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德国思想文化传统对马克思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一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马克思思想的面貌。但是，我们决不能狭隘地将这一传统简单地理解为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思辨哲学，而是应在17、18世纪德国乃至欧洲更加广阔的思想运动中来加以规定和领会。因此，具体深入地分析和讨论引领这些运动并为这一传统在更高层面的综合提供精神要素的理论家与马克思的思想关联显得尤为必要。这就不得不提到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J.G.Herder）。他是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文艺理论家、哲学家、“狂飙突进运动”的引领者。他深度参与了19世纪德国思想文化的塑造工作。尽管关于赫尔德本人及其思想的评价常有不一，但他“的确对后来的思想和实践产生了深远和具有革命性的影响”。问题在于赫尔德是否对马克思产生了影响。如果有，那么是赫尔德思想中的哪种或哪些要素对马克思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到达何种程度？是可以被忽略不计的，还是需要慎重对待的？是影响了马克思思想的某个阶段，还是对马克思思想的多个阶段都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如果有影响，而且影响是重要的，那么赫尔德是通过什么方式对马克思产生影响的？马克思又是如何将这些影响转化为理论建构的动力的？

　　极为看重赫尔德的思想史地位的以赛亚·伯林（I.Berlin）认为赫尔德对马克思的影响是直接而明显的。在《维科与赫尔德》中，他说：“人生活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这种观念构成了“马克思最深刻的社会学见解和他所发起的历史观革命的源泉”。巴纳德（F.M.Barnard）认为，赫尔德将群氓定义为缺乏共同意识和自我定位的群体的做法“明显预示了马克思的思想”。艾伦·伍德（A.Wood）从历史理论演进的角度指出，“与康德一起，赫尔德是伟大的19世纪德国理想主义传统中历史理论的主要来源：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戴尔(E.M.Dale)的《黑格尔、历史的终结与未来》指出，赫尔德赋予人类意志以极大自主性的历史观念在黑格尔、马克思和尼采那里发挥了重要作用。帕特森（T.C.Patterson）则从人类学的角度指出，“主张赋予自然与人类社会历史真实性的观点……通过18世纪中叶的培丰和最终对苏格兰启蒙运动产生重要影响的作家群，如亚当·斯密（1723-1790）和启蒙自由主义的德国批评家赫尔德与黑格尔等人传承下来”。这些只是偶尔提及马克思与赫尔德关系的成果虽然从不同方面指认了赫尔德对马克思的影响，但没有详细阐明这种思想影响所涉及的具体内容。事实上，这些成果不是解答了如上疑问，而是加深了这些疑问。虽然诺伊斯（J.K.Noyes）从系谱学和理论主题两个角度详细分析了赫尔德与马克思的内在思想关联，但这类尝试性的重要工作极其有限，远不能使问题变得更加清晰。

　　不妨沿着这些成果指明的方向进一步思考。一方面从思想史的角度阐明赫尔德通过哪些精神通道确确实实为马克思的观察和思考提供了灵感和资源。另一方面，从文本学的角度阐明在马克思的思想中确实存在着赫尔德思想的痕迹。这项尝试性的工作只打算证明赫尔德确实在某些方面影响了马克思，并不打算阐明这种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即使如此，这项工作仍然要冒巨大的风险，不仅因为马克思与赫尔德之间的思想关联是极为脆弱的，而且因为支撑这种脆弱关联的文本学证据是极为匮乏的。

