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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论》中的历史辩证法是驾驭资本的关键理论依据。然而，马克思并未系统论述历史辩证法，构建其“合理形态”（Rationellen Gestalt）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传统的观点深受苏联教科书的影响，视“历史辩证法”为一种本质性“规律”。这种解读显然忽视了辩证运动的主体在于人的“感性活动”。其后，海德格尔式马克思主义的近现象学解读承认了主体感性活动的本体论地位，但是这种解读把辩证法纳入生存论的视域内，要么过于看重具体生存情境中各要素的“同一”，因而难以走出意识形态“幻象”；要么彻底抛弃“异化”，回到一种“本源性存在”，从而违背了马克思“扬弃”式辩证法确认的历史连续性。所以，为了批判苏联式马克思主义“较为机械”的解读，检视现象学马克思主义的生存论解读，我们需要回到对《资本论》的历史辩证法的考察，特别要关注决定历史辩证法质性的开端问题。

　　马克思对《资本论》的开端问题极为重视，他指出“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并强调开端问题内在的辩证法是“很难理解的”。从诠释者的视角来看，虽然熊彼特等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可以无视或消解开端蕴含的辩证法意蕴，但是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仍然十分确定开端问题的重要性，正如苏联马克思主义者罗森塔尔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从简单的商品生产开始的。商品不仅在历史上是出发点，而且在逻辑上也是出发点。”其内在的矛盾是，商品之间在货币的量上是统一的，而在存在空间上是对立的。但是这种解释面临诘难：简单商品生产是一种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开始分析的立场，而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开篇便认定要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庞大的商品堆积”开始分析。另外，存在空间上的差异并不蕴含真正的对抗，其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存在不连续性。传统解释的困难显示了开端问题的难度，本文从《资本论》开端问题的学术史入手，指明价值形式学派关于开端问题的解释缺陷，然后重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方法，并说明这种解释对于阐释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意义。

　　对于《资本论》的逻辑开端问题，罗森塔尔的学生伊利延科夫给出的实在论解释比他的老师做得更为翔实。他认为，马克思关于开端的话语是从具体中抽象出来的结果。所谓具体不但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般”客体，而且还是“多样性中的统一”，即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一个普遍联系的统一整体，整体中又有着差异。这种从总体出发的抽象需要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发，抓取核心的范畴及其内在矛盾。但是，伊利延科夫的这种理解在开端问题上陷入了矛盾境地：一方面，他坚持以具体的商品作为开端；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不是商品的概念，不是价值的概念在自身中包含着资本主义全部其他丰富的理论规定”，原因在于，价值代表的“生产者之间的联系的现实的商品形式才是包括雇佣工人阶级的贫困在内的全部‘丰富性’必然从中发展起来的胚芽”。这个矛盾带来一个疑问：如果价值概念更为丰富和特殊，那么价值为什么不能作为开端？

　　对于上述矛盾，有学者给出了一种折中的方案：《资本论》的“辩证的开端包含两个维度：（具体的）直接性的维度和普遍性的维度（但这种普遍性表现为抽象形式）”。既然从分析商品开始，那么商品就是分析性的或直接性的开端。价值作为资本社会的中介，就是《资本论》的综合性的开端。然而，价值形式学派更为激进地把价值这一综合性的范畴作为逻辑开端，并试图突破商品作为开端的传统界定。其学派的开创者巴克豪斯把价值形式作为商品交换的“第三物”何以可能的问题作为核心问题来对待，并给予这种“第三物”以辩证法的解释。他紧紧抓住马克思的重要话语“潜藏在商品中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内部对立，就通过外部对立，即通过两个商品的关系表现出来了”，把其中的“内部对立”的商品解释为“不是一个在毫无特点的僵死性中的一个无运动的实体，而是一个自身在差异性中展开的东西：主体”。也就是说，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关系就是使用价值生产潜在地朝向价值交换的关系。其文本依据在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章第三节关于价值形式作为商品交换的“第三物”论证。这种对“第三物论证”的黑格尔式辩证法解读，使得巴克豪斯坚信《资本论》的开端是“从交换价值显现的‘经验的’事实出发”。

