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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新自由主义对工会的斗争

　　1865年马克思写道，薪资水平只能是“由资本与劳动的不断斗争确定的，资本家总想把工资降低到生理上所容许的最低限度，把工作日延长到生理上所容许的最高限度，而工人则在相反的方面不断地对抗” 。事实确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开篇所说的那样，“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

　　之后的现实证实了他们的著名论断。在大萧条时期，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最终打破了美国毫不妥协的资产阶级的束缚，工人获得组织工会和集体谈判的权利。罗斯福新政之后的几十年来，虽然企业不欢迎工会集体谈判制度，但它们还是接受了。

　　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经济停滞，从另一方面证实了马克思的论断。当美国战后经济由长期持续繁荣开始转入停滞，美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落后于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尤其是德国和日本的时候，美国的商业领袖达成了战略共识，即依靠工人阶级的支持赢回他们的竞争优势。这样，他们毅然决然地踏上了为维护自身利益而改变阶级力量平衡的这一长期征程中。

　　他们成立新的组织如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复兴反对工会的商会，计划大幅降低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正如当时《商业周刊》总结的那样，“这对很多美国人来说就是难以下咽的苦药——付出很少却想得到更多……在现代经济史上，从未有哪个国家经历过美国当下所处的危险境地，美国人民只能接受失业的新现实” 。这个现实就是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企业福利政策体系，当符合企业利益时就欢迎政府干预，而远非他们所声称的要始终坚持“完全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规则”。2007－2008年经济危机时期，针对银行和企业的救助法案生动地证实了这一事实：联邦政府不仅挽救了一批华尔街巨头（正是他们的贪婪引发了金融危机），而且也允许公司利润回流高层 。

　　30余年来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体系带给全球工人阶级的只是痛苦。这种后果不是简单的副产品，而是自由主义政策的目的所在，即单方面摧毁工人捍卫自身生活水准的唯一方法——工会的阶级斗争。1979年英国撒切尔夫人和1980年美国里根在大选中获胜，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胜利。里根总统就职数月之内，就向职业航空交通管制人员组织（PATCO）成员开火，解散了该工会。

　　从那时起，美国的资产阶级享受到民主党、共和党双方的自由主义政策的支持，无情地对付工人和穷人。2010年12月，奥巴马总统延长布什对富人减税的决定，就表明了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一样都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理念。

　　当今的阶级不平等同19世纪晚期自由主义的黄金时代相似，这绝非巧合。当时敛财大亨们靠反对工人组织工会而发展壮大，同样，破坏工会也是当今新自由主义策略的核心特征。他们做得很成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企业向传授破坏工会技巧的公司支付了大概5亿美元，用以购买相关文本，文本中有这样的承诺：“本书第二章告诉你，怎样在雇员压榨你之前压榨他们，并让他们在获得很低报酬的时候还能保持微笑；怎样用计让他们陷入低工资陷阱而无法轻易逃脱；怎样不断聘用和解雇人员，并从中渔利。”

　　克林顿任职总统期间，人们错误地认为，靠纳税人支持的“福利皇后”（welfare queens，即对那些惯于以欺诈和伪造手段谋取各种政府福利金的人的一种轻蔑称呼）计划，为限制“我们所知道的福利”提供了思想辩护。现在人们也错误地认为，汽车工人获得更多的工资已经成为当下削减制造业工人薪水的理由。早在2008年，《纽约时报》就虚假地声称，汽车工人联合会（UAW）成员平均时薪（含各种福利）已达到70美元，而当时新进工人的起薪仅为每小时14.5美元。这一时期私营企业工会成员数量呈螺旋形下跌态势。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0年私营企业工会会员仅占员工数量的6.9%，而前一年这一数据是7.2%。