　　赫尔德出生于1744年，逝世于1803年。马克思出生于1818年，不可能与赫尔德有直接的接触。不过，马克思显然知道赫尔德，而且阅读过他的部分作品。马克思在波恩大学期间深受浪漫主义的影响，喜欢上了诗歌，并通过诗歌来表达对燕妮的情感。但是到了1837年底，他放弃了诗歌，转向了民歌。他追随了那个时代对民间诗歌的广泛兴趣，认为民间诗歌是原始的、真实的民族精神的表现。1839年，马克思在柏林还为同样喜欢民歌的燕妮编纂了一本民歌集。这本集子的一个重要来源是赫尔德的欧洲民歌集《歌曲中各民族的声音》（Stimmen der Völker in Liedern）。马克思不仅从中抽取了一些标题，而且在集子中对民歌的分类和编排原则也深受赫尔德的影响。在1842年的《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中，马克思在批判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胡果时援引了赫尔德“自然人都是诗人，原始民族的圣书都是诗集”的观点，指出每个时代都有其不同的性质，而18世纪的独特性质是虚构。赫尔德的这种文艺观散落于《论德国文学片断》《论德国——东方的诗人》《希伯来诗歌的精神》等作品中。这表明，马克思很有可能阅读过其中的某部或某些作品，并对其观点有所了解。当1844年马克思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后，赫尔德也没有离开马克思的思想舞台。为了对欧洲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有一个全面的现实的考察，马克思在1844年到1847年这段时期内广泛阅读了哲学、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等方面的著作。根据马克思《1844—1847年笔记》所记载的图书目录来看，马克思要阅读的书就包括赫尔德的历史哲学著作《人类历史哲学观念》（Ideen zur Philos, d. Geschichte）和浪漫叙事作品《西得》（Cid）。有证据表明，马克思不仅阅读了这两本书，而且对其内容相当了解。在1856年2月29日致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在谈到多勃罗夫斯基著的《斯拉夫学》时很是自然地指出，其中关于斯拉夫各民族的描述摘自赫尔德的《人类历史哲学观念》。在1877年8月25日致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熟练自如地引用了赫尔德《西得》第28章中的表述：“骄傲的西得”，且未标明出处。这表明恩格斯对赫尔德的部分作品非常熟悉，而且知道马克思对赫尔德作品的熟悉程度，因而相信他能够理解引述的意义。实际上，赫尔德的著作已经成为马克思随时翻阅并认真研读的私人藏书。在1861年2月27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就自己留在科伦的藏书遭到抢劫一事，马克思埋怨道：“傅立叶以及歌德、海德、伏尔泰的著作全部被偷走，而对我来说最糟的是，《十八世纪的经济学家》（最新版本，我大约花了五百法郎）、希腊古典作家的许多卷书和其他文集的许多单卷都被偷走了。”

　　其他一些将赫尔德的重要思想松散地收集起来的同时代理论家在马克思与赫尔德的间接思想对话中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觑。伯林曾讲道，赫尔德对“施莱格尔、雅各布·格林（尤其是在他们的语言学杂文中）、萨维尼（他把赫尔德有机的国家成长观念应用于法律）、格雷斯（他的民族主义根植于赫尔德的视野中，尽管对其有所歪曲）、黑格尔（他关于非人身关系的制度的形成、成长和特征的概念降生于赫尔德的书页中）等作家，以及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地理学家、社会人类学家、语言哲学家、历史哲学家和历史作家”都产生了影响。考虑到这种影响的广泛性，在典型的意义上谈论哪些理论家不自觉地充当着赫尔德与马克思精神交往的中介是现实的。首先，不得不提对马克思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黑格尔。无疑，黑格尔和他的伟大前辈赫尔德有着直接的思想联系。黑格尔早在斯图亚特读书时便读过赫尔德的作品，对其提出并在当时流行的现代社会分裂为阶级对立因而无法整合共同利益的观点表示肯定，并希望通过运用康德的道德宗教来克服这种分裂。他对犹太和希腊的文化-宗教史的观点便是基于赫尔德关于民族特性与文化差异性的创造性理解。黑格尔也从赫尔德那里继承了“人生来是属于社会的”“人是历史的产物”“个体的发展概括地再现了人类的历史”的观点。甚至可以说，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形成在相当程度上源于对承继自赫尔德的思想要素的改造和综合。由此来看，黑格尔留给马克思的思想遗产决不限于似乎独属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同时包括以辩证法的形式包裹的部分赫尔德的思想内容，只不过这些内容很难完全被剥离出来。而恰恰是包括赫尔德在内的一众前黑格尔思想家所提供的丰富思想内容为马克思解除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虚假外衣并接触到真实的历史提供了理论准备。其次，需要提到同样对马克思的思想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的费尔巴哈。赫尔德对费尔巴哈的影响是巨大的。费尔巴哈在年轻时就读过赫尔德的《神学研究书简》，当时，他正为进入海德堡大学神学院做准备。费尔巴哈为赫尔德感性的、属人的哲学所吸引，从赫尔德的宗教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类学问题的观点中受益良多。他相信这种哲学才真正代表哲学的未来。他将赫尔德视为自己的老师，不无赞誉地称其为“人类的祭司和预言家”，并邀请那些思辨的哲学家接受其洗礼。因此，赫尔德的儿子成为费尔巴哈最亲密的通信者之一就不完全是巧合，在费尔巴哈与赫尔德之间发现某种强烈的思想亲缘性也并非偶然。当马克思转向费尔巴哈并与之展开对话时，他何尝不是通过费尔巴哈与赫尔德在进行对话。最后，不能忽视其他一些曾经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与马克思打过交道但常被忽略的同时代思想家发挥的隐性中介作用。比如，历史法学派的创始人萨维尼。马克思在大学期间主修的是法律。他在柏林大学期间系统地“研究了萨维尼论占有权的著作”以及其他相关著作。萨维尼学说中的现实主义内容对青年马克思摆脱唯心主义的困扰起了重要的刺激和推动作用。萨维尼认为，法的秘密在各个民族的历史之中。而这种观点无疑来自对德国历史学派的建立和德国民族主义的成长发挥了奠基作用的赫尔德。再比如，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主将歌德和德国青年黑格尔派的精神领袖爱德华·甘斯。前者是赫尔德的学生，深受赫尔德的影响，也是马克思喜欢和熟悉的作家。后者是赫尔德的读者，曾在柏林大学为马克思讲授法学课程，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事实上，早已融入时代精神的赫尔德不可能不对马克思产生影响，即使这种影响很难通过理论的方式言说。赫尔德不仅是第一个用德语形式来使用“时代精神”概念的思想家，而且也是最早站在时代前列并参与时代精神塑造的伟大思想家之一。歌德说，赫尔德“出现时是走在时代前面的······仿佛不得不拖着时代”跟他走。尽管尼采指责赫尔德并非一位真正伟大的思想家，但他不得不承认，赫尔德是位“想成为他那个时代的精神教皇”的“雄心勃勃的神甫”，“有着最敏锐的嗅觉，能比所有人都更早地发现并摘取一个季节最早成熟的果实”。赫尔德无法忍受整个世界的分裂，无法忍受机械论的解释，无法忍受生活意义的丧失。他将思辨之学转为人类学，提出民族主义和历史主义，恢复人道主义价值。他的思想典型地表达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同时，他的思想也早已为时代同化，成为时代精神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赫尔德“对19和20世纪文学和哲学的影响比比皆是”。

