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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八一九事件过去整整20年了。2011年的8月19日前后，俄罗斯乃至独联体国家的各派人士从各自角度以复杂的心情纪念这一事件。八一九事件是苏联解体进程中的转折性事件。20年后俄罗斯及原苏联地区人民对这一事件的回顾与反思，对于我们研究和总结苏联解体的原因与教训，具有重大启示意义。

一、           媒体及各党派对八一九事件20周年的反应

八一九事件20周年之际，俄罗斯官方没有采取特别举动，以沉默表明对八一九事件及苏联解体所持的低调态度。而主流媒体则以各种方式再现或评述这一事件。俄罗斯各电视台争相以影像资料再现八一九事件。第一频道播放了题为《明天一切都将是另一个样子》的纪录片，该片根据对事件当事人的采访而制作。俄罗斯电视一台放映了电影《91年八月。不同版本》，试图再现那些日子的“真实画面”。独立电视台呈现给观众的是《苏联。帝国的垮台》文献纪录片节目的首映式，制片人试图再现苏联最后几年的生活画面。文化频道整个晚上都播放《天鹅湖》，试图以此唤起观众对20年前的回忆，因为这部舞剧是1991年8月事件期间各电视频道唯一播放的节目。各纸质媒体都推出专题采访、回忆及分析评论文章。

各党派的代表人物都发表了看法，但举行专门活动的不多。右翼党派中只有“争取人权运动”将八一九事件作为“俄罗斯民族旗帜回归和八月民主革命和平胜利”加以庆祝，定于22日晚在莫斯科举行游行和集会，原莫斯科市市长加·波波夫等人参加。俄罗斯自由民主党没有举行活动，该党杜马党团领导人伊戈尔·列别杰夫对记者说，该党多年前就对这一事件作出了“正确决定”，“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亚博卢”没有举行关于八一九事件的活动，其领导人谢尔盖·米特罗欣认为，20年前的事件不能评价为“悲剧，而是闹剧”。

中派没有举行活动。统一俄罗斯党总委员会主席团书记谢尔盖·涅韦罗夫谈到，该党党员中当年站在事件两方的人都有，当前要以争取“公民社会的统一”为首要，因此不搞任何纪念活动，不允许出现设路障并闹出乱子的事情发生。公正俄罗斯党也没有举行活动，但该党领导人谢尔盖·米罗诺夫专程到墓地祭奠八一九事件中的死难者，他对记者谈到：“1991年我就认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不能成功地实施政变，因为人民当时需要的是自由。”

而左翼则在全国各地举行了为期八天的大规模的以怀念苏联为主题的系列活动。俄共打出的总口号是“我们将生活在苏联！”，并于20日中午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举行题为“没有苏联的20年”的大型集会和爱国主义歌曲音乐会，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代表都参加。原苏联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也在乌克兰的顿涅茨克举行了题为“重建联盟——拯救各兄弟民族之路”的系列活动，包括向列宁纪念碑献花、召开论坛、举行集会和音乐会等，与会者来自原苏联地区。共产党人活动的意图很明确，反思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动失败的原因与苏联解体的教训，痛斥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对苏共和苏联的背叛，抨击在“没有苏联的20年”中导致社会退化的制度和政策，与此同时，号召人民重建社会主义的联盟国家。[1]

二、           关于八一九事件的性质

众所周知，1991年的八一九事件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动的失败告终，其成员及其支持者相继被捕并被判以“叛国罪”。然而，八一九事件过去20年了，原苏联地区的各界人士对这一事件性质的看法仍是见仁见智。总体而言，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当年举动的性质大致有三种评价：政变，上层权力之争，挽救苏联之举。

首先让我们看看民意调查结果。全俄舆论研究中心8月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41%的受访者认为八一九事件只不过是国家高层领导人权力之争的一个插曲，25%的受访者认为这是对国家和人民造成毁灭性后果的悲剧性事件，只有9%的受访者认为，这一事件标志着终结苏联政权的民主革命的胜利，还有26%的受访者无法对这一事件作出评价。[2]而另一个俄罗斯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8月的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对上述问题回答的相应比例分别是：35%、39%、10%、16%。[3]

