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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关注国际金融危机的后续发展
自从2009年6月世界经济走出衰退以来，人们通常认为由美国次贷危机发展而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已经结束，世界已经进入了后危机时代。然而，世界经济两年多来的发展说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仍在继续。世界经济复苏前景扑朔迷离，全球失业人口数量上升，发展不平衡问题更加突出，特别是从衰退后世界经济“双层双速”复苏到美国的贫困程度创52年来新高，欧美债务危机的爆发使世界经济面临二次衰退的危险，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的后果正在西方国家引发社会动荡等趋势和问题，尤其需要我们密切关注。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广度和深度、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有一个更加符合客观实际的认识，也才能对它们对于我国的影响在思想和行动上有一个必要的应对准备，以更好地推进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一、从衰退后世界经济的“双层双速”复苏到美国的贫困程度创52年来新高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源起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但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银行也参与到投资美国次贷债券的旋涡中，因而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发酵，欧洲一些国家的股市遭到重挫，进而其金属、原油期货现货以及黄金等价格大幅跳水，美国的次贷危机迅速发展成国际金融危机。又由于发展中国家与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保持着原料和商品的进出口关系，因而在国际金融危机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也势必严重受挫。
世界银行在2009年6月22日发布的年度《全球发展金融报告》预计，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在2009年的增速由2008年的5.9%降至1.2%。拉美的经济增长也由2008年的4.5%放缓到2009年的2.5%。同样的原因，虽然印度的工业生产指数在2008年9月同比增长了5.5%，但到了10月，却同比负增长0.4%，11月同比增长2.4%，12月又同比下降2%。从2008年第三季度起，中国的经济也持续下滑，2008年的经济增长率从2007年的11.4%降为9%，进出口虽然到2008年10月仍在增长，但增速已明显放缓，到同年11月和12月，全国进出口总值开始表现为负增长，11月全国进出口总值同比下降9%， 12月更同比下降11.9%。
相比较而言，在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中，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的新兴经济体的情况，又毕竟不同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本身受到危机的冲击相对较小，而且大多为实体经济，银行业一般来说并没有受到根本性的冲击；它们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经济发展方式还没有完全转变，对于外部的依赖仍然较大。因而，在衰退后复苏的情况也不同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欧洲国家复苏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要解决债务危机的问题；美国经济复苏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要摆脱房地产市场危机和开始创造必要数量的新的工作岗位，依靠国家加大贷款和给经济注资虽能稳住经济局势，却会大幅增加国家债务和预算赤字；新兴经济体在复苏中所面临的，则主要是要反通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因此，世界经济在复苏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双层双速”状态。