　　征服了私营部门之后，决策者和媒体开始将目光转向公共部门劳工，虚构出公共部门工人“被超额支付和无法胜任”的假象，使之成为削减社会开支的替罪羊。面对36.2%的入会率，他们造谣说，公共部门工会同社会福利保险一道造成了政府赤字膨胀，结论是必须取消公共协商权利以平衡国家财政预算。《今日美国》声称：“威斯康辛州是美国公职人员薪资水平高于同一州内私营部门平均薪资水平的41个州之一。”这样的报道显然是想挑起公共部门劳工和私营部门劳工的冲突。但是，2008年救助银行的政策实施后不久，进入经济发展恢复期的、数以百万计的、面临长期失业和生活水平降低的工人已不会再受统治阶级蛊惑了。

　　二、威斯康辛州：未来即在当下

　　在2011年2月爆发的保卫威斯康辛州公共部门工会的斗争中，显示出这些年来最广泛和最坚定的阶级团结。超过10万名抗议者参加了这场斗争，同时数以千计的工人和学生占据了位于麦迪逊的州议会大厦达数周之久。

　　威斯康辛州的工人打出了“像埃及人那样去战斗”和“马诺比•沃克”这样的标语，显示出他们对刚刚发生的驱逐独裁者穆巴拉克的埃及革命的认同。“大罢工”的呼喊声充斥着麦迪逊议会大厦的圆形大厅，同时工人和学生还讨论着推进斗争的战略策略，显示出美国劳工运动中很少见的民主景象。威斯康辛州工人的斗争同样激励着开罗的抗议者。开罗解放广场的抗议者也曾举着写有“埃及人支持威斯康辛工人——同一个世界，同样的苦难”的标语牌。

　　无论是否会员，工会支持者都承认威斯康辛州幸存的公共部门工会需要挫败州首脑沃克用来剥夺它们最基本的集体谈判权利的立法。此外，沃克的图谋不是孤立的行为，他是执行共和党统治下的俄亥俄、密歇根和印第安纳诸州协商战略的先锋。这一行为得到了民主党统治的诸州响应，包括纽约州长库奥默。放眼美国，诸州都在同时攻击公共部门劳工。

　　在威斯康辛州进行斗争的同时，一项《纽约时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共同进行的新闻民意调查显示，公众舆论反对与支持全国范围内削弱公共部门雇员谈判权利的比例约为2:1。威斯康辛州的工人在试图避开最新攻击的斗争中并不孤单。在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密歇根州及其他地方，成千上万的工人也在抗议本州立法者强加的类似反工会法案的计划。在威斯康辛州和印第安纳州，感受到选民怒火的民主党立法者消失了数周，以躲避占议会多数从而能轻易通过法案的共和党人。

　　威斯康辛州的公共部门工会已经同意沃克削减工资和津贴的所有措施，并且很高兴地宣称，他们只为保住集体谈判的权利。然而，工会已经准备好动员成千上万的工会会员在麦迪逊抗议，甚至有些没有受到法案影响的工会也参与进来了。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消防员也热心地参与到占领议会大厦的斗争中。这一运动在早期，是由关键的工会领导人发起的。虽然威斯康辛州公共部门罢工是违法的，威斯康辛大学教育协会理事会（WEAC）仍然呼吁教师在2月17和18日请病假，加入到在麦迪逊的抗议活动中。威斯康辛州原美国教师联合会（AFT）也给予威斯康辛工人以信心和胜利的希望。

　　很清楚，人类的斗争是为了拓展生存空间——如果不是，抗议的愤怒和规模会自行推进斗争前进。但即使抗议越来越多，工会官员似乎不确定是否该使之升级或暂时回避以就此告终。2月21日，威斯康辛大学教育协会理事会主席贝尔命令教师返回工作岗位。不久，威斯康辛州南部的中央劳工联盟（SCFL）和制伞工会组织，代表麦迪逊周边6个县的4.5万名工人在其网站上发表了如下声明：“沃克签署‘预算削减法案’之时，就是威斯康辛州南部中央劳工联盟支持开展总罢工之日。”这项声明强烈地暗示工会运动会逐步升级，但是并没有出现实际行动。确实是这样，当3月11日沃克签署法案的时候，工会领袖毫无作为。

　　共和党人成功地在威斯康辛州、密歇根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通过反工会措施。然而，那种认为当前阶级斗争状况仅是阶级关系恢复以往状态的昙花一现的观点，可能是错误的。相反，它有可能标志着即将来临的新时期的揭幕战，尽管整个2月份威斯康辛州没有发生任何罢工。

