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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硕颖：欧债危机的深化及其影响
欧债危机自2010年爆发以来已两年有余，但全球主权债务仍然呈现井喷之势(日本及欧元区国家的负债状况最严重。截至2013年4月，公债占GDP的比例，日本达到226%，意大利120%，英国91%，法国90%，德国83%，都远远超出60%的国际社会公认警戒线。参见《经济学人》杂志设立的“全球政府债务钟”，http://www.economist.com/content/global_debt_clock）。欧债危机的进展时刻牵动中国的神经。欧债危机爆发之前，欧盟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出口市场、技术引进来源地和第二大进口市场。欧债危机爆发以后，2011年欧盟超越日本成为中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地，2012年欧盟继续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的地位。欧盟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欧债危机短期内会冲击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增加中国持有的欧元资产的贬值风险，导致中国出口过度依赖美国，但是中长期内有助于中国加快产业升级、增强中国的道路自信。 欧债危机是欧盟内部各成员之间发展不平衡以及欧洲与美国之间发展不平衡的产物，欧债危机的前景取决于欧盟内部各成员之间的博弈，以及欧盟、美国、中国等世界几大“极”之间的博弈。从阶级力量角逐的角度说，欧债危机的前景取决于欧盟内部各成员国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博弈、各成员国资产阶级之间的博弈、欧洲资产阶级与其他国家资产阶级的博弈、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博弈等多种力量之间的角逐，欧债危机的演进反过来也会影响阶级力量的对比。如果在欧债危机演化的过程中，中欧之间能够联合起来抵制垄断金融资本在全球的扩张，那么阶级力量的对比就会朝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方向转化。因此，中欧应该在多方面加强合作，共同探索“倾向劳动力”的经济政治体制。
一、欧债危机的最新进展
1.欧洲的应对举措取得了一定的短期成效
2011年下半年以来的欧债危机表现出两个新特点：一是金融风险从希腊等外围国家向西班牙、意大利乃至法国之类的欧洲核心国家蔓延；二是金融风险从主权国家向商业银行蔓延。2012年5月，希腊三次组阁失败大大增加了各方对希腊能否继续执行紧缩计划以及是否会退出欧元区的担忧。为了遏制市场的恐慌，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Draghi）于2012年6月表示欧洲央行将无限量购买受困欧洲国家的短期国债，不惜一切代价防止欧元瓦解。欧洲央行的这一举措在短期内确实遏制了恐慌情绪的蔓延，《经济学人》杂志2012年11月（下）指出葡萄牙十年期政府债券的收益率从11.1%降至8.8%，意大利政府债券收益率从6.5%降至4.9%。
在欧洲央行的救市举措和紧缩措施的作用下，受困国家的财政赤字和经常性账户赤字占GDP的比例不断提高的趋势得到扭转（图略）。
2.欧洲摆脱债务危机的前景并不乐观
由于受困国家的产业竞争力难以在短期内提高，经济增长乏力，因此从长期看欧洲要真正克服债务危机仍然很困难。受困国家的财政赤字和经常性账户赤字占GDP的比例缩小主要不是因为出口的增长，而是这些国家紧缩财政以后进口减少了。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希腊2012年经济都是负增长，国际社会对这些国家2013年的经济增长前景预测都是负面的。除了增长乏力的因素外，欧盟目前可以采取的每一种政策选择都受到掣肘，政策能否持续，能持续多久均是疑问。这些政策选择包括依赖EFSF/ESM的贷款支持(EFSF是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uropeanFinancialStabilityFacility）的缩写，ESM是欧洲稳定机制（EuropeanStabilityMechnism）的缩写。）、依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IMF）的贷款支持、发行欧洲债券以及由欧洲中央银行（ECB）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然而，EFSF的杠杆化面临挑战、ESM与IMF的可贷资源并不充分、发行欧洲债券面临德国与北欧国家的抵制、ECB的量化宽松政策同样受到欧盟条约的限制以及德国的抵制(张明、郑英、敬云川：《欧债危机的现状评估、政策选择与演进前景》，《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3期）。
二、欧债危机的深化对中国的影响