就是说，中国等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不仅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不同的速度复苏和发展，而且其复苏和发展速度要数倍地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这里还需要说明的一个问题是怎样观察美国的情况。众所周知，美国是这次危机的发源地，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后扩展为国际金融危机，随后就是金融体系陷入崩溃、长期而严重的经济衰退，仅从2007年底到2009年第一季度，美国就蒸发了9万亿美元的财富。以致当时有许多人担心美国能否复苏，但事实却是不仅美国的衰退幅度低于欧洲和日本，而且其复苏的程度也好于欧洲和日本；它不仅在2009年第二季度结束经济衰退之后开始复苏，如在2009年第一季度经济负增长6.4%之后，到同年第四季度就变成了5.9%的正增长率。接着在2010年以后还缓慢地继续复苏：2010年第一季度的增长率为0.3%，第二季度为2.4%，第三季度为2.6%，第四季度为3.1%；2011年第一季度为1.8%，第二季度为1.3%。振兴制造业成为美国经济复苏的一项重要内容，如在2011年第一季度，美国制造业的产值增长了9%，为美国整体经济增速的5倍。但在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美国的经济衰退比原先预计的程度要深，直到2011年第二季度，美国的实际GDP还没有恢复到这次经济衰退以前的水平；美国经济的复苏越来越疲软乏力，一度增长强劲的制造业的发展也趋于停滞；特别是美国的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自从2009年7月美国的失业率达到9.4%这一25年来的最高水平以后，两年多来就一直在9%上下徘徊，有时甚至超过10%，2010年为9.6%，到2011年10月还在9.1%以上，所以美国这两年多以来的复苏，实际上是一种“没有就业增长的复苏”。影响所及，美国在经济复苏情况下的消费也没有恢复增长，这是1945年以来从未有过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不断下跌，以致奥巴马称美国经济患上了“心脏病”：“我们经历的是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一般来说，在经历过这样的金融危机之后，病人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康复。这种情况就是经济患了心脏病。虽然病人活过来了，正在渐渐恢复，但是康复的速度非常缓慢。”[1]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则说经济危机正在按最糟糕的脚本发展。他认为所发生的一切是历史上最阴暗的。削减赤字政策阻碍了美国和欧洲经济的发展。美联储和其他央行的经济专家为了治病开出的药方只是加深了病痛，降低通胀和减少工资没能刺激就业，反而增加了债务负担，这是非常糟糕的脚本。他担心现在正处在（继1873年恐慌之后持续数年的通货紧缩和经济动荡，以及1929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持续数年的大规模失业现象之后的）第三次萧条的早期阶段。
在这种复苏疲软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美国的贫困程度创52年来新高。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报告，美国的贫困人口已从2009年的4360万人（占14.3%），上升到2010年的4620万人（占15.1%），这是连续第三年上升。现在差不多每6个美国人中就有1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自2007年以来，美国家庭的中值收入也减少了6.4%，比1999—2001年经济衰退前的峰值低了7.1%。欧盟27国现在也有8500万穷人（月收入低于本国平均水平的50%者），每6个欧洲人就有1个生活在贫困当中，欧洲现有2300万人失业，是一年前的5倍，25岁以下年轻人的失业率为20%，西班牙则更是达到欧洲最高的44.5%。
二、欧美债务危机的爆发使世界经济面临二次衰退的危险
正当西方国家在复苏道路上缓慢爬行时，2010年5月欧洲又爆发了债务危机。这里所说的欧洲债务危机不是指欧洲地区的私人部门的债务危机，也不是指欧洲地区银行的债务危机，而是属于欧洲地区银行系统的金融债务危机。其实这种危机早在2008年9月以后，在欧洲地区就屡见不鲜了，为此，2008年9月18日，英国莱斯银行宣布收购英国哈利法克斯银行；9月28日，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政府宣布挽救富通银行；9月30日，法国、比利时和卢森堡向德克夏银行注资，如此等等。显然，这里所说的欧元债务危机，是指欧洲地区的国家公共机构的债务危机，指欧洲的某个国家以发行国债的形式所产生的债务发生了危机，也即所谓主权债务危机。