截至目前，俄罗斯主流媒体仍对八一九事件冠之以“政变”一词。各报记者在新闻稿中用的是如下的统一口径：“1991年8月19日，由苏共中央、苏联政府、军队和克格勃的领导人组成、自称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试图发动政变并解除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苏联总统职位。国内一些地区实行紧急状态。军队进驻莫斯科。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街头以示抗议。8月22 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遭受失败，其成员被捕。”[4]

然而，八一九事件的当事人始终不能同意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政变”判决。不同意“政变”定论的论据主要有二。一是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得到了作为当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认可，委员会成员没有搞阴谋。二是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真实目的是阻止新联盟条约的签订、避免苏联的解体。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原苏联农民联盟主席瓦列里·斯塔罗杜布采夫在2011年8月18日接受《涅瓦时代》杂志记者采访时说，“我不同意把我们说成政变者和夺权者。如果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恰恰是整个苏联政权——政府总理、‘强力’部门部长、苏共中央领导层的代表，这怎么能算是夺权。这是合法的国家机关，这在后来起诉我们的刑事案的材料中也得到了确认。我们的行动就是为了捍卫国家宪法，捍卫苏联、苏维埃制度和我国人民。谈何政变？”当记者问道：“戈尔巴乔夫是否参与了建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方针的制定？” 斯塔罗杜布采夫回答道：“当然！整个情况他都清清楚楚。他是这样打算的：如果我们恢复了秩序，他就飞回来并坐上交椅。如果我们搞不定，他就说‘这跟我没有任何关系’。结果事情就是这样。对他没有抱任何希望。”[5]原最高苏维埃主席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2010年5月18日在接受《独立报》记者采访时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作了这样的表述：这是一群国家领导人试图挽救联盟的一次绝望的、但组织得不力的尝试，这些人相信他们会得到总统的支持，相信总统会推迟签署那份意味着从法律上确定摧毁苏维埃国家的联盟条约草案。[6]

不仅当事人不承认自己的行为是“政变”，许多政治家今天也坚持认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不是“政变”，而是挽救国家命运的最后尝试。原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中央书记，摩尔多瓦独立后的第二任总统彼得·卢钦斯基在接受俄新社记者采访时说：“我至今仍确信，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不是阴谋家，他们只是想阻止国家的解体”。[7]俄共领导人根纳季·久加诺夫8月18日在俄共网站撰文认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立是一些舍身为国的人试图阻止日益临近的灾难——毁灭苏联和苏共，消灭社会主义以及我国劳动人民整个生活方式的勇敢之举。这是那些没有丧失良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无私行动，他们奋起反抗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领导下的苏共上层有影响力的那部分人的背叛行径，反抗背叛了人民利益和需要的“第五纵队”的致命政策。久加诺夫还反驳所谓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是“阴谋家”和“篡权者”的说法，他谈到，如果是搞阴谋，阴谋家们就不会自愿跑到他们要谋反掉的人——戈尔巴乔夫那里了。说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意味着破坏现行国家制度，可是他们的计划中，除了要保存苏联和现存政治制度，根本不存在这一意图。而保护现存制度的行为，即使想象再丰富，也很难被看成政变。[8]塔吉克斯坦共产党主席、议会议员绍季·沙布多洛夫8月19日接受俄新社记者时说，“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是苏联高层领导人挽救苏维埃政权的最后尝试”。他还谈到：“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立戈尔巴乔夫是知道并同意的。整个事件后，我跟委员会的许多参与者（舍宁、克留奇科夫、亚佐夫等）都聊过，他们告诉我，戈尔巴乔夫本来应该签署实行紧急状态的指令，进而确立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合法地位，但他突然背着委员会成员与叶利钦和西方国家谈判。当时谁都不希望流血，只想保存苏维埃政权，要知道，在全民公决中76%的居民投票赞成保留苏联，在塔吉克斯坦则有96%。”[9]时任苏联外长的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在接受《莫斯科新闻》记者采访时也认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多数成员的动机是思想上的，“他们感到国家处于分解的边缘，计划签署的联盟条约事实上就意味着苏联瓦解。要知道，不是15个加盟共和国准备签署，而是8个或9个。他们认为这就是最终解体的开始。”[10]