欧债危机的深化对中国的影响有正负两个方面：从正面看，欧债危机迟迟得不到根本解决，使欧洲全球治理的雄心受挫，欧洲向第三世界说教更加困难(王义桅：《欧债危机的战略影响》，《德国研究》2012年第1期）。这些都能够间接地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说服力，增强中国的道路自信。从负面看，欧债危机冲击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增加中国持有的欧元资产的贬值风险。欧洲的衰落不利于世界多极化的进程，增加中国外部发展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1.欧债危机增强了中国的道路自信
欧债危机使得西方社会制度的影响力继美国次贷危机之后进一步下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说服力增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于2013年1月5日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时强调，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习近平：《道路就是党的生命》，http://www.wenming.cn/djw/syjj/gcsy/201301/t20130107_1016236.shtml）。不过，虽然西方力量明显下降，但这是相对的，迄今为止西方依然占据世界格局的主导地位。当然，这一格局也在变化。
2.中国对欧盟的出口下滑
随着欧债危机的加剧，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增速不断下降，从2012年开始进入负增长阶段，在2007年第二季度到2012年第二季度之间欧盟曾一度成为中国的第一大出口市场，然而从2012年第三季度开始，美国再次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
为了应对危机对出口的冲击，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连续7次提高出口退税率以降低出口企业的成本。不过由于危机导致市场本身容量有限，提高出口退税率对增加出口的作用微弱，自2010年以来中国又开始降低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如果欧债危机进一步恶化，欧元持续疲弱，人民币就相对升值，会吞噬本来就不多的出口利润。如果今后中国继续调减出口退税率，相当一部分出口企业可能倒闭。对于中国目前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压力之下的众多出口加工企业来说，这无异于雪上加霜，但就长期而言，这种阵痛有利于加速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
3.中国持有的欧元资产或将贬值
中国增购欧元资产是中国推动外汇储备多元化的主要举措。欧债危机以来，中国重申对欧元区国家经济稳定和欧元的支持。中国央行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在2012年“两会”期间表示中国将坚持多元化的配置，继续投资于欧洲的市场、欧元区的市场(易纲：《中国的外汇储备投资不会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http://news.cntv.cn/2012lianghui/20120312/112023.shtml）。目前中国持有的欧元区外汇储备相比美元储备还不多，欧债危机对中国外汇储备的影响并不大。截至2012年9月，中国的外汇储备是3.285万亿美元，其中60%-70%是美元资产，欧元和英镑约为20%(中国外汇储备的结构没有对外明确公布过，目前属于国家金融机密。据估计，美元资产占70%左右，日元约为10%，欧元和英镑约为20%，依据来自国际清算银行的报告、路透社报道以及中国外贸收支中各币种的比例。）。假如按照15%估算，欧元资产的规模在4927亿美元左右。但是如果中国继续增持欧元债券，欧元又持续贬值，那么中国的外汇储备资产价值将受到较大损失。考虑到美元和欧元的贬值风险，中国也有学者建议减持美元和欧元储备，转向对外投资和实物储备。例如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夏斌认为中国应当把增加黄金储备作为长期的战略(夏斌：《我国应增加黄金储备》，http://www.cs.com.cn/hb/08/201012/t20101204_2696484.html。）。
4.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的风险增加
欧债危机导致全球避险情绪加重，资金纷纷回流至美元。中国对美国出口市场的依赖和美元霸权的强化都使中国经济更易受到美国经济波动以及全球金融操作的冲击。事实上，目前已经出现国际热钱外流的迹象以及国际热钱全面做空中国的可能。2012年10月，中国外汇占款仅新增216.25亿元，环比少增近1100亿元。然而，根据海关统计数据，10月份，中国贸易顺差高达319.9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额为83.1亿美元，两项合计为403亿美元，仅此两项增加的外汇占款就应该达到2500亿元人民币，而现在少了约2300亿元人民币，只能理解为资本项目下的国际热钱大量外流。如果在国际热钱加速外流的情况下，人民币仍然保持升值，则过去10多年来中国积累的贸易顺差和对外直接投资都可能被国际热钱作为汇率暴利而吞噬掉(张庭宾：《国际热钱全面做空中国倒计时？》，http://forum.home.news.cn/detailsearch.jsp?id=110280580。）。