按照国际公认的国债负担率60%的警戒线，希腊、爱尔兰、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德国、英国、加拿大、美国、日本等国的债务都已超标。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2010年第四季度欧洲部分国家的债务是：希腊为157.7%，意大利为120.3%，爱尔兰为112.0%，西班牙为101.7%，比利时为97.0%，法国为84.7%，德国为82.4%。此次欧洲债务危机的导火索是2009年12月标准普尔、穆迪、惠誉等全球三大评级机构将希腊主权评级下调，直接导致希腊陷入财政危机。2010年4月23日，希腊正式向欧盟及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援助请求。影响所及，引发爱尔兰、葡萄牙等国相继爆发债务危机，欧美股市暴挫，欧元大幅下跌。同年5月10日，欧盟和IMF斥资7500亿欧元救助欧元区成员国。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它说明问题的解决已经超出了银行的能力范围，已经落到了政府头上。此后，主权债务危机的幽灵一直在欧洲大陆徘徊不去，到了2011年继续发酵，继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接受外援之后，欧元区主要成员国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的债务问题也开始牵动市场神经，债务危机正从欧元区外围国家向核心国家蔓延，欧债危机愈演愈烈。人们开始公开讨论欧元区解体或分裂的危险。如果说在2007—2009年处在经济震荡中心的是美国的话，那么，在2010年，这个经济震荡的中心就转到了欧洲。
为什么在欧洲会密集地出现主权债务危机？一般认为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结构性失衡，二是高福利制度。所谓结构性失衡，首先是说欧盟内部的区域发展失衡：如德国、法国等核心国家拥有能支撑其经济持续发展的支柱性实体产业，而如希腊、葡萄牙那样的外围成员国，则只有旅游、房地产、虚拟经济等支撑其经济发展，缺乏内生性增长动力，结果就沦为产品销售市场和旅游度假地。在欧盟的复苏过程中，2010年第二季度德国经济的增长对于欧盟经济复苏的贡献率竟高达67%，这就足以说明这种失衡的严重程度。其次，结构性失衡又指欧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把欧元区的货币发行权赋予了欧洲中央银行，而欧元区各成员国又掌握各自的财政权，致使它们往往仅从推动本国的经济复苏出发，不顾实体经济的增长程度，用大规模的赤字财政去刺激经济复苏，从而为其债务危机埋下伏笔。所谓高福利制度，是指二战以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思想精神方面借助于强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凯恩斯主义的盛行、在经济物质方面借助于在20多年“黄金时期”中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广泛推行的高福利制度。早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西方国家的经济进入停滞膨胀的新阶段，西方社会的高福利制度就因为失却其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的支撑而陷入种种危机之中，特别在欧洲，欧盟各国的平均社会福利开支接近于其GDP的30%，远远高于美国的16%、日本的19%，更显得负担沉重、难以为继，在欧盟的一些经济发展滞后的国家尤其如此。然而，那里的政党竞选制度却驱使一些政党为了讨好选民，不惜以举债维持甚至提高社会福利水平；而过高的福利水平又反过来消磨了欧洲企业和民众的创新进取精神，阻碍着其就业率和商品竞争水平的提高，这就更使它们债台高筑。
除此之外，近几十年来西方国家流行的“寅吃卯粮”般的举债消费、提前消费的生活方式，给富人减税、降低政府的收入，以及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注资为一些银行和企业解困等举措，也使一些欧洲国家在债务危机的泥潭里越陷越深。目前，欧债危机的发展已经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德国《世界报》对17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进行问卷调查后得出结论，主权债务危机是经济繁荣的杀手，国家的举债瘾正在破坏西方的制度，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已成为整个西方制度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难题，它将使欧美经济长期停滞，欧元区甚至可能分崩离析。全球知名投资银行经理、私募基金总裁等近期在纽约举行的论坛上普遍认为，欧债危机比2008年的雷曼破产更严重。罗伯特•J.萨缪尔森甚至说，我们正漫不经心地与又一场金融危机调笑。目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又在向银行业蔓延，2011年10月4日，法国和比利时合资的德克夏银行因“结构性问题”再陷困境而遭拆分，成为在欧债危机中倒下的第一家欧洲大银行，它随即引发投资者对欧债危机演化成新一轮金融危机的担忧。
