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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以来，随着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在上一届下议院选举中遭遇到挫折，很多人就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人们对共产党把民主集中制作为根本组织原则的做法提出了很多问题。这些批判大都来自于与左翼力量和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联系密切的知识分子中间。既然这些声音发自对共产党并没有敌意、或者认为自己是左翼人士的同志口中，因此我们有必要正视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并给予回答。由于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将民主集中制视为工人阶级政党的最基础、最关键的问题，对他们进行回应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本文不是对各种批判的观点进行逐一驳斥，而是将所有反对意见和批判进行归纳分类。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其中一种批判不一定被其他的批判观点所接受，但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认为民主集中制不应作为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或者必须对这一制度作出某些修正。他们在这些对民主集中制的批判中的主要观点是什么呢？我看可以总结如下。

　　第一种观点认为，民主集中制作为一种政党组织原则，是列宁为了应对俄国特定的历史环境而制定的，当时沙皇的独裁统治是在一种专制的、镇压性的制度下实现的。因此，民主集中制必然强调集中性，其构成核心是职业革命者和隐秘性。因此，民主集中制不再适合其他的社会条件，尤其是资产阶级民主占支配地位的社会。

　　第二种观点认为，民主集中制产生等级制度和中央集权，扼杀民主思想和影响民主的运行。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发号施令，党员们只是去执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相反意见或不同意见得不到应有的倾听或重视。

　　第三种观点认为，民主集中制应当为窒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与发展负责。他们认为，共产党的最高机构提出某种理论之后，这个理论就成了一个封闭的理论，排斥任何最新的思想，或拒绝吸收新的发展成果。他们认为，民主集中制仅仅适合于这样一种制度，即领导阶层解释某种理论、下层领导贯彻执行之。超出领导批准的范围而进行的理论讨论往往被认为是不正当的，或者是更糟糕的，被视为是“违反纪律”的。

　　第四种观点认为，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的政党使党的领导层忽视党作为一个整体的意见和主张，造成人民和政党之间形成一个屏障，由于这种障碍，很难及时地修正领导层的某些错误观点。

　　第五种观点认为，就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具体情况而言，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实践中遭到扭曲，造成西孟加拉邦的集权化和命令主义做法，没有注意到从下面反映上来的意见。从总体上说，这种观点断言用列宁主义的组织方式无法建成一个大众的革命的政党。错误的策略路线同样将导致错误的组织实践。

　　一

　　自布尔什维克党开始采用民主集中制原则，并于1921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会议将这一原则推广至所有共产主义国家以来，它就一直遭到社会民主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左翼分子的攻击。

　　列宁解释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的其他理论贡献还包括帝国主义理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在世界革命运动中的地位问题，以及革命组织的概念等。

　　问题的核心不仅仅是政党的组织结构问题，还包括共产主义政党的基本地位问题。对社会民主党来说，由于他们主张在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内开展活动，所以建立革命组织的问题就是不存在的。因此，他们厌恶民主集中制。而在印度对于志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即推翻资本家地主统治秩序——并最终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政党来说，党的组织必须被装备成能够开展反对强权国家和统治阶级而进行政治、意识形态和组织斗争的组织。这样一个党的组织不应仅仅在议会民主体系内，或在资本主义霸权统治的框架内仅仅利用现有的民主权利和民主制度来开展斗争。

　　核心问题应当是这个政党能否组织和领导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运动？列宁的政党观是建立一个能够筹备和发展这种革命群众运动的组织。基于这个原因，列宁强调吸收工人阶级中的最先进分子入党，从而使共产党保持政治上的觉悟性，成为革命的先锋队。这一政党在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中得到锻炼，能够在各种条件下开展活动——包括合法的、半合法的和非法的状态。阶级政治学的偶然性要求这个组织能够根据主要形势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斗争形式，这就要求建立一个集中性的政党。一个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的政党，最适合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阶级斗争是个集体行为。民主集中制促进集体决策和集体行动，允许思想自由和行动统一。