除了金融层面波动的风险之外，欧债危机的深化还增加了中国发展的外部政治环境风险。例如欧债危机促使欧洲大国意欲恢复其在非洲的殖民体系，催化非洲的政治动荡。继2011年北约介入利比亚内战和科特迪瓦政局更迭之后，2013年伊始，法国军队又介入马里局势。非洲是中国主要的能源资源来源地、基础设施投资对象和援助对象，非洲的政治动荡增加中国能源资源进口的不确定性、提高中国在非洲的投资风险、威胁中国在非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
三、欧债危机的演化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走向
1.资本主义体系的分化加剧
欧债危机再次表明不平衡性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绝对规律。这一发展的不平衡性既包括资本主义体系核心——美国与资本主义体系其他部分之间的不平衡，也包括欧盟内部发展的不平衡，而目前欧美对危机的应对举措将加剧这些不平衡。
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借助美元的霸权地位，继连续三轮量化宽松后，于2012年12月13日又推出QE4。相比之下，欧盟没有货币霸权，缺少通过货币霸权转嫁危机的途径。欧盟虽然也增发货币，但欧洲各国采取了切实的紧缩政策。因此，美国更多地采用了名义调整（nominal/momentaryadjustment），对实体经济冲击不大，而欧盟更多地采用了真实调整（realadjustment），直接冲击欧洲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从而加剧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分化。事实上，自20世纪7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的利润率就没有真正恢复过。为了削弱或扭转利润率下降的颓势，美国不断向资本主义体系的其他部分转嫁危机，这一点可以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与德国和日本利润率的对比中看出来。1970年-1979年和1980年-1990年期间西德和日本私人企业利润率都还略高于美国。在制造业部门，在1970年-1979年期间西德的利润率略低于美国，日本的利润率则远高于美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虽然三者的利润率都在下降，但是德国和日本的下降幅度高于美国，美国成为三者中利润率最高的国家。
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继续向资本主义体系其他部分转嫁危机。美国的工业产出在危机之后的表现优于德国和日本。2012年以来美国工业产出同比一直保持增长态势，而欧盟、德国工业产出同比保持下降态势，日本工业产出同比在2012年初出现过短暂增长，其他时间基本处于下降态势。
就欧盟内部各国之间的不平衡而言，紧缩的财政使竞争力本已疲乏的欧洲边缘国家经济衰退延长，财政状况更加严峻，从而加剧欧洲资本主义体系核心与边缘之间的分化。欧债危机爆发后，欧盟的财政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被提上议事日程，不过这些一体化构想遭到了各种质疑，推行起来阻碍重重。将负债国财政预算放到欧盟层面审批会侵犯负债国的主权，进而损害欧盟内部的民主。欧洲的一体化面临一个悖论：一方面，欧盟的民主协商机制有利于减少欧盟内部各成员国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另一方面，这种民主对于缓解美国与欧盟之间的不平衡性却无助益。由于欧盟缺少中央集权的决策制度以及二战后美国对欧洲的占领，所以欧盟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鉴于美国现在仍有一半以上的海外军事基地部署在欧洲及其周边区域，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会继续把危机转嫁给欧洲各国，而欧洲各国仍无法有力抗衡。
欧债危机发生后，欧洲在安全方面对美国的战略依赖增强，体现在：其一，加大对美防务依赖。欧债危机对欧盟各成员国的防务开支形成巨大压力，欧盟防务局2010年的开支仅是美国2010年国防开支的2/5。预计今后的开支会继续下降，与美国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目前欧盟的军务人员为162万，已经是连续第五年缩减。其二，增加美国通过德国而“改造欧洲”的风险。德国提出按照加权指数调整其在欧洲中央银行代表权，这样德国权重就将达40％。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德国的欧洲”已不再可能出现。这就为美国进一步影响欧洲提供了机遇。美国一直在利用德国矫枉过正的传统，利用欧洲人尤其是法国人普遍认为德国从未有过领导欧洲的经历而无法承担起领导欧洲义务的矛盾，实施对欧洲的战略控制(王义桅：《欧债危机的战略影响》，《德国研究》2012年第1期。）。
2.欧债危机的演化关乎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