　　巴克豪斯对价值及其表现形式的偏向影响了新辩证法的代表学者阿瑟。阿瑟对开端问题进行了更具黑格尔《逻辑学》色彩的阐释。他首先反对传统苏联式马克思主义把商品作为开端的做法。商品作为开端不但预设了一种历史上并不存在的简单劳动，而且“它不能满足下面所提出的两大判断标准，即简单性和历史规定性，基于此，商品也就被取消作为起点的资格”。黑格尔的《逻辑学》确立起点的标准就是直接性和普遍性，所以阿瑟的此种诠释完全模仿了黑格尔《逻辑学》的开端方式，确立了价值及其交换形式作为逻辑开端。阿瑟的此种解读将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置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域下，寻找内在的共同点。

　　借鉴巴斯卡对黑格尔的诠释，阿瑟展开了《资本论》开端的辩证法意蕴。巴斯卡把黑格尔的否定解释为“缺失”，赋予其推动事物运动的力量。巴斯卡认为，“真正的否定或者缺失推动着黑格尔的辩证法前进”。这种“缺失”作为一种非存在（“无”）在本体论意义上具有重要意义。巴斯卡进一步解释“缺失”（非存在），“毋庸置疑，与没有否定维度的存在（zero-level being）相比，非存在性的存在更具有本体论上的优先性”。

　　阿瑟借助巴斯卡的这种解读，对《资本论》第一章第三节“价值形式”部分作出了较为深入的辩证法式阐释（见表1）。其中，A行代表了作为偶然商品交换中的“简单价值形式”，生产和消费是一种“真实存在”，交换空间中的价值被“假定为（使用价值的）缺失”，成为“完全的非存在”。B行其实代表了“简单价值形式”发展出的“一般价值形式”或货币形式。A行中的非存在是对真实存在的第一次否定，但是物与物交换中连续性的缺失导致货币的出现；B行中真实的交换形式逐步固定，非存在再次受到了否定，否定的结果是，“价值通过置换商品的真实存在而使其自身向我们显现为存在”。阿瑟在此关注到马克思的重要语词“交替”（verrückung），该词显示了私人劳动被社会劳动占有的替代关系，形象地表达了使用价值的生产劳动必须朝向价值生产的“潜在和实现”关系，这是一种“内在发展中实现自身”的关系。在这一占有和朝向过程中，生产和消费反而成为了非存在，自身的实体属性在这个过程中反而“缺失”了。A行中真实存在的生产和消费在B行中成为非存在，A行中作为非存在的交换也成为存在，从A行到B行的翻转可以解释资本世界中生产与交换如何颠倒的过程。

　　值得肯定的是，从巴克豪斯到阿瑟的价值形式学派的诠释深入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中最为核心的“存在/非存在”问题。从方法论上看，阿瑟的方法是一种“回溯性确证”的体系方法，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并不完全相同。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存在或“有”（Being）是哲学的开端，“有”是一种直接性和普遍性的纯思，“只有就‘有’作为纯粹无规定性来说，‘有’才是无”，因此“无”是“有”具体规定性的“缺失”。同时，从“有”到“无”的过渡也有一种反思的关系，以“有”为前提的“无”是反思的结果。与黑格尔相似，阿瑟也设定了存在（有）作为开端，并断言其合法性：“当价值的‘存在’（Being）——它由商品所承载——被设想为资本主义总体的要素时，它才在回朔的意义上被确定为合法的。”

　　阿瑟的解读虽然受到批判实在论者巴斯卡的影响，但是也遭到其他批判实在论者的批评。他们认为，“辩证的批判实在论比黑格尔的哲学更适用于解读马克思的文本”。这种批判实在论者采用的方法是“从经验的和事实的领域以及与之相应的被观察到的（或被假设的）事件的模式转换到支配这些事件的深层的领域和机制”，即追问历史事实或现实行为何以可能。批判实在论的解释用此种康德式的追问审视马克思在《资本论》开头的重要话语，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创造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追问“何以可能”的结果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含两个层面：作为核心的生产领域和作为表层的市场领域。《资本论》第一章的第一、二节是一种从商品交换分析商品的二重性的表层到核心（生产）的追问，第三节价值形式部分则是从核心如何传递到表层的追问。批判实在论的解释正好与上述新黑格尔式的解释形成反差，新黑格尔式解读中交换形式“占有”了生产劳动，而批判实在论者则确立了生产劳动的核心地位。但是，批判实在论解读侧重分析层级性的结构，《资本论》商品章的辩证法色彩有所缺失，巴斯卡（批判实在论的开创者）以“缺失”为核心的辩证法解读并没有在《资本论》的解读中贯彻。