　　为了实现集体决策的有效性，就要求超越那种大多数人意见将所有人约束起来去执行这个决策的民主决策方法。只有民主集中制要求少数人遵守多数人的意见，个人服从于集体的意志。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由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与孟什维克党之间的争论阐明了革命政党及其组织的一些本质特征。在俄国之外，一些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像考茨基、卢森堡都批评过列宁的政党组织的观点。在考茨基看来，组织是一个革命行动的前提条件。卢森堡认为，组织是一个群众革命运动的结果。而在列宁看来，政党及其组织既是群众革命运动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卢卡奇科学地总结了列宁的观点，他指出政党是一个群众革命运动的生产者和产品。在列宁看来，政党是一个准备革命的组织，这样一个组织必须应对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包括阶级敌人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攻击。这样一个组织必须有严格的政党纪律。只有这种纪律才能使这个政党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灵活地变换革命的手段。

　　将民主集中制与坚持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的政党分裂开来，将导致对这样关键的政党组织原则的曲解。

　　二

　　这些反对民主集中制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1.民主集中制只是针对俄国的情况

　　批判民主集中制的其中一个观点认为，这一组织实际上仅仅是俄国革命运动的特性。认为民主集中制是在反对沙皇统治的革命斗争中产生的。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着被镇压和被驱逐的危险，因此需要一个组织能在非法状态下开展活动。十月革命胜利后，当反革命力量仍试图推翻革命政权并得到外国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时，这一组织原则得以进一步巩固，其他共产主义政党也纷纷采用这一原则。一个服务于俄国情况的组织原则究竟能否被不同环境和状况下的其他政党所采用？是否可以说这一原则只是针对俄国情况而不能被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所采用？

　　印度著名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德里科学论坛成员普拉比尔•普尔卡亚斯塔指出,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之后，形成了政党的特定形式，该党是禁止搞派系斗争的。可以指出的是，这一特定形式是完全必要的，因为这个年幼的社会主义国家正面临着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该党发展了一种命令和控制的结构——民主集中制——是这种历史环境的产物，而并不是一种一般性的原则。不能将这种结构推广至所有环境，它仅适合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一种特殊情况，但它仍影响着当今的左翼运动。如前所述，左翼力量重新考虑民主集中制问题是很重要的。虽然这种命令和控制的结构也曾帮助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许多共产党的土崩瓦解中存活下来，但它的问题也的确存在，主要问题是党的领导层总是忽视党作为一个整体的意见。这会导致人民大众与党的领导人之间的不和谐，会造成人民与政党之间的交流障碍。有时候当党需要修改某一进程时，由于这种交流的障碍，会造成时间的拉长。

　　的确，虽然民主集中制是俄国社会民主劳动党创立的，列宁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设计者的作用，但事实上，组织形式和实践是与政党的革命性完整地联系在一起的。民主集中制的作用不仅仅是俄国共产党自己面对敌人的侵犯时才存在，也不是单单俄国革命面临着外国的干涉时才存在。20世纪的革命活动全都经历了被压制、反革命、内战和外国干涉的历史进程。如果说俄国有沙皇的压迫，那么中国则面对着国民党政府的残酷压迫；俄国面临着内战，中国、古巴和其他国家同样也是。外国干涉同样发生在中国、越南、朝鲜和古巴。即使是设想通过和平和民主方式进行选举的智利最终也是通过军事政变来改变政权。

　　除中国、越南和朝鲜革命以外，古巴革命是个例子。在这里，革命者接管政权不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但在推翻旧的统治秩序之后，革命力量团结起来，成立了古巴共产党，这才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式进行党的建构。

　　目前还没有哪一场革命或在走向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政党或组织在领导这一进程时没有采取民主集中制的例子。

　　在委内瑞拉，也发生了一场“革命进程”，查韦斯发现有必要将他领导的“运动”转化成一个政党领导的运动。这个党不是以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进行建构的，但它是一种集中主义的、以查韦斯本人为核心的政党。如果没有一个集中性的政党，他的这一进程能走多远，还有待观察。