　　事实上，在威斯康辛州发生的这场斗争远远没有结束。有证据表明，有1.5－2万名抗议者于3月14日再次聚集在麦迪逊议会大厦发表声明：“战斗没有结束！”威斯康辛州数个法院驳回了新法案，将上诉威斯康辛州最高法院。工会活动家已开始撤销对热心参与反对工会活动的共和党的支持。本文写作之时，工会活动家和支持者已经在议会大厦周围设置了命名为“沃克维尔”（Walkerville）的帐篷城——以大萧条时期的“胡佛村”（Hoovervilles）为原型，以继续推动国家财政预算请愿活动。

　　三、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会的理论

　　活动家开始寻求自上而下地重建劳工运动时，威斯康辛州的运动不但显示出工会的巨大潜力，也显示了它极大的局限性。威斯康辛州的阶级运动显示出10年来美国劳工运动的危机。罢工人数分别在2009年和2010年达到最低点。数据表明，即使在2010年，工会会员人数大幅降低到占工人总数的11.9%（2009年这一数据是12.3%，1979年为24.1%）的情况下，工会领导人仍不愿使用罢工这一工人最有力的武器。数十年工会谈判的讨价还价所达成的成果，实际上已削减了工人阶级的日常工资水平和福利。

　　历史已经表明，工人入会率与阶级斗争水平相关。如果当前阶级力量的平衡仅能通过复兴阶级斗争来转换，那么工会活动家面临的关键挑战就是怎样将工会变成战斗组织。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必然需要一步一步来，普遍地强化工人尤其是工会会员的斗争能力。

　　1．工会的矛盾性

　　工会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人对抗雇主的组织基础。作为斗争的载体，它们对未来工人阶级解放自己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工会也存在着矛盾的地方：不但要为改变工人的被剥削地位进行谈判，还要为实现工人阶级革命斗争提供媒介。此前，马克思与他的终生战友恩格斯也曾清楚地表述了工会在资本主义初期的革命进程中的矛盾作用。

　　“很长时间以来，‘分而治之’都是统治阶级的法宝。资本家强迫工人与工人进行竞争——例如本国的与外国的工人，熟练工与新手——寻找任何能让工人脱离工会组织的机会，这样就能减少对雇主的威胁。”恩格斯在1845年这样写道。

　　“但是这些工会及其所组织的罢工，其意义首先在于：它们是工人想消灭竞争的第一次尝试。它们存在的前提就是工人已经懂得，资产阶级的统治正是建立在工人彼此间的竞争上，即建立在无产阶级的不团结上，建立在一些工人和另一些工人的对立上。而正因为工会努力反对竞争，反对现存社会制度（虽然这种努力有很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所以这个社会制度才把它看得这样的危险。”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期望的革命进程远远快于历史现实，但他们也已经发现，通过组织工人参加工会以减少工人间的竞争乃是推动工人阶级斗争的关键；而且经过一段时间的挫折，资本主义会促使工人重新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正如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样：“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

　　社会主义历史学家德雷珀也有相似的评论：“致力于阶级斗争，但不必‘相信’阶级斗争，就像没有必要相信牛顿从飞机上坠落一样。没有证据表明工人比其他人更愿意斗争，现实是资本主义强迫并迫使他们习惯于这样做。”

　　在这种背景下，发生在威斯康辛州的战斗已显示出资本主义是怎样地再一次迫使工人反抗，从而打开重建基于团结斗争的工人运动的大门，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有许多工作需要做，因为30年来新自由主义已经成功地迫使全球范围内各种族的工人之间进行相互竞争。

　　2．革命进程

　　美国工人运动的当务之急，是改变阶级力量平衡的局面。但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阶级斗争的新阶段为工人阶级革命提供了另一条途径，即通过训练，工人不仅要颠覆整个体系，而且要共同治理社会。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说得很清楚：“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将阶级斗争看作是工人阶级从“自在阶级”上升为“自为阶级”的方式，是实现自我解放的必要的前提条件。正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说：“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劳动者。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中，这批人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而阶级同阶级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