　　虽然价值形式学派的新黑格尔式解读有一定的文本依据，但它不得不面对批判实在论在方法论层面的反击。批判实在论的反击将开端从方法论层面移到分层结构，没有在辩证法层面给予重建。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回应价值形式学派的理论构建，阐释出一种新的历史辩证法？

　　为了回应以上论争，检视价值形式学派对于开端问题的构建，我们需要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因为：其一，从检视的对象来看，既然价值形式学派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入手解释开端问题，对它的批判也应从这一方法开始。巴克豪斯在其名著《价值形式辩证法》中明确反对庞巴维克对《资本论》的纯粹经济主义解读，用“‘介于’哲学和科学这两极之间”的中间立场解释马克思的批判方法，认定“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主要是对现有范畴体系的批判”，即对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的批判。当然，巴克豪斯同时认定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正面建构在于建构出一种独特的开端理论，即价值及其形式优于价值的物质实体的理论。对此，他认为，“假如范畴不仅是一种形式而且同样是现实的，那么可能存在一种以价值形式存在的、驱动个体和资本生成的形式，这种形式对抗和占有个体”。其二，从检视学术史的角度来看，确立开端问题的动因正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从批判向建构进展的结果。1858年2月22日，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大纲》）的创作晚期，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信中对自己正在进行的工作如此形容：“应当首先出版的著作是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或者，也可以说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批判。”可见，马克思不但确认政治经济学批判是《资本论》创作的重要前提，而且把这种方法解释为资本主义经济学批判和基本经济范畴批判两个部分。这种解释也必然反映到开端问题上。同年4月2日，在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批判李嘉图的价值学说的问题在于以“比较不发达的生产关系为出发点”，其实就意味着反对李嘉图所认定的价值是劳动费用的观点，马克思的批判依据在于价值形式是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中介。在此基础上，他提出这一批判将分为六册展开，第一册是“资本”，其又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资本一般”，第二部分是“竞争”。“资本一般”部分的第一个范畴是“价值”。

　　既然价值形式学派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来审视开端问题，那么我们可以从价值形式学派的源头即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的界定来审视其思想合理性，再以马克思的相关文本加以校验，以此确立一种批判价值形式学派开端问题的方法论视域。价值形式学派的源头可追溯到新马克思阅读运动。该运动的旗手巴克豪斯就师承法兰克福学派。作为马克思批判方法和辩证法继承者的霍克海默在《论真理》一文中，给予批判两个维度的定义：其一，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应当在现实的生活实践中加以改造，赋予静态的、孤立的范畴以动力性和动态的功能。其二，概念本身的建立要基于现实本身，避免概念僵化，需要建立一种面向现实的开放性的辩证法。霍克海默认为，“批判不仅包括否定和怀疑的维度，还包括不与真理错位的内在独立性”，这就是真理面对现实的姿态。因此，霍克海默认为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需要构建基于现实的开放辩证法，“从过去的时代抽象出的知识体系的诸方面……绝不能等同于现实”。

　　霍克海默的重要合作伙伴阿多诺更为直接地把面向现实的辩证法贯彻到意识形态批判中。意识形态批判指向物象化的虚假性，批判保卫“物化”的实证方法与知识社会学，这种实证方法的问题是，方法总是在对象之外。而“理论（包括马克思理论）作为辩证的东西必定是内在的”。也就是说，深入事物内部的辩证法才是批判方法。沿着这一路径，阿多诺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有两个重要的向度。第一个向度是澄清资本主义社会生成为一种新的客体形式（批判Ⅰ）。也就是说，个体行动的自我意识经过中介自我构建出了一个拜物的世界，即“第二自然”。这虽然由行动的主体构建，但是表现出一种不以人为转移的客观性。原来个体化的主客二分转化为作为“第二自然”的客体与个体主体的二分。批判的第二个向度是认定作为客体的“第二自然”是虚假的意识形态（批判Ⅱ）。阿多诺批判黑格尔和费希特的观念论过于强调自我意识和“主体主义”，使得拜物教的物化“表象”被不加批判地接受。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要旨就在于批判地揭露这种虚假性，实现社会的解放。阿多诺认定：“在马克思那里，已经表达了作为批判产物的客观的优先性与通过商品特征而歪曲的现实事物的假面具之间的差异。”