欧债危机是欧盟内部各成员之间发展不平衡以及欧洲与美国之间发展不平衡的产物，欧债危机的演化取决于欧盟内部各成员之间的博弈，以及欧盟、美国、中国等世界几大“极”之间的博弈。从阶级力量角逐的角度说，欧债危机的前景取决于欧盟内部各成员国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博弈、各成员国资产阶级之间的博弈、欧洲资产阶级与其他国家资产阶级的博弈、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博弈等多种力量之间的角逐，欧债危机的演进反过来也会影响阶级力量的对比。
由于欧洲缺乏通过货币霸权向外转嫁危机的能力，所以只能更多地依靠削减福利、削减劳动力成本的方式来应对危机。受困国家的资产阶级与其他强国的资产阶级相比处于弱势，因此在谈判中纷纷妥协，同意实行紧缩措施，由本国民众承担危机的成本。这种承诺势必引起受困国家内部无产阶级的反抗，这些国家自欧债危机爆发以来频繁的政府更迭表明了其内部抗争的局面。例如2011年11月在宣布进行全民公决是否进行财政紧缩未果后，希腊首相帕潘德里欧黯然辞职。新首相帕帕季莫斯上任仅半年，希腊又于2012年6月重新组阁，由希腊新民主党领导人萨马拉斯就任首相。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在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强势压力下也于2011年11月无奈下台，新总理蒙蒂上任仅一年，意大利又于2013年初举行大选，新政府迟迟未能组阁，意大利只能举行新一轮全国大选。目前受困国家内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表现为胶着状态，政府无法完全镇压抗议，当抗议十分强烈时，只能重新选举。法国共产党和西班牙共产党的学者均指出，把债务转嫁给欧洲人民，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南欧已经发生空前的社会运动。大量的失业导致民众不信任国民议会和地方议会，参选率非常低。因此，挽救危机需要同时考虑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就社会民主和经济民主展开讨论，而不仅仅是议会选举的程序民主 (张海鹏：《法国、西班牙债务危机及其影响》，《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13年3月11日。）。
就美欧之间的角逐而言，如前所述，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会继续把危机转嫁给欧洲各国，而欧洲各国仍无法有力抗衡。但是，鉴于美欧在防止资本主义体系崩溃等方面仍有共同立场，美国也不会听任欧债危机恶化。历史经验表明，当资本主义体系面临来自共产主义体系的挑战或者资本主义的竞争引发体系崩溃的风险时，美国也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体系而牺牲一定的经济利益。前者如20世纪60年代美国为了对抗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而扶持日本和德国，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为了避免日本制造业部门的崩溃而实行“反广场协议”。
就中国与欧美之间的角逐而言，如果中国能够处理好国内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经济结构扭曲等问题，保持健康平稳的经济增长，那么力量对比的天平就能向无产阶级倾斜。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并不限于一国内部两大阶级之间的直接矛盾，甚至主要不表现为这种矛盾，而是越来越多地体现为向跨国公司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与大资本集中的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二战以后，欧美一直通过高福利政策促使欧美国家内部的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妥协，以便遏制无产阶级解放的思潮和实践。危机导致的福利缩减或许会唤醒欧美无产阶级的思考。如果欧美长期难以摆脱经济增长趋缓甚至倒退的境况，而中国却能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让广大的中国工人和农民分享增长成果，那么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的力量将得到增强。
就中美欧三大“极”之间的角逐而言，欧洲的相对衰落使中国与美国之间的竞争日益凸显。中国高层领导人在多个场合表明中国会继续投资于欧洲的市场。中国奉行多极主义，认为欧洲是多极中的十分重要一极，中国不赞成G2论（中美两超论）。欧洲目前的经济困境不利于世界多极化的进程，这是中国不愿意看到的。美国方面也动作频频。美国总统奥巴马2013年2月12日宣布将与欧盟在2013年6月启动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TTIP）谈判，预计2015年完成谈判，2016年获得美国国会和欧洲议会批准后生效。此举被视为双方应对中国实力提升而采取的防御性策略。2013年2月26日，美国国务卿克里上任后首次出访选择欧洲和中东9国也被视为美国全球战略再平衡的开端。