　　二三月间在麦迪逊表现出的惊人的阶级团结是建立“自为”的工人阶级的一个跨越——来自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工会会员、非工会会员以及全美国的学生和支持者，都决心捍卫威斯康辛州的公共部门工会。

　　恩格斯认为，工会所领导的罢工是训练工人进行阶级斗争的“战争的学校”，是实现阶级解放的先决条件，“当然，这些罢工还只是前哨战式的小接触，只是间或才转变为较严重的战斗；它们还决定不了什么，但它们确凿地证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决战已经迫近了。罢工是工人的军事学校，他们就在这里受到训练，准备投入已经不可避免的伟大的斗争中去……作为斗争的学校来说，罢工是不可缺少的”。

　　同样，德雷珀也认为，“工会运动是不那么好战的训练无产阶级的学校，包括训练工人干部管理社会的能力。”恩格斯指出：“工人管理他们巨大的贸易世界的同时已经证明了他们能够胜任行政和管理工作。”

　　既然工会存在是为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进行谈判以改善工人地位，因此革命分子的额外目标就是加强工人阶级的斗争能力，在工人大众中扩展和深化革命领导。同样，斗争的每个阶段——无论是胜利还是失败——都是革命进程的重要契机。这不是固定的模式，它包括战略和策略的改变，以适应阶级斗争的每个阶段。

　　3．地位谈判

　　工会是最好的阶级斗争的载体。但既然它们的基本功能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通过谈判来改善工人阶级地位，那么它们的存在或废除就取决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延续与否。正如克里夫和格卢克斯坦所说：“平时工会活动的普遍指导方针不是推翻资本主义，而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改善工人的条件。实际上，工会已演变成为安静地接受体系制定的框架，并且既不排斥讨论政治问题，也不支持、不挑战现存社会秩序的改良主义政党。”

　　在马克思、恩格斯一生中的某些时段，工会领导阶级斗争不断前进；而在另一时段则抑制了运动。在工会运动消退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悲痛地控诉工会的立场。恩格斯在1871年写道：“工会运动，包括规模大、强有力且富裕的工会变得越来越成为运动的障碍而不是进程中的手段。”

　　在俄国革命中，列宁虽也同意马克思、恩格斯对工会运动的态度，但他也对工会的历史作用进行了反省，认为它们的立场常常游移不定。1899年列宁写道：“工人觉悟到，政府是他们的敌人，工人阶级为了争取人民的权利应当做好准备同政府作斗争。工人的这种觉悟，随着罢工运动的开展愈来愈坚定和提高了。总之，罢工教会了工人要联合起来；罢工告诉他们，工人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同资本家进行斗争。罢工教会了工人考虑整个工人阶级反对整个工厂主阶级和反对专制警察政府的斗争。正因为这样，社会党人才把罢工称作‘战争的学校’，在这个学校里，工人学习对敌人进行战争，争取把全体人民和全体劳动者从官吏和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仅仅3年之后，列宁在其著作《怎么办？》中少见地用负面的措辞描写了工联主义者：“人们经常谈论自发性。但工人运动的自发的发展，恰恰导致运动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因为自发的工人运动就是工联主义的、也就是纯粹工会的运动，而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 然而又过了3年，在1905年革命时期，列宁又转变到之前的思想。他评论说：“工人阶级本能地、自发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

　　以上的评论显得矛盾，但是代表了马克思主义者对工会在日常阶级关系中矛盾作用的深层次理解。工会作用的第二个方面限制了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政治作用。工会代表了某一职业或行业的所有工人，如能够组织更多的工人加入工会，其在斗争和其他行动中使用经济实力的能力就越强。

　　所以，工会越大越强，就越会减少工人阶级内部的竞争。但是这种经济实力限制了工会的政治作用。俄国革命家托洛茨基指出：“工会囊括了各个阶层的广大群众。包含的群众范围越广大，工会也就越接近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但是组织在广度上越有所得，那么在深度上也就难免越有所失。工会及其领导阶层的机会主义、国家主义和宗教倾向，表明工会不但包含先锋队（大多数积极的工人），也包括普通的大众。因此，工会的弱点也即来自它的优势。”正因为如此，工会不能转变成革命的组织。这个历史性的政治角色明确无误地显示只能由革命政治组织和政党来承担。