还有相当一些人认为这是一出闹剧，是上层人物之间的权力之争。如亚博卢领导人谢尔盖·米特罗欣不认为20年前的事件是一场“悲剧”，而评价为“闹剧”，认为“这是共产主义制度垂死挣扎的最后一幕。当时把希望寄托在叶利钦并反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我是其中之一）的人错了，他们被最后夺取国家领导权的人欺骗了”。[11]一些当年上街参与“保卫白宫”行动的文化界人士也有同感。[12]

至今仍有人把1991年八月事件看成是一场民主革命的胜利。公正俄罗斯党领导人谢尔盖·米罗诺夫的观点颇有代表性。他撰文谈到：“我认为，这毕竟是一场真正的民主革命，是当时的政治和经济进程的发展逻辑使然。”在他看来，值得庆幸的是，这一革命几乎是“天鹅绒式的”，没有使国家走向内战。他认为，这场革命有其客观前提，即“上层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首领亚纳耶夫那双颤抖的手通过电视向全世界说明了许多问题。虚弱无力、优柔寡断、畏首畏尾，这已经不能控制国家了。“下层也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从80年代末起，莫斯科、列宁格勒及其他城市开始持续出现几千人的争取自由和民主的公民行动，任何操控手段都不能把这么多人引到街上。这是自发的人民运动，反对令人反感的官僚、行政命令式的经济、全面短缺、排队、缺少言论自由等。但千百万人的期望到头来变成了残酷的失望。1991年八月重复了一个悲剧性的悖论：革命是理想主义者亲手搞起来的，但革命的果实却被坏人利用。人民自我觉醒的迸发付出了代价，迅疾被接连的可怕打击熄灭了，这就是苏联解体、市场的“休克疗法”，1993年的黑色十月，社会遭受长久的政治冷漠。在米罗诺夫看来，这种胜利无异于失败。[13]

三、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失败的原因及后果

关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动失败的原因，各方人士观点各异，强调的重点不同，但基本上认为，主观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组织不力，意志软弱，行动不果断；客观上，当时的社会情绪不利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其行动被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所利用。至于后果，大都认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动的失败使苏联解体的进程变得不可逆转。

20年来，人们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动失败原因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据全俄舆论研究中心的分析对比，在1991年八一九事件刚结束时，52%俄罗斯人和53%乌克兰人认为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不成功是因为“民众和国家领导人采取了积极行动”，而如今，人们更多地是从紧急状态委员会自身的弱点找原因。根据俄罗斯和乌克兰2011年8月的民调数据，有25%的俄罗斯人和22%的乌克兰人认为是“政变组织和准备的不好”，赞成“军队、内务部和克格勃的分裂导致政变的结束”的人从21%降到12%，认为“缺乏地方上的支持”的人也从15%降到7%。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对八一九事件及当事人的记忆逐渐淡忘，68%和72%的人说不出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名字，34%的人很难说出“政变失败的原因”。[14]