　　赫尔德广泛涉猎哲学、语言、文学、艺术、宗教、政治、历史等各个领域，而且在诸多领域皆有建树。显然，泛泛地谈论这些不同的观点并将其与马克思的思想联系起来，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成问题的。因此，有必要进入赫尔德思想世界中，将贯穿于不同领域的、在思想史上具有革命性的、在思想内容中居于核心地位的观点抽取和提炼出来，并与马克思的思想做一比对和分析，以客观呈现二者之间的思想关联。这一仍是初步的尝试所基于的考虑是，如果赫尔德在当时率先提出了某个对后来的研究具有典范性和革命性意义的观点，那么无论这种观点是通过什么方式传到马克思那里，无论这种观点在马克思那里以何种形态呈现，这种观点都可以算作赫尔德的思想遗产，尽管马克思并未给予明确的承认。

　　第一，赫尔德的人的哲学对马克思的影响。赫尔德的哲学与他对人的独特理解密切相关。尽管赫尔德未对人的本质给出明确的界定和阐释，但如下观点无论如何对他的人类学建构是基础性的：与其他物种不同，人具有“人性”，但“人性”不是理性建构的、脱离经验世界的抽象本质，而是包含了人们所赋予自己的所有力量，具体表现为这些力量的“效用的全部范围”。赫尔德的经典表述是：人类与兽类的区别在于，“他们将不可见表象为可见，将力量表象为结果的能力，才抬高他们成为更高级的理性造物”。也可以说，赫尔德不承认人有什么固定的本质，自然给予人的只是某种潜能或倾向，人不得不通过自己的行动来表现和塑造自己。赫尔德形象地将人性比作“一团软的黏土，不同的条件、需要和压力，就被塑造为不同的形状”。这里包含着查尔斯·泰勒所认为的“不仅为浪漫主义的作者们所采纳，而且从另一个方向为歌德和黑格尔所采纳，并且成为现代文化的一条连绵不断的渊流”的“表现主义”观点：人的本性要求他不得不表现自己，通过表现来确证自身，并逐步地实现自身，概言之，人的本性即表现，如果说人的本质表现出来的是历史，那么也可以说，人的本性即历史。这种观点的革命性在于：既部分肯定了源自人性深处的能动性力量，也部分肯定了这种力量外化的对象世界，揭示了人的存在的辩证法，由此将人的自由、对象化世界以及二者的辩证关系共同纳入关于自身的认知范围内成为可能。