　　4．工会的官员

　　得益于最新的经验，克里夫和格卢克斯坦详细说明了工会官员的作用：相信来自下层的压力能使工会领导走向革命道路，是错误地理解了官僚主义的本质，传播这样的幻想钝化了工人的觉悟和行动。工会领导可能会被诱使顺从群众的某些意愿，但是他们永远不会代替群众的集体行动。因此群众的自发行动是最重要的 。

　　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之后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者）频繁地指出他们对工会领导的失望。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曾再三抱怨同业工会领导拒绝扩大工会运动到其他行业的做法 。“似乎各处无产阶级运动的部分工人领袖应该变得意志消沉成为法律，”恩格斯1869年写道。马克思在1878年也同样说道：“英格兰工人阶级的领袖整体都变得腐化并且成为职业的挑拨者。”

　　如果工会的作用仍是就工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被剥削地位进行谈判，那么工会官僚仅是代表会员进行谈判，因此他们的阶级定位就是矛盾的。全职的工会官僚并不是工人本身，他们谈判所订立的关于会员的合同并不影响他们自己的薪水和工作环境。就算合同同意裁员，工会领袖仍旧不会失业；即使削减工资，他们仍会保有同样的薪水和工作条件。

　　因此，工会领袖既不是工人也不是资本家，而是二者的中介人。既然缺乏来自底层的压力，他们更可能会接受上层的压力。正如德国革命家卢森堡所描述的那样：“由于领导人的职业活动的专门化，由于同稳定时期分散的经济斗争自然联系在一起的狭隘眼界，工会官员身上很容易滋长官僚主义和偏见。但是，这两种弊端表现为一系列的倾向，对未来的工会运动本身可能危害极大。其中第一个倾向就是过高地评价组织，使组织从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逐渐地变为目的本身，变为至高无上的财富，斗争的利益经常服从它。那种因为害怕冒较大的风险、害怕会危及工会存在的莫须有的危险，害怕没有把握的较大的群众行动而公开承认的维持稳定的要求，此外还有对工会的斗争方式本身及其前景与成果的过高评价，也都可以用这一原因来解释。”

　　诚然，为改善工人地位，工会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进行的谈判也会受经济周期的客观限制。在经济繁荣期，资本家会比较容易地接受工会的要求，然而在衰退期和高失业率条件下，形势就颠倒了。然而不管怎样，经济周期不能解释近30年来工人阶级薪资水平的下降和工会会员人数的减少。衰退的唯一解释就是新自由主义对工人阶级的大范围和持续性的袭击以及美国工会官僚机构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美国劳工官僚机构的保守主义不但表现在近年来工会官员对斗争的痛恨上，也表现在工人长期以来对民主党（自称亲资本主义政党）的依赖上。克林顿和奥巴马在竞选中对工会作出重要承诺，从而很快就职。但是不论是克林顿的废除禁止永久性雇佣罢工工人（这是最受公司欢迎的反对工会的战略）的承诺，还是奥巴马的通过雇员自由选择法案的保证都未能兑现。

　　然而，过去10年在工会会员人数和薪水不断下降到危机点的情况下，工会对民主党的支持仍在继续。每次选举，民主党候选人都能继续得到工会大量的政治和经济支持，而不需要或很少需要回馈什么。工会高层官员因为获得相当于公司高层主管的高额薪水而更加不愿改变现状。正如李希顿斯坦所写的那样，比较美国和欧洲的工会官员，美国工会雇佣的全职官员在工人运动世界里人数最多、待遇最好……美国的工会高层官员与工人的比率在20世纪50年代末是1∶300，而欧洲平均仅为1∶2000。1960年，美国有6万名全职工会工作人员，而英国仅有4000名 。