　　为什么所有领导革命运动的政党都选择民主集中制？这是因为没有一种革命能够民主地、和平地开展下去的。每一场革命都不得不面对帝国主义和阶级敌人的攻击。如果没有民主集中制，共产党就会被缴械，就不能成为一个革命性的组织。列宁所创立的政党作为一个集中化的力量来反对资本主义集中化的国家力量的做法，目前仍适用于所有国家。事实上，这变得越来越关键了，因为帝国主义已取得高度的发展，他们拥有了移动化的军队，可以快速扑灭任何革命部队。

　　革命运动不仅会遭遇到直接的军事干预，在帝国主义占据全球主导地位的体系内，每一次革命都将面临被包围的危险。在可预见的未来，社会主义想要在一个和平、仁慈的民主环境里发展起来，根本是不可能的。正如菲德尔•卡斯特罗曾引用列宁的话说，如果每一场革命不能保卫自己的话，它就称不上是一场革命。民主集中制是这种防卫的最关键的铠甲。

　　另一种推论认为民主集中制仅适合于革命环境，列宁是在革命的实践中创立民主集中制的。这样一种原则如何能应用到议会民主、合法性和资产阶级法定的民主权利中去呢？

　　共产党不仅要反抗各种反革命力量，还必须在政治上坚持同一个目标，它必须维持和保护自己的意识形态基础。资本主义国家及其统治阶级不遗余力地妄图瓦解共产党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凝聚力，试图将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转向改良主义的阶级合作。共产党如果放弃民主集中制，将无力在意识形态上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如果没有民主集中制，共产党将变成一个论坛或辩论性组织。

　　20世纪后半叶，许多共产党都是在非革命的环境下开展活动，这种非革命性在21世纪头十年表现得尤为突出。但是许多共产党都存活下来了，因为他们仍然坚持民主集中制。不管民主集中制本身带有什么样的理论缺陷，曾带来什么样的错误实践，但保留了这些共产党的革命潜力。那些抛弃民主集中制的共产党，后来或者改弦易辙，或者分崩离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意大利共产党，到20世纪80年代时它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以外最大的共产党，但几乎在苏联解体之后，该党就走上了首先清算民主集中制、并最终放弃马克思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指导地位的道路。

　　即使是一个有着一定广泛的群众基础、在多党议会民主制度中运行的共产党，也同样面对着敌对势力持续不断、残酷无情的攻击和施压。这主要表现为思想意识和政治上的攻击，他们试图分化和瓦解共产党。由于共产党一直采取反抗统治阶级的政策，所以即使在和平时期，统治者也会不断开展阶级斗争，对共产党发起攻击。这也是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经历。当思想意识和政治层面上的斗争占主导地位时，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就很难应对这些多层次的挑战和攻击。没有民主集中制，只会产生一个社会民主党，而不是一个革命性的政党。

　　有人将民主集中制等同于一个“命令和控制的结构”，进而指出，“党作为一个整体的意见”得不到党领导层重视。民主集中制意味着“命令”和“控制”吗？凭借着集中制导致命令和控制的产生就从根本上否定集中制，这种做法合适吗？在一个有着政治觉悟的党员看来，集中制体现了集体意志和目标，而不是命令主义。集中制和党内民主的共同运行才构成了民主集中制。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党章中（第十三条）有一大部分谈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及它在党内的运行方式。其中有两项规定：（c）党的上级组织要及时向下级组织传达工作，下级组织要及时向上级组织报告工作。（d） 各级党委，尤其是党委领导应当不断留意下级党组织和基层党员的批评和意见。

　　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党章为党员就党的相关问题，如党的政策和工作，进行“自由且坦诚的讨论”创造了条件，但决不允许党内出现派系团体或宗派主义。普尔卡亚斯塔认为，由于俄国环境的不确定性，俄国在革命之后采取民主集中制只是一种特殊情况。实际上，共产党内出现内讧将破坏党组织的凝聚力，削弱其集体行动的统一性。苏联解体前苏共的历史就是一例。在戈尔巴乔夫主政期间，由于党内允许派系的存在，从而加速了苏联共产党的解体进程。

　　党的领导层不会忽视“党作为一个整体”的意见，恰恰相反，只有不存在民主集中制或完全违背民主集中制的地方，此类事情才会发生。党的意见如何通过各级党委会的提案而得以体现呢？如果邦党委会大多数人的意见与中央委员会的意见相左，那么中央委员会能够忽视他们的意见吗？或者说，中央政治局能够忽视中央委员会大多数人的意见吗？