　　需要指出的是，阿多诺认定的批判Ⅱ是基于现实对于虚假客体的穿透。学术界一般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界定为“揭示资本作为剥夺性关系的实质与界限”而阿多诺认定的批判Ⅱ更为深入地揭示了“剥夺性”批判需要通过对虚假客体的穿透来，完成。批判Ⅱ的意识形态批判并不仅仅把人们的主体意识归结为错误意识，而是通过展示商品的拜物教如何从“交换过程中客观地演绎出来”，论证虚假客体的客观现实性。阿多诺认为，马克思要说明的是“物化”具有面对现实的“虚假客观性”，不可能随意地消除。阿多诺进一步用形而上学经验来言说对象的“虚假客体性”，形而上学经验是“一种二律背反式的结构：正题，主体直接接受形而上学经验；反题，主体要看到形而上学经验的‘易误性’”。也就是说，对象呈现的经验“虚假性”是一种康德意义上的先验幻象，主体需要在经验的“易误性”中承认对象本身的优先性。这是一种“近唯物主义”的表达，张亮指出，否定辩证法的“基础与根本则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阿多诺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入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霍克海默关于向现实敞开的开放辩证法。

　　法兰克福学派所划分的批判Ⅰ和批判Ⅱ是否符合马克思文本的基本精神？我们校验的结果是，两种批判在批判对象上和批判的指向上契合了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一般认为，从研究方法上来看，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其实，更为准确的说法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对资本主义危机的深入透视，以预测社会形态发生的趋势。在《大纲》写作前期的1857年7月，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及：“我现在发狂似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这里的“洪水”就是指当时正在发生的金融危机。为此，马克思在《大纲》的前半部分反对巴师夏的经济和谐论。巴师夏认为“建立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和谐合作”就能解决问题。然后，马克思在《大纲》的笔记本“M”的第一章开头就把问题的根源指向了李嘉图关于经济学开端的“猎人和渔夫”的设定，试图摧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根基，并以商品的价值为中心进行了重建。

　　因此，马克思的研究指向是批判Ⅰ得出的“第二自然”必然“崩溃”，“第二自然”没有表象表现出的那么“和谐”，其危机和反“和谐”都证明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Ⅱ是马克思的研究想达到的目的。反映到《资本论》的开端问题上，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观点类似，马克思是试图通过批判Ⅱ证明批判Ⅰ的“第二自然”的根基“价值形式”的非永恒性。这在《资本论》的“商品拜物教”一节的注释中可以得到证明。其中，马克思认为，古典经济学从价值量出发，把资本主义论证为一种永恒的社会形式，没有分析商品的价值形式的历史性。在这一语境下，“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

　　问题在于，阿多诺的学生巴克豪斯在对《资本论》辩证法进行解读时坚持了阿多诺的批判I，忽略了批判Ⅱ。巴克豪斯从《大纲》的黑格尔式范畴（如“自在自为”等）出发来阐释《资本论》中“第二自然”这一客体的建构过程。对于开端问题，巴克豪斯发现《资本论》第一章的第一、二节（商品和劳动二重性分析）与第三节（价值形式）在价值实体和形式之间存在断裂，“造成了学说方法论结构上的问题”。前两节的商品分析之“是”并不能通过演绎方式过渡到价值形式的“本质”分析，应该从“是”黑格尔式地回溯到价值形式这一“本质”，将价值及其形式确立为商品分析（特别是使用价值）的前提，因此，价值形式这一“普遍性存在”就成为开端，“第二自然”就以价值形式为根基建立起来。阿瑟后来沿着这一路径极力批判恩格斯将“简单劳动”视作《资本论》的开端的阐释，用存在和非存在进一步阐释开端问题。然而，巴克豪斯和阿瑟遗忘了阿多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Ⅱ，他们的批判方法旨在把“第二自然”这一客体作为“虚假意识”加以批判。因此，巴克豪斯等价值形式学派的问题在于，把价值实体和价值形式当作了潜在和实现关系，没有给批判Ⅱ留下空间。