　　而且，布伦纳在《工人学报》上披露说，美国工会官员年薪已超过10万美元，是2000－2008年间的3倍。据最新统计数据，年薪超过15万美元的人数也是过去的3倍……2008年大约有1万名工会官员年薪超过10万美元，总额高达12亿美元。事实上，5名最高层工会官员仅年薪就超过50万美元，而且最顶层的15人年薪都超过40万美元。布伦纳还写道：“年薪超过15万美元的官员属于美国5%最富有的阶层。同时，普通工会会员2008年年薪仅为4.8万美元，美国人的平均工资则为4万美元。” 正当工人阶级为斗争做好准备之时，过去的历史已经成为今天工人运动的沉重负担。

　　5．理论和实践

　　工会工人是扭转局势的关键，当今工会的定位必须以系统化阐述政治观点为中心。无论工会官僚有多么僵化和不民主，社会主义者必须参与到工会中去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曾忠告说：“应该善于作出一切牺牲，克服极大的障碍，在一切有无产阶级群众或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机关、社团和协会（哪怕这些组织是最反动不过的）里有步骤地、顽强地、坚定地、耐心地进行宣传和鼓动。而工会和工人合作社，恰恰就是（后者至少有时是）这种有群众的组织。”

　　为了实现增强工会普通会员的斗争潜力，工会民主至关重要。但是，并没有预定一系列步骤来实现这一目标，而且没有必要根据工会领袖的政治背景来决定他们在阶级斗争中的角色。据矿工领袖路易斯的政治背景（坚定的共和党人和反共产主义者）判断，他不可能成为20世纪30年代产业工会斗争的先锋人物，然而路易斯却承认，美国劳工联合会（AFL）拒绝接受非技术工人，因而阻碍了工人组织的发展。他领导了一次美国劳工联合会内部的分裂，有效地发起了建立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CIO）的浪潮。而且，路易斯打算像他在美国矿工联合会（UMWA）所做的那样，用自上而下的模式来运作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但是，阶级斗争的规模常常阻止路易斯领导劳工大众举行罢工，占领工厂，尤其是在1936－1937年间的汽车工业。

　　马克思主义为理解工会官员的优柔寡断提供了理论基础。下文中，克里夫和格卢克斯坦列举了在实践基础上“领导大众的革命政党和包括左右翼的工会官僚的共同行动”：这种共同行动对发展工人进行阶级斗争是有益的，因为即使最左翼的官僚仍是不可靠的和动摇的，二者暂时性的联合可以从整体上削弱官僚的控制。一个革命的政党必须清楚，怎样找到左翼和右翼官僚的分歧；通过利用这种分歧，大众的独立性、主动性和自信会变得越来越强。党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大众在一定条件下不会相信左翼官员，并对激进言辞产生信仰。党必须时常提醒工会主义者：即使官员处于工人起义运动的领袖地位，他们也必须更好地控制运动。

　　与左翼官僚的联合只是发展运动的一种方法。即便是最好、最激进的说辞，也不应该取代工人群众的运动本身。这种联合如其他所有工会策略一样，评价标准仅有一个，即是否使运动活跃，因而提升了工人的信心和觉悟 。

　　托洛茨基在《关于英国的著作》中也指出了这点。他写道：“与优柔寡断的领导联系，有时只能是让他们站在群众队伍的前面。” 这样说，实际上是回避了问题的实质：社会主义者应该竞选工会官员取代这些“优柔寡断的领袖”吗？以上克里夫和格卢克斯坦提出的构想已经作出了回答：所有工会策略的评价标准仅有一个——是否使运动活跃，因而提升了工人的信心和觉悟。在革命时期，大多数工人已经在进行斗争，并且革命也已被提上日程。既然革命的工会领袖能够轻易地与革命运动相协调，那么答案就非常清晰了。

　　但在不那么激进的时代，作这样的决定却是非常困难的。过去30年，许多劳工运动最有献身精神的激进分子都成为工会的领袖，他们的努力也取得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成果——虽然阶级斗争没有取得显著突破。例如，由于反战工会活动家广泛而持续的压力，2005年AFL-CIO大会投票通过支持呼吁美国立即撤回驻伊拉克军队的决议。此举改变了美国劳工运动多年以来不加批判地支持帝国主义的一贯作法。