　　2.民主集中制扼杀党内民主

　　第二种观点指出，民主集中制作为一种组织原则，天生地将导向集中主义，从而以削减民主而终结；下一级党组织必须接受上一级党组织的决议，这将导致权力的失衡和过度集中，将扼杀各种观点的民主表达，压制不同意见。

　　这类批评是广泛存在的，尤其考虑到执政或非执政的共产党的以往经验更是如此。领导机构，如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或邦委员会可以不受任何约束、选择性地规定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赋予自身以最终决定权，这种情况有时是存在的。我们可以列举出许多官僚集中主义或过度集中的例子，尤其是当党内民主和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严重破坏的时候。但是，我们应当全面地看待民主集中制，而不应看那些仅仅体现集中制原则的东西。应当综合考虑反映民主集中制一整套原则，它在实践上的民主比那些仅仅在理论上宣扬民主的政党要民主得多。不能仅仅看民主的形式，还应当看民主的内容，这一点是尤为重要的。

　　列宁的政党组织观不是要管制或禁止党员们就党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问题进行党内民主式的讨论。他所主张的是进行最大范围内的讨论，同时要求遵守集中化的政治路线，以达到行动上的统一。

　　民主集中制原则不是一套僵死的教条。民主集中制运行的具体形式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政党中，以及同一个政党的不同发展阶段中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另一点需要我们记住的是，民主和集中不能总是以一种固定的比重来进行配置，这主要取决于各国的具体环境，取决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党的力量、党员的思想政治水平以及党的领导层行使领导职能的信心。

　　托洛茨基虽然在许多问题上不同意列宁的看法，但他在捍卫民主集中制原则时指出：“当问题是采取政治行动时，民主让位于集中。而当党感觉需要批判性地反思自己的行动时，民主又获得了极大的权力。在实际的斗争中，民主和集中将建立起彼此间的平衡，有时候这种平衡会被打破，但很快会再次建立起来。”与此类似，在大会确定某一政治路线之前，民主得以运行。而路线一旦确定下来，集中则发挥主要作用。

　　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一直力图吸取其他共产党，尤其是曾成功领导革命的共产党的经验和教训。它们有些成为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牺牲品。领袖崇拜的形成和极端集中制的建立，导致它们最终放弃了党内民主。我们党从未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领导层的集体决策和领导机构的有效运行阻止了这种情况的发生。

　　我们党将民主集中制确立为工人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这不会妨碍与其他政党建立广泛的左翼联盟。正如我们不能强迫其他任何一个左翼政党遵循民主集中制一样，它们也不会反对我们党的内部组织原则。即使我们在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多党制体系中，共产党也有必要坚持民主集中制。事实上，它将成为我们党有力地反击其他思潮和势力、赢得越来越多的工人拥护的一个关键性武器。

　　至于阿肖克•米特拉 ，他本质上并不反对民主集中制。他之所以批评民主集中制在西孟加拉邦的实践，是因为在他看来，“采取了过多的集中，而没有一丁点儿民主” 。这才导致共产党脱离人民群众。在早些时候，他曾强烈批判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和左翼政府的工业化政策和土地征用措施。在他看来，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是导致党脱离人民群众的原因。即使他的这一推断是真实的，但也不应该去怪罪于民主集中制的歪曲使用和过度的集中。实际上，阿肖克•米特拉在其他地方曾说，那些勇于献身、遵守党纪的印度共产党同志是西孟加拉社会主义运动的主心骨。西孟加拉邦所遭遇的挫折，有其政治、组织和领导上的各种原因。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对下议院选举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反思，指明了失败的缘由和存在的不足，但实行了过多的集中制不是其真正的原因。