　　价值形式学派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偷换为价值形式决定论，突出了价值形式统治的主体层面的动因，进而把马克思最为核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转化为“社会批判剥削时间”，由此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被曲解为“资本对被其剥削的劳动进行榨取的必要时间……剥削时间是由整个工作日构成的”。另外，价值形式的自我实现式的开端学说因为维护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以不能完成对古典经济学的政治经济批判任务。因此，只有回到批判Ⅱ，重新审视马克思在开端问题上刺穿“虚假意识”的方法，我们才能深入理解《资本论》的开端问题。

　　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方法的批判Ⅱ旨在揭示等价交换的商品世界的“虚假性”，而价值形式学派虽然开启了一种新辩证法的研究理路，但是该学派所理解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实现式关系使得价值形式的“虚假幻境”永恒化，从而使价值形式学派走向了马克思立场的反面。我们接下来的工作是用批判Ⅱ贯通开端问题，用意识形态批判重新理解开端诸要素的内在关系。其中，辩证法的否定范畴是显示辩证法特质的关键范畴，审视“否定”相关的范畴才能实现马克思批判Ⅱ。

　　价值形式学派关于开端问题立论的关键是从《大纲》文本的黑格尔式语言和方法出发阐释《资本论》。胡安·伊尼戈·卡雷拉（Juan Iñigo Carrera）认为：黑格尔式的“研究方法在《大纲》中清晰可见，但是在《资本论》中被故意隐藏了”。他的这一观点还是在认同另外两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马丁·尼古劳斯（Martin Nicolaus）和赫尔穆特·莱希尔特（Helmut Reichelt）的语境下提出的。对此的扬弃也需要回到《大纲》为基点的文本诠释策略。在《大纲》的上半部分，关于开端问题，马克思没有确立商品为开端，尚在商品的两个属性的关系问题上徘徊。但是，他提出了一个根本问题，即“是否应把价值理解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在反对李嘉图和萨伊把商品价值量和商品的有用性确立为逻辑开端的观点基础上，马克思指认了价值的交换形式应该进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但是又认为价值形式应“以某种使用价值为实体”。在价值形式和价值实体关系问题上，马克思确实在流通层面使用了使用价值“实现”为交换价值的话语，如“使用价值通过交换价值而生成为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以使用价值作为自己的中介”，马克思也给出了农业出现剩余产品使得农场主向着交换而生产的例子。这些叙述使得价值形式学派误认为马克思对价值形式的理解就是黑格尔式的自我实现。但是，这种解释的问题在于，“自我实现”关联的范畴之间（使用价值与价值以及价值形式）只有同一性，没有异质性，其根据在于，在商品和货币交换问题上，马克思不断强调“失去自己和另一方相对立”。这是异质性层面的对立，货币代表的价值并不能完全统摄使用价值，正是价值的非对象化带来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差异。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此种差异的显性论述较少，需要重新回到马克思使用的德语范畴，来开显辩证法的“否定”意蕴。

　　总体来说，从《大纲》的原文来看，开端问题直接相关着“存在（有）/非存在（无）”，而与之相关的范畴群中有两个关键的范畴，即verschwindet和Verrücktheit。首先，商品内部异质性的对立在马克思的重要语词verschwindet中得以显现。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明确使用过类似的语词“缺失”，“无仅仅是存在的缺失（Abwesenheit），正如黑暗仅仅是光明的缺失，冷仅仅是热的缺失，如此等等”。阿瑟以“缺失”（absence）一词来论证《资本论》的开端为价值及其表现形式，但这是对文本的强制诠释。其实，《大纲》使用的是“消失”（verschwindet）和非存在（Nichtsein），“消失”意指在实现交换价值之时，使用价值暂时消失。非存在是在劳动这一使用价值“消失”的意义上使用的，当劳动被资本占有后，劳动者被抽象为劳动能力，劳动者“把自己设定为，作为他自身非存在（Nichtsein）或者非存在的存在的对象”。

