生在某些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抗议活动彻底破坏了本国的经济基础,还将导致内战。这些国家将被全球垄断和美国财政金字塔的枷锁套牢,可悲的例子莫过于当代乌克兰、利比亚、突尼斯等国。当今存在的危险还包括由于美元发行不受控制,它将在国际市场上取代欧元、人民币和日元,美国人要实现的正是这一目标。自2012年起,美国人已经开始有所收获:在经济困难和发达国家群众不满的基础上,顺从美国的政府由此上台。
可见,共产党员、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将无数次在两个选项之间做出选择:要么与劳动群众一起积极维护自身的阶级利益,从即将到来的灾难中拯救地球;要么在资产阶级议会和政府间继续展开彼此的思想意识战斗,满足于自己的席位。
2.左翼力量要掌握大众传媒这一斗争武器
让我们再一次向自己提问:资产阶级依靠什么来保证自己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的统治地位?首先是遍布全球的、贪婪的资本;其次是坦克、火炮、战斗机和战船,从20世纪中叶起,山姆大叔用核武器将整个地球置于恐慌之中;第三是以内务部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形式出现的强大镇压机器。近几十年来,又出现了更致命的武器:最新信息技术装备下的大众传媒。这种武器正摧毁着每个个人和整个社会的个性。统治阶级通过大众传媒把人们变成不会动脑筋的芭比娃娃,这样的娃娃被强加以定制的全球标准规格的文化意识。当然,随着人们的成长,自会开始产生某些思考,但是人们的“活电脑”只能按照主人和他们权力机构的程序进行编程。你们如果和美国中年人聊天,他不会告诉你巴黎或莫斯科在哪个方向,他也不会回答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间和究竟谁打赢了,他只知道“麦当劳”和涉嫌穆斯林炸毁的“双子塔”。圣约之子会、彼尔德伯格集团以及世界政府均借助现代大众传媒举行选举,大多数国家也都通过它来形成自己的权力机构。美国用它来煽动其他国家人民实行变革。美国还让全球人民处于恐慌状态,大家都以为有可能被伊朗、朝鲜等“侵略者”袭击,其实连小学生都知道,无论是伊朗还是朝鲜,面对核武器武装到牙齿的美国,根本不具备任何攻击能力。
如果我们能从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潜力角度来评价世界资产阶级借助于在其控制下的大众传媒影响力,就不得不承认,在全球资本对资产阶级社会大众传媒垄断的情况下,左派力量想要将资产阶级社会进行社会主义重组的可能性几乎接近于零。因此,致力于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左翼势力,无论如何要摧毁统治阶级对大众传媒的垄断,必须把大众传媒工具从巨大资本中解救出来,使其成为全民工具。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具备训练有素的专家,在和平改造资产阶级社会的阶段,需要通过媒体获得广播权,以保证各政党和民间社会组织在劳动群众中、在所有选举中的支持比例,因为唯有那些具备一定觉悟、有所准备的人才能最终完成革命。
五、不研究历史经验,就无法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当代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在确立自己的经济理论,或是预测自己的政治成就时,每次都是从头开始,并以此来制定战略决策。这种情况常常是发生在选举前期以及向当事人和总统候选人承诺更新纲领之时,而政治经济纲领的“创作”,不是依据以前历史时期的经验,而是从零开始创建新的规划。如果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政党真要打算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话,那么不深入研究实践经验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所提的改变思路,实际上是长期阶级斗争产生的结果。左派力量如果要兑现重新创建新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意图,就必须认真研究各团体、政党在阶级斗争和革命活动中的所有世界经验。
所有理论家和政治家都惊讶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一方面,由于革命的“轻而易举”一再被革命的组织者: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提及,这就导致胜利的到来给人以缺乏客观规律的感觉,给他们的对手造成了这场革命是“违法”和快速“政变”的判断。另一方面,在大量欧洲和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民粹主义者、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和受迫害的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的眼中,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却是经历了长期、艰难、天才的准备的。从理论上讲,这场革命是主观因素最大限度的激活。
先生们、同志们、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其他“主义者”:呈现给你们的历史经验,首先是欧洲和俄罗斯的研究人员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数百位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家参加了讨论。他们确信制度变革和向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过渡的必要性,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有关直接在俄罗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得到了肯定。其次,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直到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社会党人在筹备和举行革命过程中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不管非法或合法,准备工作都尽可能顺应俄罗斯和欧洲当时运行的政治体制。为了筹备和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他们先是讨论战略和战术,并从一开始就制定了俄罗斯各阶层群众抗议运动的方针。斯大林在1925年的《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中指出,掌握群众的最终目的是在1917年10月前建立“士兵(农民)和工人起义军”。如今,形形色色反对派将数千抗议人群带到俄罗斯的城市广场,可惜无论是反对派领导还是抗议者自身,均无任何战略战术目标。这样一来,集会和游行反而变得对现政府有益。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花了30年时间,向人们说明他们在工人小组、工人团体、工会和其他组织的奋斗目的和立场。在整个俄罗斯,当年不管合法、非法,处处可见马克思主义著作。民意党、社会革命党,随后的布尔什维克,用了超过50年时间,引领已经是沙皇军队人员的农民群众走上革命之路。斯大林在同一著作中指出,在1905年和1917年革命期间,布尔什维克在组织人民群众反对沙皇政权的行动中,而后在反对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敌人时,总会不断分析战况并不断变化战术。为了达到目的,他确立了对人民群众状态的“侦查”期,还曾“检查”示威者的情绪、抗议的准备、进行情况等。今天的俄罗斯左、右翼反对派与当年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行动无法相比。反对派成员事实上并没有按照自己提出的理论和组织方案采取行动,而是从克里姆林宫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计划出发进行行动。这种情况在世界资产阶级国家内有过先例,在俄罗斯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如今,反对资本化、私有化的左翼立场赢得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关注的可能性,要比21世纪初布尔什维克拥有的机会高得多。为赢得各层次选民的多数选票,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社会主义思想宣传,要对战略、策略理论做深入研究,广泛的组织工作不仅应落实在竞选期间,还要抓紧每日和每小时进行。为赢得多数席位,我们不要指望例行议会和总统选举。俄罗斯和世界各地的左翼势力正在被自己的阶级敌人所击败,因为他们总是在选举战局上心存幻想。可见,人民反抗资本主义,不仅应该落实在选举时,还必须体现在广场上。(译者:杨伟民,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作者简介:第二届俄罗斯国家杜马副主席(1995-2000),经济学博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莫斯科国立工业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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