　　这种哲学人类学观点深刻地影响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黑格尔笔下的绝对精神必须通过不断的外化来确证和实现自身。费尔巴哈眼中的“主体必然与其发生本质关系的那个对象，不外是这个主体固有而又客观的本质”。马克思主要通过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将这种表现主义的基本观点或思维方式接受下来。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便详细阐述了他的类似表现主义的对象化理论。在他看来，人具有区别于动物的类本质，而这种本质不是被某种绝对者给予的僵死的规定性，而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也即不断地将自己的力量对象化并在对象化世界中确证和表现这种力量的活动。如果没有这种意欲表现的对象化活动，自然界对人而言不过是存在的无，而人自身也不过是抽象的存在。马克思的讲法是，“说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本质的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既然人不得不以一定的方式生产自己的生命，那么人也就有了历史，而且人与历史是辩证统一的。人是什么样的，在于他打交道的对象是什么样的，在于他所生产的历史是什么样的。“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这种观点构成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以便说明人与其生活条件的辩证作用和共同趋向。有时候，马克思甚至将对象化更广泛地理解为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表现关系。在他看来，在“太阳”与“植物”之间也存在着一种相互表现和确证的关系。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部分地通过分析商品、货币、资本等各个范畴的相互表现关系来揭示资本主义的秘密和命运。

　　第二，赫尔德的语言哲学对马克思的影响。赫尔德在语言哲学方面的贡献是开创性的。可以说，他“创立了现代语言哲学”。这里相关的是两项革命性工作。第一项工作是他提出并从理论上论证了思维和语言的同一性关系，即思维在本质上依赖于语言并受语言的约束。换言之，如果没有语言，人将无法思维，并且人只能思维可以用语言表达的事物。在1772年的获奖论文《论语言的起源》中，赫尔德从自然主义的角度论证到，人通过自己的手段生成了语言，而只要生成语言，人就必须实际运用理性。从人存在之时，理性与语言便作为“人的自然本质”胶着在一起。第一个思考活动发生的那一刻，也是语言生成的那一刻。赫尔德说：“没有语言，人就没有理性，而没有理性，也就没有语言。”一旦赫尔德将语言的起源问题与语言的认知功能结合起来，语言问题便被转化为人类学问题。这就涉及他的第二项工作，即从人类学的角度揭示了语言的准唯物主义内涵。赫尔德从人与动物的区别开始讲语言的起源。他指出了一个关于人类存在的生物学和本体论事实，即人是脆弱的存在。动物感官敏锐（“专而精”），活动领域狭小，无须也无法创造语言。人的感官远不如动物的灵敏，正因如此，人才获得了自由，也正因为他的力量能够自由地发挥，他才创造了语言。应该注意的是，赫尔德所提到的人的自由活动本质上是社会活动。说人是自由的存在因而创造了语言（赫尔德所讲的语言起源的“第一条自然规律”）与说人是社会的存在因而创造了语言（赫尔德所讲的语言起源的“第二条自然规律”）不过是同一个问题在不同方面的表达。这实际上既肯定了语言起源的自然基础，也部分地肯定了语言起源的社会基础。赫尔德总结道：“这种起源非但谈不上超人的，而且显然是动物的。这就是一架敏于感受的机器的自然规律。”赫尔德也非常看重感官在语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人类心灵在精神王国中的任何抽象，都是由一定的时机促动，通过感官的激发而形成的，所以，任何语言也都是通过声音和感觉而形成的一种抽象。”感觉能力的强弱与语言的创造力是成正比的，初民因感觉丰富而有着今已不见的杰出的语言创造能力和美丽生动的语言；不同的“感觉-圈”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因而有着不同的语言。赫尔德主要致力于揭示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观念结构可能存在的根本性差异。这种与“语言神授论”有根本区别、基于人类学立场的语言哲学对德国浪漫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马克思以零散却相当有力的方式论述过语言问题。其一，马克思需要回答的问题是语言的本质规定性是什么。在他看来，语言无论在事实层面还是在逻辑层面都以人们的交往活动为前提，因而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具有社会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正如意识一样，语言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因为交往始终是具体的，是一定共同体的，所以“语言本身是一定共同体的产物，同样从另一方面说，语言本身就是这个共同体的存在”。这种观点可以被看作经过发展的赫尔德的语言哲学，只不过在马克思那里交往活动被提升到一个更为显著的位置。不仅如此，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基于人本主义逻辑的语言观也可以被看作赫尔德的自然主义语言哲学的延伸。马克思以类赫尔德的口吻指出，语言“具有感性的性质”，即从自然的角度看，它是自然人化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而从人的角度看，它是人的感性的本质力量的表现和确证。恩格斯关于语言如何从劳动中产生的描述似乎更能证明这种“延伸”关系的存在。其二，马克思阐明了语言和思维的辩证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语言和思维从一开始便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语言是思维的存在方式，反过来，思维离不开语言。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基于对象化理论认为，语言是“思维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也就是说，语言是思维本身的内在要素，也是思想表现自身的方式。这种观点在后来得到了进一步的重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在批判将货币比作语言的错误做法时再次强调，“观念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他通过举例指出，一个民族的观念若要在其他民族中流通，首先就必须被翻译成其他民族的语言。虽然马克思并没有局限于语言本身，而是将语言问题放置在更广阔的人类史的舞台上，但这种观点可以被看作赫尔德创造的“后康德的‘语言哲学’和德国哲学······传统的直接继续”。