正当欧债危机持续发酵之际，2011年8月5日又爆发了美国主权债务危机，不过是以不同于欧债危机的另一种形式。美国的债务问题是由于长期财政赤字造成的。据统计，在2008财年，美国财政赤字就创下了4550亿美元的新纪录，较上一财年增长了180%；2009财年受金融危机严重影响，美国的财政赤字达到1.42万亿美元，较2008财年又飙升了207%。随着美国经济持续疲软，加上2010年12月通过的两党减税法案，美国2011财年的联邦预
算赤字将达到创纪录的1.5万亿美元，美国的国债总额将在2011年5月逼近14.29万亿美元的法定上限，要是不及时提升债务限额，美国就有不能履行承诺、拖欠债务、丧失信用的危险，而一些共和党议员却一直在反对提升债务限额。因此，在2011年4月18日，标准普尔公司就向美国发出警告，宣布美国虽继续拥有AAA信用评级，但同时却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前景由“稳定”下调至“负面”，就是说，在今后两年左右的时间内，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性会降低其信用评级，这是70年前日本偷袭珍珠港以来美国债务评级首次遭到这种下调的警告。2011年6月2日，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公司也发表声明说，如果美国到7月中旬再不提高其债务限额，就有短暂拖欠的风险，它将考虑降低美国AAA的信用评级。但只是到了2011年8月2日那个最后期限到来之前的几个小时，美国议会民主党和共和党就提高美国债务上限展开的历时数月的拉锯战才在悬崖边上急刹车，以达成妥协而告一段落。两党协议将美国债务上限在14.29万亿美元的基础上增加2.4万亿美元，美国政府承诺将在未来10年削减预算赤字2.3万亿美元。这使总统奥巴马得以签署提高美国债务上限的法案，但同时奥巴马指出，华盛顿这场“人为制造”的危机对处境艰难的美国经济造成了伤害，“很可能令企业和消费者感到不安，是阻碍美国经济复苏的另一个障碍”。[2]2011年8月5日，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因认为美国国会在8月2日通过的赤字削减计划无法使美国的债务状况稳定下来，将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由原来的最高级AAA下调至AA+，并把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置于负面观察名单。两年内，如果美国政府削减的开支低于国会和政府达成的数额，或出现利率升高和新的财政压力，美国主权信用评级有可能降至AA。这是美国的信用等级自1917年获得AAA信用评级以来第一次被降低。
2011年8月4日，纽约股市刚刚经历大跌，次日，美国信用评级下降，西方国家的股市再次暴跌。2011年9月21日，美联储声明，美国经济增长仍持缓慢态势，整体就业市场持续疲软，失业率居高不下，房地产市场仍然低迷。为刺激经济复苏，特对其所持4000亿美元的国债作出以卖短买长（即“扭转操作”）来置换国债期限的决定（被称为“质化宽松”）。计划到2012年6月，出售剩余期限为3年及以下的4000亿中短期国债，同时购买相同数量的剩余期限为6—30年的中长期国债，这实际上相当于延长其持有的4000亿美元国债的期限，以降低长期利率。10月4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又警告国会说，美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双双疲软、“经济复苏接近停滞”。
欧美债务危机暴露了全球结构性问题，全球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IMF在2009年9月20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宣称，全球经济继2008—2009年大衰退之后，刚在2010年略有反弹，如今又受到发达经济体、特别是美元和欧元区持续的债务危机的拖累。新兴经济体，如中国和印度，曾经是经济复苏的重要推动力量，现在面对发达经济体衰退的影响恐难全身而退，因此，全球经济已经进入“一个危险的新时期”。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也发出警告说，世界经济进入“危险区域”，他对世界经济不会陷入二次衰退的信心“每天都在消减”。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彼得•戴蒙德也说，当前世界经济存在二次探底的“真正风险”。
三、国际金融危机的后果正在西方国家引发社会动荡