相当一些人认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动失败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但对失败的原因有不同的解释。统一俄罗斯党领导人、国家杜马主席鲍里斯·格雷兹洛夫8月19日对俄新社记者说：“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这是试图改变历史进程。多年、甚至几十年积累的那些错误不可能一夜之间将之纠正。” [15]他实际上认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已经“无力回天”。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对自己当年的行动作出不同程度的反思。他们大都认为，他们行动的失败和苏联的解体，首先与苏共意识形态阵地的失守有关。斯塔罗杜布采夫谈到，八月事件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戈尔巴乔夫执政年间展开了反对我们的可怕的信息战”[16]。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领导人、时任苏联副总统的根·亚纳耶夫则把这一原因追溯得更远，他在临终（2010年9月去世）前付梓的《捍卫苏联的最后一搏——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反对戈尔巴乔夫》一书中说：“在苏共20大的日子里，群众的意识中被植入了思想虚无主义、冷漠和怀疑一切的种子。这些杂草的种子狂长，到千年末，已长满曾经是伟大国家的广袤空间。这……几乎成了‘共产主义帝国’日薄西山的主要客观原因。”[17]亚纳耶夫反驳关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是苏联解体的唯一肇事者的说法，他认为苏联这个强大国家“不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三天之内毁灭的。而是那么多年来在国内培育全面危机——经济的、政治的、干部的、最后还有道德情操危机的人”毁灭的。“人们对政权的信任被彻底破坏了，这是危害最大和最不可逆转的因素。”[18]当然这些成员也不回避自己的错误。亚纳耶夫提到，在宣布实行紧急状态的第一天，他在克里姆林宫收到的每千份电报中，就有700-800份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事后得知，一些地区领导人当时甚至悄悄地喝酒庆祝。然而，由于他们对与叶利钦政权的较量“严重准备不足”，被拖住手脚，对某些军官的“叛变”和军队的倒戈出乎意料，更由于他们“不希望发生流血冲突”而导致自己行动的虎头蛇尾，以失败告终。[19]正如斯塔罗杜布采夫所说，他们经历了与外部敌人斗争的考验，但没有学会如何与内部的敌人斗争。“当时我们对军队寄予希望，但军队成了政治阴谋的牺牲品。而且我们当中的任何人甚至都没有想过要采取暴力。……在鲜血上建设国家那是不行的。”[20]

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动失败原因作出更多分析的是丧失执政地位的共产党。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在前述文章中谈到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动失败的诸多原因，归纳起来，有如下几方面。首先，当时社会舆论不利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他谈到，戈尔巴乔夫实行的公开性、民主化方针，引发了对苏共和苏联政治制度的诋毁浪潮，造成苏共党内和苏联社会出现政治分化。到了1991年夏，“民主派”在党内已占据优势，掌控了舆论工具。普通民众真诚地以为所有累积的问题可以在500天内解决，越来越多的人远离共产党人并信任“民主派”。刚刚结束的阿富汗战争被大肆利用来诋毁军队的信誉，造成军队的思想动荡加剧。“民主派”还人为地造成商品短缺，引发社会不满。“实际上，在那一历史时刻想要扭转社会舆论已无可能，‘民主派’在雅科夫列夫大众传媒的支持下事实上完全掌控了局势”。其次，苏共内的健康力量缺乏应变的思想准备和鲜明立场。久加诺夫列举一些事例说明，面对“民主派”咄咄逼人的攻势，苏共中央没有及时作出恰当的反击，“有能力打击修正主义者和叛徒的共产党人表现出超出许可的忍耐，经常采取错误的妥协和合作，时常误解党的纪律”。久加诺夫提到1991年6月25-26日召开的苏共历史上的最后一届中央全会。尽管当时国内局势已极其紧张，之前叶利钦发布了国家机关非党化令，可是苏共中央委员仍决定把党内的调整拖到年底即代表大会召开之前。这表现出不可容忍的惯性，而且是在每一天的拖延都是向死亡靠近的时刻。八月事件前夕，“党内的健康力量的思想立场越来越模糊，因而越来越少的人相信苏共或其他信仰社会主义的力量能够扭转事态”。也正因此，戈尔巴乔夫才能稳坐在自己的位置直到一切崩溃为止，上演了一出摧毁苏联和苏共的戏剧。再次，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缺乏深思熟虑的战略和战术，脱离人民群众。久加诺夫认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党政人士早已丧失了战略创意。他们的“战术”也令人费解，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8月19日的文件中既没有指出任何应为国家困境负责的个人或势力，也没有号召劳动者为保卫祖国和社会主义而参与某一具体行动，可以说，完全没有对群众的组织工作，结果自然看不到在首都和其他城市有任何重大的有组织的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了。因此，久加诺夫断言，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主要失误是远离人民，他们没有想到让人民支持自己的行动，以为一切问题照旧可以由高层干部的重新配置得到解决。最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对戈尔巴乔夫抱有幻想，被叶利钦的“民主派”所利用。久加诺夫认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当时对戈尔巴乔夫及其周围人的态度不明朗。他们很长时间同处于一个班子并支持戈尔巴乔夫，尽管其中一些人洞察到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危险性，认识到这些改革并不是要在社会主义框架内摆脱发展中的危机。然而，他们与许多其他苏共诚实的领导人一样，“并无勇气坚决并及时地中断戈尔巴乔夫的狂欢”。由于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对戈尔巴乔夫的纵容，“自由民主派”高层得以成功利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实现了其最终瓦解苏联和苏共的目的，并把委员会的建立和行动涂抹为20世纪最恶劣的政治挑衅，国会纵火案和基洛夫刺杀案在其面前都黯然失色。[21]