　　第三，赫尔德的历史哲学对马克思的影响。在梅尼克看来，赫尔德是“18世纪新历史意识最初的先驱者中”“最卓越的和最成功的思想家”之一。赫尔德主要在《又一种历史哲学》和《人类历史哲学观念》中提出了自己的历史哲学。在赫尔德看来，尽管历史与自然有别，但历史与自然是融合在一起的。历史无法摆脱自然链，而且不得不依赖于自然，因为人所参与和塑造的历史从根本上来说不过是人的自然潜能的表现而已。因此，“整个人类史都是人的力量、活动和习性的纯粹的自然史”。赫尔德在思想史上首次借助于生物学、地质学、人类学、民族学、地理学、神话学等领域的知识讲述了人类的自然起源故事。正如自然有客观规律，历史也有其因果规律。虽然赫尔德借助上帝来谈人的感知无法触及的历史整体，但他明确认为，“历史是关于现存事物的科学，而不是关于因隐藏的命运设计而可能存在的事物的科学”。他的一项主要工作便是像研究自然现象一样，探究每一个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进而揭示整个历史的因果链条。这种历史哲学所具有的唯物主义内容只有在马克思那里才彻底显示出来。同时，应看到，赫尔德所讲的历史因果链并不是机械论的，而是有机论的。在他看来，历史存在之间因内在力量而相互联系，构成一个整体、“一个有机的存在”，并在坎坷的路途上实现进步，趋向于有机整体的实现。赫尔德喜欢用生物的成长来隐喻历史的发展。他说：“就像树从根部生长一样，艺术、语言和科学也是从它们的源头生长起来的。在种子中蕴藏着植物的各个部分，在精子中蕴藏着动物的四肢，在现象的起源中蕴藏着阐释的全部珍宝，通过这些珍宝，对现象的解释变成了发生学的。”可以说，在黑格尔之前，赫尔德已经致力于将自然、历史和精神的世界描写成处于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并致力于揭示其中的内在联系。

　　赫尔德关于历史的自然主义解释、对历史的辩证化理解以及将历史发展为因果科学的尝试主要通过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对马克思产生了影响。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基于费尔巴哈的感性学指出，历史与自然通过人的活动而紧密联系：全部历史不过是自然人化和人化自然的辩证过程。“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这种与赫尔德的讲法极为相似且具有共同内容的观点被马克思保留下来，成为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之一。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主要致力于人类史研究，但他没有忘记从“有生命的个人”出发，从地球给予人的自然条件出发，从人的独特素质出发，理解历史的起源和方向。而且他不忘提醒读者，“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与赫尔德一样，马克思也将人类史看作是通过复杂的因果关系表现出来且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过程。对于马克思来说，“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他的主要工作便是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的特殊规律，进而宣判资本主义的死刑。对于熟悉黑格尔辩证法的马克思来说，这个过程是有机的。马克思常将某种社会形态比作“有机体”。比如，在谈到资本主义社会时，他说，“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这种隐喻的意义在于，既指明社会是由各要素相互作用构成的整体，又指出历史是一个因矛盾运动而不断扬弃自身的过程。从这种有机主义可以看到，马克思的思想中仍然保留着由赫尔德引领的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持久遗产，即对一种统一性和总体性的渴望。这一点在青年马克思那里表现得极为明显。即使在创立唯物史观之后，马克思似乎也没有完全放弃这样的观点，即人类“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