　　3.民主集中制下的理论与实践

　　印度克拉拉邦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普拉巴特•帕特奈克曾批判民主集中制的使用，他的理由如下：理论被看成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创造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且这种理论只能被解读和应用。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只有具有开放性，并与非马克思主义主流理论作斗争，才能向前发展。理论是领导层的保护品，党的队伍只能应用它，这是由民主集中制发展起来的、适合于民主集中制的模式。他指出：“对于一个革命性的政党来说，自由、科学的讨论仿佛就像是氧气；没有这种讨论，这个党就无法存活下去。但是反过来，这种自由讨论不仅要求有绝对的学术自由，还要求有多元化的观点（它反过来要求政党的多样化），以及对作为革命性政党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的重新定义。”

　　帕特奈克指出，理论不是一个仅仅需要解读和应用的封闭的系统，这种看法是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不断发展和自我更新，因为它需要具有开放性，并与各种新观点、敌对的思想意识和新的环境因素作斗争。他指出过去我们对理论存在一种教条式的理解，这也是对的，但是将这种对理论的教条式理解与民主集中制联系到一起就不对了。正如他所指出的，人们无法讨论理论问题、无法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因在于把理论教条式地理解成一个“封闭的系统”，但是这个原因不能归咎于民主集中制。

　　在民主集中制框架内，是允许理论争论和探索的。虽然我们可以提出不同的理论认识和观点，但当应用于具体实践时，必须通过一种组织形式来完成。正是在这里，理论的作用和影响才得到澄清与验证。虽然在讨论中可以存在不同观点，但当通过某一组织来落实这些观点时，就必须有一个定论和行动方向，以采取行动步骤。一个理论是否正确，一个政治策略是否科学，只能由这一行动路线所处的环境来判断。民主集中制不会阻碍或拒绝这种反思，而会从实践中吸取经验。事实上，民主集中制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这样一种框架，其中共产党能够维持其政治凝聚力、思想意识的贯通性和策略上的灵活性。

　　虽然所有理论都需要自由讨论和不断地再思考，但这不适合那种讨论结束之后就需要确定政治路线或结论的领域。当一个政党基于自己的结论和路线而展开行动时，可能就不存在“观点的多样化”了。纪律问题的出现，并不是要压制理论探讨，而是为了确保政党以单一的目标来开展活动。

　　4.社会民主趋势对民主集中制带来的挑战

　　改良主义政治学的趋势与抛弃民主集中制之间的联系已经完好地建立起来了。这一点在贾维德•阿拉姆 对民主集中制的攻击中表现得很明显 。他赞同自由民主制的立场，认为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中获得更多的偏激观点，及他对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主观的错误解释，都是他远离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症状。他从19世纪末和20世纪前半叶工人通过有组织的阶级运动争取到权利的历史出发，竟鲁莽地宣称“一个新的完整的计划表已经出炉且稳固下来了”。同时他还将工人阶级保护自己的斗争成果的现象描绘成“一种资产阶级维护其特权的迟滞不前”。

　　阿拉姆完全忽略了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美国，及后来席卷整个欧洲的新自由主义分配政策下工人阶级的斗争成果遭到吞噬，“稳固下来”的权利遭到削减的事实。即使是罢工的权利和集体劳资谈判的权利也受到削减。自由民主制度下唯一的权利是选举权，它给予成年人以特权。阿拉姆夸大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民主解放的内容，对其阶级性质则轻描淡写。自由民主制宣称保护市民的民主、平等的权利，但却通过将它隔离出经济领域来限制和否定这种权利。民主必须有利于促进市场和资本的发展，而且需要一个正式的形式。

　　阿拉姆不同意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他一直叹息共产党为什么没有智慧加入到过去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政府，而且他将这种错误的政治观念和策略归咎于民主集中制所强加的高压政策和盲目的纪律性！

　　其他人也做过此类的错误批判。如果认为策略路线是错误的，那么就将其归因于民主集中制的作用，或将其归因于被曲解的运行方式。例如，如果认为2008年7月退出对联合政府的支持而采取的政治步骤是错误的，那么进而归因于不民主的命令制度。与此类似，西孟加拉选举中所遭遇的挫折则被认为是由于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割断了与普通老百姓的联系。