关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动失败的后果，久加诺夫认为，“他们不仅遭受失败，而且还置国家于一种其解体成为不可逆转的境地。”[22]在久加诺夫看来，由于委员会成员优柔寡断的行为和令人费解的立场，使几千名共产党员及支持他们的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受到打击。这一事件的结局“不仅对在亚纳耶夫领导下采取行动的人是一场悲剧，而且对我们全党都是最大的失败，因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表明，党的健康部分的意识形态和组织资源实际上完全耗尽。主导国家的角色转到另一些政治势力手里，这一势力利用人们渴望变好的愿望投机，狡猾地操纵了人们的意识，将人们推入贫困与不幸的漫长时期，直到今天。这是民族悲剧。”[23]

格雷兹洛夫也认为，苏联的解体对所有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是个灾难，“结果使成千上万人遭受苦难。经济联系中断了，社会政策被摧毁了，安全受到新的威胁。即使过去了20年，后苏联空间的所有国家至今仍受这些问题困扰。”[24]

而当初为终结苏联和苏共立过“汗马功劳”的一些民主派人士，也并没有因为战胜“政变者”而有成就感。如当年“民主派”的急先锋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对俄罗斯至今没有建立起他理想中的民主自由制度而感到失望。他在2010年4月6日《独立报》上撰文说“我们欺骗了自己”，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充满幻想和误入歧途的时代”。他早在1992年就退出了“民主俄罗斯”党，因为他明白了，他的那些同伙根本不考虑什么改革，而是追求权力，开始是为了进入戈尔巴乔夫的政权，尔后是要进入叶利钦的政权。结果，“我们这些浪漫的民主主义者成了挖洞鼹鼠的挡箭牌”。[25]

至于戈尔巴乔夫本人，在“8·19”事件20周年之际仍坚持谴责“叛乱者”打乱了他原定1991年8月20日签订新联盟条约的部署，把苏联的解体归罪于“叛乱者”，后悔自己没有在“政变”之前“改良”苏共和苏联。他对德国《明镜》周刊记者说：“我以为，在那个时刻铤而走险只能是白痴，把自己也毁了。但非常遗憾，这真的是一群白痴。而我们是‘半个白痴’，其中包括我。那几年我的确精疲力竭，疲劳到了极点。但我也不该那时去休假呀。这是个错误。”[26]戈尔巴乔夫对英国《卫报》记者谈及了自己最后悔的几件事，其中第一件就是，“我花费太长的时间去尝试改良苏共了。” 他认为自己应该在1991年4月就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组建一个改良主义者的民主党，因为共产党人妨碍了所有必要的变革。“现在我觉得，我当时真应该坚持退党，然后趁热打铁建立一个新的政党。因为当时即便苏共推行改革，它自身也已经成为了改革的障碍了。” 第二件令戈尔巴乔夫后悔的事就是没有对苏联进行改造，应该更早赋予各加盟共和国更多的权力。他坚信，“苏联的所有主要问题都接近解决，但1991年8月的政变将纷争的各派势力扭向了新的局面”。[27]