　　尽管赫尔德从一开始并未将自己的观点发展到马克思的立场所需要的程度，但马克思从赫尔德那里多少得到了自己所需要的思想灵感和理论资源，并将其改造和糅合进自己的问题结构和理论语言中。这些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无法被直接辨认却具有亲缘性的思想观念似乎常会发出微弱的“共振”。

　　“共振”是因为“同频”。将马克思与赫尔德真正联系起来的纽带恰恰是即将在19世纪占据支配地位的“历史”精神。西方近代社会的高度理性化趋势以及由此引发的哲学和文化危机为马克思与赫尔德提出的共同问题是，对哲学进行反思和重新定位。在理性哲学的合法性受到质疑之后，在对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的深深不满之中，他们提供的答案似乎有着相似的立场。赫尔德厌恶启蒙的理性哲学，因为它遗忘了人的情感和品质及其表现出来的活生生的丰富的世界，因而在道德上是有害的，无助于人们在现实中的自我提升和改善。对于他来说，历史如此丰富多彩，任何抽象的概括都显得“死气沉沉、残缺不全、苍白无力”。赫尔德在1765年的应征文《哲学如何变得更为普遍且造福于人民》中大声疾呼：“所有理应归于人民的哲学，必须以人民为中心······如果我们的整个哲学成为人类学，那还会有什么卓有成效的新发展不会出现呢？”这是一种以“人民”为基础的准经验主义的人类学，不仅是对其可能性条件有所意识的科学，而且是走向人的文化生活的历史深处进而解开人性之谜的哲学。与赫尔德一样，马克思也极为反感思辨的哲学，因为它遗忘了世俗世界，不仅无助于人的解放事业，而且对之有害。他想要哲学围绕“人”旋转，使其成为“人的启示”。当马克思逐步意识到人的本质规定性从根本上源于其物质生产活动并最终和这种活动相一致时，他开始研究人的物质生产活动的现实的历史，希望由此发现人的自我拯救之路。可见，不论是作为人类学的哲学还是作为历史理论的哲学共有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哲学陈述相关于人的存在整体，而非其碎片；同时，哲学陈述在人的生活范围内表达人的生命”。换言之，赫尔德与马克思都致力于哲学与生活、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如果说“赫尔德是事实和价值、理论和实践、‘是’和‘应当’、理智判断和情感活动、思想和行动相互统一的世俗学说的发起人”，那么马克思则是这种“世俗学说”的真正实现者。

　　赫尔德的准现实主义立场生产了许多珍贵的思想财富。人类学是赫尔德哲学的总问题，人类学建构是赫尔德终生追求的事业。这种甚至“刻意”以非系统形式出现的人类学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历史同一性的幻觉。在他那里，人在本质上是熟悉的，无法被概念化的；人的尺度不是普遍的、跨时空的；人的秘密就在他的感性形象中，就在他的时间性之中。赫尔德赋予人在时间历险中呈现的不同存在样态以独一无二的地位和不可剥夺的价值。赫尔德建议，若要真正了解人，就必须进入并真正“理解”每个时代和每个民族的“精神”或文化生活。而为了理解不同的“精神”，他也从自然的起源处寻找答案。可以说，赫尔德的人类学贯穿着一种破除一切意识形态、接触现实存在的决心。按照阿尔都塞的讲法，马克思“重新退回”到赫尔德那里，正是为了通过他而“接触事物本身和真实历史”。