总体而言，欧债危机的深化使欧洲政界对中国产生了一种十分复杂和微妙的心态。一方面，欧洲希望中国能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在一定程度上制衡美国。另一方面，欧洲政界也担心，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会使欧洲面对新的竞争。欧洲既有的政治和经济势力最希望看到的是，中国能够彻底融入资本主义经济甚至政治体系，帮助欧洲在较短的时间内渡过难关，同时又不威胁欧洲的话语权及资本扩张。在应对此轮全球经济危机的过程中，中国究竟是彻底与国际接轨，还是通过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导世界与中国接轨，是重大的战略考量。
应当指出，尽管欧洲大陆实行的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没有突破资本主义的框架，而且还在与安格鲁—撒克逊经济模式的竞争中败下阵来，但是相对于后者，欧洲大陆对资本无节制扩张所产生弊端的反思更多，对劳动力和环境资源的保护力度更强。虽然目前欧洲政坛对欧债危机的反应主要表现为右倾或民粹主义，左翼力量依然薄弱，无论温和左翼还是激进左翼都没有提出摆脱危机的有效办法，但是欧债危机的深化势必会引起民众更多的对现存体制的反思。如果在欧债危机演化的过程中，中欧之间能够联合起来抵制垄断金融资本在全球的扩张，如果在反思的过程中，中欧的进步力量能够联合起来促进科学社会主义思潮，那么形势的发展就会有利于无产阶级。
四、中国与欧洲的合作方向
欧债危机肇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是资本主义金融化的产物。危机的始作俑者——金融衍生品在危机发生之后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幅增长。2011年，美国财政部货币管理局的统计数据显示，华尔街大银行所持有的金融衍生品数量比2008年危机高峰时还增长了41%。美国银行业持有金融衍生品的集中程度也不断上升，高盛、摩根大通、美洲、花旗四大银行持有的金融衍生品比重，已从2009年的80%上升到2011年的95.9%(杨斌：《如何看待2012年美国经济前景与潜在风险》，《当代世界》2012年第3期。）。在应对以华尔街为中心的垄断金融资本对全世界人民的巧取豪夺方面，中国和欧盟各国具有一致的立场，可以在很多方面相互合作，共同营造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
第一，在宏观制度层面，中欧都需要逐步摆脱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互相借鉴，共同探寻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对欧洲而言，过去20年，欧盟各国采取了新自由主义倾向的发展道路，将公共事业私有化、大力发展金融业。不过这些举措对于提升欧盟的生产效率却收效甚微(RenéCuperus,KarlA.Duffek,ErichFrschl,TobiasMrschel,eds.TheEU-AGlobalPlayer?Wien,Berlin:LIT,page9）。同时，对于西方以外的成功发展模式，欧洲学界和政界仍然戴着“有色眼镜”进行研究，这些成功案例尚不能动摇西方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的根基。然而，中国的快速发展已经超出西方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的解释力，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假设和现代化理论关于政治—经济—民主之间的因果关系无法解释中国经济的成功。中国案例所展示的制度与理论独特性，颠覆了许多欧洲经典社会科学理论的解释模式(李形：《欧洲面临“规范力”挑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2月21日）。根据前述，在现有资本主义体系下，欧盟对内难以解决各成员国之间日益加剧的不平衡，对外仍无法有效阻止美国将危机转嫁其上。因此，如果欧洲各国要摆脱欧债危机的泥沼，就需要在制度设计层面反思新自由主义的危害；减弱欧洲社会科学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借鉴中国等非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结合本国国情，探索改造甚或替代现有资本主义体系的道路。
对中国而言，过去中国过多地聚焦于美国式的市场经济制度，在比较研究和借鉴当代不同市场经济体制的方面做得不够。例如，中国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之后，需要转向对社会公正和人民福利的关注。在这方面，欧洲比美国更具有借鉴意义。虽然欧债危机爆发后欧洲的福利政策成为众矢之的，但是高福利本身并不会导致债务危机，只不过在不消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改变财产所有权结构的情况下，依靠赤字财政来实行福利政策，福利政策就是无水之源、无本之木，一旦遇到危机便难以为继。欧洲一些国家的福利制度设计，例如以德国为代表的社会保险型福利体制值得中国学习。除此之外，鉴于垄断金融资本仍然牢固掌控着美国的上层建筑，在金融监管、调整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等方面，中欧之间应该比中美之间、欧美之间有更多的共同语言。