不仅欧美的债务危机使世界经济面临二次衰退的危险，而且国际金融危机的后果正在西方国家引发社会动荡。长久以来，人们一直把欧洲视为社会政治稳定、经济福利增长、合作协调加强的区域，是一种对民族国家和地区事务进行有效治理的成功模式；把美国看成是人们可以通过媒体和投票箱宣泄愤怒情绪而无需上街抗议的社会。然而，近年来，国际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后果，却在颠覆着人们的这些习惯性印象，正在欧美这些发达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区引发社会政治动荡。
（一）由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高失业率、经济衰退、政府紧缩财政措施等所引发的罢工、抗议和骚乱，在西方国家屡见不鲜
在这方面的典型，当首推希腊。早在2008年12月6日，希腊首都雅典就发生了以警察射杀15岁少年亚历山大罗斯•格瑞格波洛斯为导火索，实际是希腊民众发泄对希腊经济困顿、政治腐败和社会改革趑趄不前的焦虑和怨恨的示威游行和骚乱。这场以大学生为主力军、有大量社会失业人员参加的示威游行，到了夜晚就演变为纵火街头、袭击警察的暴力行动。骚乱在持续的十余日中愈演愈烈，而且迅速蔓延到欧洲20多个国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的愤青怀着对失业率高企、经济衰退的不满，愤而上街劫掠商店、破坏银行、袭击警察；在法国的波尔多，他们在希腊领事馆门外纵火烧车。从发生债务危机以来，每当政府为争取欧盟和IMF的援助而承诺降低财政赤字，实施紧缩性财政政策，提出裁员和削减公务员工资、提高平均退休年龄以及增加燃油税等措施时，希腊数以万计的公务员和私营企业员工就一次又一次地发起全国性大罢工和抗议示威活动，进而引发捣毁商店和银行橱窗的玻璃、向警察泼洒褐色油漆等骚乱。因为欧洲民众并不认可严格的财政紧缩政策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案，也不愿意承担由此带来的经济、社会后果。他们认为，财政紧缩政策的实质是为了确保银行家不受伤害，他们希望政府能找到推动欧元货币体系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出路。
在金融危机的蔓延下，因为反对政府叫人民“过紧日子”而发动大罢工的，还有法国。2009年1月29日，法国各大工会组织了一场有250万人参加的跨行业全国性大罢工，抗议政府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一方面要群众过紧日子，另一方面又动辄上百亿欧元地多次调用巨额资金去支持亏损的银行和汽车业。在理念不尽相同的庞大的抗议示威队伍中，公务员和教师反对政府削减公务员和教师的岗位，医护人员反对政府的医院改革计划，邮局员工反对邮局部分开放资本以逐步吸收私人投资的计划，大型私有企业的员工反对企业大规模裁员，银行基层员工抱怨银行的高级主管拿着高薪把银行带入危机，却让他们每天承受顾客责难，还面临失业威胁。各方郁积的种种不满情绪使得本来就反对在公立部门大幅裁员的工会找到了理由和机会，形成这场声势浩大的抗议浪潮。他们认为，应该通过增加劳动者工资、促进消费，而不是像政府提出的通过增加投资来刺激经济发展；他们要求保护就业，反对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法国共产党全国书记玛丽-乔治•比费在罢工举行前三天会见媒体记者时指出，这次金融危机应该让造成危机的人来承担责任，而不是让劳工阶层承担减薪、失业的风险。
（二）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欧洲经济低迷、失业率不断攀升，为极右翼势力把其反多元文化、反外来移民的理念推向极端提供了肥沃土壤，在此基础上滋生出挪威“7•22”爆炸枪击恐怖血案
20世纪60年代，欧洲大陆以基督教信仰下的世俗民主政治作为接纳和整合主要来自伊斯兰世界的外来移民的精神基础，并在26年前实现了持有“申根国”身份证或签证人员在欧洲各地的自由流动，以促进欧洲一体化。这些外来移民曾对欧洲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同时，这些以宗教为效忠对象的穆斯林移民又是难以被“归化”和融合的，而且随着移民数量的不断增加，伊斯兰教在全欧洲范围内成为第二大宗教，乃至其超越基督教的发展趋势日增。欧洲大陆所面对的这种经济社会治理困局，在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后更加严重了：多数欧洲国家在危机初期的2009年就因内需低迷、出口下降，大量企业倒闭或被迫减产、裁员，导致失业率不断高攀甚至超过10%。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的极右翼势力迅速活跃起来，他们把土生土长欧洲人的失业、收入降低的原因归咎于那些“抢走了我们饭碗”的外来有色人种，于是，怀着移民的到来正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忧心移民动摇欧洲主流价值观、多元文化政策撼动基督教传统根基等信念，在欧洲多个国家掀起排外风潮，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外来移民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例如，2009年瑞士全民公决反对在该国新建清真寺宣礼塔，2010年比利时禁止在公共场所穿着遮蔽全身的服饰，2010年8月法国大规模驱逐罗姆人（即吉卜赛人），等等。