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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肯定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相关人物、事物和问题的论述十分广泛，如提到成吉思汗、喜马拉雅山等。同时，至今刊行的各种语言文字版本的“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专题汇编，实为选编而非全录，而相关研究却多依赖于此。因此，开展对“马恩论中国”的基础性与创新性研究，应厘清文献“家底”。从1839年3月至1894年11月，“恩格斯论中国”的作品（包括恩格斯与马克思合著但不含马克思著、恩格斯编的著作）至少有80件。在此，综合时间分布、体裁类型、文献价值和时代意涵，仅列举分析未收入《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2015年版）且未见相关研究的三篇具有文本群”意义的文章，以便丰富恩格斯生平事业、文本思想及马恩关系的研究。 

　　政论《伍珀河谷来信》（1839）在宗教批判时首提“中文”。学界将恩格斯对中国问题的关注，最早溯至1845年的《在埃尔伯费尔德的演说》。事实上，恩格斯在1839年、1840年、1842年就有三篇关于宗教批判的文章，展现着其革命民主主义的观点，均隐含对“中国”的关注。 

　　《伍珀河谷来信》是恩格斯首篇论中国的文章，也是他发表的第一篇政论新闻作品。恩格斯在伍珀河谷度过了童年和中学时代，1838年到不来梅实习经商，并同激进文学团体青年德意志建立了联系。1839年初，恩格斯为该派的进步文学期刊《德意志电讯》撰写了第一篇篇幅较大的政论文章《伍珀河谷来信》，未署名连载于当年3—4月。3月的第51号上，恩格斯批判埃尔伯费尔德宗教改革协会的传教士时指出，“他们连圣经是用哪种文字——中文、犹太文还是希腊文——写的”，都未必知道，却总以所谓正教传教士的话来胡乱判断一切。此处的“中文”显然被作为一种独特文明的象征。 

　　1840年1月，恩格斯在给他的同学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认为，现代泛神论，在“中国人”和“祆教徒”那里可以找到。这是恩格斯阅读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后得出的结论。1842年初，恩格斯在为批驳谢林的宗教神秘主义哲学而写的《谢林和启示》中，将“中国宗教”与南太平洋的“奥塔希提宗教”并提，实则表明两地都是西方人想象中的遥远异域。另外，1839年的《时代的倒退征兆》德文原文和英文译文分别用了“chinesischen Stillstandshelden”和“Chinese stagnation”，也提及“中国”。 

　　不过，中文版将其译为“裹足不前的”。可见，“中国式停滞”在欧洲被广泛用作隐喻。辞典条目文章《缅甸》（1858）谈中外文化商贸交流。1857年、1858年是恩格斯论中国最多的两个年份。《英人对华的新远征》《波斯和中国》《俄国在远东的成功》等政论文章专论中国，一些条目文章也别具价值。1857年7月至1860年11月，马恩合作为科学参考辞书《美国新百科全书：常用知识辞典》撰写了70条左右的条目文章。其中，恩格斯的《阿富汗》《爆炸弹》《炮兵》《海军》等都谈到了“中国”。恩格斯1858年2月至3月初所写的《缅甸》有15处提及“中国”、1处谈及“西藏”，而马克思1853年就写了《缅甸战争。——俄国问题。——外交官的有趣信件》，这些都对认识西南丝绸之路的历史与愿景具有启示。 

　　首先，《缅甸》一文介绍了中缅两国在地理上相邻：缅甸北面是（中国）西藏、东面是中国（云南）；北方山坡上种植着大量地道的中国茶树，中国茶一般都是泡着喝的，当地居民却不泡茶喝，而是吃茶叶，还在茶叶里拌上植物油和蒜；靠近中国边界处的博敦开采银矿；同中国接壤省份的居民在中缅两国政府的管辖下生活。其次，《缅甸》一文阐述了中缅密切的商贸往来：“缅甸同中国的贸易极为广泛”，各地盛产的松节油大量输往中国；瓷器从中国输入；缅甸生产丝织品，用的却是中国生丝；缅甸向中国输出原棉、装饰用的羽毛（主要是蓝松鸦的羽毛）、食用燕窝、象牙、鹿茸、犀牛角和某些比较稀贵的宝石；缅甸以此从中国交换的输入品有加工过的铜、黄砷、水银、硃砂、金属器皿、铜丝、锡、铅、矾、银、金（包括金叶）、陶器、颜料、地毯、大黄、茶叶、蜂蜜、生丝、丝绒、中国烧酒、麝香、铜绿、干果、纸张、扇子、伞、鞋和衣服。最后，《缅甸》一文比较了中缅在种族、宗教等方面的差异：缅甸人是住在印度斯坦和中国之间一带的种族，从体形外貌看更像属于蒙古人的类型；缅甸人信仰佛教，所保持的宗教仪式不像在印度和中国任何地方那样受到其他宗教的影响；缅甸的佛教徒在某些方面不像中国的佛教徒那样膜拜神像。 

　　虽然辞书的编写要求和条目的体裁形式决定了文章的资料性、简洁性和通俗性，但恩格斯、马克思在搜集资料、阐述事实、分析评价等方面无不体现着科学态度、严谨精神。 

　　1858年2月11日，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到，“《缅甸》这篇东西非常讨厌，读了几大本书，仍然弄不出有条理的东西来，因为文章必须写得简短”。2月18日，他再次跟马克思提到，“《缅甸》是篇很费力的文章”。正如莫斯科马列主义研究院专家伊娜·奥索波娃所说，“如果恩格斯没有足够的时间搜集资料和书籍，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严肃认真地、不受任何约束地研究题目，他宁愿不写这个条目”。 

　　《新发现的一个群婚实例》（1892）译述人类学意义上的“中国化”。晚年的恩格斯研究了原始社会史，丰富了唯物史观。他在1884年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1891年该书德文第四版序言中分别论及“西藏的多夫制”和“西藏的一妻多夫制”。《新发现的一个群婚实例》则是恩格斯搜集并翻译的有关原始社会史研究的史料以及他所做的说明，证实和补充了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观点。 

　　1892年11月底至12月初，恩格斯在译述写成的《新发现的一个群婚实例》中，除了有3段说明性文字外，主要是对1892年10月14日《俄罗斯新闻报》上发表的一篇俄语报道的德译文。该报道是一篇俄国民族学家对库页岛的吉里亚克人（尼夫赫人）的生活和社会制度的研究成果，用了“中国化的”或“汉化了的”（China-ised）的表述，即吉里亚克人“长期隶属于中国化的满族人”，但保存着原始部落的美德，并未受阿穆尔边区居民的影响。本归清朝的阿穆尔在1858年的《瑷珲条约》中被割让给俄国。“中国化”一词就在恩格斯那里以人类学、民族学的含义直接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联系到了一起，这为溯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提供了导引乃至路标。 

　　恩格斯在翻译时，对原文有10余处改动，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用语替换了原报道的用语，使表述更清楚而易于为德国读者理解。由此还可窥见，卓越的语言修养、丰富的翻译实践、严谨且富有创造性的译风和尽量服务读者的宗旨，塑造出恩格斯的“翻译家”形象。 

　　网络编辑：保罗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8月18日