第二，在中观产业层面，中欧可以加强分工协作，摆脱美元霸权奠定国际分工的基础。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随着美国本土实体经济利润率的下滑，美国企业纷纷将制造环节外移，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由垂直一体化转向全球生产网络。全球生产网络的组织结构体现为金字塔式的层级结构，制定产业标准的跨国公司处在塔尖，控制整个生产网络。这些跨国公司以总部位于美国的企业为主。由于中国企业不生产最终产品，只从事加工组装，所以中国需要用美元从一级供应商那里进口零部件，组装成最终产品销往世界各地（主要是北美发达经济体）时又以美元结算。既然中国美元储备大量增加是由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决定的，那么实行储备多元化的过程就需要调整当前的国际分工的格局。在这方面，中欧之间存在广阔的合作空间。中欧既可以在产业链的不同环节上加强分工协作，形成以中国企业或欧洲企业为核心的生产网络；也可以在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领域合作培育核心企业，共同引领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随着中欧分工协作的深化，中欧之间还可以逐步展开货币互换，为摆脱美元的霸权统治作铺垫。
第三，在微观企业层面，中欧可以就促进国有企业发展、加强工人在劳动过程中的参与等方面展开深入探讨。资本主义周期性爆发的危机表明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尖锐矛盾，只有变革生产资料所有权关系，建立公有制企业，才能真正解决这一矛盾。不过苏联解体的教训表明，仅仅建立公有制企业形式还不够，还需要让工人真正参与劳动过程，才能防止公有制企业的官僚化倾向。欧洲的法国、德国等国家的国有企业比例一直比较高，而且德国工人在劳动过程中的参与也相对比较多。因此，在促进国有企业发展、加强工人在劳动过程中的参与方面，中欧之间可以展开深入探讨，为资本主义的替代制度寻求坚实的微观基础。
五、结 语
中国和欧洲作为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两极，其发展状况对于世界政治经济的演变具有重要意义。倘若中欧能够携手抵御以华尔街为中心的金融垄断资本在全球的扩张，使金融资本与实体资本之间的天平倾向实体资本，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天平倾向劳动力，那么未来世界将产生重大变化。其实，黄宗智（PhilipC.C.Huang）、衫原薰（KaoruSugihara）等经济史学家早就指出发轫于欧洲工业革命的以资本密集、劳动节约为特征的外向型市场经济会导致大规模的贫困和环境破坏，因而不可持续。相反，中国17-18世纪以资源节约、劳动吸纳为特征的内卷式市场经济却能够使大多数人享有生产增长的成果(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路爱国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9页）。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因为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外向型市场经济，也受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冲击和新自由主义的渗透，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习近平在2013年1月5日的讲话中提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30年的历史时期，这是近年来中共中央高层第一次在公开讲话中明确肯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不过，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在资本对劳动力普遍占上风的条件下，要真正做到“倾向劳动力”，并不容易。今天全球各个经济体已经紧密融合在一起，中国也不可能再完全重拾过去内卷式市场经济模式。中国能否在今后的发展中落实“倾向劳动力”的战略，欧洲能否在变革的过程中继续追求“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某种相对平衡，考验着中欧领导人的政治智慧。
参考文献：
[1] 程恩富：《马克思主义与危机反思》，《人民日报》2013年1月14日。
[2] 程恩富：《应对资本主义危机要超越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红旗文稿》2011年第18期。
[3] 李慎明：《正确认识和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红旗文稿》2013年第9期。
[4] 王义桅：《欧债危机的战略影响》，《德国研究》2012年第1期。
[5] 张明、郑英、敬云川：《欧债危机的现状评估、政策选择与演进前景》，《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3期。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编辑：黄华德）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