2011年7月22日，在挪威发生的布雷维克爆炸枪杀70余人的恐怖血案，则把欧洲反多元文化和反外来移民的极右翼思潮推到了暴力极端主义的顶峰。截至2011年第一季度，挪威有外来移民及其子女60多万，占挪威近500万总人口的12%，在首都奥斯陆的近60万人口中，移民占28.4%，此外还有不少非法移民。移民的涌入对挪威社会的就业市场、社会治安、政府管理、福利制度和文化观念等，形成了巨大冲击，这些情况强化了挪威社会一些敏感群体的反移民情绪。2011年7月22日，挪威石匠安德斯•布雷维克经过多月的准备，先是用自制炸药在挪威政府办公大楼一带制造了一场威力巨大的爆炸，炸死8人；接着又装扮成警察，到于特岛上用自动步枪向正在那里参加挪威工党夏令营活动的人群扫射，杀死68人。在法庭上，布雷维克承认他制造了这起挪威在和平年代最大规模的杀戮事件，但却坚称自己无罪。他说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拯救欧洲，防止欧洲被穆斯林控制，是想发出一个强有力的信号。用他在事前通过网络发布的长达1518页的《2083年欧洲独立宣言》的话来说，他是中世纪的圣殿骑士团的继承人，他要在挪威推动一场“革命”，一场“十字军东征”，以反对欧洲的”伊斯兰教殖民化”和欧洲政府主张的“多元文化”，在2083年把所有穆斯林赶出欧洲，建立一个“单一文化”国家。为此，要杀死45000人，伤及百万。他这次制造奥斯陆市区的爆炸，不过是为了转移警方的注意力，以便在岛上大开杀戒。
（三）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欧洲经济低迷、失业率不断攀升，又在贫困而失望的失业青年中、特别是外来移民聚居地区埋下了抗议乃至骚乱的种子
这方面的典型，便是伦敦街头骚乱。引发伦敦街头骚乱的导火索，是2011年8月4日晚，警察当街射杀了一名29岁的男子马克•达根。警方说，达根非法持有枪械，并在警方拦截他乘坐的出租车时朝警方开枪，子弹卡在一名警察佩带的无线对讲机中，该警察受伤，达根则被警方当场击毙。但初步的刑侦调查表明，卡在对讲机里的子弹是一种警察使用的特制子弹，警方的说法因此备受质疑。8月6日晚，大约有300人在伦敦北城的托特纳姆区警察局前举行示威，向警方要说法，但警方迟迟没有回应达根家人要求知道真相的要求，于是示威演变为街头骚乱。8月7日，伦敦数个城区发生街头骚乱。8月8日，伯明翰也发生街头骚乱，多家商店遭到洗劫和纵火。随后，利物浦、曼彻斯特、布利斯托也发生骚乱。内阁首相、内政大臣紧急中断在外国和外地的度假，赶回伦敦处理事态。他们在伦敦部署了16000名警察，到8月10日凌晨已逮捕了585人，对105人提出诉讼。随后从8月11日开始在伦敦大搜捕，法院整夜开庭审理被捕的1200多人，而在这场骚乱期间，总共逮捕了3000多人。英首相卡梅伦认为，这场骚乱主要是由少数群体的犯罪行为引起的，是“缓慢的道德崩溃”，他要把修理“堕落的英国”作为自己首相职务的基石。骚乱者则表示，骚乱是最贫困人口在表达不满，“他们提高了利率，削减了儿童补贴，每个人都把骚乱作为发泄的机会”。社会舆论也认为，贫困和失业才是更重要的骚乱因素。骚乱首发地伦敦托特纳姆区，少数族裔聚居，失业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倍，人均寿命比伦敦平均水平低5岁，各类犯罪案件多发，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那里更是经济疲软、衰退、失业率高企，地方政府刚把那里的青年服务项目的预算削减了75%，导致民怨沸腾。在这次骚乱中被捕的，大部分是青少年，最小的只有11岁。骚乱凸显出政府的一个重大失误，是没有认识到在那些面临惨淡未来的年轻人中积聚的不满，没有认识到英国经济多年来不景气、社会流动性减小、贫富差距拉大、阶级裂痕加深等等，这些是骚乱的深层背景。
在英国发生伦敦骚乱后不久，2011年8月15日至18日夜，在一向以安全著称的德国首都柏林，连续4夜发生焚车事件，造成67辆汽车被完全焚毁或部分损坏，警方虽投入大批人力物力，也没有找到任何可疑线索。有人认为这是伦敦大骚乱在柏林再现的前奏，也有人认为这是穷人向富人的宣战，更有人认为这是恐怖主义的初级阶段，大多数人则认为这是欧洲“危机一代”闹事的表现。由于受到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接连打击，欧洲经济总体不景气，贫富分化加剧，阶级裂痕加深，失业率高企，年轻一代更是深受其害。据德国联邦统计局最近的数据，在15—24岁的就业人群中，欧盟平均的失业率为20.5%。于是，无所事事的青年就寻找机会发泄对社会的不满，他们举行示威游行，甚至走上暴力对抗和制造骚乱的道路，应当说这也是国际金融危机在欧洲留下的一个重要“遗产”。