　　对于如何从使用价值推演出交换价值，马克思认为，“商品只有当它在流通中消失的时候才成为交换价值”。这里的商品具体指商品实体，即使用价值及其背后的具体劳动。动词意义上的“消失”的结果才是名词性的“缺失”或“无”。然而，价值形式学派的解读却主要在名词的意义上使用“缺失”或“无”。阿瑟支持并引用了巴斯卡关于“缺失”的阐释，但是巴斯卡对于缺失的表述是，“缺失（absence）与存在（presence）一样都是现实（reality）……缺失的东西就不是纯粹的‘无’（nothing），而是由产生它的特定过程所形成的‘有规定性的无’”。与之不同的是，马克思在动词意义上使用了“消失”。“消失”的动词化不但解释了“非存在”的出现，而且显示了一种对于存在的否定力量。既然“消失”是交换价值出现的条件，那么使用价值或商品实体的缺失就成为非存在或“无”，非存在表现为存在（交换价值）。对此，马克思也认为，“使用价值通过交换价值而生成为使用价值”。从表面上看，此种说法看似黑格尔式表达，然而，在使用价值和价值二者关系更为明确的表述中，他明确指出，“不是作为由交换价值本身决定的使用价值而同交换价值相对立；相反，使用价值本身不是同交换价值发生关系，而只是由于各种使用价值都用它们的共同性——都是劳动时间——作为外在的尺度来计量，所以才成为一定的交换价值。两者的统一还是直接相分离的”。可见，马克思在表达使用价值表现为价值的同时，肯定了二者是“分离”关系。马克思多次表达了“W-G-W”之间消失和转化的“交替”关系，其中商品使用价值的“消失”形成的非存在使得交换价值否定了使用价值，以致二者对立起来，他因此认为，交换价值“即直接使用价值的对立物，因为它对他人来说是使用价值，从而是被否定的直接的、个人的使用价值”。以此来看，“消失”是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对立的原因，使用价值的消失形成的“无”成就了作为存在的交换价值，也赋予了否定性的力量。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再次用“消失”和“幽灵”说明了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对立：交换中“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这种“消失”的使用价值和具体劳动并未被价值这一“幽灵”完全对象化，反而形成了对于价值形式和资本的否定力量。

　　“消失”一词显示了未被价值（形式）对象化的使用价值和私人劳动转化成了“非存在”，非存在不是不存在，而是不在场，依然与存在（价值及其形式）发生否定性关联。马克思的另一个范畴“错乱”（Verrücktheit）更能说明这种否定性关联的具体机制。阿瑟发现黑格尔的“无”只是规定性层面的无，而马克思的“无”是“从作为属（genus）的存在自身（being itself）中更根本的抽象以至于什么都没有剩下的那种起点”。对于这种抽象，阿瑟称之为“非存在的自我存在（self-presence of Nothing）”。虽然他认为非存在应该和存在处于同等地位，但是这种非存在的功能仅仅在于“确认”存在，阿瑟指认，“如果这种‘非存在’不能将自身确认为交换的‘存在’（'Being'of exchange），那么它将失去任何本体论地位”。与之不同，马克思所说的非存在与存在关系是一种异质关系，这集中体现在马克思对“错乱”这一范畴的使用上。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使用了“错乱”一词说明自我意识过渡到“心”这个环节时个别意识与现实必然性之间的矛盾关系。“心”中存在着两种意识：一种意识以现实必然性为对象，另一种以非现实必然性为对象（主体的个体意识），现实的必然性对非现实的必然性形成了压制，并产生对抗。“个别意识想要直接成为一个普遍者，但实际上，意识的这个用心才是一种错乱而颠倒的东西，而且它的行动只会促使它意识到这个矛盾”。对于个体意识与必然性之间的对抗，黑格尔认为，为了必然性，意识必须舍弃个别性。同样，马克思也认为货币的“统治表现为纯粹的错乱”，意指使用价值表现为价值形式的同时，自身的丰富性被压制。但是马克思直接指出，“使用价值就只是作为抽象的混沌与交换价值相对立”。抽象的混沌是使用价值作为非存在的状态，在此状态下使用价值和价值产生了对立，可见，马克思的非存在与存在的对立并不仅仅是阿瑟所说的“规定性的不同”，而是现实中矛盾推动的动力。

　　“错乱”所彰显的“无”的否定力量可以刺破流通领域表面的“假象”，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Ⅱ的任务。当马克思谈及商品和货币的关系时，反复提到商品实现为货币的同时，也在不断强调“流通的直接存在是纯粹的假象。流通是在流通背后进行的一种过程的表面现象”。这种看似矛盾的表述让人费解，实际上，在接下来的段落中，马克思清晰地说明，流通本身没有自我持存的原动力，“商品必须不断地从外面重新投入流通，就像燃料被投入火中一样。否则，流通就会失去作用而消失”。可见，商品和货币本身的异质性才是流通运行展开的关系，而异质关系的深层结构是商品表现货币的同时，商品和私人劳动的具体性“缺失”了，转化为“无”。