　　但是，赫尔德没有将人看作“感性活动”，没有完全从人的现实的社会关系，从使人具有现实性的周围的物质条件来考察人及其历史。因而，他也就无法将他对历史事物的描述和解释清晰地聚焦于历史光线之下，并在一个科学的高度解释历史的复杂结构和过程。在感性无法触及的细节方面，赫尔德丰富的想象常常会占据上风，其中夹杂着猜测和混乱；在感性无法触及的整体方面，他往往会求助于上帝，有时是启示意义上的，有时是自然神论意义上的。可见，赫尔德的人类学仍未完全摆脱启蒙理性哲学的形而上学桎梏，并不得不求助于形而上学来参与自己的思想建构。对此，梅尼克不无公正地指出：“赫尔德缺乏感性的力量，不能在彻底具体的决定性和赤裸裸的自然-精神的实际性中观察生命和历史构成物。他身上缺乏现实感和经验感觉。”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的人类学体系有着太多矛盾的紧张关系。他反对将人的丰富的生命存在做抽象化处理，但他仍然自觉或不自觉地通过某种难以言说的人性范畴来征服生命的多样性。他的人类学虽然揭示了人类的不同动机、丰富的文化条件、独特的存在样态，但也展示了上帝的普遍的、绝对的意志，似乎人类史“成了神的舞台，即便我们看到的，只是个别场景的开演和落幕”。他的人类学虽然指出和分析了一定的客观条件（地理、传统、风俗、情感、语言等）之于特定人群的影响，但他过高估计了精神的作用，似乎是“悟性把人类生活的一切状态组织为一个连续的统一体”。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按照马克思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赫尔德的人类学在其本质上是一种唯心主义，尽管其代表着一种对人及其历史解释的新思路。这并非因为它否定历史的客观存在和发展规律，而在于对人及其历史的形而上学阐释。它不是在历史的世俗基础中寻找根据，而是在想象的世界中寻找标准；不是历史地考察历史，而是非历史地寻找某种本体并以此来解释历史。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做过精彩的分析：“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进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此，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则与形而上学彻底划清了界限。它不仅在自然领域坚持唯物主义，而且将唯物主义运用到历史领域。因为社会从根本上来说是实践的，所以从生活出发也就是从实践出发，又因为物质生产活动是所有实践中最基本的，所以从实践出发也就是主要从物质生产活动出发。对于马克思来说，任何社会问题都可以通过对物质生产活动及其构成的复杂的社会关系的具体分析和历史考察获得解答。照此来看，人性不过是人们自己的物质生产活动创造的产物，语言从一开始就注定和物质交往纠缠在一起，而历史不过是追求着一定目的的人的活动的世代展开而已。通过对人的物质生产活动的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的分析，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在由因果关系构成的必然性世界中，任何诸如“目的”“天意”“上帝”这样带有形而上学色彩的思想观念都将无处容身。

　　实践始终指向和表达的是人与对象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构成关系及其持续不断的运动。在马克思那里，这是真正的现实，也是唯一的现实。“没有人的现实是不完整的，同样，没有世界的人也只是一个碎片。”在实践不断创造的现实中，一切看似对立的范畴都达成了和解，因为任何范畴都是一个将一切社会要素从属于自己的运动过程。这也意味着，在赫尔德那里存在的矛盾的紧张关系，即人在类层面表现出来的一般性与其在个体层面表现出来的特殊性，因而也是文化的普遍主义和多元主义、历史的连续性与多样性之间的理论对立，便一同消融在人的持续不断的感性活动中。

　　马克思与赫尔德的思想关联是有迹可循的，尽管探寻的过程比想象的更为艰难。马克思阅读过赫尔德部分作品，而且通过其他思想家的作品与赫尔德保持着隐性对话。而且，他们在关于人、语言和历史的理解上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这并非偶然。因为身处于哲学和文化世俗化的转折点上的他们有着共同的理论使命，即调和理想与现实、普遍与特殊、抽象与具体之间的关系。对马克思来说，走近赫尔德意味着将其中包含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内容接受下来，以便能够在综合的道路上真正地接触到现实世界。不过，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走得更远、看得更高，与赫尔德的仍带有形而上学色彩的人类学形成了本质的区别。

　　显然，将赫尔德与马克思的思想关联无限制地放大或将二者严格对立起来，都是令人怀疑的。“批判”“改造”“扬弃”诸如此类的字眼也无法清晰地阐明赫尔德的思想要素进入马克思思想的复杂过程。马克思与赫尔德的思想关联远非如此简单。意识到这一理论事实会对我们更客观地审视二者的关系有所帮助。不过，仍需进一步追问的是，马克思与赫尔德言说的共同之物和不同之物究竟对当时的欧洲以及今天的社会意味着什么。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

　　来源：《哲学动态》2025年第2期

　　网络编辑：保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