（四）在国际金融危机中,一方面让政府大量注资拯救那些造成了危机而又仍然享受着高额薪酬和奖金的华尔街金融巨头，另一方面却让成千上万的民众在经济衰退和失业率高企中遭到辞退或停发工资的美国制度和体制，激起了标志着平民主义反抗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美国那些推动了危机的形成和发展、又遭受危机打击的金融巨头们，一方面纷纷向政府申请紧急注资援助，另一方面又继续维持着他们的高额、超高额薪酬和奖金。例如，2008年9月14日，刚向美联储申请了400亿美元紧急贷款的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在2009年3月13日就向其7名高管发放了1.65亿美元的奖金。尽管美国花旗银行集团连续5个季度报出亏损数十亿美元，并三次请求政府注资援助，但却给其首席执行官发放了超过3820万美元的年薪。美国各大银行一边通过政府的注资援助从纳税人手里拿走了大量的金钱，另一边却又给各大银行近600名高管发放平均达260万美元的薪酬、奖金和福利，占去它们所接受援助款项的相当一部分。高盛集团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更是获得了近5400万美元的薪酬，其另5名高管则获得了总计2.42亿美元的薪酬。
美国金融巨头一边申请政府注资援助，一边滥发高额薪酬奖金的这种贪婪行径早就激起了美国民众的公愤。“占领华尔街”运动，实际上正是这种平民主义抗议的延伸和扩展，不过采取的是公开、和平的形式。华尔街是美国纽约市曼哈顿区南部从百老汇路延伸到东河的一条大街的名字。1792年，早年定居纽约的荷兰裔移民为抵御英军的侵略曾在这里建筑过一道木栅栏墙,沿墙形成了一条墙街(Wall Street)，故得名。由于美国有许多大垄断集团和金融机构云集于此，是美国和世界的金融、证券交易中心，因而华尔街就成了美国垄断资本的代名词。从2011年9月17日开始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先是由总部设在加拿大的“广告克星基金会”发起，它在2011年7月号的《广告克星》杂志(Adbusters)上发布号召，呼吁那些反对大公司贪婪的民众于9月17日携带帐篷在华尔街聚会，该基金会的一个创始人在“推特”等网站上呼吁人们参加“占领华尔街”运动。9月17日，纽约市有千余名民众上街游行，由于警察局不许抗议者在公共场所搭帐篷，因此有一二百名民众于当夜在硬纸箱中留宿街头以示抗议。此后，这个运动不仅坚持了下去，而且不断有新人参加，还不断向外地乃至其他西方国家扩展，这些使运动从最初无组织的散漫街头行动，逐步发展成声势浩大的运动，并扩展到上万人、数万人的规模，蔓延到芝加哥、洛杉矶、波士顿、西雅图、华盛顿以及得克萨斯、佛罗里达、俄勒冈等，总计达150多座美国城市，甚至扩散到澳大利亚、英国、德国、加拿大、日本、爱尔兰等国家，并计划在10月15日发起“大串联”，使抗议怒潮席卷全世界。
“占领华尔街”运动迄今还没有公开的纲领，但从它的一些标语、口号和提出的诉求中，却不难看出运动的目标和指导思想。“占领华尔街”运动参加者说得最多的话是：在美国1%的富人拥有着99%的财富，我们99%的人为国家纳税，却没有人真正代表我们；华盛顿的政客都在为这1%的人服务。有的参加者说，人民终于认识到他们必须走上街头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因为人民的声音无法通过政治程序被听到，相反大企业完全控制了政治程序。有的参加者则说，美国现在不是被人民的利益、而是被大公司的利益所控制，它们的权力太大了，它们用金钱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而我们没有发言权，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聚集在这里的主要原因。“占领华尔街”运动发表的《宣言书》指出：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将利润置于大众之上、自私自利置于法律之上、压制置于平等之上的企业界掌管着政府的时代；我们就是要将这样的事实公之于众。运动的发言人格雷格•福伊西则说，人们来参加活动是因为美国的大公司和大金融机构正在控制着我们的政府，让政府听命于它们，而不是为广大民众服务；我们相信，发起一场草根革命，大家走到一起来要求进行变革，这样变革才会真正发生。运动的许多参加者异口同声地说，美国所需要的变革，就是要将公共政策的重点从保护银行转向扶持全面就业，包括用于创造工作岗位的政府开支，以及发展一种长期的有力战略来加强国内制造业。因此虽然运动的名称叫“占领华尔街”，但华尔街只是问题的一部分，需要审视并真正改革的，是华尔街所连通的制度链条。因为正是美国的公司财阀和支持他们的政客创造了工业世界中最极端的不平等，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对西方金融危机的反应带来了人类历史上财富从穷人和中产阶级向最富裕阶层的最大规模的转移。
[参考文献]
[1]奥巴马称美经济患了“心脏病”[EB/OL].http://news.youth.cn/gj/201109/t20110901_1720455.htm.2011-9-1.
[2]奥巴马签署提高美债务上限法案[N].光明日报.2011-8-4.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