　　不但如此，在《资本论》中，“非存在”作为否定性的力量在其后的逻辑发展环节中不断出现并自我增强。在使用价值和价值阶段，二者的缺失和对立还是潜在的，语言还较为隐晦，在价值形式转化为资本后，非存在的作用有着更直接的显现。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具体劳动本身被排斥，自身的实体消失，转化为非存在，变成了贫穷者，自身被抽象为单一的劳动能力，“实现的过程也是劳动的非实现过程，劳动把自己设定为对象，也将对象设定为他自身的非存在或非存在的存在，即资本”。在这句话中，马克思把劳动对象化为资本的过程描述为“丧失”本源性劳动丰富性的过程，未被占有的对象变成了非存在。这并不完全是“实现”关系，而是对立关系。对此，马克思认为，“生产过程作为实现性存在处于劳动之外，但这种实现性对于劳动来说是他人的实现性，它构成同劳动相对立的财富”。也就是说，马克思认定这种非存在处于劳动实现出来的资本之外，与实现出来的存在（资本）形成对立。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资本论》的文本中马克思没有使用非存在这一语词，但是依然有这一意涵，具体而言，他进一步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的使用，劳动抽象为劳动力的过程中，未被抽象的具体活劳动作为一种非存在与对象化劳动对立。

　　以上对“非存在”（无）的根本地位的论证旨在说明《资本论》的开端并不是有着统摄和综合能力的价值形式，而是商品的内在矛盾性。马克思在晚年的《评瓦格纳手稿》中再次提及商品的内在异质性矛盾，他反复强调自己的出发点不是价值这个抽象，而是“具体的社会形式”商品。“‘商品’，一方面是使用价值，另一方面是‘价值’——不是交换价值，因为单是表现形式不构成其本身的内容。”也就是说，表现形式并不能完全“统治”使用价值，使用价值表现为价值所呈现的“无”并没有被完全舍弃，而是生成了一种内在的否定。作为生产实体的“无”的否定力量也在辩证法层面呼应和肯定了批判实在论对生产的根基性地位的确认，“使用价值概念并不仅仅表征商品的自然属性，其本身就具有丰富的社会批判内涵”。最后，我们对阿瑟的《资本论》开端的关系表进行修正（见表2），A行中的偶然的商品交换已经潜在着生产（存在）和交换的因果关系，B行是等价形式和货币形式成为普遍形式，非存在（生产或使用价值）与存在（交换）的关系发生了颠倒。表面上，非存在与存在的关系是一种潜在的、实现的关系，但是在实质层面上，二者是否定和异质关系。

　　注：“生产”和“交换”两列是价值形式学派的理论洞见（主要位于阿瑟《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八章），关系部分则是笔者对价值形式学派内在实质的分析，“关系的修正”部分是笔者的批判性重建。

　　价值形式学派对《资本论》开端问题的阐释将历史辩证法的解读深入到“存在/非存在”构造的“有无之境”，但是由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的介入从根本上扬弃价值形式而建立的“有”（存在）的世界，使“无生于有”反转为“有生于无”。这一结论对于我们深化有关马克思历史辩证法“合理形态”的认识有所裨益。相比之下，哈特和奈格里的后结构主义式解读仅仅把历史辩证法解释为一种建立在横截面之上的结构，没有深入到历史的流变本身。实践论和现象学解读认为，作为实践活动的主体本身就是动力之源，《资本论》的辩证运动是“实践的一种具体历史形式的奥德赛之旅”。这种论断的“断裂”或“空白”在于，其未能在元哲学层面解决实践主体如何实现历史流变，所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辩证运动的机制问题，也在刺破意识形态幻象问题上乏力。从非存在和存在的否定关系来看，辩证运动的动力在于，实践主体所处的生活情境中不在场的非存在（无）否定着存在（有）；辩证的“漂流”呈现出实践主体在历史的不稳定的实践场域中实现着连续性的流变。

　　（作者单位：江南大学）

　　来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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