四、分析与评论

从上述介绍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今天俄罗斯的主流媒体试图在八一九事件上做点文章，左翼和右翼也试图借八一九事件20周年表明各自对现存制度的反对派态度，但俄罗斯官方却对八一九事件20周年刻意采取低调态度。当局这样做是有其原因的。首先，八一九事件20周年正值俄罗斯大选前夕，各派政治力量正全力备选，作为国家政权的支撑力量——统一俄罗斯党力争再次赢得议会多数席位，以确保目前的政治格局不变，使普京和梅德韦杰夫明年能顺利当选国家总统和政府总理。因此，在这政治敏感时刻，该党及其执掌政权的领导人自然不希望因八一九事件20周年而引发不同政治派别间的纷争和社会动荡。其次，除了少数欲意搞垮苏共和苏联的人在八一九事件中“渔人得利”，其余的没有赢家——当事人成了阶下囚，支持者受到打击，反对者被人利用，苏联大厦倾倒，人民陷入贫困，就连迄今仍认为八一九事件是“民主革命胜利”的人，都承认自己当初“上当受骗了”，在他们身上除了失望，再也找不到胜利者“欣快”的影子了。可以说，连“胜利者”都没有了庆祝的理由。最后，20年来，越来越多的民众和精英认识到，八一九事件及苏联解体，对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及其大多数人民而言，无疑是个灾难和悲剧。无论从地缘政治安全还是从经济社会发展来考虑，目前政治家的注意力更多地是在原苏联领土上重建联盟，哪怕是经济上的一体化。事实上，重建联盟是各派政治力量的共识，只不过建立什么性质的联盟，有不同的看法。近些年，走向经贸联盟的步伐在加快。2011年10月18日，独联体国家首脑会议签署了关于建立独联体自由贸易区的协议，8个国家在协议上签了字，另有三个国家也将在年底签字。[28]

然而，对八一九事件的冷处理，并不能根本消除各派人士对这一事件看法上的分歧。这种分歧说到底源于政治分野，不是时间可以化解的。从不同派别对此事件的评价和争议中，我们可以从多侧面了解这一事件发生的背景，看清相关政治力量及其代表人物在1991年8月事件及后来的苏联解体中所起的作用。当事人、尤其是共产党人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动失败原因的反思，更可以为今天仍在执政的共产党提供借鉴和启示。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从当事人的回忆、尤其是戈尔巴乔夫最近的“表白”和“悔恨”中，更清楚地看明白戈尔巴乔夫在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中的作用。原来，一步步改变苏共的性质，必要时抛开苏共，重建一个社会民主党，这是戈尔巴乔夫当年在“改革”时期越来越清晰的目标；他原本不希望苏联解体，只是想假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之手打掉他的对手叶利钦，以便继续当他的总统。但他要改变苏联的社会主义性质，建立一个松散的、类似于邦联制的所谓“民主国家”。他的这一计划一直在实施之中，眼看就要实现了，却被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1991年8月的莽撞行动打乱了。事发之后，他以解散苏共中央回报叶利钦，并试图以此作为条件保住总统职位。然而，没有后顾之忧的叶利钦等人把他抛在一边，签订了意味着苏联解体的“别列韦日协定”，戈尔巴乔夫的最后一线希望也随之破灭。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本来是支持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只是希望“改革”能在保持苏共领导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进行。但他们看到国家已经走到崩溃的边缘，便奋起进行“最后一搏”。然而，他们直到采取行动时还没有搞清戈尔巴乔夫的真实意图，所以行动起来畏首畏尾，最终落得个悲剧结局。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独联体国家共产党理论与实践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为：08BKS037。

【作者简介】 刘淑春，1954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共运部主任，研究员。（100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