　　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框架内允许激烈的党内讨论，以及就策略与政策相关问题的争论。例如，1996年在讨论加入中央政府的问题上，中央委员会对多数人的意见和少数人的意见都进行了彻底的讨论。这一决议在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得到进一步的讨论。这就是一个共产党的方式。因此，那些不同意党的政治和思想意识立场的人不能说民主集中制应当为最终通过他们不喜欢的决议而负责。他们对少数人接受多数人的意见并执行之的原则保持谨慎的态度。但不能以此推论说民主集中制窒息其他批评之声和不同意见，这是毫无根据的。

　　三

　　

　　民主集中制不应被视为一套关于政党组织形式的教条。我们需要谨记以下几点。

　　第一，对于一个采取革命战略，并以革命战略为基础而制定革命策略的政党来说，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错误的理论认识加上不恰当的战略和策略将对党的组织建设造成不利的影响。最终，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偏差和错误思潮的涌流也将损害民主集中制的实践本身。

　　第三，民主集中制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政党的组织原则。但不是任何政党、任何时间都采用一样的民主集中制形式。由于各个政党的不同生存条件，以及一个政党在不同时期的具体状况，民主集中制的表现形式也各不相同。

　　第四，在民主集中制中，集中和民主的地位并不是固定的。当党将要制定某种政策时，比如在大会中，民主是占主要地位的，需要进行党内的自由讨论。一旦某一行动方案得以确定，集中则占主导地位。当党进行自我批评的回顾和反思时，民主将再次获得主导地位。

　　第五，民主集中制的实践不是决定于形式上的原则和规定，而是依赖于党员的思想政治水平、国家的具体条件和政治环境、党的领导层的权威性，以及通过开展斗争和处理党内矛盾、进行党的组织建设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

　　我们党民主集中制的实践经历了不同的时期。早期，羽翼未丰的共产党把自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分部，就是在一系列理论及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尊重共产国际的最后决定。这种态度一直延续到联合政党时期，苏联共产党的意见享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种路线阻碍了理论的发展，妨碍了我们制定正确的战略和策略。第二个阶段是在我们党独立以后，组织工作受到修正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影响，但总体而言，党内民主的实践并未被取消。

　　在建立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之后，我们党对过去在联合政党中的组织实践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所形成的文件——《政党组织的任务》，就是这次反思的成果之一，这为我们党的建设和组织运行提供了一套基本的指导原则。该文件最重要的一点是指出了修正主义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攻击。“民主集中制，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最高原则和核心要素，遭到猛烈的攻击和严重的破坏”。

　　民主集中制的做法在我们党内是如何展开的？它只是对俄国共产党或其他国家政党做法的机械复制吗？

　　在萨基阿（Salkia）全体会议上，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号召建立一个大众的革命政党。这个政党必须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基础。如果没有民主集中制，就只能建立一个大众型的政党。尽管民主集中制在实践方面存在某些不足和局限性，但正是党章中蕴含的这些原则，才使我们党委会有能力建立起党的群众基础，吸收数以万计的党员在纪律的约束下为党工作。在印度，没有任何其他一个政党能说他们有着和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一样多的广泛讨论和党内民主。想要实现这种可能，不仅要实行民主集中制，还要切实地去实践它。

　　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自成立以来就在议会民主制中开展活动。不仅在国会和立法机构中活动，而且掌管一些邦政府，以及在一些邦的地方机构中开展大量的工作。民主集中制的实践也将这些经验考虑进去。如何引导数以万计的党员在这些机构和地方自治政府中发挥作用，这个问题包含在民主集中制的大框架之内。

　　我们党要在不同的邦的不同环境下开展工作，在坚持集中化政治路线的基础上，邦党委员会应享有一定的自主权，根据条件的不同制定出具体的策略。民主集中制并不意味着开展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具体策略上的一致性。

　　我们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不仅仅通过群众组织，还通过各级被选举出的代表们，他们向人民群众负责。在这些组织中不可能单纯采用集中化的路线来开展工作，只能通过党员干部和普通党员的民主参与，才能推进群众政治学的发展和各种组织中工作的展开。

　　作者简介：普拉卡什•卡拉特（Prakash Karat），1948年出生于缅甸仰光，现任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译者禚明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编辑：汪世锦）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10期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