　　在工会选举中，社会主义者不能对改革漠不关心，同时也必须积极支持其他巩固工会民主的具体措施。然而，情况正是如此，担任全职的工会官员经常产生与雇主妥协的实质压力。这种来自上层的压力能轻易地导致保守主义，即使是最善意的领袖也是如此，特别是在没有来自底层大众的压力平衡的情形下。

　　综上所述，革命领袖不是自封的，只能凭借领导工会运动而获取——为了确保最富战斗力的劳工能组织起来，领导底层的斗争，而不管是否取得现任工会官员的同意。如果这个战斗者集团仍是工会会员中的少数，那么增强他们的信心和影响力可能是最有效的策略。

　　以下几种方法有助于凝聚战斗者组织，并加强工会组织之间的联合。即使赞同合约的会员占90%，反对的人占10%，社会主义者也应在实际斗争中更加重视团结，扩大这些人数虽少的积极分子的影响。克里夫和格卢克斯坦也描述了在工会内部训练革命党党员的必要性：党必须以集体控制个体，个体从属于当地或者工厂的党支部……工会内部的选举应该加强而不是取消大众的力量 。

　　6．远景的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一个出发点，但对当前工会中的社会主义者来说，仅是一个出发点。在阶级斗争即将来临的特殊时刻，并不存在对所有工会都具适应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公式。工会并不是在真空中谈判，而且工会领袖也不能支配阶级斗争的未来。战略和策略需要在实践中确定，而且那些决定阶级力量平衡的多种因素都不是静态的，而是经常变化的。那些始终认为“工会官僚的背叛”是阻碍阶级斗争前进的关键的宗派主义者，已经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渐行渐远。正如卢森堡在1905年俄国革命之后写作的《大罢工》中所说：“如果说俄国革命对我们有所教益，那么这首先就是：群众罢工不是人为‘制造’的，不是凭空‘决定’的，不是‘宣传’出来的，它是在一定的时刻以历史必然性从社会状况中产生出来的历史现象。因此，不是靠对群众罢工有无可能性和利弊进行抽象的臆想，而是通过对现阶段阶级斗争中造成群众罢工的那些因素和社会状况进行研究。换句话说，不是从意愿的立场出发对群众罢工作主观判断，而是从历史必然性的立场出发对群众罢工的根源进行客观考察。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和讨论这个问题。”

　　战略和策略必须在每个特定历史阶段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加以评估考量。美国托派运动的创始人卡农曾这样描述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重要性，“首要问题是远景的问题。我们的目标是什么，要考虑哪些因素，社会趋势是什么？必须首先解答这些问题” 。未来阶级斗争的定位对于确定远景目标来说至关重要。在同一篇文章中，卡农列举了共产党1928年5月采纳工会决议的重要性——在大萧条时期，工会数量猛增的数年前，决议就预见到“工业不景气的蔓延及其在工人中产生的激进影响”。精准的判断还在继续，决议不仅预计到工人中躁动的不安状态，而且预见到大规模斗争的前景，尤其在工人尚未组织起来的汽车、橡胶、纺织和肉类加工等行业。这些行业雇佣了大批工人，他们受着残酷的剥削而未能得到现有工会的保护，他们的斗争情绪正在高涨。

　　在当前形势下，共产党唯一可能的路线是，考量工人中滋长的不安状态以及进行斗争的意愿，将罢工的组织和准备工作交与工会。

　　既然认识到阶级斗争大潮即将汹涌而来，那么为它做准备就是必要的。威斯康辛州以及遍及美国中西部地区的阶级斗争的爆发，打开了未来阶级冲突的魔瓶。毫无节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体系导致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过这个政策仍然没有改变。资产阶级将继续攻击劳工，直到阶级斗争迫使在危机状态中的阶级力量对比发生逆转。

　　我们将面临很多挑战、胜利和失败。在革命党准备自己领导工人阶级实现自我解放（工人阶级不仅要推翻旧体系，而且要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统治社会）的革命进程中，这是不可避免的。（注释略）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冯浩 译）

　　（编辑：刘德中）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